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期，千万粉丝主播“秀才”被封号一事引发热议。该网红曾被称为“中老年妇女收割机”，据某平台数据统计，“秀才”的粉丝中女性用户占比70.44%，40岁以上用户占比79.8%。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视频里几乎都是大爷大妈熟悉的场景，精准满足中老年用户的情感需求。另有报告指出，0.19%的老年人每天在一些网络应用上花费10个小时以上，超过10万老人呈现出极致孤独的生活状态，全天沉迷在手机与网络上。
本文分析，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媒介技术迭代和移动智能设备大规模使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触网”后深陷其中，其背后则是一套隐蔽的技术控制机制。
作者认为，尽管老年人对数字生活的适应能力远远跟不上互联网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渗透速度，但在社会交往、公共服务、社会参与这三个维度，老年人已不仅是用户和个体，而成为“流量”本身。作为媒介的流量，通过“达成理解—制造信任—产生动机—取消行为门槛—制定群体规范”的作用链条，不仅侵入整个社会结构，还侵入人的心灵，控制着老年人群的日常生活。
作者总结，老龄化与以数字化为表现特征的媒介化所产生的互动，展现出人与媒介的持久博弈。流量媒介时代，真正考验老年人群的，并不是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技术，而是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我们自己。
本文节选自《流量控制下的“网瘾老年”：城市老年人上网行为塑造与干预的中国方案》，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流量控制下的“网瘾老年”：
城市老年人上网行为塑造与干预的中国方案
新媒介环境中的老年人上网行为及其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与之相伴随的是，数字时代媒介技术的频繁迭代，移动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新功能新应用新场景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触网”后深陷其中。在以网络为表现形态的媒介环境中，流量的获得和转化形成新的数据特征。流量通过对注意力资源进行再分配，使共享平台的互联性、社会关系的数字化、生活及消费模式的线上线下贯通进一步加深。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60岁以上网民占比达12.2%，约1.2亿人，比2020年增加0.23亿人，增速高于其他网民。习惯性依赖自媒体和网络群组，刷手机昼夜颠倒，已经成了不少老年人的日常。而移动内容平台趣头条和澎湃新闻联合发布的《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指出，0.19%的老年人每天在一些应用上花费10个小时以上，10多万老年人几乎24小时生活在移动网络上。60岁以上的老年用户每天使用互联网64.8分钟，每个老年用户平均每天登录应用5次。微博话题 #十万老人每天上网超过十小时# 登上热搜，阅读量8893.3万。这是新技术媒介与人发生作用的重要社会现实。
媒介与生活世界相互依存。从数字鸿沟到俨然形成的“网瘾老年”群体，尽管社会现实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关文献仍然主要从使用与满足理论出发，研究老年人使用微信等社交媒体的行为偏好、信息分享行为和对健康的影响。而传统的健康劝服方式在中老年人群失效率较高。现有对老年人健康劝服的研究也未能深入老年人群的心理及对其产生影响的社会机制。笔者从2019年起持续观察、跟踪访谈分布在广州市6个社区的60岁以上的城市老年人40位，受访者以1～40号顺序排列，其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35人，本科以上学历的20人，男女比例相当。
以数字化为代表的流量媒介怎样塑造了城市老年人的上网行为？新技术如何作用于老年人的日常？中国当代语境下，老年人上网有着细微的行为机理和独特的控制因素。其行为干预，显然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涉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综合作用。本文立足中国社会转型与老年人面对新媒介的现实情境，分析技术控制的形成和作用机制，探讨中国媒介环境中城市老年人上网行为干预的方案，以期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寻找可能。
流量作为媒介控制的形成及作用机制
（一）媒介控制的三个层面
