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曾给教培台阶下，教培却把台阶当迪吧

　　教育部规制课外培训的行政处罚新规快要生效，此前房地产松绑、从强调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到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等政策转向期间，都有传言称教培行业可能死而复生。新规的推出生效钉死了教培的棺材板，也引起了又一番阴阳怪气的舆论风波，对资本无序扩张的清算被偷换为对知识和教师的敌意，教培行业做过的恶已经被岁月史书洗清，为教培哭丧已经成为了鼓吹宽容资本为所欲为的新风尚。

　　在《主流经济学不为中国发展买单》一文的最后，我们简要谈到了公有制的劳动力再生产体系面临的私有化压力，以及给普通劳动者造成的沉重负担。我们有必要反击某些势力的哭丧和岁月史书，回顾或明或暗的私有化进程如何侵蚀公立的再生产系统，借教育之名损害全体普通家庭和国家发展的利益。

　　（本文聚焦于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私有化问题，下面所有提到的“教培”均指基础教育学科培训，并不包含各种兴趣特长拓展领域）

　　对公立教育的纠结，教育私有化的伏笔

　　教育具不具有公共属性？一些极端的个人主义论调认为，教育的成果完全依附于受教育者人身，是不折不扣的私人消费/投资品。但教育对于现代社会合作、稳定乃至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已经成为了各个国家、各个社会学科的共识，一个接受教育的人对社区和社会产生巨大的正外部性，

　　在中国，教育的公共属性已经刻在我们的历史基因当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教育是和平年代实现这一伟大信念最有效的制度基础；“天下英才入吾彀中”，国家通过教育和科举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智力资源，把不同知识禀赋的人分配到合适的社会岗位上去，同时维持知识阶层的国家向心力；“鲤鱼跃龙门”，教育是家庭对后代最深的期盼和最好的礼物，对优质后代教育的需求远远压过物质消费。

　　黄巢把门阀世家丢进了棺材，日益完善的科举制在棺材板上钉死了钉子。科举制取得了教育成果公共化的历史进步，但依然有着教育成本私人支付的局限性。新中国承担起劳动力代际再生产中最重要的部分的成本，建立了规模最大、覆盖最广的公立教育、选拔和分配体系，完全摆正了公共教育与教育公共性的关系。

　　而且新中国的跨越式发展对社会总体智力资源存在极高的要求，公立教育必须追求“对社会有用”的培养结果，“高三是我人生知识储备的巅峰”，这句玩笑话充分体现了中国公立教育的强度。反观西方国家，公立教育是敷衍穷人的消费性福利，自由、快乐但无用。

　　在我们国家，始终没有得到深入讨论的反而是教育私人属性的一面以及其影响。教育成果确实具有完全的人身属性，所有家庭对于公共教育都带有或多或少的矛盾心态。高阶层家庭最不喜欢公立教育，因为他们将教育视作本阶层的再生产的过程，意图用金钱降低公共竞争带来的再生产不确定性，他们是最有动力推动教育私有化的一批人。

　　中低阶层家庭则重视未来收入乃至阶层的上升，他们认可也需要不与家境挂钩的公平竞争机制这一公共教育的核心理念，又想尽可能利用家庭资源为孩子在竞争中获得一些“不那么公平”的优势。矛盾的心态决定了绝大多数普通家庭永远都对公立教育处于纠结的不满意状态，但这种不满反而被某些力量利用，助力了彻底破坏公平竞争核心的教育私有化进程。

　　生存压力下的教师“自救”

　　在资本大规模介入之前很久，教育体系内部就已经产生了将公有平台变现为私人收入的冲动，其中部分原因来自公共资金投入不足的客观压力。公立教育可以免费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群众提供教育服务，但总要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教育服务的成本，否则教育服务的生产必然不可持续。

　　“公共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的口号喊了20年，直到2012年后才让这一指标维持勉强高于4%。即使这个数字是挤出利润的产物，也远远不足以满足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且均衡的教育资源的需求。

