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义、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跨国的资本家阶级的独裁

　　谁能否认全球的资本主义面对一场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有机的危机?它的结构的规模是不可解决的过度积累和长期停滞，然而从2014年起全球的经济恢复增长。但是危机也包括政治的、法律的或霸权的规模，因此接近一场资本主义制度统治综合的危机。

　　这个事实的出现是反对直观的，因为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它的政治代理人现在处于攻势。虽然特朗普主义已经对美国的和泛美的政治制度进行打击，它本身回答了这场资本主义统治的危机。特朗普主义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光谱应当被看作是对这场危机反动的一个回答—以某种方式绝望的回答。我们必须协调的是法西斯主义不论是它在20世纪古典的变种，还是21世纪可能的变种都是极端右派对资本主义危机特别的回答，比如对上个世纪 30 年代的危机和2008年因金融停滞而发生的危机。

　　特朗普主义的现象加上一般来说右翼的民粹主义运动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扩张应当被理解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因危机而继续的每个扩张周期历史的透视。这个体系在30年代的大衰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所谓“黄金的十年”经历了一个猛烈扩张和繁荣的时期。但是在70年代面对资本的全球利润率的下降和所谓的“通胀”(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存在)再次进入一次结构性的危机，由于非殖民化、第三世界的反叛和全世界劳动者阶级和反对体制的运动的力量增加，结果在1968年发生“世界革命”。在那一年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一次霸权的总危机。

　　但是统治集团对此没有袖手旁观。它们着手进行体系的重组。跨国的资本家阶级(CCT)的出现投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便摆脱国家的保留和封闭，特别是摆脱本国的民众阶级的力量，这些力量可能在国家的范围内闹事。以这种方式使这些阶级的实力后退，在世界范围内扭转社会的和阶级的力量对比，而有利于新兴的跨国资本。这样，我们进入了漫长的新自由主义的黑夜。从80年代里根—撒切尔政府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组和一个新的扩张的浪潮。由计算机和信息新技术的推动，这种重组包含一个全球化的生产和金融的体系。

　　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全球化为全球经济提供了一种“繁荣”，随着前社会主义国家与全球市场和跨国资本结合在一起，摆脱了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一轮巨大的掠夺和积累。在拉丁美洲和原来的整个第三世界，出现跨国的资本主义的精英和集团，它们取代本国的统治集团，旨在与全球新的资本主义的霸权集团相结合。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在新兴的全球化的生产和金融体系中通过收购私有化的资产，扩大在矿业、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剥夺了数亿人，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便利出现了工业扩张的新浪潮，它们抛售过去积累的剩余产品，恢复创造利润。

　　民众阶级转入防御和无组织的状态。但是在世纪的转折时这些阶级的要求获得力量，与此同时全球的经济次进入停滞，表现在1997—1999年亚洲的金融危机和2000—2001年世界的衰退之中。从结构上说，全球化特别加剧了超额积累的问题。资本主义固有的问题是收入的两极分化，也就是说，在资本与从属的阶级之间对抗的关系中，一极是发财致富，另外一极是贫困。这种趋势在历史上被一些反趋势抵消了，其中有民众的斗争迫使资本降低剥削的指数，国家干预市场以便通过税收政策和工资政策等进行收入的再分配。

　　但是在全球化的时候，跨国资本逃避国家强加的对它积累的自由的限制。总之，跨国的资本家阶级达到的最大的结构权力已经帮助它破坏再分配的政策，将一项新的劳工制度强加给全球的工人阶级，这项劳工制度的基础是灵活性和匮乏(在不安全和长期不充足的条件下的分化，没有国家的保护)。国家已经不能提取和重新分配剩余产品。在本国范围内和在全球的体系中抵消分化的扛杆消失了。结果成为一种全球不平等空前的螺旋形。乐施会(英国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每年搜集和公布关于这些不平等的数据，这已经众所周知：只有1%人类的居民控制着世界上50%以上的财富，20%的居民控制着95%的财富，占80%的人类大多数居民只拥有近5%的世界财富。由于这种极端的不平等，全球的市场不可能 吸收全球经济的生产。跨国的资本家阶级不能为积累的剩余产品找到出路。在全球范围内大型资本集团带走了创纪录水平的利润，与此同时投资的指数下降。这说的是“闲散的资本”，但是资本不可能闲散。它必须找地方投资和继续积累。

