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吗？

　　本文为对知乎问题“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内容是？”的回应，因有朋友认为“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因而作文反驳，以免过高地对孙中山进行评价。原回答见知乎用户“Moknight93”。

　　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先有平均地权，后有节制资本。民生主义的确与社会主义有一定关系，但孙中山直到晚期也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或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民生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

　　PART01

　　平均地权

　　1896-1897年孙中山游历欧洲时，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也正流行。按照他个人的说法，孙就是在这时接受了亨利·乔治的学说。孙中山赴日后，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交往，和章炳麟、梁启超讨论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他用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学说建设土地国有制，改造中国社会的决心。1903年孙中山将“平均地权”列入革命组织的誓词。但直到1905年《民报》创刊，孙中山才第一次正式讲“民生主义”与解释平均地权的含义。此时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也就是亨利·乔治的单一税。并且在这样的论述中，单一税学说从一个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学说，变为了一个预防资本主义在中国产生社会问题的方法。

　　革命党人也开始译介西方社会主义来为民生主义张目。冯自由在《民报》的《录中国日报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中提出“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这里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概念错位。孙等国民党人认为主要内容为平均地权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正如乔治自己所说，他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如果只搜寻关键词，《进步与贫困》全书也仅有一处论及“社会主义”，即实行土地单一税制后，政府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起码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认为他是在主张社会主义。张胜纪在《进步与贫困》中译本的序言中就指出：

　　乔治的研究集中于经济的分配方面，研究的结果使他确信，产生贫困的根源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土地为利己主义者所垄断。他认为，相对而言，财富的分配比财富的生产更重要，资本主义的弊病就在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他指出，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物质财富必然迅速增长，但由于地主垄断了土地，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全部利益都被转化为地租收入，人民则陷于贫困之中，生产发展也受到阻碍。他主张通过社会改革，根除土地私有制的弊端，实行“单一地价税”，对土地按照估定的价值课税，使土地增值的收益全部归社会所有，以用于发展生产和为国民谋福利；同时，由于所征收的地价税数额庞大，足够政府机构支付全部财政需要，因此，其余各种赋税都无需再行征收，这就不仅可以使社会财富的分配趋于平均，消除因土地私有造成的人民贫困，铲除伴随着社会的物质进步而与时俱增的恶果，而且还能促使工业更快发展，社会更加繁荣。

　　马克思则认为亨利·乔治的主张“本来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它最早<撇开18世纪末提出的类似要求不谈）是由李嘉图的第一批激进的信徒在他刚去世以后提出来的。……这不过是产业资本家仇视土地所有者的一种公开表现而已，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土地所有者只是整个资产阶级生产进程中的一个无用的累赘。”亨利·乔治“所有这些‘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丝毫不触动雇佣劳动，也就是丝毫不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想以此哄骗自己或世人，说什么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弊端就--定会自行消灭。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

　　孙中山在早期是这样处理自己思想中亨利·乔治与马克思间的关系：

　　亨氏与麦氏二家之说，表面上似稍有不同之点，实则互相发明，当并存者也。世界地面本属有限，所有者垄断其租税，取生产三分之一之利，而坐享其成，与工作者同享同等之利益，不平之事，孰有过于此者？人工一分，既劳心力，自应得其报酬。土地本为天造，并非人工所造，故其分配不应如斯密亚丹之说也。故土地之一部分，据社会主义之经济学理，不应为个人所有，当为公有，盖无疑矣。亨氏之说如是，麦氏之说则专论资本，谓资本亦为人造，亦应属于公有。主张虽各不同，而其为社会大多数谋幸福者一也……

　　综二氏之学说，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于是经济学上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足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份子之利益，而资本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斯即社会主义本经济分配法之原理，而从根本上以解决也。

　　但实际上提出的主张则是：

　　我人研究土地支配方法，即可得社会主义之神髓。

　　我国今日而言社会主义，主张土地公有，则规定地价及征收地价税之二法，实为社会主义之政策。

　　（以上皆引自孙中山：《在上海中同社会党的演说》，1912年10月。）

　　综上所述，孙中山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国的经济与社会现状出发，虽吸收社会主义思想但仍主要参考单一税学说，由此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社会革命理论——民生主义。因此他非常重视从土地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认为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只看重资本问题而轻视土地问题的态度并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了。

　　再者，对于中国革命家孙中山来说，改变国贫民困的现状、提倡民族资本主义是第一位的。对未来才能出现的贫富不均，防患于未然是第二位的。他所采取的单一税学说确实是在追求一种比当时更好的资本主义。其中国化产物平均地权在孙中山眼中能够普遍地解决各国普遍的土地问题，不仅能像单一税所针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适用于资本主义还不成熟的后发国家。从孙对单一税的选择与他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表述，也可以看到孙中山主要期望从分配的角度来改造社会，这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程度。从平均地权的内容来看，它主张建设有限的土地国有制，同时承认传统土地所有制。而后者在清末民初是远远落后于单一税学说的基础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它试图让三民主义共和国建立在一个脆弱、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因此可见平均地权并不是一个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说，也更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主张。