　　之前我们阐述过我国体制通过福利内循环压低公共服务提供者自身再生产成本、从而避免公共服务成本膨胀的模型，但在越来越市场化的经济现实中，教师在体制内的福利分配优先度低于公务员和行政性事业单位，很早就失去了住房、医疗等大额福利。

　　同时，教师需要承担大班额的教学管理，不仅教学任务课时长、任务重，工作“性价比”低于社会上的很多职业。物质激励的缺乏导致社会不得不更多依赖奉献等“师德”要素期待（或者要求）教师提供高质量、高道德附加值的教育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教师都在寻找途径适当补偿教师的超额付出。虽然自媒体热衷于炒作动辄数十万的教师年薪福利，但这些终归是少数超级学校的特权，大多数学校往往只能在统一规定的费用标准之外收取杂费、自习费补贴教师。

　　校外授课也是早已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了教师补充收入的主要来源。老师以个人形式给本班学生补课，或者到一些课外辅导机构兼职。有些老师把校外授课限定在给学科成绩不好的学生“补课”的范畴，但也存在把课堂上该讲的内容留到补课班上、倒逼所有学生参加补习的恶性现象。但在教培把补课变成工业化的市场之前，手工作坊式补课造成的额外负担整体非常有限，还远不能实现教育矛盾激化的质变。

　　“国退民进”从减负开始

　　2010年代前，公立教育仍然大体上占据着中国的教育事业生态位。彼时的基础教育选拔录取机制是成绩和家境平行又相互交织的“双轨制”，除了买学区房就近入学，很多优质初高中按小升初或中考成绩按分段收取择校费，竟也在个人努力和拼爹之间形成了一种奇怪又微妙的平衡。而且那时公立学校的在校时长很长，学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公立教育管住了，家长至少不用发愁工作日怎么看管放学的孩子。

　　在既得利益阶层的期望下，在御用文人的反复鼓吹下，在地方政府减少财政包袱的动机下，教育行业“国退民进”一度成为了政商两界的共识，2002年版《民营教育促进法》写入允许取得合理回报的条文，就是冲开堤坝的一孔蚁穴。

　　“国退民进”，第一步当然要国退，给“民”进留出空间。一方面，在分配教育资源的竞争中凸显金钱的作用，不断弱化分数竞争权重。2014年，初中免试划片的全面执行完成了质变，因为初中是高强度学习竞争的起点（现在还变成了高中职高分流的起点），丧失靠成绩竞争选择初中的权利无疑让大量普通家庭的孩子真的输在了起跑线上。

　　另一方面，学生的时间也必须私有化，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参加私人部门举办的课程。免费或廉价公立教育涵盖的教学时间、看管时间越来越少，本质上是打着减负名义的教育福利缩水，小学放学时间竟然早于正常下班时间，中学的晚自习、周六日课程要么取消，要么被要求越来越短，甚至越来越少的作业都要家长批改，既强制家长产生找个地方看管孩子或者集体学习的强烈需求，为民营培训机构制造了一片广阔的蓝海。

　　至此，舞台已经备好，大幕已经拉开，一场“国退民进”的典范戏码即将上演。人民群众对公立教育的纠结和不满成为了私有化的借口，但私有化的结果却从未符合任何普通家庭的期待。这里包含了各种形式的私有化路径，展现了谁才是在“进”的“民”，以及宣示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被恶意抬升后，劳动力供给能以什么样的速度萎缩。

　　产业化的超级学校和私立学校

　　实验小学、重点中学是我们这代人再耳熟不过的词语，地方管理部门通过将资金、待遇、硬件等条件向少数学校倾斜，进而促进地区优质师资力量的集中，打造财力雄厚、规模巨大、师资生源俱佳的超级学校。

