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难题之一

　　个人感觉，现在舆论界撕裂较大。看官媒内容，形势还是一片大好，除了生育率之外的各项指标稳步增长。在网络上，不少声音认为现状不是很乐观，很多行业现在都不容易，钱难赚；不少人很丧。这种差异形成的根源颇为复杂。这段时间翻看汉朝历史时，颇有所感。

　　我把关于大将军卫青所产生的思索写下了，大家共同探讨。

　　从现代视角看，作为大汉帝国巅峰时期的帝国双璧之一，卫青人品正直有担当。他的人生非常传奇，以马奴身份开局，一步一步往上走，最终走上了人生巅峰。

　　论军事才华，卫青堪称顶级名将。更为难得的是，卫青的所有战功都来自对外战争。

　　在卫青崛起之前，汉帝国对匈奴和亲纳贡，虽有韬光养晦、修生养息的战略需要，但日子过得也挺憋屈。

　　在卫青死去之后，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又变得非常艰难，经常遭遇大败。

　　正是卫青成就了汉武帝时期的辉煌。汉武帝时代又是整个汉帝国的巅峰，汉帝国的巅峰又是整个农耕文明的巅峰。可以说卫青就是农耕文明巅峰时期的明珠。

　　简而言之，卫青的人品、才华、战绩都非常值得称赞。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卫青的争议非常大。先是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青和霍去病的评价很情绪化。

　　这里先说一下，我个人钦佩卫青，也很钦佩司马迁。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巨星。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且开创了“平面史观”，奠定了整个史学叙事的基础。

　　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每一个文明周期走向巅峰的标志之一，便是史观的形成。

　　奴隶文明周期成熟的标志，是宗教史观的形成。大家可以参考各种宗教典籍。

　　农耕文明周期成熟的标志，便是平面史观的形成。这是司马迁的主要功绩，后来的二十四史都是按照司马迁的路在前进。

　　在工业文明周期内，宗教史观与平面史观都暴露出了很多缺陷。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现阶段难题之一，就是需要一种更加符合工业文明体系的新史观，弥补之前史观缺陷的同时，给所有人思索历史和现实时提供一个评判依据。

　　司马迁对卫霍的评价让很多人意难平，原因有两个：

　　其一，司马迁在《佞幸列传》中提到了卫霍，这很容易让造成误解。

　　其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卫霍的评述远不及对李广用心。当然李广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将军，但在汉匈战争中远不如卫霍作用大。

　　有人分析说，司马迁对卫青看低，是因为卫青出身低，而李广是世家出身。那个时代，大家喜欢世家出身的李广，不喜欢出身低微的卫青。这个观点也有一定的道理。众所周知，帝国时代，底层人很难跨越阶层。尤其是隋唐之前，连科举制都没有，上层社会抱团取暖，社会底层向上的渠道有限，底层要建功立业就更难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只有乱世与特殊的时代，底层人才能获得向上的空间。

　　所谓乱世，这个好理解，就是大洗牌，暂且不提。

　　什么叫特殊的时代？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就是涉及到体制与文明周期更迭的时间段。比方说秦崛起的过程中，能够最终统一天下，源自于把“耕战”制度作为基本战略。这种制度以军功论英雄，而不是以阶级论英雄。哪怕是底层人，只要能上阵杀敌，建立军功，就能完成跨越阶层。

　　秦汉之交的楚汉之争，项羽似乎占尽优势，但最终败给刘邦。这个事的原因，在历史上已经探讨了千百年。但是按照立体史观大周期律的逻辑：项羽还是想回到夏商周的分封制，那种制度没有贫民阶层的上升空间。所以在那种思维导向下，韩信、陈平那种出身不太好的人，在项羽身边得不到重用，只好到刘邦那里发光发热。

　　刘邦出身基层，陪他打天下的老兄弟也都是基层出身。他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接受一大批出身低微之人，还能轻而易举地接受秦制，即以农耕文明为根基的中央集权制取代夏商周的分封制。所以项羽成了历史的炮灰。

　　刘邦建立的汉帝国，也在老刘家几代人的努力下，达到巅峰。汉朝从诞生之初，就有从基层选人的基因。汉武帝看上卫青，本质上就是汉帝国那种从基层选人的基因的延续，跟刘邦使用韩信的基本逻辑一致。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汉帝国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权贵（地主阶层）。他们垄断资源、抱团取暖，逐渐关闭了底层上升的空间。汉武帝时代，为了拉拢新权贵阶层，又搞起了“举孝廉”（就是新权贵向政府推荐人才），让世家大族更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卫青这种以军功走上来的少数派，成了另类。司马迁在那种社会氛围下，情绪上很容易偏向于世家出身的李广，看不清卫青的价值。

　　然而纵观历史进程，看不清卫青价值的大有人在。对卫青非议最狠的名人是北宋大文豪苏轼。上下几千年，就诗、词、书、画、文综合造诣来说，能和苏轼比肩的并不多。大凡读过几年书，基本上都读过他的文章或诗词。文学成就看，苏轼堪称百年一遇的大才子。

　　然而这样一个旷世文豪在《东坡志林》中写道：“汉武帝无道，无足观者，惟踞厕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长孺，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厕见之，正其宜也”。这段话因为有些不堪，就不翻译了；大体上就是把汉武帝和卫青狠狠地贬损了一番。

