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巴黎，有人却在质疑：如果奥运会的盛大庆典是以城市最脆弱的人群为代价，那它还能被称为所有人的狂欢吗？
在巴士底广场的奥运五环下，约一百名无家可归者支起了帐篷。
8月6日，巴黎巴士底广场的七月柱下。受访者供图。
组织该营地的非盈利组织法国住房权协会（Droit Au Logement）和Utopia 56呼吁人们关注巴黎的住房危机：在奥运会召开之际，巴黎仅为奥运场馆附近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了216个住宿地点；与此同时，市内每晚都有3500多人露宿街头。
四个小时后，警方宣布疏散营地，并且没收了价值数千欧元的帐篷。警方给出的官方理由是该营地“人数众多”导致“扰乱公共秩序”。Utopia 56则在声明中提出，警察行动的背后还有一个非官方原因：无家可归人口的出现会“在奥运会期间造成不良影响”。
对于被驱散的无家可归者来说，又一个流浪之夜开始了。
8月6日，一部分被驱散的无家可归者在路边门廊休息，随后转移到巴士底广场对面的Square Henri Galli公园。受访者供图。
早在2017年巴黎申办奥运会时，巴黎奥组委就承诺这将是“最包容、最可持续”的一届奥运会。许多活动人士相信，类似的承诺意味着巴黎奥组委应努力避免奥运会固有的弊端，即过度支出、公共空间军事化、边缘人群流离失所、漂绿和腐败等。令他们失望的是，七年后，巴黎似乎未能跳出怪圈。随着全世界的目光聚焦于巴黎，他们却在质疑：如果奥运会的盛大庆典是以城市最脆弱的人群为代价，那它还能被称为所有人的狂欢吗？
巴黎在狂欢？
2023年底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发现，高达44%的巴黎人认为举办奥运会是一个“坏主意”。巴黎居民有很多担忧：体育场馆的施工都能及时完成吗？安全措施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日常生活？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会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奥运会之后又会如何？
“逃离巴黎去度假”历来是许多巴黎人度过夏天的方式。对于长居巴黎的妮可，由于她所在的公司在奥运会期间改为线上办公，她认真地考虑过避开奥运会的人潮，但最终没有成行。
自开幕式成功举办以来，妮可和许多巴黎人的怀疑态度都发生了转变：想象中的混乱似乎并未出现；体育场馆和新地铁正常投入运营了；塞纳河得到了清理，至少足以完成铁人三项的比赛；截至上周四，奥运会门票已售出970万张，创下历史纪录；作为东道主的法国队发挥神勇，尤其是法国游泳天才莱昂·马尔尚的表现，更令妮可很庆幸自己没有离开巴黎，得以和朋友们共同度过欢聚时刻。
妮可眼中的额外加分项是，清走了“帐篷村”的巴黎，市容显得比以往更加整洁：“现在我所在的街区没人乱扔垃圾了。警察让他们离开巴黎去外省，会在其他区域给他们提供合法居所，有更好的条件。这样所有人都更好。”
活动人士对巴黎的派对氛围不为所动。巴黎行动组织Saccage 2024的诺亚·法容（Noah Farjon）说：“我们很多人都被告知，‘哦，这可是奥运会，你不该反对奥运会，因为奥运会是所有人的聚会’。不，当上万人被驱逐的时候，它就不是所有人的聚会了。”
克莱克也表示，无家可归人口和边缘化社区所付出的代价常常被其他人遗忘。他所在的组织“奖牌背面”长期呼吁人们关注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如何影响巴黎边缘社群，要求法国为无家可归者建立一个大规模的住宿系统。
“我们一直收到诸如此类的反对评论，‘巴黎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安全和美丽’。我们已经习惯了，巴黎有法国版的特朗普支持者。”他说。
但克莱克强调，巴黎的流民问题由来已久，底层原理要更加复杂，不可能“一清了之”；而本届承诺中“有史以来最包容的”奥运会，实则加剧了已有的社会问题。
备受争议的SAS系统
