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据报道，法国执政党在6月9日结束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支持率远低于极右翼政党，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晚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新的国民议会选举。消息一出，法国及欧洲政坛大受震动。有评论指出，法国极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已表明，汹涌的民意正支持“右转”，这当中不乏各种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拥护者的推动。问题是，这股力量真有这么大能量吗？它是如何崛起的？
本文作者指出，近年来民粹主义在欧洲强势抬头并迅猛发展，而且各国民粹主义运动具有某种一致性：它们往往假借“人民名义”来提升自身合法性，并通过操控“人民”概念，故意忽视人民内部的差异性，将不支持自己的民众排除在“人民”范畴之外，甚至否认其他政党代表人民发言的权利。其次，民粹主义政党以“反精英”与“反建制”赢得底层支持，但其政党本身却充满精英色彩，不仅领导人少有出身底层，其组织建设也是精英主义的。诸多研究揭示，民粹主义是精英统治、动员民众的一种政治策略和工具。再则，民粹主义也呈现明显的排外主义面孔，它习惯于以“人民”名义排斥异类群体，而煽动仇外情绪，更是民粹主义政党获得选举成功的重要条件。最后，民粹主义以激进做法回应现实问题，侧面反映其应对现实问题的无力，无法在现行体制中找到解决办法。
作者认为，今日欧洲普通面临一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认同危机，它在滋生民粹主义情绪方面具有强劲的动员能力。在西欧国家，这种危机指向移民与难民问题；在中东欧国家，则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民粹主义之所以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就在于它一针见血地抓住民众痛点，但其镜鉴作用并未受到欧洲传统政党的重视。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杂志，原题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多重面孔》，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欧洲民粹主义的多重面孔
近些年来，民粹主义在欧洲强势抬头并迅猛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欧洲各国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政治与社会生态。英国《卫报》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间，民粹主义政党在欧洲各国政治选举中的得票率从7% 越过25%，增幅达2.5倍之多。换句话说，如今总体上每4个欧洲人中就有1人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在此背景下，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简称“青民盟”）、法国国民联盟（RN）、意大利五星运动党（M5S）与联盟党（Lega）、奥地利自由党（FPÖ）、德国选择党（AfD）、荷兰自由党（PVV）、英国“脱欧”党（BrexitParty）等，均在各类政治选举中取得了优异的战绩，并以自己的方式渗透和左右着各国乃至欧盟政局。
欧洲部分民粹主义政党步步为营的政治崛起，首先在民族国家层面上改变了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并通过其手中的政治权力介入国家经济与社会制度改革；同时，尽管它们特别强调民族国家的利益，对欧洲一体化持否定态度，但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却也积极在欧洲层面上谋求权力，尤其是参与欧洲议会选举，其目标就是想从欧盟内部来制约和改变既有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在2019年5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尽管民粹主义者未能像先前期待的那样大获全胜，但他们获得的支持率与议席数量却较2014年选举大幅上升。一些民粹主义政党也借此机会再次冲击了各国政局。在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仅一个党就获得23.34%的选票，战胜了现任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进”党（LERM）及其联盟（22.42%）；在意大利，联盟党获得34.26%的支持率，五星运动党获得17.06%，二者相加超过50%。目前，欧洲已有十多个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拥有了参与执政的经验。民粹主义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渗透益愈加深，并已成为一种持续存在且根深蒂固的现象。
