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近年来，韩国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屡屡引发国内媒体的关注，从“四上五落”式学习（指4点钟起床备考就能选上，5点钟起床则会落榜）到“刷新世界最低生育记录”，韩国年轻人日益成为我国年轻人对照的对象。年轻人的处境是整个社会结构性矛盾的反映，本文以韩国“经济危机世代”为案例，分析他们人生困境的经济社会背景。
本文指出，韩国15～29岁人群的雇佣率长期低于45%，很多年轻人在完成学业后难以顺利向职场过渡，只好辗转于低收入工作岗位。“就业难”带来的长期失落感，使他们形成了“封闭型”人格，在构建和维持社会关系方面显得非常消极。此外，很多年轻人长期处于“备考”状态，随着时间和金钱投入的增多，他们的压力和焦虑感不断加大，在劳动力市场上也越来越被动。当年轻人脱离了正常的人生轨迹，结婚和生子也不再是其必然选择，甚至年轻人将已经“就业”“结婚”“生子”的同龄人视为竞争中的成功者。
年轻人的困境不仅改变了整体的社会心态，更将经济压力通过家庭纽带传递至父母，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储备。有研究显示，1995年以后，30～34岁韩国青年与父母同居的比例不断上升。年轻人迟迟不能顺利就业并反哺亲代，社会“老后贫困”的危机加重。
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世代”的困境，韩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青年就业和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作者认为，社会治理需要全盘协调：解决社会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要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出发，才能触及问题的根本。
本文原载《学术论坛》2019年第6期，原题为《韩国“经济危机世代”问题研究》，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韩国“经济危机世代”问题研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经济停止了高速增长，民生改善速度减缓，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深，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经济危机世代”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备受瞩目。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困境，韩国政府通过调整社会福利政策等方法进行应对，但收效并不显著。长期的就业难使得年轻人结婚生子年龄推迟，个人主义盛行，年轻人人生轨迹的改变对韩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韩国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要从整体和长远视角出发，有预见性地做好资源分配，积极主动地构建良好的社会生态系统。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韩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从而脱离贫穷迈入“中产社会”。然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后，经济高速增长戛然而止，同时“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迅速展开。在这样的环境下，韩国就业低迷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逐步加深，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诸多社会问题中，本研究聚焦于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目前年龄在20岁到39岁之间的韩国人，本研究称之为“经济危机世代”。通过探讨“经济危机世代”所面临的生活困境，导致“经济危机世代”生活困境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这些难题对韩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以期从韩国政府的应对中思考中国社会治理应从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困境
“世代”指的是在青少年期共同经历了某些历史、文化事件的一代人。社会学家通过观察发现，青少年期的共同经历会让一代人拥有相似的意识结构和行为方式，这将成为他们区别于其他群体的同质性。自二战以来，韩国社会出现过很多特征鲜明的世代，例如“朝鲜战争世代”“工业化世代”“信息化世代”“全球化世代”等。与这些“世代”相比，“经济危机世代”所面临的最明显的经济社会特征是长期的就业难、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竞争加剧。受这些因素影响，“经济危机世代”完成就业、结婚、生子的平均年龄明显延迟。他们与以往韩国社会中青年人的特征明显不同，不再是开放、进步的代表，而是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特征，部分年轻人甚至表现出自我孤立的生活态度。
（一）激烈的社会竞争：青年就业难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初，韩国经济发展迅速，就业较为充分。韩国企业普遍采用“终身雇佣”制度，工会具有较强的议价能力，雇佣稳定性很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席卷韩国后，新增就业减少，就业竞争加剧，年轻人失业率高企。以2018年为例，韩国整体失业率为3.8%，15～29岁年轻人的失业率为9.5%。比起失业率，雇佣率低下更让人担忧。韩国15～29岁人群的雇佣率长期低于45%，以2018年为例，在15～29岁人群中，有工作的占42.7%，也就是说，除了9.5%的年轻人处于失业状态，还有更多的年轻人仍在求学、接受职业技能训练，或者已经放弃了求职（见图1）。
