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作者为北大哲学系教授章启群（1956年-），本文节选自《九批判书》，特此分享。
中国目前世界一流人才断缺和社会道德丧失底线，其根源在于教育。
中国教育失败的深层原因在于它违背教育的基本规律。
由于未来三十年内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提升为世界第一，必需大量人才支持中国的世界地位。因此，彻底改变中国教育模式已经刻不容缓。留学(课程)大潮的出现与国内教育不能满足学生需求密切相关。而教育改革的出路只有一条：开放民间资本，新建真正的私立大学。
考察今天美国的情况，可能会让我们更为警策，更加清醒。除经济总量之外，美国在军事、科技、管理、教育、文化等众多层面均领先于世界各国。支撑这个世界第一领跑能力的当然是实力。而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的背后，不言而喻是人才。
从每年获得诺贝尔奖各种奖项的人数，以及世界科技新闻，就可以看出美国巨大、雄厚的人才实力。同样，在文化、体育、艺术、学术等方面，美国也具有巨大的人才储备。
人才由教育培养出来。人才的培养大约是三十年一代人。今日在校学生到2049年时则为中国社会中坚。从这个角度省察中国今日的教育能否为此承担历史重任，是刻不容缓的战略思考。
毋庸讳言，新中国65年的教育成就巨大，尤其是普及教育的成果，令世界刮目。然而，新中国教育原先存在的根本观念和体制问题，现在已经出现灾难性后果，而且积重难返。对于今天中国教育面临巨大危机，很多人估计远远不足。因为教育不同于政治、经济、军事活动，处理不当会马上产生后果，立竿见影。教育造成的后果大约三十年以后才能出来。教育涉及每个个体的一生，涉及群体的是一代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古训是人们总结的真理。我们现在出现的社会问题，根源至少在三十年前。而我们当前更严重的教育问题，大概到三十年后会爆发为社会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对于教育立即作出根本的战略性调整，则未来之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无异于羊入狼群，后果令人不堪设想。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菲尔茨奖是公认的当今世界科学水准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国大陆鲜有人获得这两个奖项，说明中国大陆现有的自然科学家属于世界一流的几乎没有。每年世界发布的十大科技新闻，至今也与中国无缘。这个现象常被人们提起，也成为国人的一个心结。然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消息。反思一个特殊的现象会让我们不寒而栗：迄今为止所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菲尔茨奖的中国人（“必记本”注：包括华裔外国人）：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崔琦、钱永健、高锟、丘成桐、陶哲轩等人，都没有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上过学。反过来说，19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中国人数以亿计，至今却没有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菲尔茨奖获得者。
简单归纳一下以上信息，我们可知：第一，中国人有能力成为世界一流科学家；第二，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却培养不出世界一流科学家。
结论自然指向一个总根源：教育。
这就是钱学森不断提问的要害：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不能培养世界一流人才？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国际战略的因素，今后中国不可能从外国引进顶尖的科技人才，必须靠自己培养。像1950年代大批海外科学家归国的情景，是一去不会复返了。
可能也有极少数例外：陈景润的成就应该是世界一流。最近张益唐关于“孪生素数”证明的成果也达到世界一流。但是这两个个案不能从根本上回答中国教育在科技人才培养上的尖锐问题，即“钱学森之问”。
中国当前也在追赶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航天和军事科技犹为瞩目。但是，这些都属于模仿和追踪，尽管是世界第二、第三，仍然不是领先。
科技不能领先，成为世界第一政治、经济大国的中国何以应对世界？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绝大多数领域，占居最高学术地位的仍然是“五四”一代学者。虽然哲学社会科学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也有国家重大项目和课题，但是，其学术水平实在乏善可陈。少数学科例如考古学，由于新材料的发现而有所推进；经济学由于现实问题而拓展了一些新的思考和对 策。但是在学术水准上，仍然没有重大突破。
反观今日之中国学校，尤其是大中城市，从幼儿园到大学，其规模之大，设备之新，可谓空前。全国“985”大学39所，“211”大学100多所，省市重点中学、小学更是无法统计。国家的教育投入虽然只占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4%，但比起当年的西南联大，甚至民国时期的北大、清华的投入，可谓天壤之别。