　　说汉武帝“无道”，倒还容易理解。虽然从宏观层面看，汉武帝开疆扩土，雄才大略；但确实也造成了当时百姓不堪重负的局面，导致人口锐减。但是把卫青贬损成那个样子，就说不过去了。毕竟卫青人品没问题，为国家取得了那么多功绩，而且打的还是外国人。

　　按道理苏轼并非是一个没见识的人，豪放派诗词写得难逢敌手。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把战争想象得诗情画意，对周瑜神往不已。按理说，卫青的军事水平、人格魅力、战功均远胜周瑜，苏轼为啥不待见卫青呢？

　　要说答案，那只能是，苏东坡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却是一个蹩脚而幼稚的政客。比方说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理由，就是典型的政客思维。

　　苏轼所处的北宋，正受到辽和西夏的威胁（苏轼死后仅20多年，便发生了靖康之耻），按道理需要卫青这样的军人。

　　但是宋，是一个容不下顶级名将的朝代，原因有两个：

　　一，赵匡胤开国是靠陈桥驿兵变，夺了孤儿寡母的天下。从那以后，老赵家就担心别人借鉴宋太祖的成功经验，不相信将领。国家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就玩杯酒释兵权。

　　二，因为唐亡于军阀割据。宋赵统治者决心以文制武，把文官集团的地位抬到空前的高度，武将地位空前低下。

　　宋的一系列战略决策的好处，是推动了宋朝的文化繁荣，苏轼就是宋朝文化的代言人之一。坏处就是阉割了主体民族的尚武精神（一千多年之后，那个读透了二十四史的巨人喊出“枪杆子出政权”，总算让主体民族恢复了部分血性），明明繁荣似锦的宋，却写满了屈辱。

　　那种氛围下的苏东坡，说扩土开疆的汉武帝“无道”，其实是变相拍沉醉于文艺的北宋皇帝的马屁；贬损北击匈奴的卫青，本质上是颂扬北宋的苟安政策。这种思路，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觉得不可思议，在苏轼所处的北宋，却是一种政治正确。大文豪苏轼曲意逢迎那种政治正确，表示他还想在个人仕途上谋求更高的职位。当然也不能说苏轼人品差，他的诗词文章都是一流，在杭州主政时也能顶着压力修筑“苏堤”那样的惠民工程。只能说，苏东坡和李白一样，是天才文学家，并不具备成为政治家的素质，即便想经营仕途、也只是幼稚政客的水平而已。

　　翻一翻史料，诸如卫青引发争议的事件，非常多。这里不再更多举例。然而从司马迁和苏轼对卫青的认知，可以看出几点：

　　1、即便如司马迁和苏轼那样的精英，认知也有盲区。他们在某些事情上也会被情绪和立场左右，无法做出准确判断。普通人在这个问题上更容易被情绪和立场左右。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舆论界，任何一个问题都会有截然不同的多种声音。这种杂乱的状态，导致思想层面的混乱，并最终引发更多人认知上的偏差。

　　2、教科书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方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字：挑重点。讲司马迁时，就讲他的《史记》价值。讲卫青时，就讲他的军事才华。讲苏轼时，就讲他的文学才华，讲得都非常正面。而诸如司马迁或苏轼无法正确认知卫青价值这个问题，则回避了。但是回避了这个问题之后，却造成了诸多思想上的混乱。现实中，司马迁的粉丝，会认为司马迁秉笔直书。苏轼的粉丝，会认为苏轼悲天怜人。卫青的粉丝会认为，司马迁与苏轼都是书生误国。

　　3、历史虽然是往事，但会影响现实。现代人掌握的历史和现实知识，远多于古人。那么现代人如何尽可能地在混乱的声音中，做出正确的判断？我本人曾经被这个问题长期困扰，但是后来我明白了，想要对历史与现实中的诸多问题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前提是需要一个逻辑思维上的工具。历史与现实的演变，本质上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就我本人来说，我的思维工具，就是我自己领悟出来的立体史观大周期律。我个人认为，这个思维工具，可以解释宗教史观与平面史观的诸多争论。我尝试着用这个思路对很多问题进行重新解构，写下了《民国梦与民国》系列、美国史《帝国齿轮》上下册、欧洲史《大国博弈六百年》等（《不被理解的毛泽东》系列，是我在领悟立体史观之前写的；就是在写《不被理解的毛泽东》时，吃了很多查资料的苦头）。

　　立体史观和之前的平面史观与宗教史观的区别：

　　宗教史观和平面史观注重于历史资料的记录，最终形成一个堆积如山、浩如烟海的资料库，让很多人望而生畏或云山雾罩。

　　立体史观注重于通过分析史料寻找历史的规律和现实的趋势，然后再用规律重新解构现实和历史，可以降低获取知识的门槛。

　　在宗教史观和平面史观中，有中国史或外国史之分，有东方史或西方史之分。

　　在立体史观中，只有权力更迭的规律、体制演变的规律、文明螺旋前进的规律，再也没有了中国史与外国史或东方史与西方史之分，大家都在同一个逻辑体系中。立体史观的大周期律逻辑，不仅可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也可以解释近现代历史上的诸多难题。同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印度等国的历史，也和中国历史一样遵循立体史观的大周期律逻辑运转。这里再说一下，我不能说我的观点就一定对，但我认为这种探索起码很有趣，至少弥补了之前史观里的诸多缺陷，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