　　近十多年来，这些学校或通过与民营资本合作开办分校、挂牌学校走向产业化、集团化（公参民），或向纯私立学校输出优秀师资，以或暗或明的方式进行了教育私有化。

　　（本文讨论的私立学校仅指私人举办的以参加中高考为导向的那部分，不包括以出国读高中或本科为导向的国际学校，毕竟人家都已经不屑于和我们普通人同一赛道了）

　　产业化超级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经营逻辑相同，通过寄生方式汲取公立教育最优秀的师资，再放到市场上定价售卖。而他们竞争的法宝无非“垄断”二字而已。

　　服务业不能提供匀质的、标准化的产品，其产出质量天然有着多重维度的差异性，因此市场的集中垄断难度要比商品市场容易得多。师资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产业化超级学校/私立学校非但不能扩大优质师资的供给，反而极大加速了地区内师资的集中垄断。笔者亲眼见过一家私立中学打包挖走地区几所公立重点初高中的几乎所有最强带班团队，拿不出同等高薪的公立学校根本留不住优秀的老师。

　　在初中免试划片全面铺开后、双减规范前，私立学校还享有自主组织考试招生的特权，超级中学也利用其民办部分绕开划片入学限制掐尖录取。垄断的师资，自主录取的特权，让这些私有化的学校形成了“成绩好-生源强-财力强-师资好”的闭环，强迫学生和家长不得不与进行黑色幽默的“双向奔赴”，否则就只能去被吸干了资源的普通公立学校。

　　衡中就是产业化超级中学的终极形态，高强度的教学模式、监狱般的管理方法反而只是它最小的恶。所谓“衡中”其实是公立的衡水中学和私立的衡水第一中学（现改名衡水泰华）的联合体，以合规或不合规的手段掐走了河北省绝大多数的优质生源和师资，凭藉严密的垄断缔造了成绩居高不下、分校遍地开花、合作企业美股上市的高考产业神话。

　　垄断之后当然就是抬高定价，产业化超级学校也采取按分段录取的价格歧视，但动辄数万的学费让区区3万的全国人均收入。成绩不够拔尖、又拿不出高昂学费的家庭只能流向被吸干资源的普通学校、县城农村学校，它们可以复制严苛的管理模式，但极难在师资流失的条件下逆天改命。名牌大学农村生源比重的下降，早已在超级中学农村学生的稀薄中注定。

　　学区房：富人再生产的双赢

　　在质量不可能均匀化的教育服务上，“就近入学”是对房地产的定向利好，放手任由房东决定入学资格的售价，打造自欺欺人的“减负”和“公平”。

　　如果说超级中学的择校费模式尚且属于购买消费性的服务，普通家庭还可以通过孩子的成绩替代部分择校费，或者咬咬牙凑出择校费，那么具有强烈金融属性的学区房就已经让教育彻底脱离了福利、服务甚至消费的属性。学区房要求家庭同时支付房产的价值、教育资源的附加值以及进入金融牌桌的入场费，普通家庭身上的大山瞬间膨胀了几十上百倍。

　　当然，对于付得起牌桌入场费的家庭来说，学区房是阶级保值的最佳工具。他们依靠既有家庭财富让子女排除成绩竞争的风险，直接进入优质平台接受教育，受教育的过程还是产生投资净收益的过程，人和财富的再生产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精英阶级真真正正做到了双赢。

　　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学区房严重破坏了全社会的公平激励导向。教师的教学劳动被吸入房地产的金融游戏当中，但在房地产狂欢中仅仅得到了不成比例的微薄回报。而对于教育的对象学生来说，知识改变命运越来越虚幻，扎实掌握知识这一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符的行为不再被赋予充分回报，反而是子宫彩票的中奖者才有资格获取优质知识，新中国打开的无产阶级靠能力与努力向上流动的大门，隐隐有被关上的趋势。

　　在美国，不同收入家庭的集聚形成了独立与行政区划的学区，学区房无疑在中国复制出了阶层-教育-阶层隔离循环的苗头。笔者上学的时候，学校中、班级中有着各种家境、各种成绩的同学，同样的校园、相对接近的教学内容和共处的经历塑造了我们的共同记忆。即使去向天南海北，人生各有不同，这些微观共同记忆都构成了黏合社会的共情基础。

