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老胡没有疯

　　随着哈马斯发动10月7日袭击以来，以色列宣称以自身自卫权为基础在加沙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这场军事行动的残酷性很快在加沙地区产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对这次巴以双方的最新冲突，不同人在自己的意识形态坐标上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笔者无意于纠缠这个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已经接近一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既没有达到以色列本届政府官方宣称的目标，也对以色列的国际声誉产生相当强烈的负面影响。随着黎巴嫩真主党长期领袖纳斯鲁拉被炸死，大多数国际观察家认为该地区缺乏在短期内实现停火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以色列在网络空间中的形象也愈发呈现出一种夸张效果。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将以色列视为非理性行为者从而为自己的道德感提供心理上的证据。这种善恶二元论的抽象结构确实有助于鼓舞人的道德良心，在这种道德范式的帮助下，以色列在军事行动中对造成的大量平民伤亡是以色列日益陷入疯狂的表现。

　　从更为学术的角度看，大多数现实主义者也认为以色列现有的战争策略与现实存在严重脱节。比如米尔斯海默就已经明确指出，以色列并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哈马斯这一组织。如果以色列真的认为消灭哈马斯是自己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那么以色列将很有可能将自己拖入长期的战争疲劳中，最终陷入无法挽回的失败。

　　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真的疯了么？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对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决策和以色列立国以来的长期政策进行回溯。

　　内塔尼亚胡本人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作为以色列政坛上的常青树，内塔尼亚胡在其支持者中被戏称为“不死的魔术师”。他在1996年就以最年轻总理的名号担任以色列总理。从1996年至今，除了中风去世的沙龙之外，在以色列政坛上几乎没有人可以稳压内塔尼亚胡一头。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自2009年内塔尼亚胡二度出任总理以来以来，以色列一直生活在内塔尼亚胡的时代中。

　　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风格以狡猾和冷酷无情著称。他可以毫无负担地利用盟友，也可以在盟友丧失利用价值后弃之如敝履。这种风格确实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多次议会选举中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多数政府。但内塔尼亚胡执政的时间太久，久到越来越多的历史旧账压在他的身上，曾经被抛弃的盟友造就了越来越多充满怨恨的敌人。

　　作为一个有趣的事实，几乎以色列政坛上主要的反对人物都有在内塔尼亚胡长期政府中任职的经历。比如中间派反对派领导人拉皮德曾经是财政部长；右翼世俗反对派领导人利伯曼曾经是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号称民族自由主义的萨尔曾经是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但只要内塔尼亚胡还握有权力，他就有办法瓦解反对派，萨尔今天今天重新入阁就是内塔尼亚胡顶级议会算术家的能力表现）

　　这场由背叛、怨恨和野心构成的反叛最终以内塔尼亚胡涉腐为开端。2017年开始，内塔尼亚胡因为涉嫌从商人获取不正当好处被警方传讯。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内塔尼亚胡的调查让他的敌人和盟友都嗅到了虚弱的味道。此事最终以2018年议会解散告终。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以色列政治陷入到一种系统性矛盾中。内塔尼亚胡虽然因为长期执政和腐败导致无法获得议会相对多数，但内塔尼亚胡的对手们也难以建立起议会多数。这场危机暂时在2020年由内塔尼亚胡和甘茨不稳定的双头联盟告终。

　　但谁都知道协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被撕毁，最终在2021年的选举中，集中了左中右各种政治光谱，集合了犹太人和以色列阿拉伯人的集体努力，内塔尼亚胡的对手们集齐了八党联合政府，才第一次成功将内塔尼亚胡赶下台。任何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双头政治已经非常不稳固，更何况是八党联合政府。这一短命政府同样在一年后无法维持下台，然后内塔尼亚胡又回来了。

　　再次回归的新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由于敌人过多，内塔尼亚胡只能依赖右翼宗教势力和极右翼民粹势力组建自己的脆弱多数；这导致他的政策回旋余地远小于前几次组阁。第二，内塔尼亚胡必须解决自己本人被起诉的问题，这导致对司法部门的系统性改革成为他个人关注的重点。

　　这是在在10月7日袭击事件前，以色列政治内斗白热化的原因。这也是为何部分西方媒体认为哈马斯的袭击反而在短期内拯救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命运。这也间接导致一种古怪的流言，即内塔尼亚胡有意放纵哈马斯发动袭击。笔者估计哈马斯大概第一个不同意这种观点，毕竟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之间已经不能用血海深仇形容了。哈尼亚被暗杀只是血腥斗争的最新注脚。

　　现在我们可以来分析10月7日袭击事件之后以色列各个层面的算计。首先，对内塔尼亚胡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极为严重的政治失败。内塔尼亚胡在其长期执政中一直给以色列民众暗示，通过以色列多层次的监控和袭扰，哈马斯的威胁已经被限制在可控制的范围。具体而言，哈马斯的威胁仅仅表现在定期的火箭弹袭击和小规模的边境袭扰，大多数以色列人也接受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但10月7日的袭击标志内塔尼亚胡重要承诺的破产。