　　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危机正是在于资本的积累存在障碍，因此趋势是走向停滞。在结构上说的是新的投资机会已经耗尽。面对这种形势，资本和它的政治代理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通过暴力开辟新的典型的积累机会，不论是直接的暴力还是结构性的暴力。为了开辟积累的机会直接的暴力的例子是侵略伊拉克，所谓“反对毒品的战争”，“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的闹剧。结构性的暴力比如实施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通过债务的扼杀，比如在希腊等国。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危机引发激烈的社会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和军事的冲突。这正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情。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的危机是国际紧张局势危险升级的背景，此外，对于理解特朗普主义现象是关键的节点。但是，在分析特朗普主义和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光谱之前，必须强调现在危机的第二个规模，即合法性和霸权危机的规模。

　　国家面对一方面需要在本国的土地上推动跨国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需要实现政治上的合法性两者之间的矛盾。相反，这个矛盾表现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建立在国家制度的基础上的政治当局的制度框架内发展之间更深刻的矛盾。全世界的政府面对空前的不平等和资本主义全球化强加给工人阶级的匮乏，正经历“奔马式的”的合法性危机。

　　进入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和世界上其他的极端右翼与新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代表着极端右派对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回答。面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不稳定的条件，它们成为重建国家的合法性矛盾的意图。合法性的危机造成混乱的和矛盾的对危机的管理，从不坚固或冲突的文字意义上说，它们的出现是分裂的。对这种分裂的危机的管理帮助我们理解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政治统治矛盾的性质，以及极端右翼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力量的重现，特别是在研究特朗普主义的情况时。

　　与人们所想的事情相反，唐纳德·特朗普是跨国的资本家阶级的成员，因为他在全世界拥有大量投资。他的“民粹主义”和反对全球化的思维与蛊惑人心的政治操纵相符，其作用是提出一项收复国家的合法性的计划，在美国重建一个霸权的集团。特朗普主义不是一种偏离，而是跨国的资本家阶级新兴的独裁的体现。用普鲁士伟大的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话说，他的名言是“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的手段的扩展”，特朗普主义和在不同的程度上世界上其他极端右翼的运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通过其他手段的扩展，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全球警察国家和一种新法西斯主义的动员的扩展。

　　除了说辞之外，特朗普的经济计划绝对没有任何民粹主义的东西。事实上特朗普主义一直在美国加强新自由主义，面对停滞为了补贴跨国资本的积累让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特朗普主义的内容包括解除调控—实际上打压调控的国家—更多地削减社会支出，一个广泛的私有化计划，对富人和资本有利的税收改革明显地反对穷人和工人阶级，镇压工会的措施升级：总之，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措施。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对特朗普这些反对工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是满意的，但是被他的冲动和滑稽可笑的行为搞乱了。

　　这样，特朗普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戏剧性的升级(在戏剧的文字意义上说)，不过是右派资本主义镇压的球化议程的一种背离，这可以追溯到80年代的里根—撒切尔政府。特朗普主义和其他极端右派对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回答现在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历史集团短命的衰落，追求制造一种新的政治力量的平衡。我们可能处在如同格拉姆西提出的专制主义的门前，在这种专制主义出现一个有魅力的形象，是为了在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平衡或是在一个霸权主义破裂的时期解决一种不稳定的平局。

　　虽然在这个高度上不能将美国的特点说成是法西斯主义的，但是特朗普本人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从他当选总统的时候起，他就变成一项正在形成的新法西斯主义计划最明显的头目。在美国新法西斯主义的运动在民众社会中从世纪的转折开始已经经历了迅速的扩张，同样通过共和党的右翼在政治制度中扩张。特朗普表明是能够刺激不同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并为他们壮胆的有魅力的人物，其中有白人至上主义者，白人民族主义者，私人的民兵，新纳粹和三K党，所谓“誓言的卫兵”(由前军人和右派的警察组成)，爱国运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反对移民的监视团体。受到特朗普帝国的吹嘘、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说辞、他对威权主义的爱好和他公开的种族主义思维的鼓励，这些团体已经开始一个“授粉”的进程，最近几十年发展到了空前的程度。它们已经实现在特朗普的白宫的存在和在全国的州和地方政府中的存在。这些组织中的许多组织在一个经常与国家的镇压机构有某种合作的进程中已经建立了准军事人员的机构。