很多研究将民粹主义政党视作当代社会及其制度的“挑战者”和“局外人”。实际上，它们是“挑战者”，却不是“局外人”，因为它们的立场主张尽管看起来很激进，但它们所批判的所有现象在各国社会都有真实的表征，它们所有的政治诉求都有相当广泛的民众支持。这说明民粹主义具有肥沃的社会土壤。诉诸政治只是民粹主义运动最为显而易见的外在表征与斗争策略，但政治本身并不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内在原因，催生民粹主义的诸多要素深刻地潜藏在欧洲各国社会转型过程所出现的新问题之中。
欧洲民粹主义的多重面孔
当代欧洲各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尽管各自所处的具体国情、社情与民情各有不同，但它们的诸多诉求与表现形式却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也呈现为多种面孔，反映出民粹主义运动的混杂状态。
（一）以“人民”之名义登场
民粹主义最为显著的特征首先是其“以人民之名义”的立场，这是它借以提升自身合法性的基本手段。细观各国，民粹主义思潮与政党大多系统地借用“人民主权”的名义，声称自己是“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并捍卫“人民”的利益，批评现有精英政治与政府忽视人民的诉求，以及对国家与社会诸多问题的无所作为。2017年，玛丽娜·勒庞在法国总统竞选中就“以人民的名义”提出了自己的144条政治主张，并将“把自由还给法国、把话语权还给人民、把财富还给法国人”作为政治目标。由于自认为代表全体人民，他们普遍主张引入全民公投的民主形式作为纠正机制，比如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就主张直接民主。
与传统政党政治相比，民粹主义政党的一部分触角更加接近社会底层，更能站在社会现实的层面观察和思考社会的运行，审视国家的既有制度及其改革，这也使之在政治竞争中表现出很强的适应能力，更容易赢得一部分底层民众的坚定支持。
综观诸多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纲领，大多借用“人民”政治的表达方式。其中，有些政党在名称中直接使用“人民”称谓，比如西班牙人民党（PP）、意大利自由人民党（PdL）、瑞士人民党（SVP）、丹麦人民党（DF）、罗马尼亚人民党（PP-DD）等。众多研究早已注意到，民粹主义表达了对“人民”的极端推崇。民粹主义发动和借用人民的力量，为的是要占领政治制高点。通过操控“人民”的概念，民粹主义政党不但可以借指其他政党不具合法性，还把不支持自己的民众排除在“人民”范畴之外，甚至也否认了其他政党代表人民发言的权利。
民粹主义政党往往会假以所谓“同质性”的“人民”的名义提出批判、发表主张，而故意忽视其内部差异性。有学者指出，这样做正是为了创造民粹主义所需要的源于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感，进一步强化其政治合法性。恰如齐泽克所言，民粹主义的某种特定诉求会被上升到普遍事物的显著高度，即用来代表“人民”的普遍性。民粹主义话语中“人民”的“同质性”实际上是一种想象的建构，越是强调“人民”的同质性，越是折射出民粹主义的虚伪及局限所在。
（二）“反精英”与“反建制”
民粹主义大都具有一个“抗议者”的身份标签，它基本上是以“反对什么”示人的。“反精英”与“反建制”即是它的“两把刷子”。民粹主义将传统精英视为“人民”的敌人，其坚定的“反精英”立场为之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誉。在民粹主义话语中，“精英主义”日益表现出来的自私自利、堕落腐朽早已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毒瘤，由它主导建立的现行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也与“人民”的意愿渐行渐远，无益于国家与社会发展。
与此同时，在西方国家的主流话语中，民粹主义的形象也极为负面，因为它本身就是由精英主义话语体系制造的一种身份标签。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反对精英主义，但民粹主义政党自身同样也充满着“精英”色彩，其运作同样具有精英主义的特征。一方面，其领导人基本上都是在传统精英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精英，几乎很少有人出身社会下层；另一方面，其组织建设实质上充满了精英主义色彩的官僚体系。恰如诸多研究早已指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精英统治、动员民众的一种政治策略和工具。
因此，民粹主义所批判的“精英主义”只是既有“建制”所代表的精英主义。民粹主义“反建制”的倾向也只是针对既有制度的规程，而并没有在根本上否认现有制度的逻辑体系与基本框架，因为它针对众多现实问题所提出的种种应对举措基本上也是以“建制”为依靠的，只不过其主张与诉求多表现出激进主义的面孔。从欧洲的情况来看，民粹主义政治运动虽对现有政治制度造成一定冲击，但它不会完全摧毁民主制度，因为它还需要依靠现有民主机制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力诉求。民粹主义政党积极参加各类政治选举，既寻求在民族国家中的执政权，也强调在各级地方议会乃至欧洲议会中赢得议席。在经济-社会领域，无论民粹主义者如何反对全球化、如何倡导产业结构与财政改革、如何强调环境保护、如何革新劳动力市场机制、如何推动社会福利制度变革，依然离不开对现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依赖。它们政策中主张对民族国家的回归，同样是对现有“建制”的一种依靠。可以说，民粹主义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西方社会现有基本体系的，它所能做的只是对现有制度的修补。