　　学区房则破坏了共同记忆的纽带，在同阶层聚集的校园里，另一阶层的人消失了，他们的生活与话语被折叠起来，社会共识的基础正被一点点侵蚀。

　　教培不容岁月史书

　　学区房将初中以下教育的分配过程私有化了，教培行业则试图将教育本身的过程私有化。全面减负的时间正值互联网资本大量外溢扩散，原本手工作坊式的课外补课在资本加持下迅速填补了令家长焦虑抓狂的教育真空。

　　所有的教育私有化进程都不曾如某些理论或专家鼓吹的那样扩大优质教育的供给，教培也不例外。表面上，教培创造了大量教师岗位，完成了大量课时的教学活动，但在更高层面把公立教育的全线后退考虑进来，社会基础教育总供给并没有得到提升——

　　本来在学校的教学或自习时间被转化为到教培机构上课，本来应由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强度被转化为课外教辅习题，本来应由学校老师完成的讲授答疑被转化为教培的上课内容。同样的教育供给，不同的价格罢了。

　　严格来说，教培创造的是培训供给而非教育供给。应试技巧固然占据了中国公立教育的重中之重，但学校仍然负有道德品行、人格塑造等“育人”义务，教师管理、同学互动、班级氛围都在学生的成长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而教培则完全专注于功利的应试培训，无论人力资源构成、课程内容和班级组织模式都不可能完成育人的任务，打着“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名义的减负改革反而让学生离人的教育越来越远。

　　与早年的手工作坊式课外补习相比，教培行业完美发挥了投资方的互联网精神，教育本身的意义被消解，高度异化为服务资本增殖唯一目的的手段。教培的核心指标是拉新率续费率，以及客单价与获客成本的比值，穷尽一切办法从家长兜里掏出大额预付款，以此讲好PPT故事，完成带有庞氏色彩的融资扩张循环。

　　很多机构的营销费用能占到销售额的90%甚至100%以上，各种制造焦虑、夸大宣传、虚假承诺的营销话术层出不穷，产生“培养你孩子的竞争对手”这样臭名昭著的标语，并不令人意外。

　　没有实质增长的教育供给+恶意营销引发的踩踏式需求扩张，结果必然是垄断性的暴利。根据央视的《经济生活大调查》，2020年教培竟然超过房地产，成为中国家庭身上最沉重的一座大山。

　　虽然疯狂烧钱扩张让教培行业看似负利润，但实际净利率普遍达到20%，远超除了金融互联网之外的几乎所有行业，这意味着大多数家长在其他行业盈利中分享而来的收入，被加速集中到教培资本手中。

　　如果家长焦虑地希望孩子去卷但付学费有压力怎么办？别担心，教培机构已经“贴心地”找好了教培贷渠道，机构全额收到了大笔预付款，小贷公司拿到了循环打包融资的基底资产，学员实现了接受教培的梦想，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直到教培机构卷款跑路那一天，才会揭示谁是唯一的输家。

　　为了服务于庞氏化的根本经营模式，教培还在其他领域大肆违规侵犯消费者利益。教师资格造假、虚假夸大宣传师资力量和培训效果、霸王条款、退费困难，无一不指向了尽快掏出家长口袋里尽多的钱，形成一个进可继续扩张退可卷款跑路的巨大资金池。2016年教培资本化初兴之时，跑路现象已屡见不鲜，可见其嵌入骨子的庞氏基因。

　　替教培哭丧者最爱的话术是“一个文件毁灭一个行业”，仿佛国家是野蛮无知的干预者和破坏者，毫无征兆地碾压了一朵白莲花。

　　事实上，从2018年到双减前，国家和教育部就连续发布《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规范校外线上培训的实施意见》《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三令五申反复强调禁止无证执业、过度营销、虚假宣传、大额长期预收款等行为，地方也跟随出台了很多规范性文件，试图遏制逐渐疯狂的教培资本化运作苗头。

