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情绪激动了就是“太亢奋”；不想说话被定成“情绪低落”；和父母顶嘴吵架、晚睡晚起、打游戏又被看作是“异常行为”……
山东24岁男子莫楠上大学时赶上疫情在家，因上述种种行为被父母“哄骗”进精神病院。
他说，没想到的是，医院诊断出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他对被强制住院治疗的83天经历总结为——生不如死。
为了印证儿子住院时倍受折磨的控诉，其母主动入住同一家精神病院体验，没成想自愿住进去，却没了出院的权利。
而莫楠出院后为证明自己没病，并防止被父母再次送进精神病院的情况发生，他极力劝说父母去看精神科，想用“魔法打败魔法”的办法，剥夺父母监管他的权利，他“成功”了，他的父母也被诊出患有精神疾病……
那么，究竟是人有病，还是相关规定让人钻了空子？
对此，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采访发现，莫楠一家三口的“精神互害”，反映出的是当下一些精神病医院对患者治疗的随意、管理的混乱，以及精神卫生法的不健全。
今年2月，莫楠和母亲前往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
（1）
他的“精神病史”
从高三的一次请假开始
24岁的莫楠家住山东省淄博市。这个大学刚毕业一年的男生，还没经历社会的磨难，身心就已“千疮百孔”。
他的人生没有规划，没有目标，唯一的念想就是打工挣钱请律师，状告精神病院“非法收治”。他日夜反思，自己是如何走上精神病的道路？他的思绪飘回到六年前：“我想，应该是高三时的那次请假吧……”
为了请假休息一天，他求医生开药
2024年2月24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在山东淄博见到了莫楠，他提着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厚厚的维权材料，他说，在被强制关进精神病院之前，他断断续续吃了近五年的精神类药物。让他没想到的是，每一次配合和服从父母的诊治，都成为他后来被确诊为一名严重精神病患者的重要依据。
第一次吃精神类药物，是高三那年。“那会儿住校，每天早上6点要学到晚上11点，每三个星期才能回家一天，感觉身心疲惫。”因此，莫楠想请一天假休息。“我妈说除非我生病。可我有什么病呢？我就是觉得压力很大……”莫楠说，母亲听闻他压力大，当下就把他带到医院，经过导医指引，去看了心理科，“医生建议让我休息下。我妈一听没病，让我赶紧上学。”莫楠为了能休息，恳求医生给他开点儿药，“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都要吃药了就说明我生病了，生病肯定就能休息。没想到，我妈让我吃了药，还是把我送回了学校。”
此后，莫楠求医生开来的药，被莫楠妈妈当成拯救儿子的法宝，持续地要求儿子服用。
只要和父母争吵，就被说犯病了
2017年，莫楠考上了一所一本院校。大学他一度拿到了奖学金，并成为班助帮助他人。但他回到家中，只要和父母发生争吵，母亲就说他犯病了，就要带他去看精神科。“我爸脾气暴躁，一言不和就会揍我，我妈说得激动了就哭，我要据理力争，就说我跟她吵架，她便跑去医院告诉医生，说我病情加重了，需要给我加药量，“她拿回来的药逼着我吃……”
为了让父母情绪稳定，莫楠只能顺从。“顺从变成了习惯，以至于离开家去上大学，我妈都会隔三岔五打电话叮嘱我要按时吃药。”现在回想起来，莫楠都恨自己，“为什么在父母看不到的地方还会那么听他们的话？”
2019年底，身高1.83米的莫楠，体重已达到240斤。“没吃药前我的体重是160斤，而且我发现记忆力减退得很厉害。”莫楠说，“那个时候父母不和，经常吵架，吵到最后矛盾就对准了我，无论是我跟他们吵，还是选择不理他们，他们都说我又犯病了。”他被父母要求去北京看病，被诊断为抑郁状态，“医生说，我肥胖是因为吃的一种精神类药中含有激素。我心想，我被迫吃了那么多年的药，没病也吃出病来了。”