（三）民族主义与排外主义
无论是从反对移民的视角来看，还是就质疑欧洲一体化的角度而言，欧洲民粹主义运动都呈现出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倾向，重视民族与国家认同，强调民族国家的边界。各国民粹主义运动虽然共享着某些一致的诉求，并讲求国际合作，但它们背后却各自拥有甚为坚定的民族中心主义诉求，坚守各自民族国家的立场与利益原则。
民粹主义者大多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来采取有力的决策，以应对代议制民主的形式主义。这种强调民族国家建设的主张，既是对民主制度形式主义的某种控诉，也是对民族国家建设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达。
从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核心诉求来看，民族国家依旧是当代世界政治架构的基本单位，是保护人的基本权益的基本框架。在全球化持续深入、欧洲一体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民族国家被认定为保护各国民众根本利益的一道重要防线。民粹主义者认定这道防线是其最为重要的政治与制度屏障。
民粹主义也呈现出明显的排外主义面孔。它习惯于以“人民”的名义排斥那些利益诉求或文化实践被认为与之相去甚远的群体，比如少数族裔、外国人与传统精英等。比如，德国研究机构发布报告《2018年民粹主义趋势》称，民粹主义在德国“反多元文化”，追求“社会同一性”。
煽动仇外情绪是民粹主义政党在各类政治选举中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很明显，在今日欧洲社会，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在排斥移民的问题上往往是意见一致的。社会底层民众会因为就业压力而排斥移民，中产阶层会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财政问题而排斥移民，而很多人还会在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层面上排斥外来移民。穆斯林移民尤其受到激烈的指责，并被视为导致各国社会不稳定的文化异质性的来源，被指责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不相容。值得一提的是，民粹主义者对穆斯林的拒绝与排斥，是以自由之名进行的，而不是基于“生物或文化种族主义”的名义。
民粹主义的排外倾向不仅表现在对外来移民的排斥上，还体现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进入各国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商品、服务与投资等方面。这种排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不合作态度。同时，某些排外主义还是其保守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四）激进主义、极端主义与保守主义
民粹主义者所关注的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涉及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诉求，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但在思想上有激进主义的影子，而且在行动上也往往会诉诸一些激进甚至是极端的行为。近几年异军突起的德国选择党就“兼具民族保守、右翼民粹、右翼极端的多重面孔，其间的界限既不明朗也不确定”。
民粹主义使用激进主义的做法回应现实问题，实际上反映出它在应对现实问题方面的某种无力感。或者说，在现行体制下，它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这也是为什么在诸多民粹主义运动中夹杂着很多“革命”话语，因为似乎只有“革命”才能彻底推翻或纠正现有体制的问题。但是，这些激进的政治实践中夹杂的暴力与破坏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损害了民粹主义诸多诉求的合法性，使其遭受广泛的质疑与批评。
然而，在民粹主义激进的外衣下，其保守主义的影子也非常明显，尤其是面对适应社会发展的时代问题与诸多结构性的制度改革时，民粹主义的诉求似乎是要“回到从前”，去除各国经济-社会制度中被“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了的诸多因素。这说明民粹主义运动对其所处时代的变迁与转型的认知不够充分，应对新问题的举措也没有与时俱进。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假以激进主义的实践方式，给当代欧洲各国的结构性改革、欧洲一体化的深入推进带来了很大障碍。