（二）不利的竞争地位：“二元化”雇佣中的劣势群体
所谓“二元化”是指韩国劳动力市场上“正规职”和“非正规职”并存的现象。“正规职”的雇佣合同是长期的，“非正规职”的雇佣合同一般为2年。“非正规职”劳动者不仅工作岗位不稳定，而且工资与福利待遇都低于“正规职”，与“正规职”同工不同酬。以2015年20～29岁人群的平均工资为例，“正规职”平均每小时工资约12529韩元，而“非正规职”平均每小时工资为9010韩元，后者只是前者的71.9%。在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就业者中，“正规职”与“非正规职”之间的劳动报酬差距更大，后者仅为前者的66.4%。“非正规职”因为收入低而且频繁失业，很容易成为“劳动贫困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修改了相关法律，使得解雇和短期雇佣不再受法律限制。企业面临来自工会的反对和裁员成本，没有完全取消此前的长期雇佣合同，转而在新增雇佣中大量采用“非正规职”，并视“非正规职”的工作能力将其部分转为“正规职”。韩国的雇佣市场从此出现了“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并存的二元结构。2000年后，韩国新增就业中“非正规职”的比重很高。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在15～19岁劳动者中，“非正规职”成为主体；在20～29岁劳动者中，“非正规职”约占1/3；30～39岁人群中的“非正规职”比例明显降低（详见图2）。也就是说，“经济危机世代”要到30岁以后雇佣才变得较为稳定。这种雇佣制度使得企业竞争力大幅度提升，但同时也把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使得年轻人的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强。
（三）脱离“正常”的生活轨迹：“社会成年”年龄延迟
在雇佣不稳定、就业竞争白热化的情况下，“经济危机世代”的人生轨迹与之前世代相比发生改变，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社会成年”的自然年龄延迟。如果把经济自立、建立家庭看作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成年”的标志，那么“经济危机世代”步入“社会成年”的年龄在不断延迟。
有韩国学者对完成学业后无法顺利向职场过渡的年轻人进行了深度访谈，总结出四种类型：“失望封闭型”“职业迷茫型”“备考族”和“零工族”。第一，“失望封闭型”人群或者因为在就业中反复遭受挫折，或者因为不能适应高度竞争的工作环境而主动退出了就业竞争。他们往往对自身很失望，得不到社会甚至家庭成员的认可。他们辗转于低收入工作岗位，长期的失落感使他们形成“封闭型”人格，在构建和维持社会关系方面显得非常消极。第二，“职业迷茫型”人群虽然有职业理想，但没有为此作好相应的准备。他们往往缺乏学业和职业发展方面的指导，并因此陷入迷茫。第三，“备考族”是指为获取某项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而长期备考的人群，如备考法律从业者考试、公务员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等。这些考试是进入相应职业领域的门槛，但录取率很低。很多年轻人长期处于“备考”状态，随着投入时间和金钱增多，压力和焦虑感不断加大，对职业回报的期待也不断上升。如果长期不能通过考试，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处境会越来越被动。第四，“零工族”是指长期打零工的人群。前三种人群都有可能是“零工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为怀揣特定职业梦想而不愿进入其他职业领域、暂时打零工以过渡的“零工族”，以及不愿意被职场束缚的“主动零工族”。
上述四种人群都承受着经济压力，也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在不能实现经济自立的情况下，结婚和生子不再是“经济危机世代”成年后的必然选择。韩国25～29岁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在1995年占64%，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90%。同一时期，30～34岁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7%上升至33%，40~44岁男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3%上升至23%；同一时期，25~29岁女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30%上升至77%，30~34岁女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7%上升至38%，40~44岁女性中的未婚者比例由2%上升至11%。造成晚婚与不婚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例如价值观念的改变、女性受教育时间延长等，但其中经济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6年3月“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危机世代”的晚婚和不婚与其经济实力密切相关。如果把20～30岁男性劳动者的收入进行十等分，那么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已婚率明显上升，依次为6.9%、15.2%、20.2%、20.3%、32.3%、39.0%、49.0%、67.3%、75.7%、82.5%。即便结婚，“经济危机世代”的生育欲望也大大减弱。2018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至0.98。对于“经济危机世代”而言，由“就业”“结婚”“生子”构成的正常人生轨道已经不再是普遍选择，而是竞争中的成功者。
（四）消极的社会意志：个人主义与自我孤立
