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消费低迷,有“公知”提出,是投资过剩,需求不足,主张供给侧改革“减少投资”,需求侧“直接发钱”。卢麒元先生说,这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为新殖民主义服务的做法。拿纳税人钱的养这样一堆经济学家,只会混淆视听。
据央视新闻近日报道,“十四五”期间地下管网改造投资将超万亿,基建迎来新的高潮。国家好像没有听那些所谓经济学家的建议。地下管网改造属于基础建设投资,以国家投资拉动内需仍然是重要选择。而鼓吹“减少投资”“直接发钱”的背后逻辑值得警惕,需要更多人有清醒认识。
第一,减少投资是美国给的“药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专门来到中国,要求我们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他们甚至警告:你不能再继续进行资本积累,你如果开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么就要停止资本积累。于是,我国那些“公知”,那些曾经在美国留学过、在世界银行工作过的经济学家就开始发力,让中国按照美国的“药方”去做。他们的影响力很大,可以把世行方案形成主流舆论,写进政策报告。我们可以看见他们的不遗余力和“卓越”成绩。
第二,减少投资是变相鼓励“资本逃离”。如果按照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问题是投资过剩导致的,社会资本投资要减少。那么,要这些资本干嘛去呢?社会资本是要追求利润的,难道像某些企业一样,都去海外投资,去拉高美国、日本的经济?难道像某些资本家一样,全家移民到美国,把在国内的负债转化成海外个人资产,给家人办离岸信托?如果国家资本积累率下降,如何还能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而鼓励“资本逃离”,不正是为殖民者服务吗?
第三,减少投资就是减少就业。片面强调投资过剩是孤立的、静止的看问题,是把供给侧和需求侧割裂开了。房地产短期过剩,钢材短期过剩,这没有什么异议。但绝不能据此认为投资过剩,因为供给和需求作为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企业社会投资减少,就业岗位就减少,下岗裁员、大学生找工作难,就是必然结果。没有工作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如何指望增加消费需求?因此,供给和需求是一回事。老百姓要面对住房、医疗、教育的大额支出,投资不足,经济乏力,收入降低,市场预期差,消费意愿自然就降到最低了。
第四,直接发钱是“短视”行为。如果用发钱的办法能解决经济问题,还要经济学家干什么?西方国家发钱,是因为他们的执政党是轮流制,解决眼前问题就够了,没人操心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而私营企业也是一样,不会有企业去关心跨周期调节,把钱投在教育和大基建上。凯恩斯《通论》把就业放在第一位,就是把经济的社会性放在第一位。只有鼓励劳动创造价值,让社会充分就业,才能保证有效需求充足,才能保持经济良性循环。
第五,国家资本投入是中国的独特优势。资本主义解决不了的经济危机,按照马克思所说,是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点,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中国可以解决,就是通过国家资本投入,实现经济的跨周期调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当然,投资过剩都是相对的,必须经过测算,实施有效投资。投大基建,可以带动上下游产业,吸纳过剩劳动力;投入科技,可以增加创新动能,提供生产效率;投入教育,可以储备人才,提高为社会化大生产提供充足的高素劳动力;投入社会保障,比如抵免五险一金,可以增加消费动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公知”如此痛恨国有资本和国家干预了?这不符合背后“金主”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