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以来“营商环境”这个词频繁出现于国内各种舆论中，优化营商环境也是当前国内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不过就像是互联网上大多数经常讨论的词语一样，它虽然有个大致的讨论范围，但很多时候常见的却是偏离原意的外延。一个本来讨论企业经营大环境的问题，在具体讨论的时候，往往就成为了某种立场站队，甚至是互相攻击的问题。
我们经常会看到新闻和热搜谈论营商环境问题，但是仔细一看来龙去脉，内容往往显得相当莫名其妙。如果只是因为各个行业对政策看法不一致也就罢了，官方一直是在努力改善营商环境的，大家自然也有理由发表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荒诞的表演，正常的维护消费者与劳动者权利的行为，或是出台一些类似的条例，就被认为影响了企业经营，是什么左翼思潮回潮。
就连网民对某些公司的行为有些出于人之常情的抱怨，我们都能看到某些不知道拿了谁家钱的专家，在那里高喊什么“警惕民粹主义，维护营商环境”，平时不希望官方来管，遇到这种时候，却希望官方把别人的嘴都闭上，太过于可笑了。
至于在营商环境问题上面，就和其他某些问题一转国外一样，就更抽象了。说国外营商环境更好倒不是什么问题，毕竟此事没有绝对的标准，只不过思考自己能否适应这个“更好”的人就不是很多了，还有些人把正常的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说成是排外，影响外商信心，这样的理解实在是过于可笑了。
营商环境与市场经济
当然，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攻击谁，我们还是要回到基础的定义问题上，面对这样的矛盾，我们得弄清楚基本定义，营商环境是什么？虽然我们不可能像是定义哲学名词那么准确的确定，不过弄清楚大体的概念还是不困难的。按照《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的说法，营商环境，是指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通俗来说，就是市场相关的各种制度问题。
而从这个角度来说，部分企业与专家抱怨营商环境，是抱有一种相当自由主义的信念，认为各种管理的制度，都是他们经营的阻碍，自己经营之中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来源于此。那么只要管得越少，他们就会越好。
然而，这套常见的逻辑，背后却是自相矛盾的。理由并不复杂，既然如此相信自由市场包治百病这套理论，那就应该很明白，市场之中的很多因素，并不是政策可以左右的，而是市场博弈之后的结果。所以把所有的问题归结于体制机制，本就是对市场的不信任。
这是有原因的，很多时候，人并不擅长把复杂的经营问题进行归因，比如说市场整体周期对感受的影响是巨大的，政策很难改变这一点，即使有各种逆周期的财政与货币政策，想要改变市场整体周期也是几乎不可能的。而这个时候，经营者和专家会很容易把这种周期性的压力归结于营商环境的影响，毕竟承认自己的企业在周期压力下缺乏竞争力实在是太过残忍。
这种认知问题也并不只是因为某个专家的不聪明或是某个企业家毫无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在于这些人所处周期时代形成的路径依赖，我国的发展历史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有很多企业的发展是相当简单粗暴的，乘着国内城镇化和国际上全球化的风，经营的路径比起现在是很容易的。
这也就是一堆文章里吹的所谓“九十年代是黄金年代”，不需要考虑员工待遇，不需要研发复杂技术，不需要考虑保护环境，不需要学习管理，不需要考虑社会舆论，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几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人来说很长，但是放在人类历史之中，只不过是一个短而又短的片段，在上一个几十年形成的观念与习惯，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变成负担。道理很容易懂，但是落实到个人身上就不一样了。
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市场遭到冲击，出口的增长不再像当年那样容易，而冷战结束后被掩盖的地缘政治问题也开始回潮。虽然欧美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行为，但是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改变，“黄金时代”已经过去。随着经济面临挑战，保护主义的策略也越来越明显，外贸行业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倾轧，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之后，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明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而国内很长一段时间的增长与房地产高度挂钩，这样的扩张也终究有限度。虽然都在说房地产到顶，可是真正参与这场舞会的人在音乐结束之前是不会停止自己的舞步的。而最终，这一切问题一起爆发了，全球的大流行，房地产的见顶，地缘矛盾的集中爆发，让全球的经济看起来都很糟糕。
