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灯：每一个二本学生，都离不开家庭全力托举

　　几年前，学者黄灯以一部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让这个长期被遮蔽的群体进入公共视野，她不断回望那些孩子的人生，因此也获得了「回望的力量」。

       她说，当面对这些二本学生时，自己总是不断追问「他们是怎么长大的？他们怎么来到我的课堂」。从2017年开始，她走进那些二本学生的家庭，看到了无数个奋不顾身托举家庭、托举孩子的母亲。

       这些母亲都是中国最普通的劳动者，她们打着零工，常年在工厂做工，甚至有人每天工作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为了打工，她们的足迹遍布了中国的地图。她们用尽全力，将自己的孩子托举到了一所大学——很有可能，是一所二本大学，但正是这些学生，组成了中国劳动者的基石，这些妈妈，也始终为自己的孩子骄傲。

       以下是黄灯的讲述。

　　策划｜《人物》编辑部

　　我叫黄灯，是一个毕业于二本院校，先后在广东金融学院和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任教将近19年的大学语文老师。我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进到广东金融学院教书，在此以前，我的人生目标其实和任何一个刚刚毕业的博士一样，希望自己能够发表一些好论文，多做一些课题，早点把职称评了，然后进到一个更好的大学去，像我的导师那样，当一个很有名气的学者。

　　直到2006年5月17日，那一次上大学语文课，大家都知道南方经常会刮台风，所以当天我就叫我的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

　　20分钟以后，一个叫邓桦真的姑娘交上了一篇文字。我看过了以后，彻底改变了我对我学生的看法，因为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广东地区，他们的家境应该都不错，至少会比我的老家湖南要好一些，但是邓桦真所提供的信息让我意识到，其实他们背后的家庭，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光鲜。

　　从此以后，我就告诉自己，相比评职称、写论文，其实我能够跟我讲台下的学生很好地相处，能够带着他们好好地学习，有可能是我生命里面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职业生涯的一个转变，所以，这么多年，我跟学生的相处，让我也慢慢地学会当一个老师。

　　2018年暑假，我开始动笔写作《我的二本学生》，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媒体语境里面只讨论北大、清华、985和211，我们90%的学生都是来自于二本及以下的院校，却从来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契机把这样的话题抛出来，事实上，也是因为我写作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我今天才有契机跟大家见面。

　　在写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我不能仅仅停留在讲台上，我如果真的想了解我的学生的话，我应该了解到他们背后的家庭。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就去学生家家访，一直到2022年，我去过二十多个学生家里面。

　　我以前一直以为，那些孩子之所以只能进二本院校，其实可能就是学习不太用功，或者是别的原因，但是几年下来以后，彻底地改变了我的印象。其实每一个能够考入二本院校的大学生，不但他们自己要很努力，也同样需要他们家庭的全力托举，所以在这里的话，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在家访过程中的三个二本学生的妈妈。

　　第一个，我讲一下张正敏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她说我之所以能够来到大学，全部是因为我的妈妈。我觉得这句话，也是我讲台下所有女孩子最想对自己说的话。

　　张正敏的妈妈其实是一位越南人，她17岁的时候，被拐卖到中国，辗转到广东生活几个月以后，张正敏的爸爸就出了2800块钱，把她妈妈买回去了。因为生活不习惯，她很多次企图逃跑，但是直到正敏的哥哥和正敏出生以后，妈妈就放弃了逃跑的愿望，然后就决心好好地陪两个孩子。

　　张正敏说，她曾经问过她妈妈，说我在你的生命里面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的妈妈告诉她说，其实你的出生，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重生。我也曾经问过张正敏的妈妈，我说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去，没有像别的越南新娘那么逃跑？她说我有了两个孩子，我一定会把他们带好的。

　　事实上，张正敏并不是我的学生，她只是我带课题的一个外系的学生，因为想做一个课题，是关于越南新娘的研究，她说我是学校里面最适合当她老师的人，所以她就来找我了。在课题做完以后，我就建议她写一下她的妈妈，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就跟妈妈达成了一种新的认识。

　　她曾经数过她妈妈干过的职业：种橘子、上山砍木头、为纸厂砍竹子、卷鞭炮、织蚕架、去暗黑工厂打小工、去饭店当服务员、到工地搅拌水泥、打包废纸装车、躲在福建深山老林砍毛竹，在浙江茶场顶着烈日采茶叶。因为她没有合法的身份，所以只能够去干一些散工，没有保障，不确定。