近10万名无家可归者居住在巴黎及其周边地区，占法国总数的一半。巴黎的无家可归者主要有五类，即罗姆人、难民（寻求庇护者）、吸毒者和性工作者。2023年5月之前，他们面临警察扫荡的威胁较小，可以在“营地”“帐篷村”“占屋”暂时落脚，也更容易获取当地慈善机构的帮助。
奥运会的筹备工作极大改变了这一切。无家可归者多在塞纳河沿岸建立帐篷营地，而组织者希望将这条河作为奥运会的中心，当局就此陆续清理了巴黎的一长串营地。在奥运会开幕两个月前，“奖牌背面”发布了统计报告《走开，没什么可看的：巴黎奥运会前一年的社会清洗》。根据他们的记录，2023年4月到2024年5月，约有12500名无家可归者被驱逐出巴黎，比2021-2022年数据增长了39%。
尽管如此，法国当局至今不承认新增的驱逐事件与奥运会有关。在去年以来的多次采访中，法国体育部长埃米莉·欧迪亚-卡斯特拉（Amelie Oudea-Castera）、法兰西岛兼巴黎大区区长纪尧姆（Marc Guillaume）乃至巴黎市政府官员曾数次保证，驱逐是例行公事，是为无家可归者居住的安全与卫生条件考虑。国际奥委会则拒绝回答关于奥运会如何影响当地政策的问题，仅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巴黎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显然超出了奥运会组织者的职权范围。”
桥下的自行车站在奥运会前曾是“帐篷村”。受访者供图。
“奖牌背面”仍然在试图通过记录新案例推动另一种叙事。该组织将这种驱逐称之为“大规模的社会清洗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在世界面前隐藏贫困”。
人道主义机构世界医生组织（Médicines du Monde）在巴黎的医疗监测协调员保罗·阿劳齐（Paul Alauzy）自2018年来一直在巴黎的占屋区提供医疗支持。他表示，就在两周前，巴黎进行了最新一波疏散，短短一周内驱逐了 500人。其中95%是在巴黎寻求庇护的难民，大多来自苏丹、乍得、阿富汗。
过去一年多以来，阿劳齐已经在巴黎见证了数起类似的重新安置行动。当局清理巴黎的营地，通常会要求流落街头者登上大巴前往法国另一个大区，加入临时区域接待避难所（sas temporaire d’accueil，下文称SAS系统）。自2023年以来，法国设立了10个临时避难所，以在奥运会期间缓解巴黎住房的过度拥挤。如果营地居民不愿意登上大巴，就得自己另找一个过夜的地方。
根据阿劳齐的说法，典型的驱逐行动通常会在凌晨开始，警察数量和营地人数至少可以达到一比一，而警察的在场很容易给无家可归者带来巨大压力：“想象一下，你经历了漫长的旅途来到巴黎，深受创伤，露宿街头、法语还不流利……一天凌晨你从帐篷里被叫醒，外面站着很多警察，对方用你不熟悉的语言说：‘醒醒，拿好你的东西，我们给你准备好了房子。’你当然会很害怕，犯糊涂。”
也就是说，流离失所者并非“被迫”登上大巴，但是很多人并不知晓自己抵达目的地之后将会发生什么，而警察也往往不会提供充分的信息，有时人们看到大巴上的文字才知道自己会被转移到哪个大区。在SAS系统刚刚投入使用的阶段，许多人直接就上了大巴车，被转移到如波尔多或奥尔良等地区；随着时间推移，许多人开始在巴黎的街道上口耳相传：“不要上车，这是一个陷阱，外面没有什么等着你。”
如果有人加入SAS系统，法国政府将提供为期三周的住房，同时社会工作者将帮助他们评估获得庇护或永久居留权的可能性，然后被重定向到另一个地区，这些申请人将被转移到长期住房，并在其案件接受审查期间获得适度的津贴，审查过程可能需要六个月或更长时间。
对于一部分幸运儿，SAS的确是一条通往更稳定住房的快速通道——大约40%的人获得了中长期解决方案。但更多的人只能重新进入法国的短期紧急庇护系统，但该系统的床位不足以满足需求。因此，他们经常在另一个城市再次流落街头，或者自己返回巴黎，等待下一次再被警察带走。
为什么他们总会返回巴黎？
“法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巴黎和其他地区，”克莱克说，“一切都集中在巴黎——这里有很多机会，也有很多社会帮助。40%的在法外国人都生活在巴黎，第一次踏足法国的人都聚在这里。”