在莫楠提供的就诊病历中，记者看到，他曾于2019年底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就诊，精神检查为：“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接触主动，问答切题。高兴不起来，没有什么兴趣，睡觉不好，吃饭还行，觉得活着没意思，有想过跳楼，但害怕没做……”北京的医生建议请家庭咨询师，“我妈嫌咨询师太贵，又回淄博找医院给我看。”
“医生说可能是父母有问题”
2020年以前，多数的就诊是母亲代他去医院问诊，莫楠说因为他上学没时间。2020年5月，疫情时期，大家都被封在家里，莫楠家中的争吵更加频繁。
“我父亲不允许我进客厅，出了我的房门，就认为我不好好学习……”莫楠网课之余就是打游戏和睡觉，他也渐渐地拒绝父母进入房间，“这些行为，都被我爸妈看作是异常行为，而他俩总因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于是闹起了离婚。
“他俩闹离婚，遭殃的是我。”莫楠说，父亲明确表示，离婚后不再支付他的学费。莫楠求助母亲：“她说她的收入低，只能给我出生活费。”
“没钱付学费咋办？”这个问题萦绕在莫楠心头数天后，他想了一个可以保留自己学籍的办法——暂时休学。申请的理由大致写的是“因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矛盾、心理压力大”等，让莫楠没想到的是，父母真的在申请上签了字。莫楠说，休学的举动，加剧了来自母亲的关怀，三天两头带着他看病。同年7月，莫楠再一次被逼着看病，这次去的是淄博市妇幼保健院心理门诊。“医生听完父母介绍我晚睡晚起、打游戏，不学习，情绪低落、争吵激动，关闭房门拒绝他们进入等等他们认为的异常行为后，医生说我没病，反倒建议我父母要给我空间。”莫楠至今都记得父母当时的反应：“我爸听了很生气，扭身就走了，我妈没主见，也跟着我爸走了……”
莫楠从一堆病历单中翻出一张该院的就诊病历，日期显示为2020年7月22日，记者看到，其被诊断为“适应障碍”。记者查询获知，适应障碍是指在明显的生活改变、或环境变化时所产生的短期和轻度的烦恼状态和情绪失调，常有一定程度的行为变化等，但并不出现精神病性症状。
从此，莫楠拒绝吃药。
（2）
一家三口的精神病就诊之路
1、“反抗住院，被医护控制电击头部”
2020年底，莫楠的父母先后生病，作为独生子的他挨个照顾。
“待他们身体慢慢恢复，就想起让我去上学。但我的程度需跟着下一届的学生才能同步，我爸妈却认为我找理由不想上学。“我父亲对于他曾经拒绝支付我学费的行为，又改口说成是吓唬我的话，如果真的是吓唬我，那为什么要在休学申请上签字？”莫楠感到无力，他对父母善变的行为不能理解，甚至于或许真如医生所说，是他们的精神不正常呢……
就“究竟谁有病”的问题，一家三口争吵不休，“我们相约一起去位于济南的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检查。”
在其提供的日期为2020年12月、1月、2月、3月、5月，以及2021年5月在此的就诊单。该院先后给出“双相情感障碍”和“偏执分裂”的诊断。莫楠认为医生给出的诊断过于自我，继而发生争吵，“因为我反复向医生强调，我目前的不开心，以及抑郁状态，可能是父母造成的。医生就在病历单上写我‘总认对方、外在不好，缺乏自我反思’。
对于这些诊断，莫楠都没在意过，“他写他的，我过我的，谁也干涉不了谁？”后来，他才知道，他和父母相约的一起检查，其实每次只有他接受了检查，父母同意检查只是为了哄骗他去医院。
2021年7月28日晚，莫楠说父母再三保证，这次他俩一定会接受检查的。于是，次日的29日上午，一家动身前往淄博市第五人民医院（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到医院见了一名医生，当时还没挂号，我就被两名比我壮的护士带上楼，说要去住院部给我做检查，虽然意识到被人左右貌似搀扶的举动有点儿怪，但也没反抗，以为是要和父母分开做检查。当上到楼上，身后的一扇铁门被锁上后，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