　　就是这样的一个母亲，支撑自己的女儿进入到广东金融学院。其实从小水小学到广东金融学院，只有3个小时的距离。但是这3个小时，我分明看到要两代女性要付出所有，才有可能迈进一个二本大学的门。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林晓静的妈妈，林晓静我只给她上过政治课，我去到她家的时候，我就感觉，晓静的妈妈是一个很有主见、很有想法、特别独立的一个女性。她跟我是真正的同龄人，就比我大一岁，她见到我以后，就好像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等着我的到来，把自己整个的成长经历跟我说了。其实90年代的时候她去过深圳打工，先在玩具厂，然后是电子厂，她曾经的领导觉得她很能干，想培养她，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文化，没有胆量接受这份提携，所以后来就跟晓静爸爸回到广东结婚了。

　　其实刚刚嫁过去的时候，她内心是特别不甘的，但是后来她发现，到了那个村庄以后，你也没有太多的办法，因为你就进入了生活既定的轨道，所以在林晓静和她弟弟出生以后，她也是觉得，我自己没有文化，那我要让我的两个孩子有文化，所以她就开始做珠绣、种茶叶，就是这样，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大学的门。

　　晓静她曾经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她的妈妈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她的妈妈是她们村里面第一个穿高跟鞋、第一个穿裙子的女人，也是第一个骑摩托车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拥有驾照、喜欢飙车的女人，甚至是第一个拥有QQ空间、玩抖音，也拥有淘宝账号的这样一个女人。

　　其实我看到她妈妈以后，我内心特别的震撼，我分明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她身上，曾经在深圳待过、现在在潮州生活，这样的一个现代和传统、两个完全不同的地域在她身上的交汇。

　　我再讲一下罗早亮的妈妈，罗早亮是一个男生，他是我班上的学生，我是他的班主任，他在班里的时候，看起来文文弱弱，但是我跟他到他家去了以后，发现他能在两个小时之内，将一只地上跑动的鸭子变成一盘美味的菜，让我特别的惊讶。他特别能干，活力完全被激发了，我就跟他妈妈聊天，他妈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所有的孩子不能娇生惯养，一定要学会做饭。我后来才知道，罗早亮从7岁开始就自己做饭，从初中开始就跟他的姐姐轮着给家里全家人做饭。

　　后来我们都知道，2019年的时候，其实普通的二本院校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已经很难了。早亮也经过了半年的那种来来回回，最后进到了他们县里的一个小学教书，但是我见他的时候，我发现他的状态特别的稳定，他觉得当一个小学老师也挺好的。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我的学生只能进到一个乡下的小学去教书，我都会为他们不甘心，但是，我看到早亮自己内心那么的安定，我觉得，其实我马上就理解了他和他家庭之间的关系，他家庭所给予他的滋养。

　　但是话说回来，他妈妈付出的也特别多，我真的亲眼目睹了他妈妈一天的劳动时间要超过15个小时。其实在中国所有的官方表述里面，任何一个劳动妇女的付出，是没有计算在里面的。

　　我讲了三个母亲的故事，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她们就像我的学生一样普通，但是我觉得，这几年的走访，对我来说是一种深刻的生命教育。

　　我的学生，我的二本学生，他们的爸爸、妈妈，都是支撑起这个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事实上，我们在媒体里更多地听到的，都是中国中产阶级父母的声音。其实关于二本院校的父母对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是听不到的。

　　不过，在几年的走访中，也让我特别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父母，都会为他们的孩子考上大学而感到骄傲和自豪，相比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所表达的，仅仅单向度地来自于我在讲台对学生的观察所带来的担忧，我觉得他们的父母，对孩子的认同和对普通大学生的认同，给我带来了更多的安慰和力量，这是我在没有家访之前所想不到的。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郑重地读出我书中去家访所出现的12个学生的妈妈的名字，并借此表达对中国劳动者的敬意：黎章韬妈妈尹聪兰，莫源盛妈妈李翠艳，张正敏妈妈范氏碧（中文名黄梅香），罗早亮妈妈谭君芳，吴浩天妈妈刘月吟、蔡礼彬妈妈张赛卿，于魏华妈妈袁美芳，何健妈妈李开云，廖文瑜妈妈冯珍、林晓静妈妈谢英华，何境军妈妈李秋琼、温钰珍妈妈潘胡取。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