此外，今日中国基础教育基本普及，文盲基本消除。从每个家庭来说，子女教育可能是家庭除了买房之外的第二大投资，可谓不惜血本。社会上的课外教育是当前中国巨大的产业。教育，实际上得到举国重视。然而，为什么中国不能出现世界一流人才？更加令人不解的是，大批留学生中也没有世界一流人才。这与20世纪初的中国留学生人才辈出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原因在哪里？
社会道德失去底线，人格教育失败
人类社会总是从野蛮走向文明。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这一目标，培养社会公民的文明素养。教育也因此称为启蒙、“开蒙”。这些教育的成果，对于每个个体会产生终生的影响。因此，在社会生活的长河中，教育是上游。如果上游污染了，下游是无论如何清除不了的。
当下中国社会出现种种空前严重的道德缺失事件，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教育的深刻危机。
下面只提及一些突出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这些现象虽然与一般的违法犯罪相关，但本文重在揭示这些事件背后深层的道德空缺。
首先是社会性的欺诈。几乎所有的成年中国人都有遭遇诈骗的经历，例如电话、手机信息、Email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诈骗活动几乎天天发生，肆无忌惮。中国制造品的造假范围和程度绝对世界第一，而且大面积涉及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突破安全底线。中国欺诈方式之新奇独特堪称世界第一，不仅有假公司、假警察、假军官、假高干，甚至有假学校、假军队。中国的骗子人数稳居世界第一是毫无问题的，可以推断大多是受过教育的，甚至是掌握高科技知识的人。这些概括说明发生在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一种“社会性”。
中国的社会性欺诈可谓无孔不入，难以想象，防不胜防。每个人在生活中稍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造成不同物质和精神损失。社会性的欺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不安全感。社会性欺诈表明进行这些欺诈行为的人对于道德的淡漠和蔑视，更从广度上表明道德感缺失的社会普遍性、整体性。
其次是一些令人尊重行业的职业性犯罪。例如产科医生贩卖婴儿，教师奸污、猥亵幼女，医生奸污病人，法官犯法，等等。医生、教师、法官的职业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含义。所有这些犯罪人员绝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因此，这些行为不仅仅是犯罪，实质是丧尽天良，表明道德缺失前所未有的深度。
最后是校园血案频发，更让人们心惊胆战。从1990年代开始，在校学生自杀和他杀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一度在大学生中盛传“感谢不杀之恩”成为毕业用语。这其中轰动全国的是“马加爵杀人案”、“付成励杀人案”等，轰动世界的是“朱令铊中毒案”。
孤立地看这些似乎都是偶然事件，没有普遍性。但是，从现在频发的难以统计的校园自杀和他杀案件，应该不能简单认为这些都是偶然事件。
用金属铊毒杀自己同学的事件在不断重演。1997年5月，北京大学1994级化学系两名学生因同学投毒发生铊中毒。2007年6月，中国矿业大学发生3名大学生铊中毒。残杀室友的血案也不是清华个案，北大发生过，复旦的投毒案也已开庭审判。这些中国最好大学中的残杀室友案，实在是令人寒心彻骨，彻底绝望。甚至在中国政法大学这个法学最高学府的教室里，学生用刀砍杀老师，真是空前绝后的绝大讽刺！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校园血案已经从大学蔓延到中学。2008年10月4日晚，山西朔州一中的郝旭东老师，被一名16岁的高一学生连捅几刀，倒在血泊中。这个自称是“倒数第一、差生、坏学生，一块臭肉坏了一锅汤”的学生，在一张活页纸上写下300余字的“死亡笔记”：
不光是老师，父母也不尊重我，同学也是，他们歧视我……我也不会去尊重他们，我的心灵渐渐扭曲。我采用了这种最极(端)的方法。我不会去后悔，从我这个想法 一出，我就知道了我选择了一条不归路，一条通向死亡的道路，我希望我用这种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对学生的态度，认识社会，认识国家，认识到老师的混蛋，让教育业（也）可以改变。
不难看到这个绝命辞所指何处。
校园生活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生活，有什么理由要毁弃、自杀？师生、同学之情是最珍贵的情感之一，有什么仇恨要相互残杀？我们很难完整统计近20年来中国校园血案的次数，也很难描绘具体的情景。仅从上面描述的情况来看，有一点可以肯定，今日中国校园发生的血案决不能看成是偶然。校园血案展示了在校学生心理和人格扭曲的极致，反映了当下学校人格教育的深层失败。
当然，古今中外也有校园血案，美国校园枪击案也令人震惊。但是我们绝不能将此与中国校园血案混为一谈。设想一下，如果今日中国的学生像美国学生那样手里有枪，校园情景我们能够想象吗？
