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辩证法和重庆经验

重庆辩证法：超越“左”和“右”

钟 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左”和“右”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左”，也没有绝对的“右”，历史总是在“左”和“右”的动态平衡中走向未来。重庆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超越“左”和“右”的羁绊，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近年来，重庆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中灵活运用唯物辩证法，形成了充满辩证智慧的重庆辩证法。重庆辩证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方法论——唯物辩证法在重庆的具体演绎。

重庆辩证法的智慧内涵主要有七个方面

辩证法不是诡辩法，也不是变戏法，其精髓在于找到结合点，将矛盾双方具体地、内在地统一在一起。重庆辩证法不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唯物论原则，而且既能“一分为二”、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地“合二为一”，善于通过辩证智慧找到结合点，统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重庆辩证法的智慧内涵主要有如下七个方面：

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重庆始终坚持全面、完整、准确、科学地贯彻落实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在坚持“一个中心”的同时，不偏废“两个基本点”。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不偏废四项基本原则。重庆实践始终以改革开放为“杀手锏”。黄奇帆形象地把改革和开放誉为两把“金钥匙”，称其是一对“孪生兄弟”。近年来，重庆市推行了以公租房建设为重要内容的“房改”、以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目的的“户改”、以“地票”交易机制为核心的“土改”、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为宗旨的“社改”，这些改革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突破口。重庆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率先提出建设内陆大开放战略高地的构想，同时，“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与此同时，重庆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做“传家宝”，不动摇，不偏废。薄熙来强调：“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四个坚持就没有稳定，改革开放也是空的。”正因为如此，重庆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致力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打黑除恶”、“三项活动”、“三项治理”、“三项行动”遏制腐败，改善党群、干群关系，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建设，巩固人民政权。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为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民生既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持久的动力。在重庆，民生就是以人为本，就是人民幸福，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导向。重庆实践充分尊重了人民的主体性，找到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薄熙来指出：“民生就是内需，就是消费，有效地改善民生和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不仅不分散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使经济发展的各个环节良性互动。有效地改善民生，不仅不扯经济的后腿，还会有力、持久地推动经济。”重庆把改善民生既作为发展的目的，又作为持久的动力。2010年以来，重庆干了十大民生工程，有效地刺激了内需，拉动了消费，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困难，GDP还保持两位数增长，财政收入增加了49%，实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重庆经济的快速发展又保证了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成果。“两个50%”(重庆要求全市财政支出和干部精力分别拿出50%用于民生工作)为重庆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了财力和人力保障。

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做大蛋糕”、讲效率是生产力的价值诉求，“分好蛋糕”、求公平是生产关系的价值诉求。近年来，重庆没有搞GDP崇拜，也没有放任两极分化趋势的扩大，而是适时调整生产关系，致力于通过解决民生问题、“缩差共富”、努力分好“蛋糕”。公平地分好“蛋糕”，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调动了劳动者和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刺激了消费，扩大了内需，为“做大蛋糕”提供了发展动力。重庆实践充分说明，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重庆之所以能完美演绎“做蛋糕”与“分蛋糕”的合奏曲，是因为找到了二者内在统一的实践路径，即共同富裕。薄熙来精辟地揭示了其中的奥秘：“共同富裕不仅是发展的目的与归宿，也是发展的过程与动力，共同富裕应该贯彻于发展的全过程。”实践证明，抓共同富裕并不耽搁发展，抓共富本身就是抓发展，共富与发展越良性互动，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就越好，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越多，越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实践还证明，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谐实惠的“沃土”，只有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才能生长出和谐社会的“参天大树”。