民粹主义虽然夹杂着激进主义与极端主义的要素，但它之所以在广大民众中拥有广泛的支持，关键是因为它对当代社会现实的控诉与针对既有制度的抨击，都是有据可循的，而且其批判往往也一针见血地抓到了广大民众的痛点与现实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民粹主义是一面镜子，可以借以反观各国社会与时局的变化和具体制度举措的得失，重新认识当代欧洲社会的弊病。可惜的是，民粹主义的镜鉴作用并没有得到欧洲各国传统政党的重视。
滋生民粹主义的社会根源
民粹主义在当代欧洲社会的强势抬头，存在着异常深刻的社会根源，尖锐地指向当代欧洲社会现实中的内在困境，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方面，而且诸多问题的最后出口均集中于社会领域，对广大民众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探寻欧洲各国现行民主制度何以普遍遭受来自广大民众的各种强烈批判与抨击，以及后者为何会接受并支持民粹主义运动，是重新认识当代欧洲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危机的关键。不过，考察民粹主义，应当将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博弈与广大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区分开来，后者直接反映着当代欧洲社会某些真实弊病所在。
（一）日渐恶化的社会生态逐渐消解了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资本主义的疯狂发展令各国国民经济命脉与社会保障制度越来越受制于它的垄断。囿于经济发展低迷、社会制度僵化等结构性因素，近些年来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社会生态不断恶化，失业、贫困与社会分化、社会排斥等问题日益严重。
据相关统计，在过去十多年间，欧洲各国劳动人口的贫困率在不断上升，维系基本体面的生活在一部分民众那里已变得难以实现。如今，欧洲有17.3%的人口生活在各国贫困线以下，其中罗马尼亚、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的贫困人口已超过20%。法国虽然通过税收与转移支付等机制所实现的财富再分配可以帮助贫困家庭维系一定的生活水准，却无法纠正机会不平等问题。有统计分析显示，一个身处收入分配底端的人，若要达到平等水平，需要至少六代人的时间。匈牙利自20世纪末制度转型后，贫困和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已经出现了多代失业的现象，贫困问题的代际转移不断加剧，而这就是匈牙利青民盟在2010年迅速崛起的重要背景。
此外，不断加深的阶层固化也破坏了社会的向上流动通道，使得中下层民众产生了普遍的“被遗弃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与各国的经济大繁荣相伴，欧洲社会曾出现过不同社会阶层均普遍向上流动的态势，这既表现在个体或群体职业转变的层面上，更反映在他们社会阶层的等级变化中。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样的社会流动日渐式微。如今，虽然代际差异中的生计与职业变化依然存在，看似是一种向上的代际流动，但这种变化其实更多地来自结构性的经济转型，并没有形成真正的“阶层突破”。一个农民的孩子即使通过自身的努力变成为银行职员，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走出了其父辈所属阶层。可以说，“向上流动”的社会阶梯实际上已经被结构性地阻断，阶层固化持续加重。
随着个体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年青一代人的挫败感尤为明显。有个案研究指出，一些年轻人深刻地体会到，相较于父辈，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升反降，年轻人对其社会地位降低的感受比年长者更为强烈。由此，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和前途普遍持悲观态度，对国家与社会的认同度也越来越低。这种潜伏在广大民众中间的挫败感长期酝酿，产生了民粹主义的情绪。
在各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同时，两极分化现象也更加明显，这既表现为富贫差异的持续加重，又呈现为精英群体与中下层民众的隔离不断加深。社会财富再分配体系也没有弥补不同经济、社会与政治阶层之间益愈拉大的鸿沟。在欧洲文化中，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自启蒙运动以来已经深深扎根。很多人认定，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在今天已经被严重破坏。于是，整个社会对现有制度的质疑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来自社会底层的自觉，并在对各自社会境遇的反思中开始抛弃传统政党。
（二）普遍存在的认同危机引发大面积的社会恐慌
今日欧洲社会普通面临着一种以身份焦虑为核心的认同危机，它在滋生民粹主义情绪方面具有强劲的动员能力。在一些学者看来，相较于失业、经济低增长等社会-经济因素，文化认同的危机更能解释民粹主义的崛起。综观欧洲各国，民粹主义的保护主义主张不仅涉及经济层面，还包括文化与认同层面。