巴黎既是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法国交通网的核心。然而，巴黎显然不具备吸纳全部移民人口的住房能力。克莱克认为，建议人们搬迁到其他有一定庇护能力的城市原本是个可取的主意，前提是当地有配套措施。然而，法国政府为流离失所者提供的安置常常让他们白白被搬迁到远离工作地点的地方，从而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糟。
不同于外界常见的预设想法，许多无家可归者在巴黎有着自己的工作，比较常见的工种是清洁工、建筑工人和木工等，也有些人在快餐店里做汉堡。但他们依然租不起房子，甚至租不起社会住房，所以只能露宿街头。另一方面，长期在巴黎居住让他们认识了相熟的援助机构联络人，拥有已成型的社交圈子；一旦被驱离巴黎，相当于失去已有的社会安全网，而其他地区暂时无法提供及时的跟进。
这也意味着，社工人员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的联系可以被轻易打破。阿劳齐表示，一个通过SAS系统被转移到波尔多小村庄的苏丹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经历了一次非常痛苦的旅程，他在波尔多独自一人，远离了他的社区；等到他再次回到巴黎住在定居点，他完全不再开口，我们无法与他沟通。”
社会工作者强调，问题不在于奥运会或转移安置政策本身，而是巴黎仅仅考虑创可贴式的反应而不是长期解决方案，让这一已经遭受高度创伤的人群再度受创。
另一方面，并非所有新移民都得到了平等对待，种族或国籍亦是影响因素。对于逃离乌克兰的难民，法国设立了专门的社会服务中心，修改法律使他们能够合法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预留了约87000张床位。
“乌克兰人从来不必在法国街头捱过一晚，”克莱克认为，这证明了法国具备相应的组织能力，他希望“苏丹人、阿富汗人和其他人”也能获得同样的机会。
8月4日，警察出现在“奖牌背面”在塞纳河畔组织的艺术活动上。过去几个月里，该组织收集了37幅被驱逐者和志愿者的面孔和证词：“我们是集体的一部分，是奖牌的另一面……”“如果我们去一个新的城市，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我睡在马里桥下……” 受访者供图。
平等、团结和包容的承诺与巴黎的现实
从埃菲尔铁塔到协和广场，从国民议会到拉维莱特公园，巴黎在世界面前展现出它最梦幻的一面。这是世界上宣传最盛、观看次数最多的庆典，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收到了邀请函，即使他们就住在巴黎。在这些奥运设施的宏伟景象面前，很容易对塞纳河畔的铁栅栏和混凝土障碍物视而不见——这是许多巴黎活动人士共同的担忧。
法容承认，奥运会给巴黎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和新冠疫情之前相比，骑自行车在巴黎出行要容易得多，为奥运准备的巴黎地铁14号线延长线投入运营，从地铁到奥运场馆的路线也获得了翻新。
但他认为，这些基建不是为巴黎居民而是为游客准备的。“很明显，因为如果你再多走两条街道，就没有任何改变。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巴黎成为游客的迪斯尼乐园，”法容说。
拉维莱特公园(Parc de la Villette)的一条走道。受访者供图。
更重要的是，巴黎的宣传口号与迷人图景并不足以掩盖奥运会赖以建立的不公正现象。
对奥运会给巴黎带来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商业气氛，法容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开幕式引用了巴黎公社领导人路易丝·米歇尔的形象，但却只将她塑造为一个温和的符号。“她的政治观点比开幕式所愿意展示给世界的要激进得多……我们和路易丝·米歇尔更像。”
他表示，尽管开幕式让女性、酷儿和少数族裔群体等边缘化社区发出了声音，奥运会仍然是一个“为镜头设计的”精英主义盛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开幕式上有什么，而在于它甚至发生了；关键在于为了让奥运会顺利进行，他们对巴黎做了什么。”