灵活运用政府与市场“两只手”。黄奇帆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方面的实践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无法、也不应该承担‘无限责任’;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会有‘失灵’的地方。政府与市场‘两只手’要灵活运用。”在重庆实践中，这“两只手”运用自如：一是让市场这只“手”发挥好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例如，通过成立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等七大要素市场，用市场化手段，激活城乡资源要素。二是在市场这只“手”失灵的时候或达不到的地方，政府及时出“手”。重庆在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关爱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等问题上，由政府兜底。政府“打黑除恶”净化市场环境，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三是政府与市场“两只手”同时发力。例如，重庆既不走计划经济时代福利房的老路，也不完全依靠市场，而是创造性地开启了商品房、公租房“双轨”运行的格局，创新性地打破高房价困局。目前在全国40个主要城市中，重庆平均房价最低。

精神可以变物质。重庆既要建设开放高地，也要建设道德高地，要把两个高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薄熙来形象地指出：“钢铁和大炮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财富重要，GDP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精神可以变物质’，正义的事业无敌于天下！物质与精神是辩证的统一，国家要发展，民族要振兴，既要讲价值规律，也要讲精神气概。”近年来，重庆力图从根本上解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通过“唱读讲传”，用包括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精华，也包括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教育群众。与此同时，重庆始终把满足百姓的文化需求与发展经济融为一体，用先进文化照亮人心，团结民众，把先进文化汇聚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

国民共进，抱团发展。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重庆通过创造“八大投”、“渝富”等模式，不断做大做强国有经济，其国有资产规模由2001年的0.17万亿元增加到1.25万亿元，由全国第19位跃居第4位，增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并较好地实现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重庆的国有经济发挥了其在国民经济中主导作用，被誉为“第三财政”。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是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则。在重庆实践中，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民共进”、“抱团”发展的良好态势。一批国有企业的成功上市和ST上市公司的成功改造，使非公企业从中获得股权增值收益168亿元。万亿元国有资产中，非公经济参股已达38.6%。这种“抱团”大大增强了民营经济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

森林重庆建设，既是民生工程，也是环境工程，还是一个经济工程。重庆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且质量较低，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建设森林重庆，培育森林能够有效改善全市以及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系统安全。森林重庆建设“一年种了十年树”，营造了城市“大氧吧”，惠及全民，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人居环境，提高了人民的幸福指数。森林重庆建设加快经济产业结构向绿色生态产业的转型。通过充分发掘山区广阔的山林资源，提高山地生产效益，使林业发展成为加快山区发展，促进山区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

用辩证法的智慧，客观全面地看待和评价重庆实践

重庆实践超越“左”和“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随着历史条件和时代特征的变化，“左”和“右”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左”，也没有绝对的“右”，历史总是在“左”和“右”的动态平衡中走向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始终在“左”和“右”的调整中寻求着动态平衡，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重庆实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化实践，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断超越“左”和“右”的羁绊，因地制宜，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会贯通。重庆的实践吸收了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经验，既坚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又学习了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发展经验。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是重庆实践的灵魂，既不迷信“马教条”，也不迷信“西教条”。重庆站在时代的前列，走的绝不是文革的老路，更不是资本主义的邪路，既不蹈文革旧路，也不步欧美后尘，注重改革创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其改革创意不亚于80年代的深圳开发，也不亚于90年代的浦东开发，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在全国率先破题。比如，重庆创造性地破解内陆开放难题，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创新公租房管理模式，堵住了利益输送的“黑洞”和政府无休止地修建公租房而产生的投资“黑洞”等。

求真务实是重庆实践的内在品质。薄熙来曾对求真务实精神进行了生动地强调：“我们不能讲空话，言出法随，说到做到，不能放空炮。”重庆实践针对各种难题，谋实策、出实招、求实效，不哗众取宠，不摆花架子，实实在在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五个重庆”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市委全委会提出的“民生十条”和 “共富十二条”，条条看得见、摸得着，条条可测量、能落地。目前的重庆实践表明，“五个重庆”的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民生攻坚战也正进行得如火如荼。“缩差共富”迈出实质性步伐。之所以说重庆实践不是喊口号，还因为重庆的决策者着眼长远，深刻洞悉国内外经济发展新趋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内在规律了然于心。