　　PART02

　　节制资本

　　而“节制资本”则孕育于1905年至1907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当中。革命派一是主张规制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避免在中国出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二是主张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加强政府对国家重要经济部门的掌控与管理。这两点的确实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不并不是全部。

　　但在论战时两者则体现出对待外资截然相反的态度则是值得玩味的。梁启超认为：

　　“外国纷纷投资本以经营各大事业于我腹地，直接生影响于生计上，而并间接生影响于政治上，此最为惊心动魄者矣。”外资输入会直接影响国民生计最终则会动摇政治，政府授其控制摆布成为列强的傀儡，因此坚持谨慎利用外资。革命派则是欢迎境外资本投资，希望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发展经济。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始终未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因为外国资本侵入，而是根本上由于“经济界生产分配之方法”没有得到改良。反而外资对于本国资本主义发展起促进作用，历史上美澳日等国都曾是欧陆国家资本输入国，但最终也都实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繁荣，成为资本输出国。在他们的构想当中，今时之中国正是当时之美澳。因此革命党人认为“梁氏忧中国资本之不足而排斥外资，则不知外资输入，乃使我国资本增殖，而非侵蚀我资本者也……于外资输入之际，实先具有增殖我资本之效用，而分配之后，我国人又沾其利益。”（引自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民报》第12号。）

　　孙中山首次系统性地论述“节制资本”的内容是一战后开始写作的《实业计划》中。他在书中认为：“民生主义是实业计划的理想，实业计划是民生主义的实行”实业计划的主张很好，但是用什么去推行呢？中国在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与消费市场，只缺乏资本和各种人才。它旨在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宝贵机会，可消化西方强国如今的生产力过剩问题，通过“国际共助中国之发展，以免将来之贸易战争”，如此谋取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这一著作是面向在西方列强，尤其是此时新崛起呈现出进步主义姿态的美国，因此用英文写作。

　　直到1924年1月，孙中山才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正式提出了“节制资本”的主张。

　　孙中山在1924年4月对广东女子师范学校的演说中这样阐释实现民生主义的原因、方法与结果：

　　推到我们国家的土地有这样大，矿藏有这样富，农产有这样多，为什么还弄到民穷财尽，人民日日受贫穷的困苦呢？最大的原因，是受外国经济压迫。外国从前用洋枪大炮、海陆军兵力打开我们中国的门户，要和我们通离。通商本来是两利的事，但是中国工业不及外国进步，所以中外通商以后，洋货进口便日日加多。详细原因是由于外国洋货，都是用很大的工厂、极大的规模、很多的机器做出来的，不是用手工做出来的；我们的土货都是用手主做出来的。用手工做出来的价钱很昂贵，用机器做出来的价钱很便宜。因为人人爱便宜，所以土货不能和洋货竞争，所以洋货的销行便多过土货。……这就是我们的钱，每年都被他们的洋货交换去了。由于这个道理，所以弄到全国民穷财尽。

　　我们革命之后，要实行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大力量，买很多的机器，去开采各种重要矿产。……中国将来矿业开辟，工业繁盛，把国家变成富庶，比较英国、美国、日本，还要驾乎他们之上。

　　要革命成功以后，不受英国、美国现在的毛病，多数人都有钱，把全国的财富分得很均匀，便要实行民生主义，把全国大矿业、大工业、大商业、大交通都由国家经营、国家办理那些大实业，发了财之后，所得的利益让全国人民都可以均分。……总而言之，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做全国大生利的事，要中国象英国、美国一样的富足；所得富足的利益，不归少数人，有穷人、富人的大分别，要归多数人，大家都可以平均受益。

　　（引自孙中山：《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 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庆纪念会的演说》，1924年4月。）

　　综上所述，孙中山更多地是从倾销产品去认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而鲜有评价外国资本入侵。孙反对外国企业，但不反对外国资本。因此孙认为以一定的土地国有制与国家资本主义为基础，用法律法规就可以安全地吸纳外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这一认识明显是存在失误的。首先，中国没有接纳外资的产业基础而只有广大贫苦消费者与小生产者。再者，帝国主义是以金融资本入侵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孙中山看到了帝国主义入侵方式从产品再到资本的变化，但却仍然幼稚地对“公理”抱有一定希望。

　　而梁启超早在1901年的《灭国新法论》中，通过观察埃及的近代史，就认识到清廷如果将摆脱财政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向列强借款上面，无异于饮鸩止渴，这会让中国的财权逐渐被外人所控制。在这里，虽然他未必像当时西方的帝国主义研究那样洞察列强进行资本输出的根本原因与基本性质，并对金融资本的运作规律展开详细剖析，但他意识到了金融主权与财政主权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并将其向国人进行宣传，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政治启蒙作用。1904年，梁启超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中国国债史》一书中进一步分析了向列强借外债的危害，可以说就是延续了《灭国新法论》里的相关思考。但问题在于，虽然梁启超言之凿凿，但从实际的历史进程来看，从晚清到民初，中国并未走出靠举债来维持政府运作的险境。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北洋系，都汲汲于向列强借款，甚至不惜用国内的工厂与自然资源做抵押，其结果便是中国的财政进一步落入外人的控制之中，成为民初政治与经济的重要乱源。（引自《“灭国新法”：清末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剖析》，《人文杂志》，2023年第1期。）