　　除了这些有组织的团体，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计划寻求在过去占据特权地位或是享有某种稳定性的阶层中间建立一个群众的基础。如同被认为是第一世界贵族的工作，过去的第三世界中等的和职业的阶层，他们现在工作和生活的条件经历一种更大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失调和向下移动的光谱。在美国这些阶层大多数是白人，在历史上他们有过某些特权，现在面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正在大踏步失去特权。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维从上层力求让这些阶层根据他们的条件走向一种种族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意识。

　　与20世纪它们的先例一样，这项计划在资本主义危机尖锐和走向将他们当作替罪羊的时期，围绕着转移群众的恐惧和焦虑心理—社会机制运转，这些群众如移民劳动者，穆斯林和在美国与欧洲的难民，在印度的穆斯林，或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极端右派的力量通过排外、包括种族/文化的绝对权力、一个神话的和理想化的过去、千禧年主义、军国主义和大男子主义使战争、社会的暴力和统治正常化和进行颂扬的文化实施这种机制。在这个意义上21世纪法西斯主义依靠非理性的意识形态—承诺恢复安全和稳定不是理性的，而是有感情的。特朗普政权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公共思维与他的真正的政治没有任何关系。

　　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和全球的警察国家包含一个力量的三角：在民众社会中极端右派的力量，霸道的和新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国家反动的和镇压的政治权力;跨国的公司资本的力量。关于后者，资本的各个部分中最最偏爱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的似乎是投机的金融资本，军事—工业—安全复合体和采矿工业，这三者与高技术/数字的资本是相互交叉的。采矿和能源的复合体应当赶走社区以便能够占有它们的资源，此事使它们倾向于镇压的安排以至新法西斯主义的安排。在军事—工业—安全复合体中资本的积累依靠没有结束的战争和控制社会与镇压的制度。金融的积累需要越来越多的债务和更严厉的紧缩，这是很困难的事情，而且不可能通过协调的机制强加于人。

　　但是在美国新法西斯主义的计划中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特朗普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没有物质的实质，也就是说它的实质仅是象征性的东西。这就是他狂热地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建设隔离墙”的说辞的意义。这个隔离墙是象征性的，对于支持一个社会基础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国家没有能力向潜在的信徒们提供一种物质上的贿赂，以便让他们支持特朗普主义/新法西斯主义的计划。也就是说，构成特朗普的社会基础的阶层没有收到物质上的利益作为他们支持的交换。在这些条件下，“象征性的资本”(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说法)对于重新产生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它的代理人物质的统治变得紧迫。

　　特朗普保护主义的和关税措施同样没有让跨国的资本家阶级高兴，而是旨在使构成他的社会基础重要部分的工人阶级的阶层的不安得到缓和。在美国跨国的资本家阶级的行业团体出来反对特朗普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措施。此外，石油天然气交易的巨头、极端保守的亿万富翁科赫兄弟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曾是特朗普狂热的赞助商，当特朗普颁布他的保护主义计划的时候他们改变了立场。2018年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提高关税的运动，为了取消这些关税花费了数亿美元。很简单，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对于经济的民族主义没有任何兴趣。

　　实际上在民众阶级和劳动者中间、面向本国的精英阶层和右翼的民粹主义者中间，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反应越来越大。一方面，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和跨国的精英们已经准备好支持新法西斯主义镇压的规模，以便控制民众阶级的反叛。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已经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对全球的警察国家做出承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绝望地寻求如何打击针对全球化的反应。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它们的代理人正在随波逐流。它们没有让水平静下来的战略。这个现实表明全球资本主义高度冲突的性质以及面对爆炸性的矛盾和反对战争本身的扩大，关于全球化的方向的不确定。

　　对于拉丁美洲

　　面对过度的积累和停滞，现在制度面对的巨大挑战是：在哪里为剩余的积累找到出路?现在制度寻求新一轮的扩张，找到出路不是容易的。它寻求的扩张在于：1，战争，冲突和军事化;2，一轮新的辞退，如同现在拉丁美洲发生的情况;3，对国家进行更大的掠夺。对于理解拉丁美洲的环境全球的危机是背景。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在拉丁美洲寻求加强商品猛烈的扩张，占用土地和资源，与拉丁美洲复辟的右派和极端右派相勾结。