自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们也会感到痛苦。但之前积累的经验和惨淡的事实形成了冲突，因此他们很容易把问题归结到别人身上。正像是那个电梯与俯卧撑的笑话一样，很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成功是靠着“电梯”这个大环境得来的，于是，面对当今复杂且极具挑战的经济环境，舆论场中有了太多借题发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讨论。
这些言论的乱象实际上隐藏了一个非常讽刺的背景，那就是确实有不少人相信我国官方的政策强大到了可以改变经济周期，让他们回到“黄金时代”的程度，而这些人平时最爱说的是相信市场。
虽然自凯恩斯经济学成型以来，哪怕是再怎么自由的国家，面对经济挑战也不会逆来顺受，但是指望政策彻底改变经济周期，还是太看得起现在的经济学理论了。有很多东西不是政策可以去改变的。就比如说舆论问题。
广义的营商环境自然包括舆论，引导社会对市场正确的舆论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一部分。只是舆论的形成从来不是只靠官方的，大家对这一点应该已有深刻体会。抱怨舆论对市场对企业持有民粹主义的某些声音是不是应该先想想，自己干了什么才导致了这样的舆论呢？在讨论营商环境的时候，部分资本似乎总是忘了自己也是环境的塑造者之一。
被某些专家评为民粹的舆论往往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劳动者待遇的问题，一类是关于对某些品牌的抵制问题。这二者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过去几十年，我国实现了快速的全面发展，成绩斐然。但是不可否认，这样的发展也遗留下来了不少的问题，而如今，全球的形势逼迫我们解决遗留问题和实现转型，而我们的经济水平也到了有能力去处理这方面问题的时候了，这是新时代不可回避的问题，结果某些人的解决方案就是在那里高呼民粹，实在愚蠢。
当下这个时代，劳动者不仅要面对传统的工作压力，还要面对算法的监督和经济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环境下，劳动者自然应该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只有更有制度地保障劳动者权利，才能带来更好的营商环境。
而之前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劳动者的待遇是相当有问题的，这些的矛盾不可能一直掩盖下去。如果还是保持之前的那套思路，觉得中国只是靠廉价劳动力才能发展，一旦改善劳动者待遇将会出大问题，那只能说就算是市场机制也真的会清退这种声音。
有些人离谱到连印度的营商环境都吹
在这个问题上胡说八道的某些专家，不妨思考一下说欧美营商环境好的时候，那些国家的劳动法是什么情况，虽然面对诸如亚马逊这样寡头巨企执行的也不怎么样，但是这些法条只怕是让某些专家看一眼就勃然大怒。平心而论，欧美的劳动者权利保护制度，如果不考虑那些和政治正确相关的部分，是有很多值得学习之处的，虽然照抄不现实，但是从中学习是很关键的。不过笔者相信，绝大多数胡说八道的专家，在媒体上说西方营商环境好时绝对不包括这部分。
至于对某些品牌的抵制，很多时候是出于广义的民族情感，比如说某些品牌的东方主义审美，或是各种崇洋媚外的营销，或是企业高层说出一些相当不知所谓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有所抵制不是很正常吗？这是非常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啊，你商家不讨消费者喜欢，消费者自然可以不买，怎么这个时候就在喊“早该管管了”？偏偏在遇到市场的反馈机制的时候，就不承认市场了。
现代传媒学告诉我们，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时候，除了物品本身之外，与物品相关的情感体验也是很关键的，比起如今大洋彼岸把所有东西都上纲上线上价值，国内这类舆论完全是中国人民自发的情感反应，甚至连激烈都谈不上。这个时候，倒是不去想想美国官方怎么带头砸日本车的，日韩的汽车市场如何排外的。把自己的问题推卸给别人再扣个帽子的时候，是不是该思考一下过去某些企业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