首先是作为感知环境的流量媒介。感知世界的三大要素是生理现象、需要和已有的经验。“新媒介本质上首先是技术媒介”，当数据流量成为社会信息流的重要支撑时，技术性就成为数据流量的首要因素，其次是移动性。移动支付、移动娱乐设定了我们感知环境的表现形态。笔者访谈的老人中，基本都把微信(尤其是朋友圈)作为触网的首选渠道。“扫穗康码上车晨运，买包子买菜扫支付宝搞定，微信里实时进行亲人交流，有需要就视频聊聊天，晚上躺着用手机看看影视剧。”这是被访老人描述的一天的生活。据统计，截至2021年6月，我国城镇网民规模为7.14亿，占网民整体的70.6%，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9.8%，超过了农村网民的两倍。快速推进的城镇化构成老年人通过移动互联网设备接收感知数据的宏观背景，随着手机等移动终端便携性的加强，老年人在互联网接入方面逐渐缩小了与年轻人的差异。他们通过自己的生活经验形成了其独特的互联网使用方式，以弥补其在互联网应用上的相对弱势。“我就挂在微信群里，看他们发什么，觉得好的就转发给亲戚朋友看一下。”其交往形式更多倾向于分群，手机即时闪存、搜索、复制、剪贴替代了识记、回忆、想象、创造。“信息太多，看不过来，挑大家都看的看，看朋友同学推荐的看。”(3)数据信息从推荐机制进入日常，通过筛选塑造了老年人群置身的现实，也改变了他们在感知外界的比例关系。
其次是作为符号环境的流量媒介。感知数据仅仅构成了现实很小的一部分，代码和符号也同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把流量设想为一个符号环境，由一套专门的代码和语法系统组成，其主要包括以下要素。一是平台的内容数据，主要指各类网络媒介融合的各种各样的内容。二是用户的信息数据，主要指用户通过使用智能手机、电脑、APP应用(如微信、微博、淘宝等)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存留的指纹、面容、声纹、各类账号和密码等个人信息。三是供需方的交易数据，主要指通过动态算法与定价、移动LBS应用、互评体系等一系列控制机制建立的信息。四是围绕喜好和消费的注意力数据，主要指各种刷屏数据和排行榜。在笔者的跟踪中，80%的老年人通过网上获得新闻资讯，超过半数的老年人会定期浏览所关注的公众号文章，主要关注健康养生、生活百科、心灵鸡汤类话题，较多倾向于阅读和与自身所处的年代相契合的历史文化话题。流量的符号结构和逻辑与老年人群认知的世界并不完全吻合。多数时候，笔者和老年人的交谈，无论涉及什么话题，老人们总是会重复“我们那个时候”，或不由自主地回忆过去。历史时空和地理环境发生了变化，老人们却始终生活在自己记忆的那个时空里。这可以被视为口语时代在当代的延续。口语媒介主导的社会里，重复是知识传承的主要方式，社会精英往往是长者，他们是这种文化里最重要的信息媒介，有更多的生活阅历和知识技能，是智慧的源泉。昔日中国，“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代代相传。流量塑造的符号环境，使得信息控制者发生了转变，不仅改变了知识的记忆和传承方式，还使社会的权力被重新结构，数据和代表数据流向的大V和网红掌握了媒介控制权。这在英尼斯看来，是“知识垄断”(Monopoly of Knowledge)的宝座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一个媒介时代转向了另一个媒介的代。显然，不同的媒介有不同偏向的特点和性质，“并因此塑造了不同特质的文明”，造成不同社会人们的行为与生活方式的千姿百态。老年人的茫然显而易见。“经常收到免费领红包，领礼品，赠送手机流量的推送，一开始还有警觉，但是也就不知道点到哪里就扣款了，只能当教训。”(11)“网上都是诈骗，哪里敢乱点。”(25)
再次是作为社会环境的流量媒介。真实的情形是我们生活在流量塑造的多种符号系统组成的媒介社会中。作为社会环境的流量，其独特性在于管制内部行为的外部规律或规则。当我们使用媒介之时，也成为媒介本身。在交往需求方面，笔者跟踪的老年群体有练剑群、舞蹈群等多个组织，人员相对规定，地点相对集中，因为交往的便捷性，日常均通过微信联络。“收图片要不要流量，语音要不要流量”成为老年人经常咨询的问题，他们在使用流量的同时，也为通讯公司贡献着流量。在公共服务方面，以医疗为例，互联网时代，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线挂号、费用结算已成为常态，但大部分老年人对这一套技术数字系统并不熟悉。“总是在扫码，不知道在哪里扫，在哪里点开要问人”(20)“只能打开流量扫，不然什么都办不了，第二次还是不知道怎么操作。”(21)近年来，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率偏低，且总体上不平衡，互联网增加了老年人参与调研投票的渠道增和形式，但“大家都让投就跟着投，但不知道投上没有”成为笔者跟踪的老年人的经常困惑。尽管老年人对数字生活的适应能力远远跟不上互联网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的渗透速度，但在社会交往、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三个维度，老年人已不仅是用户和个体，而成为“流量”本身。
（此前，秀才和被称为“中老年男性收割机”的女网红“一笑倾城”连麦，三个小时直播吸引超2000万人观看）
（二）媒介控制的作用机制