法容所指的是奥运会前的“社会清洗”行动，期间法国警察将大量预算用于驱赶安置无家可归者和逮捕街头商贩。在他看来，警方本可以将这些资源用于打击或调查犯罪从而真正加强安保；但恰恰相反，巴黎竭尽全力让更多警察出现在街头，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在工作。奥运会期间，巴黎平均每天部署约3万名警察负责安保工作；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法国领土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用法容的话来说，巴黎在和平年代被“占领”了。他自己也遇到了警方的阻扰。7月28日，法容原计划带领两名记者步行穿过巴黎北部的圣丹尼斯社区，进行一场信息导览。法容称之为“毒性之旅”，意在向媒体展示奥运会对这个相对贫困的社区的影响。但他们未能成行——刚一从圣丹尼-巴黎门站出来，四辆警车就挡住了他们。警方经过身份检查和搜查后，发现了法容带有反奥运传单和贴纸。随后警方将他和同行的两名记者一起逮捕并拘留了10个小时。
事后，法容认为警方的目的是企图恐吓他和他所在的组织Saccage 2024。8月8日，他们再次组织了一场信息导览，以表明自己没有受到恐吓。当天，警方又一次拘留了一名活动人士并对在场的其他人处以罚款。Saccage 2024在推特上谴责警方的行为“让批评奥运会变得不可能”。
克莱克也同意，在今天的巴黎，每隔50米就有一名警察，而他们的行为方式就是清理所有那些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尤其是那些并不适合在明信片上展示给全世界的人。因此，观众才能看到一个非常奇妙、但不真实的巴黎。“我们把贫困掩盖起来……这非常具有欺骗性。”
本届奥运会的口号是“奥运更开放（Games wide open）”，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多次表示巴黎奥运会将是历史上最可持续、最包容、最平等的一届奥运会，巴黎奥组委更是曾许诺本届奥运会将为法国社会留下“积极的遗产”。令克莱克等社会工作者不满意的是，他们本有机会让巴黎实现上述许诺。当奥运会将本就存在的无家可归问题推上台面，巴黎的活动人士希望将其视为缓解这一挑战的机会。正是基于这种愿景，克莱克和他的同事们统计了巴黎近年来所有的驱逐事件。他们的工作也迫使奥运会的各级机构改变了拒绝讨论的态度，与他们举行了一系列会议。
克莱克表示，“奖牌背面”期待着能够与相关机构合作制定具体计划，避免奥运会加剧排斥现象，但该团体的大部分建议并未得到答复。回顾自“奖牌背面”组建以来的集体行动，他表示，或许他们有些“太天真”了。
“我们当时觉得，尽管这可能很难实现，但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我们与劳动、卫生和团结部、体育及奥林匹克和残奥会部、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市政府等举行了大约40次会议，但最后，正如你所看到的，我们什么也没得到，没有人会对任何事情负责——他们可以在踢皮球上得个金牌。”克莱克说。
追索体育运动本来的意义
面对公共当局反应迟缓的情况，各个草根组织继续着他们的动员。奥运会开幕前一天，上千名活动人士聚集在共和广场抗议，他们称之为“反开幕式”，主题是“比赛，但是为了谁（des Jeux, mai pour qui）？”。
俄勒冈州太平洋大学政治学教授朱尔斯·博伊科夫出席了这场抗议。在开始从事体育政治研究之前，他曾为美国国奥队效力，也在美国作为职业运动员踢足球。对奥运会进行了广泛研究，并撰写了六本有关奥运会的书籍。他认为，奥运会自带的欢庆氛围可能让观众对奥运会给承办城市带来的伤害缺乏感触：“奥运会就像是一个大型分屏活动：一方面，我们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们庆祝。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社会问题都因举办奥运会而加剧。”