　　国家给教培台阶下，教培却把台阶当迪吧，贩卖焦虑、高额预付等问题愈演愈烈，对政策的禁令、官媒的批评警告置若罔闻。20年疫情更是激发了教培的集体性疯狂，市场规模达到4100亿元，这背后是多少家庭在恶性竞争下焦虑且无奈的沉重负担？怙恶不悛，那就不能怪国家在它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前刮骨疗毒了。

　　教育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教育私有化的大戏明确揭示了，在公立再生产体系下排除利润的产品一旦进入市场定价，不仅不会有效扩大供给，反而会人为制造稀缺、维持稀缺、扩大稀缺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因此在市场失灵的再生产领域，国家每退一步，民营资本绝不满足于只进一步，普通民众相应就要退好几步。2017年开始，在房价去库存暴涨、教育私有化空前加速的压力下，劳动力的代际再生产成本已远超普通家庭的承受范围，

　　罗伯斯庇尔在审判路易十六时慷慨陈词：“路易必须死，正如共和国必须生”。同样，教培等教育私有化趋势必须死，正如教育必须重生为育人而非逐利、普惠而非特权的公立再生产模块。从三条红线到重拳打击教培行业和公立学校私有化现象，既是对其违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的最后应对，也是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努力。

　　但问题远未彻底解决。批判双减政策的常见说法是：取消明面上的课外培训不能消灭家长的补课需求，各种家庭式、一对一式补课不仅规避了监管，还使价格变本加厉。严格限制课外培训和重新扩大公立教育供给、把学生的教学强度和学习时长重新吸纳回廉价的公立学校，本应是同步进行的改革。遗憾的是，政策轰轰烈烈地实现了前者，后者却毫无作为。

　　无论是参与中高考竞争的需要，还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学生都必须维持一定甚至是相当的学习强度。只要有压力，真空就无法维持，隐蔽高价补课不应归咎于打击教培，而是教育部门依然一味强调减负的“国退”，拒绝让公立教育重新完整覆盖家庭教育需求、承担起高强度教学的权利义务，让正常的学校教学无法挤出课外培训的存在意义，强迫家长的需求流入“黑市”。

　　从更宽层面来说，解决教育的问题从来不能仅仅局限于教育。尤其在教育被赋予了极高公共选拔意义的我国，教育的需求不止受教育本身，还要求有一个符合教育结果的出口，基础教育的出口是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出口是社会经济地位。如果出口的供给稀缺，那么前端教育的竞争自然要头破血流，比如名牌大学名额投放比例很低的河北河南山东高考。

　　而追根到底，基础教育的指挥棒不是高考，是就业，是社会环境为每个分段学生画出的人生轨迹。在大学录取比重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中国家庭越来越卷基础教育，是家长的错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分配导向不再倾斜于知识或个人努力，而是看谁有机会依附于强势的公私平台，而这些平台在挑选外人的时候对学历的要求水涨船高。

　　家长强烈反对高中职高强制分流，生怕孩子成为去职高的40%，是家长歧视职业教育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蓝领工人长期无法获得与其高强度劳动付出相匹配的报酬、福利保障和晋升空间。如果当工人也能凭劳动获得体面的生活，家长何必恐惧孩子去职高？大经济学家担心职高分流毁了孩子，却似乎不觉得工人被锁定为低收入者有何不妥。

　　所以，出手遏制教培是正确的，但绝不是充分的。现在中国家庭学校减负就找教培，教培被限制就找一对一，压缩物质消费甚至变卖房子车子等固定资产花钱补课的家庭不在少数，实际上完全符合“内卷”的学术原意——不断投入资源博取边际递减的收益，即获取好于父母辈的生活质量的机会。悲哀的是，穷人越为了卷资源投入金钱，资源就越向资本群体集中，他们卷的边际收益就越加速衰减。

　　教育改革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如果不重新扩大优质廉价公立教育的供给、建立让多数人可以凭藉劳动获取匹配且足额回报的分配机制，那么教培的阴魂将继续扭曲教育的本质，折磨中国的普通家庭，加重劳动力供给的跨代际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