社会对于每个人的约束分为刚性与柔性、内在与外在。法律、法规、上司、家长、老师等等的约束是刚性的、外在的。道德、信仰等约束是柔性的、内在的。我们社会 如果只有刚性的、外在的约束，失去柔性的、内在的约束，也一定会崩溃。如果说，连受教育者甚至受高等教育者都没有道德自律，社会的道德底线则绝无保障。更 何况受教育者带着心灵的创痛，扭曲的人格，他们的社会行为如何能有道德底线！
为什么没有真正的教育改革？
古今中外的学校都有考试的设置。学生学习不能没有考试，学校招生也不能没有考试。但是，像今日中国这样的“应试教育”模式，不是教育的常态，而是教育的变 态，亦可谓千古独步。问题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如此尖锐，真正的学者痛心疾首，社会批判不绝于耳，而现状却依然如故。教育行政部门熟视无睹，我行我素。
真 正的教育改革为何如此艰难？
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教育改革的阻力也来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有一个巨大的教育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坚守着旧有体制，阻挡中国教育的真正改革。
这个利益集团中之最庞大、也是最要害的，是教育官僚集团。中国教育的“官本位”体制，是个不争的事实。“官本位”体制对于中国教育的扼杀与危害，简单说就是 把学校变成政府衙门。衙门的实质就是谁官大谁说了算。离开现行的教育体制，这个官僚集团中大部分人就要转岗或下岗。他们的全部身家性命与这个体制是一体的。而无论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严重、尖锐，都不会丝毫影响到这个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
这个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首先是升官。
具体分析一下，现有39所“985大学”的校长和书记都是副部级干部，而很多“985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从教育部的厅局长直接空降任命的。教育部近百个副部级位置，给教育官僚们留下了巨大的升迁空间。不仅是副部级位置，还有厅局级、处级位置等等。
全国的教育行政官僚人数我们是可以想象和估算的。
其次是经济的利益。
由于“官本位”体制，教育官僚的权利之大、好处之多是秘而不宣和人所共知的。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多，这个官僚集团掌握的巨额资金越来越多，他们的个人利益反而会越来越好。因此，教育官僚集团在现行的体制中如鱼得水，滋润无比。他 们绝不想改变现状。梳理一下近二十年来教育部进行的所有“改革”措施，人们不禁会发现有一个本质特征：越是“改革”，教育行政部门权利越大。例如，无论是把高考从一次变成多次，还是英语(课程)减分、语文加分等等，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利丝毫不受影响。所以，他们热衷的正是这样无关痛痒的“改革”。这恰恰 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反其道而行之。
相反，对于任何损害教育行政部门权力的改革，对于真正进行教育改革探索的社会举措（“必记本”注：例如南方科技大学的模式），教育官僚集团都会自发本能地反对，坚决将其扑灭、扼杀。从这些事件中一些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方发言，即可看出其语言之刁钻，态度之蛮横，理由之荒唐。人们不难发现这种情景与刘志军时期铁道部所作所为，如出一辙。
第二个既得利益集团是巨大的教育商业体系，包括出版社、报纸、电视、民办学校、系列的补习班等。他们是依附于这个体制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附庸。现在人们认 识到，赚孩子的钱是最容易的，也是有暴利可图。过去被称为“电子一条街”的北京中关村，现在则电子业萧条，而课外教育红火。从到处闪烁的高楼上巨大的广告，人们都知道这里已经成为“课外教育一条街”了。
而早已在美国上市的“新东方”，不仅成为家喻户晓的著名企业，而且也是青年人励志的模本。这个教育商业集团不仅利用现行教育体制进行商业运作，还不时与教育官僚集团相互呼应，运用各种媒体进行宣传，推波助澜，共谋巨利。其中最突出的是垄断大、中、小学各种 教材的出版、发行。
第三个既得利益集团是这个体制指定、认定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绝大多数既不是纯粹学者，也难说是纯粹官僚。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官场，以官僚的身 份出现在学界。他们是官僚身份和学者身份两位一体。这种两栖的身份使他们获取双重的好处：进而能做官，成为纯粹的官僚；退而能为学，继续在学界颐指气使。他们在这个体制内得到的好处，甚至不亚于官员。因此，他们经常以“专家”、“学者”身份为这个教育体制辩护，效果比教育官僚的说服力更大，因而具有更大的 欺骗性。
由此可见，虽然现行的中国教育与教育规律逆行，其灾难性现状和巨大的危机已经暴露无遗，但是，撼山易，撼中国教育难！因为，这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形成的阻力不是一般的社会力量能够冲破的。而寄希望于现行的教育行政部门来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教育改革，只能是幼稚和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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