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文稿》：薄熙来：选准‘肯干活、能出活、出好活’的干部等8则

薄熙来：选准“肯干活、能出活、出好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 

　　选拔任用干部，重点要把握两个方面：一是能促发展，要把那些“肯干活、能出活、出好活”的干部选出来，绝不能任由一些干部占着位置享清闲。小平同志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必须坚持这个中心，在干部选拔任用中充分注重促发展的能力。二是政治强，要选准用好那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领导干部的头脑一定要清醒，我们搞的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要树立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只要我们始终如一地按照党中央确定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的发展质量和速度就一定会优于西方。

　　（来源：《当代党员》2011年第10期）

　　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在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复杂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方面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来源：《经济日报》2011年11月8日）

　　李建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概括提炼，是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的坚实基础，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精神内核，是兴国之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明了中国发展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凝聚了民族团结的力量。身为炎黄子孙，不论身处何地，不论相互之间有着何种背景、经历等方面的差异，都无法改变我们所承载的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气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奠定了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国家的强大不仅需要经济、军事等物质领域的支持，更需要民族文化、思想道德的支撑。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传统伦理美德与现代公民道德相结合的伦理价值观念体系，旗帜鲜明地指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期的道德价值追求，为社会成员作出道德判断、选择道德行为提供价值依据和具体的原则规范。社会主义荣辱观将有助于培养具备高尚人格和道德理想的社会公民。

　　（来源：《光明日报》2011年11月9日）

　　单仁平：“文化建设”成功，国家才不会失败

　　六中全会以来，“文化建设”受到舆论的更多关注。一些人主张，文化应当脱离“国家的管制”，并应“自下而上”形成。这种主张显然有相当强的政治寓意。大文化当然有方向，并且都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契合。从一定意义上说，苏联的失败是文化的失败。苏联文化曾非常发达，英雄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都受到推崇，出了很多打动、激励当时人民的作品。但它后来与现实生活脱离了，成为整个国家路线脱离现实被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的部分之一。文化与现实相结合，首先是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诉求相结合。认为发展流行文化就是贴近群众，是浅薄的。中国今天谈“文化建设”及“文化强国”，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社会对“文化”的认识已经变得相当成熟之后。作为大文化，它首先应当是中国对自我及对世界的客观认知，是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存在形态。对于具体文化产品的升级，如何把握好文商结合的市场化“度”，既要鼓励推动它，又不能使它走向“市场中心主义”的极端，中国很缺这方面的经验，但它却是中国未来文化健康度的关键性因素。

　　（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10月24日）

　　孙海峰：新媒体冲击下的报纸对策

　　新媒体的兴起使报纸等传统媒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有关报纸即将消亡的观点更加甚嚣尘上。以至于有人认为，报纸作为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的时代已经结束。尽管新媒体具有迅速、海量等报纸无法比拟的优势，但由于信息来源缺乏权威性、可靠性，传播者在筛选繁杂的信息时缺乏专业训练，且难以做到公正客观，往往使传播的信息可靠性不强，信息量大而重点不突出，表达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倾向性。而这些信息传播中的硬伤，恰恰是报纸能够有效避免的。具体而言，报纸当前应重点从以下四点入手，形成自身应对新媒体冲击的对策：一是用可靠的信息树立报纸权威性。二是用深度报道克服信息传播速度短板。三是用评论提高报纸吸引力。四是用跨媒体互动改善报纸传播方式。

　　（来源：《甘肃日报》2011年10月24日）  

　　汪行福：危机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反思

　　对危机的分析和批判，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介入思想和政治的途径，也是推动政治经济学深化和发展的动力。当代马克思主义者普遍认为，最近的资本主义危机是系统危机，其根源是资本主义体系和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内在矛盾。卡利尼科斯教授在《幻想的篝火：自由世界的双重危机》中指出，此次危机有两个标志，一是2008年俄罗斯为阻止北约东扩发动的对格鲁吉亚的战争，它重挫了美国的全球霸权；二是雷曼兄弟投资银行的破产，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日益恶化。在对危机的分析中，作者拒绝对原有体制修修补补的凯恩斯主义，也反对主张政府完全放手不管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只有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对自由资本主义进行系统改造，才能为人类提供真正的出路。墨里.E.G.斯密教授的《危机中的全球资本主义》把当前的危机理解为由生产过剩、信贷和金融危机组合的危机。大卫·哈维教授在《资本之谜及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强调，资本的本质在于流动性，资本不是物，是“创造性的破坏”过程。资本主义是非理性的理性者，为了给自己创造资本积累的条件，它不断地诉诸战争、破坏和危机等手段，因此，危机是资本主义再生产机制的一部分。

　　（来源：《社会科学报》2011年10月13日）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新自由主义的新说辞:垄断即竞争

　　垄断处于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核心，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对垄断的承认和重视，很难被主流经济学家所效仿。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当然直到80年代初，这个领域恰恰走向相反的方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胜利不是高超的论辩技巧或一流的研究的结果。它最好被视为同垄断——金融资本的兴起相伴随的必要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对应物。乔伊斯．柯尔克于1988年在《重组世界经济》中有力地描述了20世纪70和80年代在资本全球化的迫切性上的普遍转变：资本为追求利润而持续流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润主要发生在金融投机和商业寄生，以及其他短暂无常的服务部门，而不是在生产当中……20世纪80年代金融“产品创新”的惊人增长，股票市场的国际化，银行和公司为了尽快获得收益纷纷进行货币投机……所有这些都遵循资本主义规律。与此同时，资本集中于大型联合企业和贸易公司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日益增长的竞争已经在所有部分——金融、基础工业、商业——创造了生产能力过剩，阻碍了投资，鼓励了非生产性金融投机。理解垄断权力不但对理解资本主义体制如何运作和停滞以及金融化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对于理解政治和统治的真实世界、对任何有意义的帝国主义分析是必要的。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0期）   

　　陈先奎：自由压倒平等是美国之殇

　　2011年最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是“中东革命”不仅没有按照某些人的意愿席卷伊朗、中国和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反而令人极为尴尬地演变为今天的“华尔街之秋”，成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原因何在呢？欧美社会长期以来的问题，是自由压倒了平等。但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上升到统治地位，当社会大众的平等要求与垄断资本的自由原则有矛盾冲突时，大众的平等要求就必须绝对服从资本自由的制约和规范，甚至会被纳入社会主义的“敌对意识形态”加以攻击。于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自由成为核心价值，甚至中产阶级以下的人民大众长期以来也都“被自由”了。“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可能反对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但是却通过公开反对不平等的街头政治形式，要求在自由与平等之间作出新的权衡与抉择，要求把反映99%切身利益的平等主张上升到美国核心价值的高度，这必将能够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来源：《环球时报》2011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