莫楠回忆，当时任何检查都没做，护士就跟他说要住院3个月。“我说还没检查，怎么就要住院？我一边大声说，一边扭身朝外走，他们有人拦我，我反抗，顺手甩开要出去，一个女护士就突然大喊说我打人了，她的喊声引来了一群人，之后就是我被好些人按在床上，有人用带子捆绑我，有人给我打针，我当时反抗的很激烈，结果就有人电击我的头部，我整个头就跟要炸裂了一样，疼得想死……”莫楠述说这段经历时，眼泪止不住地流。
在被强制住院期间，医生允许他给家人打电话，他求父母要出院，“我爸说了一句话我永远忘不了：‘要割去身上的腐肉，才能长出好肉来。你好好接受治疗……’”莫楠说，在精神病院里，每天都在大量的睡觉，一天能清醒的时间就是下午2点到晚上8、9点。他觉得不正常，于是做了个试验，将吃的药偷偷吐掉，吐了药后，每天清醒的时间长了，无所事事之下开始胡思乱想，想出去后还能不能继续学业，想成了精神病人就没办法考公了，想未来的路怎么走？想如何离开这里？想了很多很多，索性继续吃药……
2021年10月20日，莫楠终于得以出院。
出院没几天，他因过于肥胖，又被父亲送进了减肥训练营。“我的自由再次被父母支配。”莫楠害怕还会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他从减肥训练营出来后，一边收集资料，欲状告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非法收治、且限制人身自由；一边劝说父母去看精神科，“我当时想得比较简单，如果我父母都是精神病患者了，那我被精神病患者强送进精神病院，这算什么？”
2、母亲“以身试病”，不料被诊出精神疾病
两个月的减肥训练后，莫楠终于回归了大学校园。但他并没有放弃维权，他不停地劝说父母去精神科检查：“也可能是我跟我妈哭诉住院期间的遭遇，让她心生怜悯吧，她决定‘以身试病’，亲自住进精神病院里看看。”
2022年5月1日，莫楠的母亲张女士在单位同事杨女士的陪同下，前往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主动要求住院。莫楠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她就诊时，主要给医生说自己心烦、失眠。“当时拍了胸片、做了心电图，电脑答了题，之后我就被诊断为抑郁症。”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张女士说，正合她意，当即去办理住院手续。
这让陪同的杨女士有些不可思议，“她是我们单位的财务主管，我们一块儿共事几十年了，我很了解她，就是平时睡不着觉，我琢磨开点儿药吃吃就行了，咋还要住院？”让杨女士更想不到的是，待她回家准备了些日用品再到医院时，医生咋都不让她俩见面了。
张女士回忆自己的住院经历，“我虽没遭受像儿子所说的那些个捆绑、电击等治疗方式，但我住到第三天时，无意间看到自己的脸，乌青乌青的。仔细想着每日打的点滴和吃的药会不会有什么不对，但因为不懂医，也判断不出什么来，就想着赶紧回家。向医生提出要出院，医生说我至少要住院两个月。”张女士着急了，赶紧给同事杨女士打电话求助。
杨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她为了让张女士出院，三番五次地联系医生，即便如此，张女士还是住了15天后才得以出院，“因为入院是我陪着办的手续，所以医院要求，必须由我来办出院手续，张女士才能离开。“我去接她的时候，见第一面吓了一跳，人看上去十分憔悴，那个嘴唇是发紫的。我问她在里面都干什么了？她说每天打针吃药。”
3、夫妻俩尝试看病，均被诊出精神疾病
张女士的经历，也让她开始怀疑，“精神病院的诊断真的就如此随意吗？还是真的如儿子所说那般，是我有精神病？”她回家后劝说丈夫去看精神科。
2023年11月14日，莫楠的父亲前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主诉为“妄闻多疑8年”，医生给出的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2023年12月28日，张女士在朋友陪同下，也前往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就诊，主诉“疑心大、孤僻8-9年”，同样诊断为“未分化型精神分裂症”。