尽管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纯粹接触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的有效性，但是单纯基于展示和曝光的流量，只能局限作用于低认知参与的决策，并不能完全产生控制。仍然要回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才能洞察流量作为媒介控制的隐秘核心。
第一，通过复制传统交往的形式达成理解。移动互联网涵盖了新闻、资讯、搜索、音频、视频等内容，也包含了共享等经济模式，融合了零售集团、百货商城、生鲜超市等实体资源。由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支撑，线上线下的一切对象和行为都即时成为数字信息。无断裂的网络化和全覆盖的数字化使得流量的标准渗透到信息生产和消费过程。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从关注价值和重要程度转向关注展现的频率、数量和传播速度。求赞、求分享、求收藏、求关注、求打赏成为被流量定义的日常。“我很少主动搜索手机导航，看看排行榜靠前的，大家热议的是什么要知道。”(18)“会看那些直接推送来的，像报纸放在最前面的肯定重要吧，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16)内容进入受众视野的方式不再是作品，而是在网络媒体的可见度和关注度。流量通过数字信息快速复制了传统关系和交往方式，大部分的老年人却未能感知网络时代“点赞”和“呵呵”背后的凉薄。多数受访者表示阅读后会转发，“看到熟人点个赞，好久不见了，支持一下也是一种态度，和他关系好嘛。”(6)对于可见度和关注度带来的流量变现可能以及背后的市场和资本，老年人群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排斥。“各取所需吧，我也获得了我想看的，很快很及时，不过是贡献一点流量。”(4)“谁还没有个求人的时候，就给他点个赞。”(13)
第二，通过改变媒介的内容制造信任。大数据的精准计算结合短视频、有声读物等各种形式信息的定向推送和15秒的视觉刺激，使得老年人在使用网络时感到更容易获得认同。流量的“贴心”服务，使得他们更关注自我，从而制造了信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腾讯发布的《中老年人互联网生活研究报告》显示，67.3%的中老年人，在互联网上具有受骗上当的经历。据由腾讯和人民网联合发布的《中老年人上网状况及风险网络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中老年人在网络上遭遇的网络传销以及理财欺诈比例高达28.3%和23.8%。大数据显然也捕捉到了老年群体的不安全感。“经常收到试看、试用的内容”(3)“收到免费领红包的短信”(2)“让我尝试免费产品”(38)“让我关注公众号就送按摩椅”(29)“告诉我有反悔期，后悔了就直接退”(35)。一方面，网络媒介将巨大的购买和参与行为转化为老年人可以接受的“小事”，精准推送让老年人感觉“应该有点保障了”。(27)另一方面，通过网络互动和激励奖赏弥补了老年人生活中的价值和情感缺失。趣头条《2020老年人互联网生活报告》显示，60岁以上老年人日均领取虚拟金币量高于40～60岁用户领取的22%。老年人对于网络互动激励的偏爱，也使其对移动互联网产生了更紧密的心理依赖。正如凯西·奥尼尔(Cathy O'Neil)指出的，有些数据“选择无疑是出于好意，但也有许多模型把人类的偏见、误解和偏爱编入了软件系统，而这些系统正日益在更大程度上操控着我们的生活。”
第三，通过降低技术门槛产生行为动机。城市老年人群具有身体生理机能的退化，视觉和听觉的减弱，信息处理能力、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下降等共性特征。智能手机的易操作性和便携性降低了老年人群使用互联网的难度。而智能语音助手等人工智能的出现更使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时“去技术化”。他们体会到新技术媒介带来的乐趣。“旅游回来拍了照片，我就喜欢制作相册，PS十分简单。”(24)“喜欢使用微信表情包”(32)“好看、有意思”(20)，这样的评论在笔者访谈中被多次提及。在流量环境中，老年人的媒介使用行为已经不再局限于即时通信，而是具备了表达情感、维系社交和体现多元爱好的深层需求。波兹曼将这种媒介影响概括为从“阐释时代”向“娱乐时代”的转变。新技术媒介嵌入我们的生活，形成我们的“文化肌肤”，为我们提供一种外在于身体和心智的愉悦现实。
第四，通过制定群体规范，重新界定关系。当今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日趋弱化与松散化已成为普遍趋势，家庭养老从文化传统的约束机制与伦理关系逐渐简化为经济上的权衡与计算，这使得多数子女对老人的关怀，局限在物质性的具体层面，也使得对老人的精神关怀严重匮乏。“身边没人，孩子都很忙，现在又有孙子，没跟我住一起，周末偶尔来一下。”(35)笔者访谈的老人，大多由于子女未在身边，而习惯用手机打发时间。老人对子女孙辈的关心，转化为其对与儿童相关的关键词搜索和内容的推送。根据TBI腾讯浏览指数，分别有76.51%和72.02%的中老年用户选择浏览慰藉心灵、调节情绪的有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需要理解和关怀的心理需求。