一些人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不愿意面对现实，选择逃避问题。但是时代已经改变了，不愿意走出过去的人，按照市场的规律总是会被淘汰的，这种时候不能指望政策帮你兜住这方面的底，再怎么好的营商环境也不是用来养巨婴的。如果某些声音想象的营商环境是平时什么都不管，出了问题之后官方就要想办法解决，那笔者也只能斗胆说一句，国内某些方面，确实是相当缺乏“企业家精神”了，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不就是能清退掉跟不上时代的一些东西吗？
中国企业家真的喜欢欧美的营商环境吗？
我国的营商环境确实有相当多需要提高的地方，在这方面学习西方也确实有必要，只不过国内某些舆论对欧美营商环境的定义好像就是只要什么都不管，企业自然就好了。这样的欧美真的存在过吗？就算是里根时期，只怕美国也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就营商环境而言，欧美的很多优势，并不是简单的“不管”，而是在于更加细致的管理制度，同时舆论也有更好的监督能力。
以互联网领域为例，欧洲和美国关于数字安全都有十分详细的法案，比如说欧盟的GDPR，对数字安全进行了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国内的相关法律就在学习这些条例；即使是面对最新的AI技术，欧美也正在筹划相关的法律，并没有向某些人说的那样不会管这方面的问题。
美国相关法律设立的过程中，舆论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像AI领军人物吴恩达最近就在批评加州的新法案将扼杀开源大模型。即使是山姆奥特曼这样的热点人物，美国的舆论场也有一些合理的质疑声音。毕竟再好的新技术，也是会带来全新的问题，不能全部肯定。
来看看美国舆论场中对企业不合理的质疑，左翼怀疑那些大企业正在一边拿着巨额补贴，一边阴谋建立赛博朋克都市，右翼认为某些资本家是潜藏的共产主义分子，时刻准备颠覆美国。这都是美国舆论场的一部分，也没见几个美国企业家因为这个而破防。
一定程度来说，这才是合理的营商环境吧，优秀的营商环境总不能成为“夸夸群”吧？总不能指望人民群众对各个企业的态度，都按照这些企业的宣传口径来吧？这样的环境，总比合理的批评都要被大喊民粹的营商环境要好得多吧？
自然，我们还要说一些欧美营商环境做得不好的地方，这些方面是没有必要学习西方的。比如说某些经济学家喜欢批评国内政策缺乏连续性。保持连续性当然有道理的，但不过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不代表政策不能改变吧？毕竟政策总是基于现实情况来的，情况改变政策就该调整，避免朝令夕改不代表政策会万世不易。像我们昨天文章中提到的，制定于尼克松时代的对石化燃料企业巨额补贴到现在还在执行，这就完全成祖宗家法了。
在这个问题上面吹西方国家就让人啼笑皆非了，请大家回忆一下，美国因为意识形态搞制裁，导致中国不得不使用一些不成熟的产品逐步实现国产替代，最终导致某些西方产品失去了市场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了？
如果按正常发展逻辑，国产产品实现替代的难度是极大的，但是因为政治压力，美国帮助了中国进行国产替代。这种事情不就是某些人喜欢喷的“一个拍脑袋做决定，一张纸毁掉一个行业”吗？至于换一个总统，甚至是某个州的议员位置调整一下，某项政策就进行改动的事情，难道很少见吗？
美国的许多经济研究机构已经指出，制裁并不是万能的，如果第一次制裁起不到足够的效果，后续追加的制裁效果只会更差。而美国习惯性选择制裁，已经形成了某种政治上的路径依赖，甚至有路径式的腐败在这里。
相比之下，我国的反制措施大多数时候是克制的，并且考虑到了国内外企业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面，我国比美国照顾营商环境多了。合适的反制也是维护本国企业营商环境的一部分。
只不过，看样子很多资本对此的理解，似乎是欧美干什么都是合理的维护营商环境，我国做些什么一定就是有问题，这种双标过于明显了。如果发出这种声音的都是利益相关的某些外企，那倒是还可以理解。但是国内某些人在对西方国家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发表这样的言论，我们只能感慨，过去的快速发展虽然辉煌，但也确实在各方面都遗留了很多问题，想要建立更好的营商环境，这方面的挑战也亟待解决。
改善我国营商环境的工作任重道远，只是很遗憾，国内舆论中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很多时候都导向了完全不相干的领域。改善营商环境的目标，绝不是让资本无法无天；而即使营商环境再怎么改善，08年以前那种简单粗暴的发展也不可能重现，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万万不要被偷换概念所欺骗。新的时代有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去解决，这样的关键时刻怎么还能沉溺于过去的幻影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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