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普京已统治俄罗斯二十多年，而且似乎只要他的身体状况允许，他还将继续统治俄罗斯。2000年代，普京领导俄罗斯摆脱了前任叶利钦留下的危机，这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然而，他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却越来越不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并不择手段地镇压有意义的反对派。独立政党不复存在，而对媒体的审查和控制逐年增加。
自 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政治压迫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导致最后一批独立媒体被关闭，无数反对派人士被捕，数千人出走。政府不断扩大“外国代理人”名单，最后一批持不同政见者被封口、流放或监禁。
然而，随着俄罗斯意识形态中充斥着的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战争中的苏联形象也出现了奇怪的复兴。这让一些外国观察家得出结论，认为普京占领邻国在某种程度上是反帝十字军东征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理解普京的俄罗斯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兰普奇斯（Patrick Lempges）采访了亚美尼亚·阿拉米扬（Armen Aramyan）。阿拉米扬是持不同政见者媒体《时事通讯》（DOXA）的创始人之一，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后不久被判处劳动教养，随后逃离俄罗斯。他们谈到了课堂上教授的意识形态、新苏维埃的遗产以及极右翼对普京政府的影响。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你能先自我介绍一下吗？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我出生于莫斯科，父母都是亚美尼亚人，我在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完成了哲学学士学位。这所大学还被誉为俄罗斯最自由的大学，允许学生和教师表达不同意见和参加抗议活动，而不会受到影响。
学生时代，我与他人共同创办了草根在线学生报纸《时事通讯》（DOXA）。起初，我们报道本校的问题，后来我们开始探讨其他大学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成为俄罗斯最知名的独立左翼媒体之一。
2021年4月，我与《时事通讯》的其他三位编辑发布视频，支持因参加支持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抗议活动而遭到报复的学生，被俄罗斯政府逮捕。我们支持作为政治犯的纳瓦尔尼，并不一定支持他的政治立场，但我们还是被捕并被软禁。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你被软禁了多久？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我们最终被软禁了一年，在此期间，我进入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官方的指控非常荒谬：因为抗议活动发生在大流行病期间，所以国家说我们让学生们面临感染COVID-19的风险。
与此同时，2022年2月开始入侵乌克兰，由于我们坚定的反战立场，DOXA在第一周后就被取缔。2022年4月，我们被判劳改两年。我们提出了上诉，这给了我们逃离这个国家的机会。这很复杂，因为国家没收了我们的旅行证件，但我们还是前往亚美尼亚，在那里我们获得了德国旅行证件和德国人道主义签证。当时，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德国。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在普京的俄罗斯学习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俄罗斯学术界的哲学非常奇怪。只有少数几个院系教授哲学，而且它们之间的差异很大，但高等经济学院主要侧重于逻辑和分析哲学。社会和政治哲学相当缺乏。例如，我们只读过一次《共产党宣言》，仅此而已——这是我们从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接触到的唯一的东西。这甚至不是主课程的一部分，而是一门选修课。
我听说文化研究专业的学生会读一些批判理论，比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理论，但哲学专业已经完全清除了激进思想家。像后殖民研究或性别研究这样的批判学派非常罕见。有两三个性别研究项目，但它们一直受到威胁。
苏联时期的马列主义系在20世纪90年代被关闭，重新设立为政治学或哲学系。可以说，许多教师只是转而研究其他理论，从约瑟夫·斯大林到艾因·兰德。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苏联，意识形态被简化为象征性地重复国家赞同的相同论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变得非常边缘化。因此，许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对这种话语过敏，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持开放态度。一些晦涩、奇特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社会科学界流行起来，因为人们不再关心这些理论。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在德国学习历史时，我在大学里接触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真正让我政治化的是我在学生会里与其他左派人士的辩论。俄罗斯有类似的情况吗？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从形式上讲，是的，它实际上被称为“学生苏维埃”或理事会，但它只是一个帮助学生解决行政问题的咨询机构。在大多数俄罗斯大学里，它只是为那些与行政部门关系密切、日后想在公共部门就业的学生提供的门面。我曾在学生会工作过半年，那简直就是扯淡。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那么，没有弗拉基米尔·列宁的读书小组吗？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没有，根本没有政治，甚至没有倡导学生权利——所有这一切都被立即禁止。在一些左翼学生人数较多的大学，特别是莫斯科国立大学，学生和教师团体在正规机构之外发挥作用。这些团体曾经颇具影响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亡。如今，俄罗斯大多数年轻人都是通过纳瓦尔尼这样的独立选举活动、人权组织或媒体实现政治化的。