　　为了维持自己的政治生命，内塔尼亚胡必须扭转这次失败。一方面，他必须对本次事件进行足够强烈的报复，或者说，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看来必须达到的报复。另一方面，他必须建立新的政治承诺，承诺哈马斯无力复刻10月7日的袭击；这代表必须在中短期内削弱哈马斯跨境袭击的能力。

　　其次，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极右翼民粹势力迫使内塔尼亚胡采用更为侵略性的军事解决方案。正如上文所说，内塔尼亚胡的执政风格导致他在本届政府中无法承受极右翼民粹势力的反对。虽然他通过引入甘茨的方式建立战时内阁，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的结构性困境。

　　极右翼民粹势力的激进性在于他们认为内塔尼亚胡的问题就是过于温和，这也是本届政府中真正信奉彻底摧毁哈马斯的派系，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建立所谓的大以色列国。并且每当新闻传出内塔尼亚胡与哈马斯和谈协议将近时，他们都会以辞职为威胁跳出来抗议。内塔尼亚胡的反对者也没有与内塔尼亚胡再次组建长期政府的意愿。

　　某种程度而言，这是内塔尼亚胡自作自受的结果。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今日无法达成停火的重要原因之一。至少在极右翼民粹势力的支持者看来，哈马斯还没有为袭击事件付出足够的代价，甚至大多数以色列民众也持有较为接近的观点。

　　在这种情况下，内塔尼亚胡的次优策略显然是维持军事行动，直到大多数以色列人认为达到了和谈时刻，再反过头利用主流民意对极右翼民粹势力施加压力，要求其作出退让。

　　最后，以色列建国以来长期的路径依赖也是内塔尼亚胡决策的参考因素，甚至内塔尼亚胡本人就是这种路径依赖的代表。他在1996年担任总理时就已经对《奥斯陆协议》提出质疑，认为该协议无法满足以色列的核心诉求，并严重缺乏可实践性。

　　以色列长期的历史经验则证明以军事促政治是一条有效的解决路径，与埃及关系正常化是典型例子。在合适的政治时机下，通过交还借由军事胜利所控制的西奈半岛，以色列和埃及成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虽然在以色列的历史记忆中也不乏反例，大体上而言以色列大多数政府都认可军事促进政治改变的可行性。

　　在这几重政治逻辑的盘算上，在加沙地区进行低烈度的治安战是理性决策的结果。内塔尼亚胡政府也并非真诚地认为能够消灭哈马斯。哈马斯本质上是一种综合性运动，它同时可以是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激进运动和政治运动。单纯通过军事手段是不可能消灭这一组织。

　　内塔尼亚胡的长期低烈度治安战，一方面可以限制哈马斯在中短期内再次袭击以色列的能力；以色列在加沙造成的破坏越严重，哈马斯就需要越多的资源恢复组织强度和加沙地区的民事治理。另一方面，通过对哈马斯领导阶层的暗杀，内塔尼亚胡可以引导以色列民众的心理状态向胜利的方向转变，这最终可能帮助内塔尼亚胡在未来某个时间以宣称胜利的方式达成停火协议（当然，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胜利了，除了死去的人）。

　　以色列在本月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袭击是这种思路的衍生。内塔尼亚胡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恢复由于真主党火箭弹袭击而不得不撤离的北部定居点。或者更具体地说，如何承诺北部定居点的几万以色列民众可以安全返回生活。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所采取的策略就是严重破坏真主党的组织能力。传呼机爆炸不是非理性的泄愤，而是对敌对组织通信网络的有效破坏，这为后续的进一步削弱提供非常充分的前置条件，纳斯鲁拉的死亡正是前置攻击的衍生效果。

　　需要指出的是，纳斯鲁拉的死亡与哈尼亚的死亡对两者组织的影响并不能等同。纳斯鲁拉不仅是真主党政治和军事上的双料领导人，并且也是长期领导人。从1992年起，他就是真主党不可撼动的领导人。真主党也不可能采用哈马斯这种高度被迫去中心化的组织结构。纳斯鲁拉的死亡一定会在短期内对真主党的各项活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连亲近阿拉伯立场的半岛电视台也公开承认，纳斯鲁拉的去世将在短期内给真主党造成不可填补的空白。

　　内塔尼亚胡的目的就在于趁真主党组织虚弱的情况下，尽可能在黎巴嫩南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建立事实上的非军事区；或者在更低限度内，摧毁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大规模发射火箭弹的能力。至少从目前的态势看，以色列对真主党的突袭是一场较为成功的行动。不光是针对真主党，伊朗革命卫队，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其他武装在黎巴嫩的高层在近期都遭遇了袭击。这让人们不得不猜测伊朗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真实算计能否成功存在很多偶然性，从内塔尼亚胡本人的目的来说，四处出击也并非很多人理解的不自量力。但显然从以色列自身实力和绑定美国的处境上看，这实在是相当冒险的，所以以色列政府内部在武力使用的限度上也存在争议。毕竟四处出击同时也意味以色列需要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军事促政治的基本战略。

　　这种冒险性也是本届内塔尼亚胡政府自身结构性问题的结果，与真主党的争斗只是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的涟漪之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中东的地缘政治依旧处于高度的变化之中，和平与稳定仍然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