20世纪中后期，年轻人曾经站在韩国发展潮流的最前沿，他们是“近代启蒙者”“抗日独立勇士”“工业化大军”“民主革命斗士”“新文化创造者”。特别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年轻人是民主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是工人等弱势群体的同盟军，是民族统一与民族独立的坚定支持者，具有鲜明的进步倾向。与之相比，“经济危机世代”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大大减弱，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他们更关注自我，成为奉行“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一代人。“经济危机世代”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关注度很低，在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中所持态度模糊，其进步倾向远远不及经历过民主革命的50岁左右的那一代人。面对“朝鲜半岛统一”这样的民族历史使命，他们的态度最为消极，不愿为之牺牲个人利益。“经济危机世代”所发起的社会运动主要有“替代住宅运动”“基本收入运动”“良心拒绝兵役运动”“创造村庄运动”“协同组合运动”等，其目的都是拓宽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
“经济危机世代”不但缺少社会责任感，甚至表现出“脱离社会”的心理诉求，“宅文化”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脱离社会”的诉求违背人的社会属性，是在社会竞争中失败的结果，是“虚无”“悲观”“疲劳”“放弃”“丧失梦想和未来”等负面情绪长期积累的结果。一些年轻人表现出不负责任、逃避竞争乃至自我孤立的生活形态，往往又会激化他们与家庭中长辈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世代”的父母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通过个人努力实现了阶层身份的向上流动，他们难以接受“经济危机世代”在完成学业后不能步入社会、难以结婚生子甚至阶层身份下降的事实。这种亲子之间的矛盾在子女求职失败的家庭中广泛存在，进一步强化了“经济危机世代”的挫折感和孤独感，导致其社会心态更加封闭和消极。
“经济危机世代”生活困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一方面，“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困境使得韩国社会的老龄化问题愈发难以应对。从社会人口结构层面来看，“经济危机世代”人生轨迹的改变加剧了韩国的少子化趋势，使得社会抚养比进一步恶化。从家庭层面来看，韩国家庭中世代之间的经济联系非常紧密，“经济危机世代”的经济困境通过家庭纽带传递至父母，削弱了他们父母的养老储备。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世代”所遭遇的生活困境引发了韩国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不同政治势力关于公平和分配的争论。这种争论被政治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这种舆论环境也使得政府的社会治理更加艰难。
（一）加剧了韩国社会的养老负担
第一，加剧了韩国社会的少子化趋势，降低了韩国社会的抚养比。进入21世纪，“经济危机世代”成为主要生育人群，而他们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加速了韩国出生率的下滑。2000年韩国的总和出生率为1.48，已经低于人口替代率，2005年总和出生率进一步降低至1.085。此后韩国的出生率小幅回升，2015年为1.239，但2016年重新回落至1.172，2018年快速下滑至1.052，只有出生替代率的一半。韩国的出生率比同被低出生率问题困扰的日本还要低。日本的总和出生率在2005年一度降至最低点1.26，之后一直徘徊在1.3至1.4之间。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年平均新生儿数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为90万左右，90年代下降到60多万，2000年以后骤降至45万左右，此后逐年下降，2018年降至32万。目前，因为韩国农村地区的中小学乃至一些地方性大学的在校生数量不断减少，一些学校已经被迫关闭。韩国的劳动人口从2016年开始已经转为负增长，在不久的将来，韩国的兵源以及劳动人口都会出现短缺，很多地方政府会消失。目前的低出生率状况如果得不到改善，韩国人口在2031年达到最高点后会迅速萎缩，80年后韩国人口将减少至今天的一半，也就是2000多万，100年后则将减少至1500万。
上述问题导致韩国的老龄化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2000年韩国65岁以上老人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7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进入老龄社会。据估算，韩国65岁以上人口将在2025年达到20.3%，届时韩国将进入超老龄社会。欧洲完成从“老龄化社会”到“老龄社会”的转化经历了40年到100年。日本从“老龄化社会”步入“老龄社会”经历了24年，而韩国的这一进程缩短到17年。如此快速的老龄化进程使得韩国社会和个人的养老准备非常仓促。少子化是老龄化加剧的重要原因。1995年时，韩国15岁以下少年儿童曾经占总人口的2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5.9%，少年儿童的数量是老人的4倍。2005年，少年儿童与老人的比例下降至2倍。2015年少年儿童与老人的人口数量基本持平，2016年以后，老年人口为678万，少年儿童为677万，老年人口数量超过了少年儿童。