大学里的政治讨论已被清除，但网络社区以及阅读马克思和其他思想家作品的名为 “kruzhki”的独立圈子依然存在。这些团体大多分布在外省，而不仅仅是莫斯科或圣彼得堡。有一些流行的左派博客，但没有真正的左翼政党。俄罗斯社会主义运动是最接近民主左翼政党的组织，但它不被允许参与正式的、制度性的政治活动，并在今年5月被列入政府的“外国代理人”名单后解散。另一个例子是女权主义反战抵抗运动。这些也是政治化的重要场所。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一方面，马克思和列宁已被清除出大学，但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机构和领导人却自豪地挥舞着苏联的旗帜，唤起苏联的过去。您如何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各级政府都在使用这些标志，但它们所代表的只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就像“苏联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伟大国家，我们也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伟大国家”。一切革命性的东西都从他们身上抹去了。例如，在莫斯科，许多地铁站都以彼得·克鲁泡特金等激进思想家的名字命名，但其历史意义已完全丧失。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普京使用这些意识形态符号是出于机会主义，还是他真的相信这些符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将斯大林主义描述为一种新的阶级统治形式，另一些则将其描述为一种堕落的社会主义。普京主义可以被视为变质的斯大林主义吗？毕竟，他援引外国特工、破坏分子和间谍的威胁，对同性恋者和少数民族采取保守立场，同时使用专制国家的镇压工具。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认为他肯定借鉴了斯大林的很多做法。我的意思是，他是克格勃的校友。他的世界观也非常地缘政治化：大国之间瓜分世界，俄罗斯也可以成为大国。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展示我们的强大。
在普京看来，俄罗斯的所有抗议运动都是西方煽动的。任何真正的反对派都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2012年实施外国代理人法背后的理念，该法在2020年扩大到个人。以前，该法只适用于接受国际捐赠者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但现在很容易被宣布为受到国际影响。例如，参加国际会议的教授就可能被宣布为外国代理人。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这也意味着“真正的”俄罗斯人是一个团结的集团，任何异议都是外部煽动的。这是他们反对我们。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是的，当然。特别是自战争开始以来，“外国间谍”的说法对俄罗斯的政治言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很多人，甚至在我自己的圈子里，都开始互相监督：“哦，你接受了美国的资助”，“你接受了欧洲的资助”，诸如此类。这真的很可怕。这种外国间谍和特工的概念在俄罗斯非常有影响力，甚至在那些自认为反普京的人当中也是如此。
战争通常会引发这种情况。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存在着真正的对抗，许多俄罗斯人感到愤恨。他们觉得没人关心他们，西方实际上在反对他们，因为所有毫无意义的制裁都是针对俄罗斯公民而非俄罗斯国家或其精英的，比如签证禁令。西方真的把俄罗斯人推向了普京的怀抱，推向了俄罗斯与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因此，即使是反普京的俄罗斯人也开始思考：“好吧，西方也不想要我们。没人喜欢我们，所以我们还不如和俄罗斯站在一起。”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在苏联，仅仅挥舞旗帜是不够的，你还应该表现得好像真的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尽管马克思主义已经沦为使国家合法化的工具。如今，即使普京复制了斯大林主义的许多叙事方式和技巧，但实际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例如，现在已经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系了。俄罗斯人可能仍然挥舞着苏联国旗，但苏联意识形态的地位被什么取代了呢？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每一种此类意识形态都将民族视为超越时空的同质事物，而实际上，民族是由民族国家自身形成的。俄罗斯的情况也是如此，国家意识形态侧重于俄罗斯的辉煌历史，并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整体。
在俄罗斯，历史——这种伟大俄罗斯民族的意识形态观念——取代了理论。与之相辅相成的是所谓的“传统价值观”，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并不清楚哪些是传统价值观，谁的传统有价值。在某些方面，这些思想是抄袭美国保守右翼的：反女权主义、反同性恋、“家庭价值观”等等。我可以说，这主要是人为的。有人试图将其与东正教联系起来，但即便如此也是人为的。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可以这么说，普京对任何可行的办法都持开放态度？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我认为他可能相信他所说的所有关于俄罗斯历史的东西，但这并不等同于一种连贯的意识形态。他没有任何理论或思想，有的只是民族主义。这里的问题在于国家本身的建设，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曾是一个帝国，国内仍有许多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因此，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在民族主义和一种多民族主义之间取得了平衡。
在俄语中，俄罗斯人有两个不同的词：Rossiyane 从民族身份的意义上表示俄罗斯人，而 Russkiye 则从种族身份的意义上表示俄罗斯人。这是个模糊的概念，因为很难说鞑靼人、车臣人或雅库特人是俄罗斯人，因为他们在种族上不是俄罗斯人，甚至不是斯拉夫人。因此，国家在民族主义之外还采用了另一种民族主义，试图将所有这些人联系在一起。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俄国革命家亚历山大·赫尔岑说过的一句话，他在谈到彼得大帝试图在不引进自由和民主等思想的情况下将国家西方化时说：“沙皇主义的唯一目标仍然是沙皇主义。”关于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人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普京主义的唯一目标仍然是普京？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我不确定普京主义在没有普京的情况下能否行得通。没有超越他的意识形态目标，在意识形态上也没有他可以留下的东西。他或许可以成为少数民族主义的崇拜者，但我不知道他对未来有什么想法。他在政治上只能存在于当下。他已经建立了一个没有他的个人统治就无法持续的体系。