　　拉丁美洲的环境应当在同样的历史的和象征性的环境中进行分析，必须理解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最近 20年全球资本主义在本地区产生了强烈的扩张，这是由右派政府也是由左派政府推动的。制度的这种扩张表现在两个意义上：夺取农村，跨国资本和它的地方阶层的商品化，自主的“多面堡”留下的东西的一体化。比如在洪都拉斯非洲裔洪都拉斯人(加利弗纳人)的社区和印第安人卷入了一场反对大型计划、农产品加工业和国际旅游业的生死斗争。同样情况发生在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巴西、厄瓜多尔和其他国家。其次是强化扩张：深化新自由主义。将仍然留在市场的逻辑之外的空间变成商品，与资本积累的逻辑一致—医疗、教育、饮用水和其他的公共服务、文化的领域和没有控制的国家私有化。

　　特朗普政府支持的美国干涉的新浪潮作为一面镜子的反射，将正在美国实施的特朗普主义的进程本身继续强加给拉丁美洲。将跨国资本重新抢劫本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倾向于极端右派的、专制的和独裁的政权相结合，比如在洪都拉斯、巴西和危地马拉等国，在哥伦比亚21世纪真正的法西斯主义已经统治一切。特朗普主义的政策—从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条约到加强对委内瑞拉的侵略和支持极端右派的政府—只不过是跨国的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工具，以便在这个数字资本主义和跨国金融资本的霸权时代强制对全球积累的流动更大的开放与一体化。

　　必须坦率地看到由于左派的局限性为右派开辟了空间。除了某些例外，在国内左派没有对所有制的关系和阶级的构成进行结构性的改造。这个左派建立在提取和重新分配扩大出口原料创造的剩余价值与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合作的基础上，追求“救助的主义”。救助的计划取决于跨国的资本家阶级控制的市场的任性。当2011年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之后，左派失去了它胆怯的计划的基础。

　　群众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在20世纪末打破了新的自由主义的霸权，左派掌握了政权，举起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但是现在左派已经丧失了它取得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正在与复仇的右派的倒退进行争夺。左派在政府中留下的东西正在面对来自跨国的资本家阶级、国际的右派和美国进攻的升级。在强劲的社会运动和支持它的左派与确实衰败的机构之间存在明显的不适应。只有从下层的动员能够创造一种对跨国资本和全球市场对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国家从上层进行的控制的平衡的力量。(作者威廉·L.罗宾逊美国加利福尼亚—圣巴尔巴拉大学社会学教授)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11月4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

链接：唐纳德·特朗普恶魔般的战斗目的是拆散全球的制度

迭戈·阿雷纳斯  魏文编译05/11

　　全球主义者们(由反对俄罗斯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所代表，他们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媒体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结成联盟)受到通过战争和它投机的金融系统强加的自由的秩序滑坡的惊吓。世界正在转向三极，以便建立一个新的以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方针为准线的经济模式。

　　但是，全球主义者的目标是打破特朗普和普京的良好关系，这种关系正在摆脱由华尔街、伦敦城强加的金融/银行/自由主义的制度，该项制度的兴趣是在全世界破坏国家。他们过于关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先进的国际研究学院全球事务教授、研究员哈尔·布兰茨的论点：“从长期来说，对于美国的利益中国是更大的威胁，这是它的经济和军事的巨大潜力的结果。但是，在短期内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经表明是最危险和干扰的角色”。

　　但是，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是否处在一种长期的战争中，如同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新保守派人士继续考虑是在冷战之中一样。此外，对俄罗斯的轻视是深不可测的，全球主义者们认为俄罗斯是国际安全的一个威胁，如同2017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所确定的那样。这样因为斯克里帕尔事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是美国军事—工业复合体领导的政策，它仇恨俄罗斯，希望进行一场战争。但是，实际上结果是它们在吼叫声中看到特朗普想和普京相处好，没有将普京看成是一个威胁，而是看成一个竞争者。但是“深沉的国家”(指建制派，以下同)想破坏普京和特朗普彻底结束在叙利亚的战争的秘密协议。

