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在出租屋的女孩”如何被城市吞噬

　　“贞观”发的那篇“女孩死在我的出租屋”的文章，尽管我开始也为它的叙事风格感到不适，但是却没怀疑它的真实性。

　　这是因为对自媒体生存现状的判断。一个自媒体发布本地负面故事，能达到10万+阅读而不被谈话和删除，原因只有一个——这个故事的源头，本身就是来自警方。

　　当“贞观”因为文章阅读量太大被删除（我估计至少有500万以上阅读），发了两篇声明，坚持“事情是真的”的时候，我就坚定了这个判断。因为在当地压力下，还能坚持“事情是真的”，答案也就只有一个，那些基本事实，都是警方认定的。

　　在传播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幕：过去，有媒体或自媒体写出负面，人们会想质疑公权力，警方介入辟谣，“文章不属实”，舆论就戛然而止。这一次的“负面”，很多人质疑写作者和发布者，而警方却出来回应“是真的”。

　　有一些专业的讨论，认为贞观并不是“机构媒体”，作者也不是记者，没必要像要求一篇报道那样要求一个作者。

　　但是，那么多人在乎“是不是真的”，其实也是好事。这说明这里的人们仍然认为“真实”不仅是有价值的，也是至关重要的——当人们以此来要求自媒体写好“5个W”时，某种程度上表明，这里是有多么“渴求新闻报道”。

　　那篇文章的写法受到诟病，但是如果有财新来报道同一件事，阅读量一定没这么大。她（女房东，公安系统的文学爱好者）的写法，其实是让文章得以广泛传播的关键。

　　我读了之后也感到压抑。我没有怀疑过女租客重要事情的真实性，是因为我最近接触了不少贫困的年轻人——他们喝咖啡，可能也发社交媒体，晒出良好的生活，但是事实上不仅没有钱，精神状态也堪忧，处在脆断的边缘。

　　坦白说，女孩的故事可能发生在任何社会，在日本，就是NHK电视台关注的“无缘社会”的主题。在中国，这种境况更加复杂，也更艰难。

　　年轻人在城市里一旦没有工作机会，就会孤立无援，失去社会支撑，反过来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考公务员；为什么那个女孩要考十多次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是在权力体系工作，这就是最强的“社会连结”。

　　我有好几次说过，“实在不行就找父母共渡难关，如果父母条件还可以，就找他们要点钱，能啃老就啃，不要有太大心理负担。”最近的一次，是在一周前洪兵老师来书店分享的时候，我回答一个读者的提问。

　　我这一代人（70年代后半期），在成长的时候特别喜欢“独立性”，不要父母的钱成为一个标志；我父母反过来也一样，到晚年追求不要我一分钱。

　　但是，那种态度不是真理，而是时代生活的“建构”。中国加入WTO后，城市有各种各样的机会，让你很容易“自立”，而自立的标准也很低。

　　现在情况大为不同：年轻人工资不高，那个“努力就能提升收入”的人生阶梯，也不再成立；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社交媒体创造出一种体面的、优雅的、经过大量PS的“幸福生活”画面，这成为一种新的束缚，也是年轻人“尊严”的来源，而这一切实际上都太脆弱了。

　　那篇文章最让我难过的细节，是女生拿到钱（远不及预期）后拉黑了父母，也拉黑了朋友、同学，这不是绝情，而是真正的心理困境。这种困境需要被社会和周围的人看见，并且施以援手。但是，“拉黑”也让被看见变得不再可能。

　　除了“逝者已矣”这样的感叹，我认为在这个悲剧发生后，我们最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建立社会连结”。拉黑一些人没问题，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拉黑所有人”，不要为自己的贫穷、脆弱而羞愧，那不是你的错。

　　而对每一个人来说，能够多留意周围朋友的处境，能够给一点点力所能及的帮助，也至关重要。我在河南乡村长大，“不信任”是我的底色，尤其是到城市读书之后，对各种骗术我都保持警惕，每次有人想骗点钱，我都在内心发出嘲笑。

　　但是，最近几年我认识到，“信任”其实也是一种能力，有时候吃一点点亏，或者被人嘲笑天真，这都无所谓。说到底，我并不愿意过“时刻保持警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