劳动人口以及新生儿数量迅速萎缩的同时，“经济危机世代”的就业年龄却不断后延，这意味着他们缴纳养老保险的时间缩短。韩国目前的社会福利体系是以20岁就业、60岁退休、80岁死亡的生命周期为前提设计的，然而年轻人就业年龄升高至30岁左右，企业退休年龄下降至50岁左右，国民预期寿命很快将增长至85岁以上，也就是说韩国人的财富生产时间在缩短，而需要社会保障体系援助的时间却在延长。少子老龄化以及工作时间缩短，意味着全社会的抚养比不断恶化。2000年韩国的抚养比为9.8，到2018年已经下降至为4.9。目前，韩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是“确定支付型年金”（Defined Benefit）制度，人口老龄化使得在职人口的抚养负担迅速增加，而在职人口缴纳的养老金与本人的老后收入并不匹配。现行制度下，韩国社会的养老金储蓄基金在2036年将出现收支赤字，在2047年将枯竭。因此，韩国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正面临巨大挑战。
第二，削弱了家庭的养老储备。韩国家庭中，世代之间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经济危机世代”迈入“社会成年”的时间延后，意味着在经济上反哺父母的时间延后，父母资助子女以及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时间延长。有学者针对韩日两国年轻人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日本年轻人在结束学业后，即便没有稳定的工作也会离开父母独自生活，但韩国年轻人会在结婚后才离开父母家庭。该调查结果还显示，1995年以后，30～34岁韩国青年与父母同居的比例不断上升。
“经济危机世代”的父母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年轻时通过自身奋斗脱离贫困农村跻身中产阶层。由于其中很多人在青少年期经历了“汉江奇迹”，我们姑且称之为“汉江奇迹世代”。曾有学者针对“汉江奇迹世代”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他们作为韩国中产层的主流，对自身老后的财富储备非常不足。在受访者中，为老年生活做好财富储备的占22.1%，准备不足的占29.7%，未做任何储备的占15.2%。导致“汉江奇迹世代”老后准备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财富大量流向子女。“汉江奇迹世代”成长于阶层上升通道较为顺畅的时期，看到了学历在阶层上升移动中的重要性，对于子女教育的热情尤其高涨。在就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汉江奇迹世代”往往选择更多地投资子女教育以提升子女的竞争力。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首尔市小学初高中生的校外教育支出为人均469.2万韩元，而当年首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021万韩元，教育支出占了23.2%。在家庭收入被大量用于子代教育的情况下，年轻人迟迟不能顺利就业并反哺亲代，意味着原本较为富裕的亲代面临“老后贫困”的危机加重。
（二）加剧了社会分裂
“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困境成为当前韩国社会的焦点问题，韩国社会围绕这一问题出现了争论。这些争论首先在世代之间引发了社会分裂，同时又与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理念对峙密切联系，成为更加复杂的政治社会矛盾。这种尖锐对立的舆论环境使得韩国围绕相关问题的社会治理更加举步维艰。
最早引起韩国人关注“经济危机世代”问题的是韩国学者禹硕勋（音译）。他在2007年出版的《88万元世代》一书中指出：1997年经济危机后，韩国社会的分配不均加剧，大学毕业生的平均月薪只有88万韩元，仅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该书出版后，韩国大众媒体出现了一股“世代论”热潮，在这场大讨论中，“进步”倾向媒体持批判论调，“保守”倾向媒体持乐观论调。2011年，持进步倾向的报纸《京乡新闻》刊载了题为《论福利国家》的系列报道，第一次提出了“三抛弃世代”的概念：“当今青年一代饱受学费贷款、就业率低下、房价高企以及短期就业合同之苦，不得不无限期推迟甚至放弃恋爱、结婚、生子。”无论是“88万元世代论”还是“三抛弃世代论”，都将韩国青年人面临的生活困境归结为经济社会结构性问题，并要求政府进行针对性的福利政策改革。而《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保守”报纸的“世代论”则关注年轻人中的精英人群，将失败者的失败归结为个人问题。这些报纸提出了“IP世代”（“乐趣与热情”Interest&Passion）、“创新开路人”（Innovative Pathfinder）、“智慧投资者”（Intelligent Portfolio）、“即时性合作者”（Instant Partnership）、“丝路世代”（能够通过网络与大众文化传播构建全球性的“丝绸之路”的朝气蓬勃的一代）和“G世代”（全球化世代）等概念。
“经济危机世代”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后，韩国政界围绕其经济困境的成因展开了争论。“进步派”认为“经济危机世代”面临的生活困境，其根源在于阶层分化和阶层固化加剧，因此应该关注社会财富在阶层之间的分配问题。一些媒体和社会组织则强调世代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导致了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困境，也就是所谓的“世代间矛盾论”。2015年4月30日，青年团体“大韩民国青年大学生联合”在“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前举行游行示威，喊出了“年金不奢望，请兄长们把你们垄断的工作岗位让给我们一点”的口号。青年NGO组织“大韩民国青年大学生联合”也批评工会，称“保护‘正规职’的工会每逢企业改革都要找麻烦，降低了企业在国内的投资欲望，导致既得利益者独占工作岗位”。这种论调将矛盾指向世代间分配问题而不是阶层间的贫富分化，更加支持韩国政坛中“保守派”的经济社会政策。保守派从“世代间机会不均衡”的视角出发，要求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增强灵活度，呼吁中壮年劳动者让出更多的工作岗位。2015年8月，保守派代表朴槿惠总统在“国民谈话”中使用了“世代战争论”一词，称“在生产人口减少、成长潜力迅速下降的情况下，劳动市场的僵硬造成了青年的就业困难”。她认为韩国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于：“只要成为正规职，不管干的好坏，雇佣都会得到保障，而且工作时间越长工资越高。”因此，她提出要进行“工资体系改革”并扩大“雇佣弹性”。不仅是“保守派”政党，相关政府部门也乐于煽动“世代间矛盾”以转移责任。韩国保健福利部部长在讲话中称“国民年金体系”是“世代之间的偷盗行为”。两种声音之间的争论与政治斗争相互强化，使得相关政策的制定变得更加困难。而这种争论持续存在，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分裂。