既不能“丑化”重庆实践，又不能将重庆实践“美化”。要肯定成绩，正视问题。当前关于重庆的看法中有两个极端，一是“丑化”，把重庆的“唱红”丑化为“文革重现”，把“打黑”丑化为“黑打”；二是“美化”，忽略重庆发展存在的问题，把重庆实践“美化”。“丑化”大多出于对重庆的不了解。“美化”重庆是对问题的回避，无疑是对重庆的捧杀。这两个极端都不符合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要防止两个极端，必须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重庆实践。要知道“唱红”绝不是走回头路，不是回到文革；要知道重庆的“打黑”是实实在在的“法治”，它有两条“底线”。更要知道重庆是后发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对困难，重庆的决策者运用辩证智慧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薄熙来提醒大家：“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必须一分为二，必须看到问题，必须有忧患意识。”“我们有不进则退，不治则乱的压力。”黄奇帆更是提醒大家：“重庆的很多改革创新措施既是发展经济的‘杀手锏’，又是一把‘双刃剑’，需要紧绷神经，高度注意”。

2010年，美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外交政策》称重庆是“中国的明日乐园”，“中国扬子江上的芝加哥”，“世界的未来之星”，“全球化城市发展的标杆”。美国《连线》杂志把重庆誉为“藏在大雾后的发展速度最快的世界大都市”。西方媒体对重庆如此高度的评价，与其说是对重庆实践及其辩证智慧的认可，不如说是西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创造的“中国奇迹”的赞许，也许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认同。

重庆经验一二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温铁军

重庆的一大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

重庆的一个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干大事，主要是政府要解决极高的建设成本问题。重庆的土地开发成本极高，它的一个开发特点是地形变化较多。现在重庆的发展主要是向北和向两翼扩张，用隧道、桥梁、高速公路把原来未经开发的两条沟纳入到主城区开发的范围内。现在重庆主城区面积翻番，从原来的不到600平方公里翻到现在的1200平方公里。巨大的土地资源转化成土地资产，再变成土地资本，这个跳跃过程产生了巨额的资本化收益。由于重庆的开发成本过高，一般的私有个体经济很难在这个领域中发挥作用;而且重庆的开发条件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进行谈判的结果，重庆得到了十二条优惠政策，因此一定是规模相对较大的国有公司才有可能承担如此巨大的开发成本。

此外，重庆的开发条件和沿海不一样。沿海的开发，比如珠江三角洲是行政村一级，是开发本地农民的土地，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一个珠三角的县级单位每年差不多都有60亿左右的地租收益拿回来分给农民，而且这不是用政府资本，至今珠三角资本中80%是以港资为主，不是国有资本。重庆是完全不同的类型。重庆的开发主要是土地资源的扩张，在这种条件下一定是高投入的，而且这种高投入只能是相对有规模的国有大公司才能做得了。

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

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一方面，重庆因土地开发成本成倍的甚至是两倍多的高于沿海地区，高于长三角、珠三角，因此不具有引进外资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以往的重庆国企改革中，我们把原来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打散了，分别做的微观改革，因此不再具有一个完整的产业结构。这两个制约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为什么说两个突破，其实是针对这两个制约的。重庆为什么有这么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外资的进入，第二是本地国有企业的全面重组。我们想解释，为什么重庆能够短期内大规模吸引成规模的外资，为什么重庆能够同时使得本地以所谓“八大投”为代表的地产业得到很快的突破性增长呢?

土地资源规模开发使得产业链的全部环节，从研发、到一般的零部件生产、到最终的包装和出口，都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这就意味着把一个产业全部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处理掉了。这点和我们目前所有的因产业分散、不能集中而遭遇到产业升级困境的地方有异曲同工之妙。重庆因为是一张白纸，新开发的两个沟，原来完全是农地，没有工业，这样才能把主城区的第二产业，按照产业分布的一般规律变成产业集中的块状经济，这是重庆产业资本崛起的重要内涵。吸引外资进入只有利用产业相对集中的优势，只有形成块状经济才能把所有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要吸引外资进来，不做产业整合不可能的。我举一个例子，既然浙南是中国市场经济程度最高的地区，为什么外资进不来?从制度经济学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交易成本太大。重庆为什么可以地处内陆山区却能有成规模外资进入，原因就在于此。