“想着换个更加权威的医院检查。”2024年2月，张女士和丈夫带着儿子一起，前往北京就诊。2024年2月2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六医学中心对张女士作出的诊断为“焦虑状态”；同一时间段，其丈夫在该院同样被诊断为“焦虑状态”。
当天下午，一家三口又前往北京安定医院检查，莫楠的想法是：“这是全国有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就想来这里看看会查出什么结果？”张女士被诊断为“失眠”和“焦虑状态”；其丈夫被诊断为“情绪冲动”、“焦虑状态”、“酒精的有害使用”、“酒精依赖综合征”和“高血压”。在这家医院，莫楠也去做了检查，结果一切正常。对此，莫楠苦笑着说，“这个结果对我维权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人家认为，我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疗，如今给治好了。”
（3）
病历写着“躁狂发作”，为什么会在“自愿住院申请书”上签名？
疑问1：是谁在“自愿住院申请书”上签的字？
记者查阅了莫楠的病案。他本人在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病案有三份，莫楠说，实际上他打从住进去，期间一次也没出来过。
病案显示，其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目前为不伴有精神病症状的躁狂发作”。主诉为“情绪低落与情绪高涨交替5年余”。诊疗经过中写道：患者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进入病房，表现安静，进入病房后患者突然冲动，攻击医护人员，说要出院，反复劝说无效，给予冲动行为干预治疗1次，将患者保护于床，给予……注射液……
该份病历上还写道，患者进入病房后行为冲动，攻击风险高，难以管理，与患者家属沟通后，转男二病房继续住院治疗。
在第二份住院病历中，“现病史”记录：……“2020年12月至2021年5月，先后多次到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就诊，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给予药物治疗，效果可。2021年5月开始，出现作息不规律，经常玩游戏到凌晨3、4点，然后睡到下午一两点。言语增多，经常说自己小时候事，怨恨父母当时对自己不好，说母亲脑子没有自己反应快，要给母亲买书学习。说自己会制造毒品，说毒品能刺激分泌多巴胺使自己兴奋。买了小老鼠，没养几天就弄死了……”除了这些“现病史”内容，还有“因小事跟父亲打架，并将家中部分物品砸坏……”对于上述记录，有些根本子虚乌有，但母亲都当成是他的异常行为说给医生，“我怎么会制毒品？我只是看了一篇由武汉的一所大学发在网上的《盐酸罂粟碱的合成路线图解》内容，我妈看到了罂粟碱，就说我在学制毒品……”
病案中，有一份“自愿住院申请书”，申请人为莫楠，并有其签名。莫楠说，这个根本不是他签的，他也问过家人，也没有代他签过这个字，“他们的病历上写着我当时打人是燥狂发作的表现，想想我都躁狂的没有自制力了，又怎么会在自愿住院的申请书上签字呢？”后来他出院尝试调取病房的监控，以证未曾攻击过人，但被告知病房内没监控。
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院内一角
回应：医院称“自愿签名栏监护人可以代签”
2024年2月26日上午，记者在该院采访时、医务科工作人员介绍说，“自愿住院申请书”有时候监护人可以代签。莫楠父母均否认代签过字。该负责人表示打电话安排其他工作人员处理此事,此后无人回应该问题。莫楠说，他已向法院提出做笔迹鉴定申请。
对于“住一次院为何出现三份病案”的问题，医院解释称当时莫楠不配合治疗，攻击一个女护士，所以从一个科室转到另一个科室，这一出一进，就有两份病案；第三次是因为医保结算的问题，需要再办出院和入院手续。