导致“经济危机世代”生活困境的经济社会背景
“经济危机世代”面临的生活困境出现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要理解“经济危机世代”面临的问题，就要了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所经历的经济社会变动。韩国“经济危机世代”面临的困境在欧洲和日本等国家(地区)也曾广泛存在，例如日本有“宽松世代”“悟道世代”，欧洲有“1000欧元世代”“NEET族”，中国台湾有“崩世代”等。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有其共同点，就是产业升级、经济全球化、社会福利保障完善、社会文化具有后现代特征。但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韩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又有其独特之处，使得“经济危机世代”生活脱轨的改变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发生得更快，政府的应对也更加艰难。
（一）突如其来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
韩国“新经济自由主义改革”是由危机推动的，是1998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应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进行的。1998年韩国修改了劳动法，“集体解雇”一夜之间合法化，大企业迅速解雇了大约30%的雇员。在很短时间内，韩国开放了资本与金融市场，减少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改变了劳动雇佣制度，企业退休年龄迅速降低，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为标志的稳定的雇佣制度很快崩溃。韩国看似很快走出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泥潭，但却在短时间内把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在“汉江奇迹”时代，世界银行曾经称赞韩国的发展让广大普通人受益，然而在雇佣制度改革后，韩国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的分配不公平指数很快上升至第三位，“非正规职”比例上升至第一位，相对贫困率上升至第二位。有韩国学者将1997年之后的韩国社会描述为“企业社会”：“追逐利润成为社会的目标，社会组织趋同于企业，社会成员仅仅扮演消费者角色。”韩国经济危机倒逼下的雇佣制度改革是断崖式的，对社会福利制度形成巨大考验。韩国企业长期以来承担较多的社会福利责任，大企业甚至为劳动者家庭提供住宅、教育经费、医疗福利。20世纪80年代，韩国大公司的福利支出大约占其劳动力成本的1/5。在这样的氛围下，韩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一度较为缓慢。企业可以以经济危机为契机快速完成雇佣制度的转变，但雇佣制度改变倒逼福利制度建设，这对于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而言是巨大挑战。雇佣制度突如其来的改变对于韩国社会心理的冲击也是巨大的。韩国人长期以来奉行“工作即福利”的理念，希望通过劳动获取财富，认为社会福利是对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失去个人努力工作的机会而接受社会福利救助，这对于很多韩国人来说一时间难以接受。同时，危机倒逼下的雇佣制度改革是不彻底的，“正规职”与“非正规职”并存，引发了年轻人对于社会公平的质疑，使得竞争中的失败者产生强烈挫折感，这无疑又加剧了社会矛盾。
（二）财阀垄断加剧两极分化
在“经济自由主义改革”不断深化的情况下，政府的社会治理变得更加重要。随着社会两极分化加剧，韩国社会希望政府能够引导社会均衡发展，能够为年轻人创造更多个人发展机会，但是韩国固有的“财阀垄断”的经济结构使得政府的政策回旋空间较为狭小。
韩国经济起飞开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缺乏资本和自然资源、国内市场狭小，韩国走上了外向型发展道路。为了尽快提升国际竞争力，政府集中资源，选取了少数企业进行扶持，但这些企业成长起来后垄断了国内的劳动力市场、原材料市场和销售市场，使得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变得非常狭小。韩国的财阀是跨国企业，为了提升全球竞争力进行大量海外投资，使韩国经济日益空洞化，即便有部分国内投资，但受到产业升级和自动化程度提升的影响，单位投资所引发的雇佣机会也在减少。1995年，10亿韩元投资所引发的雇佣效果为14.8人，2000年下降至9人，2005年下降至8.7人，韩国进入了“无就业增长”阶段。
相比大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其实更有利于扩大就业，但在财阀垄断的情况下，韩国中小企业的发展非常困难。首先，财阀集团与本土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较为薄弱。走出国门后，财阀往往放弃国内的中小企业供应商而寻找最有竞争力的合作伙伴。其次，财阀集团往往将合作对象锁定在本集团企业内部。最后，财阀掌握着韩国市场上的定价权，很容易挤压中小供货商的利润空间，使得中小企业难以发展。因此，亚洲金融危机过后，韩国的GDP增长虽然在OECD国家中并不低，但很大程度上是靠大企业的出口拉动，国内消费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国内经济与出口经济、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差距日益悬殊，经济增长无法惠及民生。韩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在1996年为70.8%，到2016年下降到62.1%，是OECD国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与此同时，企业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96年的15.7%上升到2016年的24.1%。
