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战争的阴云已经密布在中国上空。
当时的中国，已经和日本持续进行了数年的冲突，但基本都以失败告终。
而90年前东北全境沦陷，察哈尔和河北建立非军事区，上海的抵抗虽然英勇，但仍然没能阻止日军在上海建立了驻军营地。
因双方巨大的国力差距，“亡国论”甚嚣尘上。
例如，当年著名的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提出一个战略，大致有以下几步：
1、利用沉船把长江口封死，将日本的内河船只封锁在长江集中消灭
2、占领日军在上海的租界，在上海阻挡日军
3、将日军的主力吸引到上海，“迫使”日军由东向西进攻，让日军深陷在长江流域的水网中，延缓日军行军速度，等待国际干涉。
蒋百里后来还将这一战略思想写入了自己的作品《国防论》中，于是很多“果粉”欢欣鼓舞，认为这是“论持久战”的原型。认为毛教员的《论持久战》抄袭了蒋百里甚至陈诚的成果。
事实上，在蒋百里的《国防论》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持久”两个字。
而且，蒋百里的理论和毛教员的“论持久战”在战略高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比如蒋百里战略的第一步就没有实现，因为汉奸出卖，日本军舰提前得到了消息，逃出了长江口。
而毛教员的《论持久战》，从来不屑于搞这些“见不得人的阴谋”，不仅大大方方的在报纸上发表，还被翻译成了日语，登上了日本的《改造》杂志。
日军的不少高级指挥官，甚至包括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冈村宁次，裕仁天皇亲弟三笠宫崇仁亲王，都阅读并专研过《论持久战》这本书。
三笠宫崇仁亲王更是化名三笠宫，亲自来到中国进行了考察。考察结束后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干部发表了一个专门的讲话：《作为日本人对中国事变的内心反省》。
在讲话中坦陈日本自甲午战争以后对中国历次侵略的事实，痛斥当时日军在中国的残暴行为，对中国是“无所不取，掠夺殆尽”，导致中国人民怎么可能不反抗，特别指出共产党的军队“男女关系极为严肃，强奸等于绝无仅有；对民众的军纪也特别严明，绝非日本军队所能企及”，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若不“猖獗”，那将成为世界七大奇迹中的第一大奇迹了吧。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在我看来，这样的日本军队，是无法与中共对阵的。”
三笠宫崇仁亲王
三笠宫崇仁亲王回国后便致力于与中国和谈，退出战争，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对东条英机的暗杀行动，虽然没有成功。但是因为自己皇室成员的身份，东条英机也没敢继续追查下去。日本天皇的亲弟弟，都能被《论持久战》折服，变成了反战主义者，这本书背后有着什么样的魔力呢？
大多数人对《论持久战》的印象都停留在“三个战争阶段”或者“中国是正义的，日本是邪恶的，所以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但事实上，《论持久战》不仅论述了中国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必然性，而且还详细叙述了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具体的执行方法，甚至连日军该怎么做都说了。
但是日本人依然没能改变自己失败的命运。
毛教员这么有底气，是因为洞察了最客观和最本质的规律，洞察和把握本质规律之后，细枝末叶就不足为道。
那么我们就先分析下日本必败的客观规律究竟在哪里？
其实在之前的一个系列文章《一次民族主义的狂欢——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归路（合集）》中已经有了详细论述，基本就是秉承着《论持久战》中的观点，因为篇幅太长，在这里我用一个小案例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
有一家房地产建筑企业，在这家公司的高速扩张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和劳动力。于是这家公司采用了两个方法：
1、对外吸引外来投资和贷款。2、对内压榨员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
