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留守儿童随迁入学，是时候了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相当紧迫

　　邯郸一名初中学生被三名同学杀害一案引发舆论震惊。而据媒体报道，本案中的三名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都是留守儿童，这再一次把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

　　根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共同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20年中国的留守儿童有6693万人。

　　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是城市化和区域经济的集聚发展，带来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从一些相对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特别是大城市集中。但是，我们长期以来所实施的公共服务政策，特别是子女教育政策，主要还是依据一个孩子是否拥有本地户籍来决定其是不是能够入学。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做了大量努力。在一些小城市，流动人口的孩子入学基本无障碍，但是在一些特大和超大城市，子女入学政策主要是以父母的积分为主要标准，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很多年轻的父母在大城市打工，但是他们的子女却只能留守老家。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相当紧迫。首先，这是几千万孩子的教育和成长问题。在孩子的学龄时期，如果家庭长期处在分居状态，孩子缺乏家长的陪伴，学习成绩、身心健康、营养状况等都会受到很多负面的影响。

　　其次，中国正在建设人力资源大国。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减，人力资源的质量越来越重要。等留守儿童长大后，一方面他们的人力资源水平可能无法顺应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可能由于幼年成长环境而引发各类社会问题。

　　再次，当前服务业就业的占比远远超过了制造业。笔者与同事做的一个研究显示，越早进城的农村人群，就越有机会在城市里获得服务业就业岗位，并且收入更高。换句话说，如果留守儿童问题能够尽早解决，就可以让孩子尽早进城，来顺应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这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就业机会和收入。

　　一直以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鼓励父母回老家，另外一种思路是让留守儿童随着父母在其就业和居住的地方，享受到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鼓励父母回老家的办法，其代价就是父母的收入大幅度下降，同时，也会导致他们当下所在城市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价格上升，对于城市发展是不利的。这种做法也不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

　　另一种思路是让留守儿童能够逐渐地跟随父母到他们就业的地方去读书，这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方案。近些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就是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招不满学生的现象。因此，现在就是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的最好时机，这既能够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又不至于让学校出现资源浪费。

　　去年，在浙江、江苏，除了杭州、南京和苏州中心城区以外的其他地区，都已经全面放开落户，有大量的外来人口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落户、在当地入学。这就有力地回应了社会上的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当前城镇化已经没有动力了。实际上，只要我们在体制上能够作进一步的改革，城镇化就可以释放体制红利。

　　值得一提的是，推动随迁子女平等入学，还可以促进有效投资和消费。从投资端看，为解决外来人口随迁子女而新建的学校，本身就是一种有可持续需求的投入。从消费层面看，当孩子留在老家时，在城市工作的父母需要汇款回老家，实际上会导致整个家庭的消费受到制约。监测数据表明，我国流动人口月消费主要在1000~1999元，整体上消费偏低。因此，促进家庭团聚可以通过发挥消费的规模效应。

　　不仅如此，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也会让流动人口对未来形成稳定的预期。他们可以大胆地增加自己的消费，尤其是对一些耐用消费品进行消费。这是宏观上的消费促进和微观上的家庭福利双赢的结果。

　　当然，即便这样做，也不能够立刻实现所有留守儿童都随父母随迁入学的目标。因此，仍然需要加强对留守在老家的这部分孩子的关注。同时，有部分留守儿童在幼年时期随父母到外地生活和读书，但到了一定阶段，又重新回到老家读书。需要对这部分孩子的教育、心理状况提供帮扶。

　　有学者观察到，一些留守儿童回老家以后，会遭受校园霸凌。这些孩子不会老家方言，在父母就业地，他们是外来孩子，回到老家，他们还是外来孩子。他们处在两难之中。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作者：陆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