　　PART03

　　民生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

　　虽然孙晚年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但他实际上是基于两者的共同问题来解释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孙中山说：

　　今天我所讲的民生主义，究竟和社会主义有没有分别呢？社会主义中的最大问题，就是社会经济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问题。因为机器发明以后，大部分人的工作都是被机器夺去了，一班工人不能够生存，便发生社会问题。所以社会问题之发生，原来是要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故专就这一部分的道理讲，社会问题便是民生问题，所以民生主义便可说是社会主义的本题。

　　（引自孙中山：《三民主义》，1924年1月—8月。）

　　而此时，孙中山却声明国民党所要实现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

　　马克斯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蒲鲁东、巴古宁所主张的，才是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外国只有言论，还没有完全实行，在中国，洪秀全时代便实行过了。洪秀全所行的经济制度，是共产的事实，不是言论。欧美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

　　（出处同上）

　　孙中山又是怎么吸收俄国革命经验的呢？在观察新经济政策后，他得出了共产主义虚、民生主义实，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会通向民生主义的结论。

　　若俄国今日所行之政策，实非纯粹共产主义，不过为解决民生问题之政策而已。本党同志于此便可十分了解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其最初之共产主义，亦由六年间之经验，渐与民生主义相暗合。可见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

　　通过孙对俄国革命的评价反映出其民生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无意通向社会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将民生主义等同于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促进国共保持合作，苏俄支援国民革命的宣传口号。

　　在孙中山心中，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

　　即就是非而言，本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

　　主义”与“集产主义”，均包括其中。兹将各主义连带关系与范围用图示之：

　　（以上皆引自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说明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1924年1月。）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以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为目标，以亨利·乔治的单一税与国家资本主义为方法的主义。民生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但它可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传播的基础，这样或者那样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将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同时，我们不能把所有重视改造社会的政治派别都视为社会主义者。否则，我们就会犯“民族社会主义也是社会主义”这种常见的错误。一战使得欧美资本主义的弊端暴露无疑，战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中国有识之士都开始想要对中国社会采取或改或造的措施。这是当时的一个大气候，并不特殊。

　　张东荪在1919年12月就指出：

　　“当欧战未终以前，中国人没有一个讲社会主义的；欧战完了，忽然大家都讲起社会主义来了。”在时人的言说中，社会主义是“社会改造”思潮之一种，或社会主义即是一种社会改造运动。“一提起社会主义，便觉得他是一种改造社会的主义”。或说社会主义就是有关“社会”的主义。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模糊的认知，“高到安那其布尔塞维克，低到安福系王揖唐所称道，都有些可以合于通行所谓社会主义的意义。”当时恽代英所言以社会为本位，提倡共存互助的社会主义可能更符合五四前后知识界多数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诉求。这种“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亦即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之上，反对“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对个人、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而非后人所言的社会主义。（引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49-55页。）

　　孙中山虽早已接触社会主义，但其对社会主义之利用从上文的剖析来看其实也莫过于此。

　　既是三民主义者又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蔡元培五四期间在思想上主张对国民性进行改造，强调人的精神自由，主张兴办教育；在政治上，支持好人政府，倡导法制；在经济上主张实利主义教育，同情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

　　既信奉三民主义又浸淫社会主义多年的戴季陶五四期间翻译介绍了很多马克思主义与苏俄的内容，还支持劳工的经济斗争与创办合作社。他清醒地看到“资本家生产制在中国虽是没有完成，但是资本家生产制的弊病，在中国却是已经大到了不得，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所受资本主义的害毒也决没有像中国今天这样大”，甚至一度与中共的组建者走得很近。

　　他们都在支持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同时，欣赏社会主义。但在1927年，此二人紧跟蒋介石其后，参与了血腥、野蛮的清党。这一转变可以说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之所以说是意料之外，是因为国民党中派的行径实在是背叛总理遗训、不合党统。而情理之中，则是因为民生主义本就不是社会主义，三民主义者可以很自然地从“民族”与本阶级的角度去排斥社会主义者，而要独占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PART04

　　余论

　　除了孙中山的经济与社会主张，我们可以再看看其在政治上的主张。首先就是阶级斗争。孙中山承认阶级，但绝不认可阶级斗争。这到底是出于民族主义，还是出于社会主义？笔者认为这是不言而喻的。

　　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有的民族政党领袖出于民族主义立场，为了抵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攻击，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意外站在同一战线的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但他们的第一性还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领袖。他们的目标是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并避免一些小问题，而不倾向于成为、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孙中山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的民生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想要为民族资本主义保驾护航的同时，减少其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一系列的社会民生问题，也就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笃定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想法并不能让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