为了能够让经济发展更多惠及民生，韩国政府一直尝试提高劳动者的最低薪酬、要求企业扩大雇佣规模、扶助中小企业、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但在财阀占据经济主体地位、“新经济自由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情况下，政府的号召力和资源动员能力都非常有限。财阀经济体制成为韩国社会两极分化加深的重要原因，而两极分化又使得韩国社会对于公平正义的质疑之声不断，使得政府的社会治理面临更大考验。
（三）学历通胀
韩国社会对高学历的崇尚根深蒂固，学历取代技术和能力，成为评判劳动力的标准。2000年以后韩国的大学入学率一度超过80%，在OECD国家中排名第一；2008年以后大学入学率有所下降，2017年仍达到68.9%。有学者将2007年韩国劳动研究院进行的“劳动追踪调查”结果与日本“社会综合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在20～34岁的日本受访者中，拥有高中以下学历的占48%，远远高于韩国27.8%的比例。无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还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前后，韩国人的教育投资都有增无减，说明越是面临被社会淘汰的危机，韩国人越希望通过增进学业来提升自身竞争力。大学入学比例攀升引发了劳动力市场上的学历通胀。韩国统计厅的统计显示，1999年韩国的失业者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占12.1%，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15.3%，2010年为23.3%，2015年为28.8%，2016年以后超过了30%。OECD的PIAAC(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研究结果显示，70%的韩国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超过了其所从事职业的需要，韩国是OECD国际中教育水平超出职业要求比例最高的国家。
与学历通胀同时存在的是求职者与工作岗位不匹配。出身中产家庭的高学历年轻人亲睐稳定、舒适的工作环境。2015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经济危机世代”青睐的职业依次为国家机关（24%）、大企业（20%）、国有企业（18%）。在为就业作准备的63.3万年轻人中，有35%的人在准备公务员考试,9.8%的人在准备各种专门职业考试，准备应聘到企业工作的仅占18.9%。家庭经济条件较为宽裕的年轻人在找不到心仪的工作时宁愿放弃求职，即便就业后也不再愿意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加班工作。与此同时，韩国的3D产业出现了“用工荒”，相关企业或者转移到经济欠发达国家，或者大量雇佣外国劳动者，据估算，韩国有大约21万外国劳动者。韩国的中小企业也存在“用工荒”，2017年韩国中小企业有20多万个就业岗位空缺。求职者与工作岗位之间的第二种不匹配是求职者不具备工作岗位所需要的技能，这一现象反映的是产业发展需求与教育之间的脱节。韩国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由于“经济危机世代”不愿到工厂工作，韩国高级技术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上升，用工缺口不断扩大。
韩国政府对“经济危机世代”困境的应对及其启示
为了缓和“经济危机世代”的生活困境，2000年以后韩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青年就业、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政策，同时也着手对韩国的教育进行改革，但到目前为止收效并不明显。
（一）韩国政府的应对及其效果
第一，为了促进青年就业，韩国几届政府都将其作为重要国政目标，为之投入了大量预算，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直接创造工作岗位，通过税收调节和金融引导鼓励企业扩大雇佣，为求职者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为求职者提供免费职业培训，鼓励年轻人创业等。李明博政府在2008年设立了“青年工作岗位事业”，为此投入2兆韩元（约17亿美元）预算，用于为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以及直接为年轻人提供工作岗位。朴槿惠政府在2016年设立了“韩国青年工作岗位事业”，在“雇佣劳动部”“教育部”“未来创造科学部”等22个政府部门下共设立了128个推动年轻人就业的项目。这些项目分为“增加工作岗位”“职业训练”“就业服务”“雇佣奖金”“创业支援”5类。“增加工作岗位”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出为年轻人创造就业岗位；“职业训练”是指政府为求职者免费提供相关教育；“就业服务”是指政府为求职者免费提供就业信息和就业咨询服务；“雇佣奖金”是指政府在一段时间内减免雇佣青年人的企业的所得税，并在一段时间内承担新增青年就业者的部分工资；“创业支援”则包括直接资金支援和间接的政策优惠。文在寅认为依靠社会和市场力量解决青年就业问题的做法是失败的，因此他当选总统后出台了更加庞大的“青年就业问题特别对策”，为此追加了4万兆韩元（约合33亿美元）的政府预算，包括以下重要措施：（1）支援中小企业，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提供就业补贴、交通费补贴、房租低息贷款等途径缩小中小企业就业者与大企业就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2）设立“青年未来共济金”，鼓励新就业者和用人企业连续3年每年分别向新就业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存入200万韩元，政府则每年追加存入600万韩元，3年期满后连本带息返给就业者本人；（3）鼓励年轻人创业，为其提供资金、税收等支持。