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谁布下的？

　　文 | 卢荻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以“中等收入陷阱”为标题在8月6日面世，此前，世界银行先行公布其主题和核心信息，并作出重点介绍和引申阐释。这份报告对处于经济发展转折阶段的今日中国颇有意义，事实上，报告中列出的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艰巨挑战的一大群国家，中国正是位居名单的首位。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一方面在认知上指向定义问题和相应的统计现象，另一方面在现实关怀上又蕴含着特定的判断和行动倡议，而世界银行的报告正是就此提出一系列政策要求，作为应对挑战的指引和承诺。那么，这些判断、倡议、要求、指引、承诺，如何构成对世界发展的实际历史经验的解释，是否可信？

　　以收入划分群体的世界

　　世界银行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将世界各国划分为四个群体，即，低收入经济体，中等收入经济体（内里再划分出下中等收入和上中等收入两个群体）、高收入经济体。其中，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在2023年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在当年价格1136美元至13845美元之间。同年，全球共有108个国家位居中等收入群体，近60亿的人口占全球的75%；从而，中等收入经济体能否成功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世界发展的主导表现。

　　《2024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中等收入陷阱”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就是指跨越高收入门槛的世界范围的普遍失败经验：自1990年以来，全球共有34个国家跨过这个门槛，然而它们都是人口小国，所代表的也只是特例，其中超过三分之一要么得益于加入欧盟，要么得益于新发现的石油资源。世界范围的常态是，高收入经济体占全球人口的比重，自1960年的30%下降至1980年的25%，随后在整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仍是持续节节下降，至2000年降至20%，至2023年再降至17%。

　　同样的趋势也见之于收入水平的差距。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比率，在1960年是9%，至1980年降至8%，至2000年再降至5%，惟有至2023年回升到13%的水平。而新世纪以来的回升其实是有赖于中国特例：中国之外的全部中等收入经济体，其人均国民总收入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比率在1960年是11%，至1980年降至10%，至2000年降至6%，至2023年回升到9%，却也还是达不到60多年前或全球化年代开始時的水平。

　　从这些统计数据可见，60多年来尤其是全球化年代，现实世界确实是以发展失落为主导趋势，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有其根据。问题是，为什么有这个陷阱？

　　陷阱何来？如何应对？

　　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由来，一般的解释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在世界市场上欠缺竞争优势，它们在劳动密集、低增加值的产业上因为劳动力成本较高而无法与低收入经济体竞争，在资本密集、高增加值的产业上则因为技术水平较低而无法与高收入经济体竞争。

　　这个解释其实是来自世界银行早自本世纪初的研究，而《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更是在此基础上加上三个新因素，构成对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更加艰巨、严峻的挑战，即：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高涨、世界范围的债务忧患、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强制要求的绿色转型。这样，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发展空间更加狭窄，掉落进发展陷阱的风险更加巨大。

　　基于上述解释和判断，《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提出，发展中国家应该依循一种“3i”战略以避开发展陷阱，即：投资(investment)，引进(infusion)，创新(innovation)。低收入经济体应该专注于促进投资，作为发展的主要动力。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应该专注于促进投资加引进，后者指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在国内推广应用。上中等收入经济体则应该专注于促进投资加引进再加创新，而创新所指向的不仅是消化、吸收国外技术，还必须参与推动世界前沿技术的发展。

　　世界银行提出"3i"战略

　　值得留意，报告对所有的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每个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都是强调促进投资，意味着投资作为引进和创新的必要条件，其实也就是强调构建“能力”(capabilities)的重要性。这是根本地背离了新自由主义高峰时代的主导信条，后者的诸如“形成正确的相对价格”和“形成正确的产权安排”等等格言，所强调的是只要是市场决定的“诱因”(incentives)就会自动带来竞争力、就会自然而然地避开陷阱并促进发展。由此引申，报告所倡议的促进投资、引进和创新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就不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而是类似于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主导信条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组合。

　　欠缺系统视野，对极有限

　　《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判断和应对倡议，在一般层面上假设陷阱的风险是天注定、必不可免，在具体层面上则假设陷阱的直接触发机制是市场竞争。这蕴含着一种“孤立比较”的世界观，即是假设风险与应对都是取决于经济体本身，新添加的现实上的保护主义、债务忧患、绿色转型的压力也只不过是额外因素。

　　然而，上文的论述已经指出，发展失落已经明确不过是世界范围现象，是60多年来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年代的主导趋势。将视野扩阔至世界发展，则市场竞争力就不可能是关键问题，聚焦于此是典型的“合成谬误”：部分经济体或许可以透过“3i”战略或其他适合的政策和制度获得竞争力、避开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对大部分经济体而言是此路不通，因为大家都提升竞争力意味着彼此抵消。

　　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关键还是在于世界范围的生产性投资停滞、生产性活动萎缩，源自经济的金融投机化和利润率下降趋势，归根究底是源自资本主义本身，至少是新自由主义形态的资本主义的特性。

　　在这个世界背景中中国可说是特例。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2022年已经触及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达到97%的水平。这个比率因为汇率变动的短期因素在2023年降至91%，不过，从经济增长率看，估计收入水平在未来数年间还是大有可能跨过这个门槛，让全球的高收入经济体的人口翻倍。然而，值得留意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是之前的长期居高的投资率（与全世界的投资低迷鲜明对照），至近年却也呈现出投资不振的趋势，始终是受制于国内外的经济金融化和利润率下降趋势。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我国也出现投资不振的趋势

　　那么，中国尚且如此，世界范围的发展又凭何乐观？可以依靠什么来促进投资、引进、创新，从而免于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注释：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The Middle Income Trap(《202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等收入陷阱》)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server/api/core/bitstreams/8f49fae8-ba60-45ba-b4d9-82bc22a964d9/con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