短视频、小说、影视剧、网络K歌、小游戏是笔者访谈中老人们提及最多的内容，也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寄托。根据阿里巴巴大数据显示，“60后”女性人均淘宝天猫消费5000元/年，淘宝每天约有1000场针对中老年市场的直播，商品以服饰、鞋帽、保健仪器为主，还在2018年特意上线了老年版。流量塑造的老年网红以各种形式在各大平台迅速走红。流量规则也形成了银发族上网的普遍规范。“不上网了解点事，都没话题了，赶不上形势了。”(39)“自得其乐”成为老人的自我定位。人们只有在舒适的“关系”中才能乐此不疲。“以前都会考虑WIFI模式，到哪里首先都要找WIFI，使用自己的流量非常心疼，老是担心超了没有。现在根本不考虑那一点流量了，选个大流量套餐，自己高兴就好。”(28)新技术媒介通过更有效的方式，减少了人们的疑虑，形成了新的控制。
作为媒介的流量，通过提供三种不同的环境影响老年人群的信息构思方式和接受方式，导致不同的互动关系和社会关系。通过达成理解—制造信任—产生动机—取消行为门槛—制定群体规范的作用链条，它不仅侵入了整个社会结构，还侵入了人的心灵。因此，流量成为一种媒介控制，构成了我们的想象和表达方式。
平衡的调适：对城市老年人上网行为干预的中国路径
经典的干预理论，如“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 Practice，KAP)模式、健康信念模式(Health Belief Model，HBM)、行为改变阶段模式(Stage of Change Model， SCM)以及理性行为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Reaction， TRA)，都是针对个体对象在行为改变中的心理活动来干预，其重点都是将人的行为改变视为获取知识、产生信念及形成行动的连续过程。但“知行不一”的情况在老年人的日常健康行为中也较为常见。作为媒介的流量所带来的生态式影响，使得不同个体的感知和交往模式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产生了新的因果关系。城市老年人的上网行为嵌入中国社会系统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行为干预的社会生态模式(social-ecological model)强调个人、关系、组织、社区、社会对行为的综合作用。从这一模式切入，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对城市老年人上网行为干预的特殊语境。
第一，政府引领与基层参与调适社会养老模式的失衡。
中国的社会转型构成了老年人不得不陷入流量环境的背景，也影响了中国的宏观制度和日常生活，由此带来的公共生活的减少、社会“过疏化”、亲密关系的疏离等构成了中国老年政策出台的基础。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全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达到63.89%，表明我国社会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在城乡结构的社会属性上，已经从“乡土中国”转型为“城市中国”。家庭作为社会结构变迁的敏感领域，也在发生变化。家庭规模持续地小型化，家庭户均人口仅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了0.48人。与之相伴随的还有，家庭价值观趋向淡化，家庭关系趋向松散化，空巢独居老人增加等。中国社会“大家庭”的社会保障形态难以为继，新的能深入老年人日常的可补充的养老模式尚未建立。艾媒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中老年群体触网行为研究报告》显示，在城镇化背景下，空巢老人在2020年已达1.18亿，他们对具有多个功能的生活服务类APP需求迫切。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今年重阳节，他又强调“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养老服务体系、健康支撑体系”。对于社会养老模式的调整，许多研究主张“个人—家庭—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在国家大力推行智慧养老和“互联网+”养老的背景下，政府一方面要探索监管、自律、自治、参与相互促进的综合制度，引导数字包容型老龄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要提升城市基层社区对老年人的支持，积极促进街道办事处、居委会工作人员在认识和行动上完成其身份角色从“基层治理的干部”向“关怀老人数字化生存的守门人”转变。基层治理对社会生活的保障在我国具有扎实的历史与现实基础。社区工作人员在开展老年人数字化培训和宣传、促进家庭成员交流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基层社区在社区数字化医疗、老年人健康管理、社区关爱等方面，通过加强养老资源配置与公共服务，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在中国语境下，街道办事处、居委会仍被视为政府乃至国家的代表，笔者访谈的老年人多次提到“政府的关心”，比如老年补助和独生子女补助津贴都可以通过微信查询等。“国家之名”强化了老年人获得国家关心的内在感受，赋予了其更多主体参与行动的合理性，增加了社会支持。良好的社会养老氛围与社区整合体系有助于对置身于流量环境的老年人产生心理保护作用。