在西欧国家，这种危机明显地指向移民与难民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外来移民就日益成为西欧社会中复杂、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他们的存在几乎被认为与欧洲社会在各个领域的问题均存在密切关系，无论是失业严重、福利式微，还是社会秩序与安全遭受威胁、欧洲社会的价值观受到严重挑战等。2014年以来欧洲各地接连发生的恐怖袭击，由于被证实有很多欧洲土生土长的激进分子参与其中，更是引发了人们对当代社会民族、文化等层面身份认同的质疑。在此情势下，移民问题成为激发民粹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导火索。目前来看，欧洲各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均鲜明地提出反移民的主张，在2015年爆发难民危机后，其态度更是强硬。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很大的政治成功，主要就是因为它迎合、利用了民众对移民的恐惧心理。
中东欧国家民众的认同危机则与欧洲一体化密切相关，集中指向欧盟体系与其政治传统和当代制度建构之间的内在矛盾。虽然很多中东欧国家已经加入欧盟，但形式上的联合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内在团结。对于欧盟在财政、移民、外交等很多方面的指令安排与权能分配，中东欧国家持有很大意见，双方就欧盟的基本价值观框架及其导向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由此，在欧盟这个越来越想着趋向政治实体化变革的超国家机构框架下，很多中东欧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表现出比西欧国家还要强烈的民粹主义情绪。
民族国家是各国特定的文化与历史身份的载体。面对移民问题及其背后的多元主义趋势，回归保守主义的身份认同成为各国民众的自然反应。多年前，欧盟的一项调查显示，各国民众在促进就业、提升生活品质、消除贫困、管理移民和边界管控、打击恐怖主义等很多方面，都对欧盟有很高的期待，但欧盟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却并不令人满意。因此广大民众也就对欧盟日渐失去信心，并转而认同民粹主义话语。
（三）严重失效的社会对话机制阻碍了政府改革的有效推行
面对种种问题，欧洲各国迫切需要与时俱进的改革，但是政府在推动改革的问题上却总是显得低效、无力，其中原因之一即是缺少社会的广泛支持。政府缺乏能力开展有效的社会对话，使得很多领域的改革无法取得实质性的成效，甚至还经常会出现像法国那样大规模的街头政治。
日益多元的当代社会本身就存在着诸多难以调和的诉求与矛盾，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这是所有政府都面临的挑战。代议制民主制度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如果不能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对话机制，就会让人民觉得自己的声音被忽视、政治权力被剥夺。今天的欧洲民众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同政府与传统政党及其政治精英进行对话的信心与耐心，认为只有借助于激进的方式才能引起重视。
与此同时，前述阶层固化的不断加重也强化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边界，人们捍卫利益边界的意识也愈加强烈，而任何改革都需要暂时性地牺牲某些群体的利益。这一局面与社会对话机制的失效共同导致了社会凝聚力与内在团结的缺失，使得社会改革寸步难行。这种局面也凸显了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不足所在。
民众对诸多改革的“不合作”态度自然有其自身合情合理的原因，但“只要权利不要责任”的价值取向似乎已经成为西方现有制度体系催生的怪物。这是选举政治所催生的一种现象。为了赢取选票，诸多政党会习惯性地向选民承诺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利，使之享受到更多的利益，却很少会谈及需要为此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为，“赋予权利”永远比“要求责任”更容易赢得选民的支持。长此以往，社会困局必然恶性循环，引发连环的负面效应。而民粹主义恰恰是在这样一种机制下不断滋生。
没有良好的社会对话机制，就不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动员力，而后者对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发展与改革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对话机制的失效很深刻地反映着针对现有制度体系的民心向背。欧洲各国社会对话机制的失效所折射的不只是社会内部矛盾冲突的尖锐程度，更是其制度体系的能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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