　　此外，他们仇恨特朗普是因为他和朝鲜政府有良好的外交关系，其意图是剥夺华尔街实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律的权力，该法律允许摩根大通、花旗集团、摩根斯坦利及其他大型银行分成两个“臂膀”，一个投资，另一个从事商业，以便政府没有责任支付通过投机活动造成的积累的损失。

　　另一方面，最近由苹果、谷歌、视频网站等协调对亚历克斯·琼斯的信息战网页的审查只是全球主义者们进行的战略之一，目的是可选择的信息来源不能以理解在美国的政治事件的其他方式传播。

　　全球主义者们的权力同样超越美国司法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权力，正如中央情报局的前特工凯文·西普所表明的，他谈到在美国存在两个合作的制度，这就是影子政府和“深沉国家”，它们在20和21世纪统治美国的内外政策。西普认为中央情报局是影子政府的一部分，它与美国的媒体结盟，以便操纵对它合适的新闻。此外，作家威廉·布卢姆说过：“当我作为众议院防务一个分委员会的成员收到我的报告的时候，需要一项秘密的授权，人事的高级官员们对我说《华盛顿邮报》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份资产。”

　　按这种方式人们理解媒体在中央情报局的背后，它们有战略的结盟以便推翻总统，比如《华盛顿邮报》的事例(曾让尼克松离开总统职务)。

　　现在特朗普处在一场与美国媒体的权力恶魔般的斗争中，如《纽约时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络、谷歌、脸书和推特。全球主义者们的担心是非常明显的，最近《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匿名文章，称白宫的一名官员说特朗普政府内部的情况处在泥潭之中。无疑这是“深沉的国家”的一次博弈，以便使特朗普不稳定。该文章解释说，“问题的根源是总统的非道德观。和他一起工作的任何人都知道他没有固定在任何指导他的决定可以识别的原则上。尽管他作为共和党人当选，总统表明他很少亲近从很久之前保守派就捍卫的理想：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市场和自由的人”。

　　这项战略是在白宫内部正在实施的温和政变计划的组成部分，目的是赶走唐纳德·特朗普。他在与整个“深沉的国家”进行斗争，以便改变石油美元金本位的制度，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律限制美国联邦储备的权力。此外，特朗普撰写了一项在世界范围内打击毒品的法律。这是直接影响到华尔街和伦敦城的经济利益的事情。

　　同时，在美国内部政治环境也是一片混乱。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说：“这是不正常的。这是特别的时期，是危险的时期……但是在这里有好消息：在两个月内我们将有机会在我们的政治中重新建立一种确实的理智。”

　　他的意图是清楚的，要求美国人不要投共和党人的票，因为按照奥巴马的展望，那会引起政治的混乱，可能削弱民主。但是，如果民主党人赢得足够的选票以便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占有优势，可能引起真正的混乱。然后进行一场政治审判，罢免特朗普，立即走向一场战争，如同美国和英国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傀儡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全球主义者们所希望的那样。此外，特朗普的前顾问史蒂夫·班农提到已经要求在白宫进行一次政变，这可能使政府不安。但是，问题将不会因为特朗普而结束：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的前顾问帕特里克·布坎南坦承，正在通过虚假的“通俄门”(所谓特朗普与俄罗斯之间“联合”为了赢得2016年的总统选举)进行一场反对特朗普的政变。

　　此外，布坎南感到担心，因为1993年至2017年间所有的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W.布什、贝拉克·奥巴马，前副总统戈尔、迪克·切尼，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约翰·克里、亨利·基辛格，国会两院的领导人，将军们聚会，清楚的不仅是为了向约翰·麦凯恩的去世进行悼念(麦凯恩参加了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是为他们从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以来一直在实施的好战计划敲定最后的安排。

　　最后，11月6日的中期选举对于特朗普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如果他赢了，与支持他金融的权力将有共同的机会拆散今天正在衰落和没有出路的全球主义的金融/银行体系。(迭戈·阿雷纳斯情报和反情报分析人士，美国对外政策的专家)

　　(《环球视野》摘译自2018年11月5日厄瓜多尔拉美社网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