但谁都能看出这个方法存在的巨大问题：1、投资是需要回报的，银行贷款都是需要还的。2、员工不是奴隶，不能被你无限压榨。
于是，公司的领导层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加大公司的宣传力度，让外人认为公司的前景非常好，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和贷款。同时对对员工做出提职涨薪等承诺，保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当然这么做也会有风险，因为无论是吸引投资贷款还是给员工提职涨薪，最终都是需要钱的。如果这家公司自身竞争力比较强也罢，偏偏这家公司自身竞争力比较弱，同样的项目，成本总会比竞争对手高。如果提高价格，项目就会失去竞争力。
其实这个时候公司的局面还不算太坏，毕竟底子还不错，虽然竞争不过大企业，但可以去抢占小众市场呀。不进行扩张，保持现有的规模也能够维持生存。
但是，不抢占市场，扩张规模。之前吸引的投资和贷款拿什么去还呢？你答应给员工提职涨薪，又拿什么去兑现呢？
于是，公司的领导层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用低廉的价格拿下项目，哪怕赔钱也行，只要现金流足够，就能在项目进行期间保持账面的盈利，维持公司的“繁荣景象”。
但是，一旦这个项目完成，是赔是赚不就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吗？
可是聪明的公司领导告诉你没问题，只要在这个项目完工前再接一个更大的项目，用新的现金流堵住旧的现金流，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这个项目也会完工的呀？
那没事，再接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就行。
那如果有一天没有更大的项目了呢？
那就不用管了，总会有人出来收拾烂摊子。大不了送进去几个人背锅就是了。
从1895年到1937年，旧日本帝国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道路。
日本当然不乏有识之士看出了问题所在，比如犬养毅，永田野山，还有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
谁都知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停止盲目扩张，专心经营已有成果，提升管理水平。
但是提出问题的这些人，要么被“天诛国贼”，要么就被“靠边站”了。
因为此时的日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民疯狂的状态，除了外力，没有任何人能让他停下来。
早在1916年，还是师范生的毛教员，给他的好朋友萧子升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日本人，将来必是中国的一大祸患。20年内，中日必有一战……
信中还提到日本开战会如何用兵：先占东北，再图蒙古，然后从华北南下直捣中原。
1919年7月28日，身为《湘江评论》主编的导师，在湖南学生联合会演讲时说道：日、德迟早要勾结在一起，危祸世界。
到了1936年，毛教员早年的的预言几乎已经已经成为现实。
有人对谋略进行过以下几个分层：
第一层是我不知道对手要干什么，对手也知道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第二层是我知道对手要干什么，对手也知道我知道他要干什么
第三层是我知道对手要干什么，对手不知道我知道他要干什么
......
后边的太多太绕嘴了，我就不详细列出来了。我想说的就是：导师的谋略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我知道对手要干什么，而且我还主动告诉对手我知道，但是对手还不得不按照我说的做，直到最终失败。
1938年以后的日本，就几乎按照毛教员的“安排”的剧本，一步步的走向了失败。
1938年底，武汉失守，但日军的攻势也随即停止，直到1944年之前，再也没有大的进展。
1939年9月23日，毛教员在延安窑洞里，同党内高层开会时，分析了未来反法西斯形势，其中提出了“罗斯福将使美国参加二战”的预言。
两年后，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局势彻底失去了平衡。
多年以后，很多人做过无数的假设：假设日本占领东北后不再南下，假设日本不去招惹美国，假设德国不去进攻苏联，假设莫斯科的冬天没有那么冷，那么后来的历史会不会改写？
当然不会!