第二，增进代际情感联结和友邻互助，调适老年人群日常生活方式的失衡。
集体主义生存方式对于当前的老年群体是一种深层记忆和内在情怀。从历史的纵向考察，我国从1949—1978 年，建立了一种去血缘、去家庭、去自我的共同体。进入21 世纪后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新技术媒介对日常表达的重构，这一共同体逐渐消解。中国当前的老年群体恰恰是出生并成长在集体主义环境之中，因而在日常生活中比年青一代更热衷于集体表征。在笔者的访谈中，老年人网络浏览的话题也更多集中在传播正能量和社会秩序等方面。他们对于以往共同体式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留恋，与现实中其社会地位边缘化、邻里关系松散化和家庭养老弱化形成了心理反差。
老年人长时间活跃在网络背后的重要原因是老年人的孤独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排解，缺少家庭的有效陪伴。微信群和朋友圈成为笔者访谈的老年人最多使用的社交形式。“熟人、朋友社交圈需要维系”“家庭情感也不变淡”“努力找到和子女、年轻人的共同语言”“存在感”是他们提及最多的理由。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中国社会，尽管家庭的形态发生变化，但仍然是老年人支持的重要提供者。代际的情感传播仍然是变动的媒介社会最稳定的因素。通过数字反哺拓展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互动模式，增强子女的陪伴和面对面的交流，仍然是最可靠的途径。另外，友邻成为老人日常生活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在“家庭”之外，成为另一个来自同伴互助的共同体。老年群体通过分享相似经历和随时随地地相互倾诉和，降低数字化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
第三，推进智能设备适老化和互联网容错机制调适，老年人群媒介使用方式的失衡。
一是要进行网页、设备、软件的适老化改造。加强5G技术、人工智能服务于老年人的应用研究。国务院2020年11月24日印发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针对老年人，工信部随后印发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推出更多具有大字体、大图标、高对比度文字等功能特点的产品；鼓励更多企业推出界面简单、操作方便的界面模式，实现一键操作、文本输入提示等多种无障碍功能；提升方言识别能力，方便不会普通话的老人使用智能设备。全国各地也正在开展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二是建设老年人表达自我和社会参与的网络平台，对强娱乐属性、轻内容属性的设置进行监管控制，引导老年人合理使用网络工具融入虚拟社会生活。增加面向老年人的网络教育内容，顺利实现老年人的社会化和整个社会的积极老龄化，增强老年人的满足感。三是在面向老年人的网络平台建立允许犯错、有效撤回的“容错”交互机制。实时监测并减少对容易引起老年人网络成瘾、不适宜老人的内容推送，从根源进行分流和监管。把平台基于动态数据的成本收益核算导入可控的轨道。
结 语
既往研究已达成共识，网络成瘾的发生率约为5%。本文借用了“网瘾老年”的大众表述，却不能用“网瘾”的理论概念来简单概括城市老人年的上网行为。笔者截取了老年群体的一个片段跟踪发现，城市老年人群的经验和阅历随着年龄增长，在个体形象、技术使用等方面具有较强的自我认知和控制力；也不能用“数字难民”的命题来大致描述习惯甚或依赖于上网的老年人。基于观察，可以看到城市老年人群的互联网使用行为和数字鸿沟理论建构的想象具有明显差异。流量媒介控制下的老年人，享受着技术赋权的便利，也深陷技术的困境。老年人通过上网拓宽了知识的获得，习惯于虚拟的参与和陪伴，自身也成为流量。作为媒介的流量不是问题本身，造成秩序失衡的是人对媒介的回应。对城市老年人上网行为进行干预的目的是在媒介使用、个人健康、日常生活、社会参与等方面保持相对的平衡。正如媒介环境学者的共同目标是：“去除技术文明中的神话色彩，还 原技术适当的、具有建设性的角色，使之进入有机人生的广阔视野”。
老人不是社会的“他者”，老龄化与以数字化为突出表现特征的媒介化之间所产生的互动展现出人与媒介的持久博弈。流量媒介时代，真正考验老年人群的，并不是日新月异、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技术，而是我们身边的家人和我们自己。毕竟，我们都会慢慢变老。
本文节选自《流量控制下的“网瘾老年”：城市老年人上网行为塑造与干预的中国方案》，原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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