“青年就业问题特别对策”实施不久，目前还难以评价其效果。而文在寅之前几任政府的就业促进政策也都收效甚微。事实上，这些就业促进政策的相关预算并未能按照计划全额拨付，因为很多求职者既不清楚分散在政府各个部门下种类繁多的扶助政策，也不清楚应该如何向政府申请帮助。政府提供的岗位大部分都是短期的，因此促进就业的效果有限。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世代”中很多人丧失了求职热情，不会主动利用政府提供的帮扶政策。在政府积极出台就业帮扶政策的同时，“经济危机世代”的就业难问题在日益加重。2017年12月韩国统计厅的统计结果显示，韩国20～29岁青年中，受就业问题困扰的青年人数达到112万，相当于每4个年轻人中就有1人。
第二，为了缓解求职者与工作岗位之间的不匹配现象，韩国政府也在积极进行教育改革。首先，教育部门尝试按照企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2000年后，韩国新增了18个与制造业相关的大学本科，新开了22所职业技术学校。政府还开设了一批教授电器修理、汽车修理、工程技师培训的夜校，向国民免费开放。2006年，韩国在17个大学里设立了工艺学院（ploytechnics），工艺学院在校学制为1年，此后学生在企业接受半年技能教育。这一课程向15岁以上高中毕业者免费开放，学生毕业后可以参加相应的技术资格考试。其次，韩国政府尝试帮助年轻人尽早进行职业规划和人生规划。韩国从2008年开始开设Meister高中，Meister高中与企业合作，将培养高级技术人员和创业者作为教育目标。至2011年，Meister高中增加至28家。2012年开始，韩国教育部在普通高中里增设了“经济教育课”，教授经济、消费和金融方面的知识。最后，韩国政府鼓励大学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不断推动大学进行学科改革，使大学实验室、研究项目与企业需求相结合，让大学教育能够更贴近社会和产业发展的需求。教育改革的周期较长，目前就评价其效果为时尚早。但韩国“学历通胀”现象的根源来自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学历主义”，要改变这种社会文化，仅仅靠教育体制改革远远不够，还需要政府引导全社会进行更多的反思。
第三，为了提高“经济危机世代”的生育率，韩国政府同样投入了大量预算，出台了诸多措施。韩国从1962年开始实施抑制生育政策，鼓励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使生育率从5.5左右一路下降，到1983年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1996年，韩国取消了控制人口的政策。2000年，韩国成立了直属总统的“低出生率及老龄化问题社会委员会”，并在2005年制定了“低生育老龄化社会基本法”。从2006年开始，韩国制定并实施了3个“关于低出生率、老龄化问题的社会5年基本计划”，在过去10年时间里共投入111.11万亿韩元（约合840亿美元）用于鼓励生育。这些预算主要被用于以下几方面：增加托儿所和幼儿园；为育儿家庭提供现金援助和所得税减免优惠；提供幼儿园园费补贴；承担产假中劳动者的部分工资；等等。韩国还在2006年修改了“婴幼儿保育法”，制定了“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此后每4年更新一次，旨在提升育儿的社会参与度。根据“中长期保育基本计划”，韩国还在不断增设托儿所和幼儿园，并为父母提供临时育儿支援。但韩国的生育鼓励政策效果非常不理想，生育率不断下滑，2018年总和生育率降至0.98的世界最低水平。低生育率问题是就业难、初婚年龄升高、子女抚养费用高、子女教育费用高、女性经济活动增加、社会幸福指数降低等综合因素造成的，仅仅通过为年轻夫妇提供经济和人力援助难以阻止生育率下滑。
（二）韩国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为了帮助“经济危机世代”正常就业、结婚、生子，韩国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投入了大量政府预算，但收效甚微。思考韩国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韩国的实践表明，一些社会问题虽然集中出现在某个人群或者某个领域，但要解决这些问题往往需要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出发进行全盘协调，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韩国政府虽然为促进“经济危机世代”的就业和生育投入了大量预算，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使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平衡发展，需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共同着手进行引导和调整。
第二，韩国的经验证明，社会治理不能被动防范，而要积极预先干预。韩国政府之所以无法从经济社会结构的根本问题出发有效应对“经济危机世代”面临的困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韩国的应对是被危机倒逼进行的。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接连爆发后，政府应对的空间缩小了。在1997年经济危机之前，韩国一直关注经济发展，对于社会分配、社会保障的关注不足，对于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预期也过于乐观。进入21世纪，李明博、朴槿惠、文在寅3届政府的发展观逐渐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关注社会质量的提升，先后提出“改善民生”“幸福发展”以及“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但“社会质量”的提升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经济完全融入国际化竞争、财阀垄断、“新经济自由主义”价值观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韩国政府调动资源的空间非常有限。