俄罗斯社会学家格雷格·尤丁（Greg Yudin）认为，普京的统治应被视为波拿巴主义政权，它实际上就像一个资产阶级政权，但在这个政权中，一位领导人平衡了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的权力。他的统治符合他们的利益，但由他自己掌控。经济权力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政治权力掌握在他手中。这个政权离开了普京就无法生存，因为它依赖于与所有这些人的个人联盟。任何形式的变革、任何继承都意味着必须重建这些联盟，并将导致政治冲突。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俄罗斯的政治反对派怎么样？从你目前所说的话来看，俄罗斯许多反普京、反帝国主义的人似乎也在反列宁，因为他们将列宁与俄罗斯帝国主义划上了等号。就好像他们同意普京将列宁和斯大林作为伟大的俄罗斯英雄领袖的宣传叙事，只是在结论上有所不同。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在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对于俄罗斯的国家宣传来说，列宁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人物，因为一方面，他是所谓的伟大国家苏联的缔造者，但另一方面，正如普京在宣布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独立的讲话中所说，列宁是乌克兰的 “创造者和设计师”。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与苏联确实不同。在苏联，你不可能这样批评列宁。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斯大林取代了列宁的地位？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你可以这么说，但斯大林也不是一个神圣的人物。在普京的宣传中，真正神圣的是一些具体事件，比如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击败纳粹。如果你说什么反对的话，或者批评苏联是如何打仗的，你就完了。十年前，最大的反对派电视频道“雨”（Dozhd）就苏联在二战期间的一些行为是否不合理进行了在线民意调查。此后，该频道被逐出俄罗斯有线电视网。
普京的另一个基本立场是俄罗斯的统一。当然，任何国家都不会善待分裂主义者，但在今天的俄罗斯，分裂主义是最危险的事情。即使只是说各省应该有更多的自治权，也是完全不允许的。
然而，即使俄罗斯号称是伟大的反法西斯国家，它也与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以及对穆斯林和中亚人的仇外心理并存。移民劳工尤其面临这种情况。这与移民在欧洲城市所遭受的待遇不可同日而语——他们被视为非人类。俄罗斯有一个笑话，说我们打败了纳粹，却变成了纳粹。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我们已经谈论过苏联象征主义在俄罗斯社会中的突出地位，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被清除出大学。然而，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这位国家支持的神秘法西斯主义者和普京背后的主谋，最近在莫斯科的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获得了自己的研究中心。难道杜金主义要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杜金的研究中心名为伊万·伊利因高等政治学院，成立于2023年7月。伊万·伊林是普京非常喜欢的俄罗斯法西斯主义哲学家。
有人认为杜金是伟大的国家哲学家，是普京听从的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但事实并非如此。杜金之所以被容忍，是因为他亲俄，但他的理论并没有在任何地方被传授。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的思想并没有在报纸上发表或被广泛引用。他仍然是一个边缘人物，在西方把自己当作哲学家傀儡大师来推销。他以普京最喜欢的哲学家伊林的名字命名中心，也是非常投机的做法，他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可信度。
有趣的是，杜金中心遭到了学生和一些教授的强烈反对，这在2024年的俄罗斯是我始料未及的。抗议活动非常公开，也相对成功，导致大学校长辞职，但杜金中心却留了下来。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所以杜金没有发挥重要作用？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我认为他很难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女儿被试图暗杀他的乌克兰安全局误杀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他确实有听众，但他的理论相当晦涩深奥。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实用主义的，不需要复杂的意识形态建构。因此，杜金的理论在俄罗斯政治机器中没有用武之地。他只是一个试图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机会主义者。
帕特里克·兰普奇斯：阿列克谢·纳瓦尔尼在今年早些时候去世前一直是俄罗斯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一些左翼人士批评他早先的新自由主义甚至民族主义政治。您如何评价他的遗产？
亚美尼亚·阿拉米扬：：我认为纳瓦尔尼在俄罗斯自由反对派中脱颖而出。他的调查揭示了寡头和政府官员是如何以牺牲国家其他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发家致富的。尽管身陷囹圄，他仍勇敢地宣布反对战争，并在今年2月去世后成为烈士。因此，无论他的政治观点如何，他都受到我们这一代政治活动家的广泛尊重，他的政治观点可以概括为反腐民粹主义。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解构了自由派的叙事，即20世纪90年代是普京摧毁民主之前实现民主的伟大时代。纳瓦尔尼开始批判20世纪90年代的所有自由主义者，他们激进的私有化计划夺走了许多人的一切，使他们完全与政治疏远。他指出，那些为俄罗斯被窃取的民主革命流下鳄鱼泪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自己摧毁了俄罗斯的民主，并造成了普京得以出现的现状。
他的团队最近出版了一套名为“叛徒”的系列丛书，这是一套关于20世纪90年代寡头崛起的历史丛书。这篇评论让许多年轻人大开眼界，帮助他们了解20世纪90年代的私有化如何造就了寡头阶层，如何毁掉了俄罗斯的民主机会，以及为什么如此多的俄罗斯老年人如此不信任民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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