至于原因，和我前边拿来举例的公司相同：一家管理水平不足，债台高筑，依托现金流承托起虚假繁荣的公司，在他停止扩张的那一刻，就是他灭亡的时刻。
所以日本帝国主义不会在大连停滞不前，不会在东北停滞不前，更不会在武汉停滞不前。直到将全世界都卷入战争，或者自身在战争中毁灭，才是日本帝国主义停下脚步的时刻。
德国法西斯同理，毛教员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进行期间，就做出来这个论断：德国法西斯在他进攻停止的那一刻，就是他灭亡的那一刻。
不过不同的是，我是在开了上帝视角，已经看到了历史全貌，又在网络时代获取了巨大信息量的情况下，得出的这个结论。而八十多年前的毛教员，没有网络，缺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延安的窑洞中，已经宣判了德日法西斯未来的命运。
而且如果导师不仅仅是准确的预测到了这个结果，而且还编制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和方法，这些方法同样在《论持久战》中公开发表。这个办法就是：进行全军全民的政治动员，将日本侵略者彻底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今天，网络上仍然有不少人持有这样的观点：敌后游击战并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正面的抗战才是胜利的最根本原因。
很多果粉还拿出了国民政府发动的几次大会战来举例，很多反对者同样拿出了八路军的几次经典战役来反驳。
其实辩论的双方都没能理解“全面抗战路线”的真正含义，仅仅把所谓的全面抗战路线理解成简简单单的“敌后游击战”。而拿出八路军新四军的某些经典战例去反驳，更是正中某些果粉的圈套。
因为“全面抗战路线”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是正面歼灭多少日军，而是利用各种手段对日军持续放血，让日军“以战养战”的战略无法实现，最终拖垮日军。
所以八路军的优势不在平型关，不在百团大战，不在齐会、关家垴、黄土岭什么的，在哪呢？在那些小规模的游击战中，在那些数不清数量叫不上名字的每战歼敌一个班半个班的小规模零星战斗中。
所以八路军的对日作战基本以小规模为主，账面数据自然没有“台儿庄”“万家岭”好看，但是架不住数量多呀。
一滴一滴的水汇聚起来，也足以使江河汹涌
就像聂荣臻曾说过的那句话：“咱边区有200多个县，每个县每天打死一个鬼子，一个月就能打死他六七千，就相当于他一个旅团。”
而这“一天一个鬼子”的战术，对日本侵略者来说最大的损失还不是一个月损失一个旅团，而是日军的后方不得安宁，不仅不能给前线提供稳固的后方支持，还要不断抽调兵力维持后方的“治安”。以至于1939年以后，日军就几乎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当然日军中也不乏聪明人，比如前边提到的冈村宁次和三笠宫崇仁亲王，他们两人都是《论持久战》的忠实读者。三笠宫崇仁亲王在读完了《论持久战》后即对战争前景失去了信心，但是冈村宁次还是内心不服，于是设计出了经典的“囚笼战术”。
囚笼战术给敌后解放区军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最后依然以失败告终，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囚笼战术”对解放区人民造成的伤害越大，解放区人民的抵抗就会越激烈，抵抗意志就会越坚定。“囚笼战术”看似高明，却将日本侵略者引入到了一个更大的死循环中。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今天看来我们难以理解的景象：抗战后期敌后解放区的日军，已经连生存都成了问题，竟然争先“通共”。
河北作家尧山壁在其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1944年年底，5岁半的尧山壁跟村里七八个大人一起去城里卖粮食，一行人路过山口日军据点时，鬼子少佐领着十几个鬼子二十几个伪军把他们围住了，大家都以为鬼子要抢粮了，结果鬼子少佐说话了:你们卖粮食挺不容易的，你们拉粮食到山南挺远的，以后卖给我们吧。我们加价两成！用现大洋和弹药换！你没看错，是弹药……
44年底，豫北，鬼子凑钱买面买肉置办年货，中队长亲自带人给之前死难的八路家属送上门……