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GDP增长速度有所下降。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保持着良好的态势，“经济软着陆”为我们的社会治理提供了时间，但我们还是应该充分重视社会发展质量，重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协调政治、经济、文化资源，构建一个社会保障、社会结构、社会阶层流动等各方面都能够良性运转的“分配环境”，以保障社会的持续良性发展。通过韩国的经验，我们还应该充分认识到维持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的重要性。而要维持合理的人口年龄结构，必须在问题出现之前提前干预。中韩两国都实施了生育限制政策，人口开始老龄化速度都非常快。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经超过10%，中国成为老年型国家。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化系数将达到30%。韩国65岁及以上人口从7%上升到14%用了17年，中国将需要25年，都大大短于欧美国家。中国也同样面临老龄少子的趋势，2050年中国的少儿系数将下降至16.09，远远低于老龄化系数。“少子老龄”意味着未来社会抚养比的恶化，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这对于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供给、社会消费增长都将产生负面影响。韩国以及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实践都证明，社会成员的生育愿望一旦下降至较低水平，生育刺激政策的效果将非常微弱。因此我们也应该警惕生育率长期过低的现象，关注全社会生育愿望的变化，及时调整生育政策，使未来的人口年龄结构维持在一个能够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健康水平。
第三，韩国的经验提醒我们要关注年轻人的发展机会，要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考虑不同世代均衡发展的问题。在物质相对匮乏时代出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就业的世代更容易获得幸福感，而在物质相对丰富时代出生、在经济低速发展期求职的世代更容易经历挫折，抗压力能力也更弱。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低于韩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但在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城市里也出现了类似韩国“经济危机世代”的年轻人。一些年轻人有较高的学历却因为找不到心仪的工作而未能实现经济自立，成为“啃老族”和“宅男宅女”；一些年轻人虽然努力工作，但收入只能维持大城市里基本的个人生活所需，结婚生子对他们而言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北漂族”就是代表。年轻人的发展是社会活力的重要源泉，也是未来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我们应该对年轻人的生活状态给予更多关注，使他们拥有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机会。
第四，韩国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治理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在韩国，世代之间的资源分配引发了世代间的矛盾对立，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质疑，引发了人们对于社会福利体系的不信任。社会资源分配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容易在不同人群之间引发争议。我们应该时刻注意维护平稳良好的舆论环境，不受特定利益集团影响，不因此产生无谓的社会矛盾。
第五，我们应该着眼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需求，积极进行教育改革，引导全社会树立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职业观念。中国与韩国同样重视教育，我们在积极提升全民教育水平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和警惕中产家庭子女出现“学历通胀”问题。为此，我们要警惕“唯学历主义”，应该让有一技之长的人都得到社会尊重，让体力劳动者也得到社会尊重。只有这样才能人尽其才，使更多的人找到个人发展的机会，使社会保持更高的活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进行前瞻性的调整，培养更多符合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
相比韩国，中国的社会治理有自身的优势。首先，中国共产党拥有长期稳定的执政地位和高效的资源协调能力，代表着全体人民的利益，可以制定长远的兼顾不同社会集团利益的政策法规。中国的社会治理不受政治派别斗争的影响，不会被某个人群或者利益集团过多左右。其次，中国是大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均衡，不会出现某一社会问题短时间内普遍化的现象，政策回旋的余地更大。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势，从全局出发、着眼长远，对社会资源进行前瞻性的合理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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