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外资逃了？

　　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今年前10个月，中美贸易总值同比下降7.6%，远低于同期中国外贸整体增速。今年前5个月中美贸易总值也呈现相似趋势，同比下降5.5%，远逊于同期中国外贸同比增长4.7%的整体表现。中美贸易额为什么缩水？我们是否被美国脱钩了？

　　近来，一些西方政客和媒体大肆鼓吹“外资正在撤离A股”，“在华外企将加速逃离中国”，真相是什么？中国的营商环境究竟如何？随着中美元首再次会晤，会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方面的积极变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守英，在长安街知事“知事会客厅”直播节目（回放）中分析道，不应简单地对中美贸易总值的下降做过分的政治解读，经济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所谓“资本外逃”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炒作，并不符合事实。

　　直播截屏。图源：@长安街知事

　　经济问题要遵循经济规律本身

　　知事：中美贸易额缩水有哪些方面的原因？中国出口的总体情况如何？

　　刘守英：首先要强调，不应简单地对中美贸易总值的下降做过分的政治解读，因为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是全球经济衰退。

　　在同一地区，不仅中美贸易总值下降，日美、韩美贸易也在下降。

　　对我国而言，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双循环共同促进。因此出口在经济总量中下降是一个基本趋势。

　　国内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随着土地成本的上升，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这些产业向外转移或在全球份额中的下降，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正常趋势。

　　另外，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华高科技出口实施管制，影响了两国的经贸关系，和正常的基于比较优势的出口，也是导致中美贸易总值缩水不可忽视的原因。

　　为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各国应回到发挥比较优势的阶段，以更自由的贸易再次发挥出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时降低政治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使全球经贸回到正轨。

　　用供应链“卡脖子”不可能成功

　　知事：“供应链”是美方非常关注的话题。今年以来，在外媒的报道中，平均每个月都会有90多篇关于耶伦谈论“中国”与“供应链”。美国实施“脱钩断链”政策的“初衷”，是将中国排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之外，进而迟滞甚至中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美国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吗？中国被美国“脱钩”了吗？

　　刘守英：经济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用政治的方式无法解决两国的经济问题。美国在产业链上卡中国的脖子，实际上也是在卡自己的脖子，因为美国的整个产业链都和中国高度关联。

　　全球分工体系的形成来自各国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中美两国只有在合作中各自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实现双赢。

　　据我们的研究，一个国家的产品复杂度，就是该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提高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产品复杂度也不断提高，这是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过程符合比较优势原理，是利用经济规律实现共赢。

　　但美国现在因为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感觉压力重重，于是采用了政治的手段，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试图通过“脱钩断链”或“去风险化”来阻遏中国发展，不仅达不到目的，还遭受了损失。

　　中国是卡不住的，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且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产业链，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替代。最重要的是，中国反而在此过程中提高了自主创新能力。

　　我在深圳、苏州调研时发现，中国的智能制造、数字经济、新能源汽车，以及原来一些市场规模较大的产业，都在美国试图脱钩的过程中，依赖中国自身的巨大市场规模做大做强，我们应该有一个更乐观的预判。

　　所谓“资本外逃”并不符合事实

　　知事：我们注意到，以《华尔街日报》为代表的一些美国经济媒体近来常常渲染“外国资本正在逃离中国”，并以此指责中国的营商环境，您对此有何评论？

　　刘守英：实际上，中国拥有全球最好的营商环境。虽然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也提供了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但对企业而言，比起政策优惠降低成本，它们更看重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形成的最大优势。

　　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上升，对污染防治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会增加外资企业的成本，所以部分外企另寻成本洼地，进行全球布局，这是跨国公司正常的市场行为，而所谓“资本外逃”都是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炒作，并不符合事实。

　　相反，珠三角、长三角的一些优质外企，主动跟随中国的新发展格局调整投资战略，取得了亮眼的成绩。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实际上会使那些更有竞争力的企业在中国做更好的投资，实际上是在经济规律指导下的全球布局的优化。

　　接下来，我国还将继续提升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势，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真正解决企业面临的问题，让优质的企业在中国能够更好地创造价值。

　　中美会更加稳健地处理好双边关系

　　知事：随着上周中美元首再度举行会谈，会给中美经贸合作带来哪些方面的积极变化？

　　刘守英：今年春季，我在美国哈佛肯尼迪学院参加中国经济论坛时发现，中美关系冷得让人意外，气氛弥漫着一丝紧张，许多问题都变成高度敏感。我的一些老朋友，以各种理由表示不方便见面。那些基于经济学原理来判断中美应该如何发展、合作的学者，在美国处于非常尴尬的局面，基本不敢发声了。而十年前我在哈佛访问时，大家都在讨论中美两个大国将如何更好地合作。

　　中美问题一定是全球最重要的问题，既关系到中美两国，也关系到全球。因此，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向全球释放的最积极的信号，就是两国一定会更加稳健地处理好双边经贸关系。只有中美两国的关系好，全球才会好。

　　另外，中美元首会晤实际上也反映出两国的相互需求。中美在经济、产业、贸易、金融、气变等领域谁也离不开谁。包括今年9月，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实际上都是为了更好地沟通。

　　中美元首会晤也在告诉世界，中美是愿意坐下来开诚布公地就两国面临的问题和需要合作的领域寻求解决办法。这对全球来说都是一个福音，也反映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需要，有利于中美两个大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更好管控、处理两国的问题，共同商讨处理全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