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院长，到了绝症将逝之时,将法院的审判绝密资料交给了被判了五年刑的被告周澄，于是有了中国青年报上的揭露法院内幕的重磅炸弹式的文章《一场被法外力量左右的审判》。
原来，这个自称比窦娥还冤的周澄，在当初被判刑时是所有法院办案法官、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院长都认为无罪的。二审的合议庭法官当时也同样这样认为。但他被判了，关了五年。
而且现在内幕被揭露了他也不能平反。因为他的冤案是用这种所谓非正常方式揭露的：而且这位交给周澄材料的院长如果不死，也可能被起诉判刑，因为按现在法院的保密制度，他泄露了绝密级的国家机密。这也是本案只有在院长将死时才能曝光的原因。
这位院长是这个错案的直接责任者。因为这个错案的第一审是在他的主持下形成的。我们不能原谅现在多数办错案的法官们的托辞，即：我们也没有办法，上头要我这样干。好象他们只是木偶，自己完全是无辜的、没有责任的。
但我们还是要感谢和钦佩这位院长。因为他在将离开人间之际，完成了自己的道德涅槃，他不惜冒犯法的风险，完成了自己告别人世的最后的人生答案。
他的最终决定违反潜规则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极为难得的中国司法环境真相的标本。
中国青年报披露的一审审判委员会记录和二审合议庭记录令人触目惊心：周澄案的审判长首先做了汇报：上次审判委员会研究认为被告人周澄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本案又系相关部门关注的案子，所以上级法院意见是判起刑线5年。
法院院长范玉林发言：就判5年。副院长沙兆林说：判5年。同意上级法院的意见。其他委员一致同意。于是，决定被告人周澄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周立即上诉了。二审合议庭评议。二审审判长张笑威说：从法理上讲我认为被告人周澄不具备挪用公款罪的成立要件，但本案的一审却定了罪。考虑到本案（被相关部门）多方关注与过问，我同意原审的定罪量刑，故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代理审判员马仁凯说：我认为本案从法理上讲不构成挪用公款罪，但考虑到上面的意见要求，本案是交办的案件，并且提出了主要意见。故同意主审人的意见。
另一名代理审判员陈长生也考虑到领导及相关部门意见。于是合议庭一致意见：从法理上讲本案的事实不能证明被告人周澄有罪，但考虑到本案是领导过问并关注的案件，而且领导也有具体要求，因此特作出如下意见，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熟悉中国司法内幕的人，对这个经过和事实不会有任何惊讶。因为，领导机关指导法院办案、内部请示、上级先定后审，在中国司法审判中已经成了惯例，甚至已经是高于法定程序的“最主要的程序”。
越是大案、敏感的案件，越会这样干。在法官眼里，对这样的现象若表现出震惊想法的，会被看成是只有幼儿园的智商：“连这样的常识都不懂”。从法律的公平正义而言，这样做并这样认为的法官，才是幼儿园的智商，才是“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麻木久了了，就把恶习当成了真理。
这个案件充分而残酷地向社会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所谓开庭公开审判是一种虚假的表演，在法庭上的法官只是按写好的剧本在演戏，他们是不能说错一句台词的。
这就是中国的法院95%以上的案件不会当庭宣判的原因；
这就是中国的法院根本无法实施真正的错案追究的原因；
这就是中国的律师很难真正发挥作用的原因；
这就是中国的法官普遍缺乏基本的职业责任感的原因。
法院和法官愿意这样干吗？是中国的法官都是软骨头吗？不是的。作为一个在审判台上主宰审判的法官，当一个呵斥被告和律师，认真质询检察院证据，认真进行了法庭调查查明了真相的法官，即使从自已基本的自尊心而言，他也不愿当这个傀儡，让自己签上名的判决书实质上完全违背自己意志。
四川一个法官曾经把大盖帽摘下放在审判台上，说如果不审好这个案我就不当这个法官了，按自己的意见把案件当庭判了，上头想补救都来不及。没几个月他就被免了职；
河南一个行政法官，在审判中按法律等级原则评价了省人大的决定不符合法律因此无效不予适用，结果工作都差点保不住；
浙江十多年前一个法院帮助山东当事人执行了当地企业的财产，县长在干部大会上公开说法院吃里扒外，导致县里经费紧张，因此压缩经费先从法院开始，下半年法院经费不再追加。
而这次辽宁本溪平山区法院的一院之长，敢为一个判五年刑的小案，而全盘端出绝密案卷，用犯法来进行抗命，可见法院内部绝对不缺有骨气的人。他们追求真理鄙视丑恶的内心的家园并没有完全荒芜。
但为什么中国法院这种陋习还是会长久存在？22万法官都会遵守这样的“潜规则”而很少有人公开反抗？
原因是我们的司法制度在根基上存在的问题。尽管我们高喊宪法原则法院独立审判，强调法官只忠于事实忠于法律，但实际规则并不是这样。
有独立意识真正只按法律和事实办案的法官，不但不可能上升到庭长院长的位置，可能连法院也呆不住。原因何在？是因为有权人需要在法院安排自己的工具，要能够贯彻他的意图。按他的喜好办事。而他们又不愿意自己来审案、来了解真相。这种制度实际上比封建社会的审判制度还要糟糕。
因为封建官场行政、司法合一，行政官员决策官员要按自己的意志办，他自己还有一个亲自阅卷甚至提审的制度。他是不会“审的不判、判的不审”的。
清朝好多大案，皇帝决策之前都是自己认真阅卷审查的，弄不清还会发回三法司会审。
而我们现在好多案件，有的有权人物根本不会听取各方意见再来作指示，而是凭一面之辞先入为主，他就批示了，发话了。而一旦他发了话，这个案件不管搞了多长时间，结果必须得按他的意图贯彻。否则你这个院长、庭长、法官就别想当了。
法院工具化的后果，就是政策比法律大，权力比法律大，搞运动很方便，司法权能够很快动员起来为一时的政治运动目标服务。执法的稳定性和公平性在这样的环境下是完全被忽略的。
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操纵他的人自己也同样会深受其害的。因为台上台下并没有截然的分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运动一来，谁来操纵就是谁对。法律的标准没有了。只有权力标准。国家的法治体系就会完全失灵。
文革后期平反冤假错案、邓小平说：“还是要讲法制，讲法制靠得住些”，都是痛定思痛之言。因为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作为新中国建章立制的重要人物，在文革中都尝到了无法无天、权大于法的苦头,都被关过牛棚。他们重新掌权后才会这样重视法治。
但我们现在有些有权人，已经完全忘记了小平彭真等同志的教导。因为权力的诱惑力太大了，当一个批示可以左右一切的时候，谁还愿意让法律来给自己戴上羁绊呢？
推进司法制度改革，不但要有正面的研究，还必须要有弊端的揭露。只有把血淋淋的事实展现出来，人类才能警醒，才能明白法律不是保护坏人的，而是保护包括有权人在内的所有人的。
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这次的周澄案的揭露，对法院是灾难,对社会则是好事。要象查处瞒报矿难一样的公开化的力度，来大力揭露法院系统不依法办事的内幕。这甚至比法院系统的反腐败工作还重要。
因为司法审判是公开的活动，是社会公正的最后的防线，法律明确规定了所有案件要公开审判。
转自：记者观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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