地产资源的翻倍和对地产的开发，把重庆城区的面积扩大了，城区“退二进三”，使城区地产增值，就实现了第二财政。由于地产开发主要是国企在做，于是国企的收益变成第三财政，成倍地扩充了重庆地方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和民生新政的财政条件。地产开发只能“八大投”干，效率才高，才能克服高成本。

“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

官员和体制的腐败和灰色经济的普遍化泛滥是完全一致的。外资大规模进入必须得先清除掉本地高度灰色化的地方经济。灰色化在大多数地方是一个普遍趋势。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清理灰色经济，只抓官员腐败，只抓警察队伍建设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经济基础是不能建立正规的信用制度的。想要形成契约关系、形成市场经济，那是徒劳，因为面对的是面广量大的灰色经济。这是中国特色吗?——不是，世界各国都这样，连美国灰色经济都很大。去年《经济学家》公布了一个报告说，近年灰色经济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如果把乡村经济的规模纳入进来，中国经济的规模绝不只是5万亿。

为此，重庆开展了“三项运动”：干部“三进三同”、大下乡、唱红打黑。通过这些措施让原来已经在重庆填满了经济空间的灰色经济，即使不能被清除，至少也应该被弱化。如果它充满了重庆的经济空间，红色的国有经济和白色的外资经济是长不起来的。原来的灰色经济，形成的是灰色治理，就包括一部分官员和警察的腐败，如果不能通过“三项运动”，使得社会群众被动员起来，实现再政治化，就不可能支撑重庆现在的这种发展战略。所以我们说，重庆通过“三项运动”来改除灰色经济，实现了良性治理。

在这种情况之下重庆启动“三项活动”，无论是去农村下访，还是干部大下乡，还是“三进三同”，所有这些都是清理基层灰色经济的做法。目前国内很多地方学这种办法，干部下乡去，是很好的办法。

唱红绝不可以孤立干。很多内地省市只学唱红是错误的，唱红是打黑的配合手段。“唱读讲传”重新树立正气，如果不同时打黑，如果黑社会泛滥，还唱什么红?谁信你?更要注意的是，唱红主要是对中下层社会有作用，当要重新形成两大资本突破的时候，直接要处理的是中下层之间的利益矛盾。怎么处理?只靠市场交易行吗?不太可能。所以这几项运动本身，实现了从原来改革中的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去政治化、经济化变成社会的再政治化。没有社会的再政治化，没有社会的再动员，实现两大崛起是很难的。所以系统地看重庆经验，应该知道它不是所谓特殊经验，而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经验来认识的。

这样的三项运动导致重庆出现了四个转型，然后就会实现五大目标——五个重庆。

重庆经验的意义

重庆的区位与新世纪中国南向的区域整合战略是高度结合的。在二十一世纪的地缘竞争中，如何利用中国的区域发展的优势来形成地缘整合，或者叫做亚区域整合，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角度。重庆是整个中国的各种经济区中最靠近西方的一个区域，如果在西南建立了重庆这样一个产业平台，就可以使我们国家的产业延伸到孟加拉，甚至再往前，也就是对印度洋构成一个战略前突。

在产业过剩条件下，西方是战争的方式，中国是整合的方式，这是中西方不同的特点。我们的产业整合就包括区域整合和亚区域整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主要面临的挑战，是发展问题。其实，发展问题现在主要是过剩的问题。过剩的资本包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三大资本同时过剩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能有区域发展的战略调整，就很难理解现在的很多政策措施。所以从重庆经验上升到战略高度来看，我倒觉得，对重庆经验的认识，还不好只停留在个别的或者特殊性的认识上，我们还需要把他和中国在二十一世纪如何参与国际竞争，过剩产能如何释放，区域整合如何操作等问题结合起来看。

总的来看，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