42年间建立在根据地内部的鬼子据点，到44年以后每次向上级领了给养都发愁怎么运回去。最后发展到每次发给养例行先给八路军一份武器弹药当买路钱……
1945年春，核桃园据点一个小队的鬼子想跑，为了保平安，竟然把当地民愤最大的伪军头头和一个日本军曹送给八爷当买路钱……
更狠的是新四军。在芜湖附近，新四军竟然把抗日捐收到了路过芜湖水面的上海日本洋行头上。日本洋行告到芜湖当地日军，结果一众日军高层嗯嗯唧唧打完了官腔把洋行人给踢出去了。后来有眼尖的洋行职员发现新四军拦截洋行船只收抗日捐用的竟然是钢制汽艇，那汽艇上不显眼的地方还有没抹去的假名……
没错，那些汽艇，全是驻芜湖的鬼子后勤部队偷偷卖给四爷的。于是整个抗战期间，日本洋行老老实实向新四军交“抗日捐”，成为当地奇景。
这些都是小据点，当然大城市的日军也没好过到哪去：
45年的时候为了和北平鬼子粮食换武器方便，当地县委在清华园附近支了个早点摊。
双方约好的，多少条步枪和子弹换多少斤白面，多少挺轻重机枪和掷弹筒换多少斤猪肉。
斋藤邦雄的《陆军步兵漫画物语》就有这样一幅漫画：
画中文字的大概意思是八路军专门挑那些“不配合”工作的据点打。
对了，斋藤邦雄也是《论持久战》的忠实读者，最后也成为了导师的粉丝。
在开战初期凶神恶煞死硬到底的鬼子这时为什么变得像“平成死宅”了呢？是因为他们本性纯良吗？
当然不是，鬼子变成这样，原因很简单：饿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战线越拉越长，本土供应严重不足。所以在中国战场，鬼子基本靠“抢”来解决问题。
但随着敌后抗日武装越来越壮大，鬼子慢慢就“抢不动”了，因为出门抢粮就算没被民兵打死，也要承担被八路军当作典型直接拔掉的风险。
补给不足就导致了鬼子战斗力不断下滑。战斗力下滑导致鬼子更加“抢不动”。敌后的日军就陷入了这样一个死循环。于是稍微“聪明”点的鬼子就卖一点武器弹药换点粮食坑一下队友，死硬的鬼子就只能被队友坑死了。
于是到了战争后期，敌后日军的战斗力已经下滑到了惊人的地步：
1944年5月冀南清丰县。冀南鬼子以日军100多人，朝鲜二鬼子200多人，伪军5000人的庞大兵力进驻清丰县城，大模大样地召开庆祝大会，全冀南十几个伪县长都来参会。
结果当天晚上，晋冀鲁豫军区第七团的老八路带着一连92式步兵炮，长驱180里突袭清丰县。日伪大乱之下全军崩溃。
八路军战后统计以12人牺牲的代价，歼灭日伪2000人，打死邯郸日军联络部代理部长名取正雄以下8名日本军官，生擒冀南道新民总会顾问河本定雄以下30多名日本文武官员，参会的14个县的伪高级官员一个没跑，全部落网。
缴获机枪20多挺，步枪1500多支，武器弹药无算。还有汽车两辆，因为没人会开所以拿绳子拖回的根据地。
最好玩的还不是这个，根据本子自己写的《北支事变》，八路军其实把战绩算少了。因为增援上来的鬼子只接到了8个鬼子和30几个伪军，其他5000多人全军覆没。
后来有人研究，说可能是因为清丰县城老百姓早跑光了，空房子很多。夜里兵败的伪军往房子里一藏，脱了衣服扔下枪，就伪装成老百姓了。八路军打完仗撤出县城，这些伪军也就作鸟兽散跑回家了。
永久损失比：5000+：12，此战之后，鬼子用了个痛彻心扉的词：冀南一空。
这样的窘迫的日军，这样窘迫的日本帝国主义，就算美国不登陆日本，估计日本的基层士兵也要冲进皇宫了吧。
1938年，在抗日正面战争一溃千里的情况下，毛教员在延安时参加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回答战争时间预期时，答“中国抗战还要打七八年。”，所预计的正好就算这个日期。
事实证明：毛教员的预言，绝不是臆测，也不是巧合，而是建立在丰富的阅历，渊博的学识基础之上的，加上超凡的洞察力、深入的调查研究、缜密的分析判断，从而得出客观规律的判断。
当然，抗战的最终胜利，并不仅依靠毛教员的战略谋划，而是抗日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坚持抗战，一点一点磨掉了这些军国主义野兽的獠牙，并将它们拖入了失败的深渊。至于靠美苏的援助，甚至靠某支军队甚至某个人的一两场胜利，更是无稽之谈。
还是那个经典问题：
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是谁？
答案：人民说是他，他说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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