疑问2：莫楠的母亲自愿住院，为何无法自己出院？
莫楠的母亲张女士在淄博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住院病案显示，其入院诊断为“抑郁状态”，病史陈述者为患者本人及其姐姐（同事杨女士），现病史中记录的内容，张女士说都是她自己的讲述，“睡不着觉，看丈夫不顺眼，做事急躁，情绪低落”等等。门诊以“抑郁发作”将其收住院。
病案中，有一张自愿住院申请书，签着张女士的名字。病案中联系人为其同事杨女士，关系一栏标注着“姐妹”。杨女士说，当时办理入院手续时，她是跟工作人员说过她们的关系是同事，但私交甚好，形同姐妹，但病案中“与患者关系”一栏中，只被记录成“姐妹”。
莫楠妈妈张女士的疑问则是自己自愿住院，为何她要出院时医院不让？最后还是其同事跟医生再三要求，医院不通知她的家人、而选择同事杨女士前来办理出院手续？
回应：医院称“出于病患的人身安全考虑”、“病人自己无法办理出院手续”
医务科工作人员说，他们也无法判定前来的患者与送医者之间的关系，“他们说是亲戚，我们也判断不了。”
对于“患者为何不能自己决定出院”的问题？医务科工作人员根据病案上的信息，叫来曾负责诊治张女士的医生，几名医生几次商量后给出的答复有两点：一是考虑到张女士的人身安全问题，所以一定要有人来接出院；二是当时正值疫情期间，如果外面不来人办理出院的话，张女士在住院部里边，自己是无法办理出院手续的。
（4）
>>>对话父母
莫楠父亲：
“我能赚钱能养家，能和朋友友好相处，没有社会危害，医生胡说八道！”
莫先生说，从内心深处，他从不认为儿子有病，也一直反对儿子吃药，但架不住那么多医生说他有病，说得多了也就信了。
当记者询问，如何看待自己被诊出精神疾病的问题时，他表示自己没病，“我能赚钱、能养家，能和朋友友好相处，没有社会危害，他们（医生）说我有病，简直胡说八道！”莫先生称，从他被诊断出精神疾病后，他就开始支持儿子维权，他就认准一个理儿，孩子遇到的部分医生诊治过于随意，想怎么诊断就怎么诊断，丝毫不负责任。
莫楠母亲：
“儿子，咱能不能不维权了，这事儿咱不想了行不？”
自从也被多家医院诊断为有精神疾病后，莫楠妈妈张女士开始怀疑医院对儿子的诊断是误诊了。
“你说生活中谁没个烦恼，谁不会失眠？我只要去跟医生说，我怀疑一些事情，我睡不好等，就会被诊断出相关的精神疾病。究竟是我们有病，还是医院为了挣钱，随意作出诊断？”相比莫楠父亲支持儿子维权的举动，莫楠妈妈则是反对的，她虽然陪着儿子去医院讨说法，但从医院出来，她就劝莫楠，“儿子，咱能不能不维权了，咱能不能好好过日子？”
莫楠妈妈说着说着就抹起了眼泪，自责地说：“以前是妈妈错了，你看咱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你现在也有工作，这事儿咱不想了行不？”
社区工作人员：
接到相关部门的信息，莫楠被列为重型精神病患者进行管控
莫楠不为所动，他说他现在因为精神病院的诊断，已经被社区列为重型精神病人并重点管控了，致使他无法考公，对于学农的他来讲，他还是很想考公的。
对于莫楠的说法，记者前往他家所在的社区核实。工作人员说，莫楠的疾病信息是区上的疾控中心转来的，国家有规定，对于六类精神疾病患者是需要登记造册的，六类分别是：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他们会对这些人员进行管理和服务，会定期向患者家属询问患者的精神状态。
大学辅导员：
莫楠没休学之前很努力很上进
7月27日晚，记者联系到莫楠上大学时的辅导员老师。
提及莫楠在校表现，她说，莫楠没休学之前，人很努力、积极，是个很上进的学生，学习不错，当过班助。中间休学了两年，休学回来后，怎么说呢，只能说顺利完成了学业吧，你跟他交流，聊不过三句，他就会说到他被毁掉了，父母如何对他，他的未来怎么办……就明显能感受到，他每天都沉浸在父母伤害他的这些思想里。
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 苗巧颖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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