不过，博伊科夫表示，尽管奥林匹克的象征意义与巴黎的现实生活之间存在裂痕，他依然相信可以在为运动员加油呐喊的同时捍卫边缘化群体的权利，相信体育运动具有巨大的力量。
“我认为那些高水平参与其中的人，无论是奥运选手还是管理者，都因这种力量而承担着责任，” 博伊科夫说，“我从头到尾读过《奥林匹克宪章》，那份文件中有很多美好的价值观。不幸的是，一届又一届的奥运会，国际奥委会通常未能履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和原则，他们本可以做得更好。”
巴黎并非没有尝试。为了实现其可持续愿景（也是为了防止成本失控），本届奥运会更多地投资于现有基础设施的改造，而不是重新建设。95%的奥运会场馆都是现有基础设施，两个重要的新建筑包括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和奥运村，均位于巴黎市中心以北的塞纳-圣但尼省；这里是法国移民比例最高的省份之一，也属于法国相对低收入的省份，居民有将近三分之一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待到残奥会结束后，水上运动中心将被改造成音乐会场地和巴黎篮球队的主场；奥运村将被改建成可容纳6000名工人的办公空间和可容纳另外6000人的2800套公寓，以增加住房供应。公寓的四分之一将保留作为公共住房，三分之一以上由国家作为社会住房出租给低收入居民和学生，其余则为私人住房。
这一模式尚未消除人们对于塞纳-圣但尼省“士绅化”前景的担忧。Saccage 2024的声明中写道，这“有可能驱逐许多经济适用房住户”。
究其原因，在往届奥运会后，人们已经多次见证了因奥运会而重建的低收入社区房屋租售价格迅速上升，逐渐超出居民的承受能力更高，低收入居民逐渐被高收入居民所取代。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最先离开的是被边缘化的低收入人群，他们也因此无缘享受被人津津乐道的“巴塞罗那效应”。巴黎能否兑现自己关于“增加住房供应”的承诺，也有待观察。法容表示，“我担心巴黎会变得像巴塞罗那一样，（在奥运会后）居住成本更加高昂，人们的生活更加困难。”
现在，塞纳河畔过去的“帐篷村”都被清理干净了，取而代之的是防止营地卷土重来的金属栅栏和混凝土块，零零散散的无家可归者在躲避警察。
阿劳齐回忆起十年前刚来巴黎读大学的场景，那时巴黎的无家可归现象就已很严重，“街道、餐馆、地铁，到处都可能见到乞丐，”这让来自法国东部小村庄的他非常震惊，不久后便开始参与当地的慈善机构活动，并最终走上了全职做援助的职业道路。
或好或坏，这场全球盛会改变了巴黎的面貌。有时候，奥运会期间的巴黎让阿劳齐感觉自己生活在平行世界：“我会想，这里曾经有很多帐篷，现在他们在这里建了一堵墙，防止无家可归的人回流……人们会说，‘嘿，我们谈的可是巴黎的形象，你不觉得现在这样更好吗？’但那只是把问题掩藏起来不让人看到。巴黎错过了真正解决问题的机会。”
巴黎奥运会的使命宣言高呼：“体育有能力改变一切，改善教育、健康和社会包容性。”然而，实际情况却与这些理想相去甚远。一旦全世界的目光离开巴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长期从事无家可归者援助的阿劳齐和克莱克都表示，相信许多被驱逐出巴黎的人会在奥运会和残奥会之后回来，他们也将会到奥运前的援助日程中去。
这些问题的边界不止于巴黎。“奖牌背面”计划在9月再发布一份报告，既是对巴黎奥运会期间发生的抗议和驱逐事件的全记录，也是从巴黎送往洛杉矶的建议。洛杉矶同样存在严重的无家可归问题，他们的担忧是，如果现行模式没有任何改变，同样的社会清洗四年后还会继续发生。
尽管活动人士常常被打上“反对奥运会”的标签，但他们都在强调，自己所反对的是奥运会的现行模式及其所带来的恶果，而不是赛事本身。尽管奥组委的空头承诺令人失望，但是，在世界尚未找到另一种方式来进行国际体育赛事之前，人们仍然寄望于通过行动让奥林匹克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要将圣火传递到洛杉矶，”克莱克语带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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