焦虑：蔓延至各阶层 

    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当日上午，心理卫生专家在鸟巢西侧广场为北京市民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指导时发现，焦虑是市民咨询最多的问题。 

    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日前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民众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 

    “内心紧张不安，担心要发生什么不利的事，感到不愉快”……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挥之不去的空气，蔓延至社会各个阶层。 

    国家人口计生委日前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1》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农民工整体的47.0%。他们的青春因收入低、难融入城市、未来走向不明、疏于照顾子女等而沾满太多焦虑。 

    与此同时，焦虑、抑郁等“官心病”也让部分官员陷入心理困境，官员因之自杀的新闻时见报端。身居社会中间层的普通市民，或忧心就业、买房，或为子女教育发愁…… 

    一条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众的焦虑情绪：“我的股票赔得底掉，房贷还差90万，老板还经常扣工资，买的家具是达芬奇的，买的醋是勾兑的，买的奶粉是有添加剂的，想买车要摇号，想增加工资老板又不同意，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双江他儿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刚’他崽，非死即伤。” 

    有分析认为，中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或说“公民焦虑”时期，而这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韩国，焦虑情绪同样蔓延，自杀率提升。 

    成因：速度的代价 

    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伤痕》作者卢新华说，“伤痕文学可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过去有伤痕，现在也有。或许，焦虑正是当下中国社会的一条伤痕，它刻在很多人心上。 

    对于“全民焦虑”的成因，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李强教授认为，这是速度的代价。“中国用30年走过了其他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急剧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战，整个社会范围内也就出现了全面的焦虑。” 

    以4个城市数千户居民为样本，有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压力情况进行心理测量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社会转型的变化与竞争、不确定性等压力源是形成焦虑的主要原因。 

    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会不公现象，加剧了中低层民众的焦虑感。“入园难”、“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等问题，大多数人必须面对。加之，“四大名爹”、社会贪腐、分配不公等现象，导致社会心理失衡，强化了普通民众对现状和未来的不安。 

    痛苦有时源于选择的多元。李强补充说，社会的开放和多元，一方面给人们升学、择业、择偶和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选择余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冲突的增多和焦虑的出现。 

    还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对缺失，崇权拜金主义盛行，也是导致全民焦虑现象的一个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多才幸福。这种衡量标准让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状态。 

    破解：个体疏导与政府着力 

    焦虑，关乎个人与家庭幸福，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如何解决，需要个体与社会共同着力。 

    天津心帆心理辅导中心贾晓波主任发现，前来接受心理辅导的人当中，近70%都有焦虑、压抑、抑郁等心理困扰。 

    焦虑的产生是因为对可预计的、即将到来或发生的事有所担心，怕应付不了。贾晓波从个体的心理调试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 

    首先，认知调整。正确的自我认知是进一步找到解决焦虑的途径的首要条件。做到正确自我认知、自我判断，才能正确地看待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找到解决焦虑的办法。 

    其次，情绪调节、疏导。出现焦虑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径，释放不良情绪，通过自我调节摆脱焦虑的情绪。 

    最后，药物治疗。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应寻找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咨询，根据医生帮助选择通过药物治疗。 

    焦虑，既是一种个人心理困扰，也是一种“社会病”，它不仅关乎个人与家庭的幸福，更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 

    有分析认为，破解社会焦虑，政府应承担营造“大环境”的责任。改革开放30余年，在举世瞩目的高增长背后，中国政府意识到社会心态失衡等社会问题必须妥善解决，让民众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过“幸福有尊严的生活”。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构建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和谐、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正成为政府努力的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雅彬认为，“制定政策时，政府还应充分考虑政策的科学性、连续性和社会影响，减少因政策的不连续性等因素导致民众对未来的不确定感，减少对个体造成刺激和重大挑战。” 

    此外，杨雅彬认为，解决焦虑还要从教育入手。经历了知识、劳动技能、人格三个维度的公民教育后，“自身有能力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人与人之间存在人文关怀，违背社会规则现象减少”，就可以削减产生焦虑的心理土壤和外部环境。而办好教育，是政府分内之责。

2011年10月21日 06:09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石畅　赵展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