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们的最后命运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指导中国革命，帮助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十几位来自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国际代表，先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对于这些与中国革命密切相关的人，人们只从历史书中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点点滴滴，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离开中国后的最后命运和人生结局。

　　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代表——维经斯基，安享晚年

　　维经斯基，原名格利高里·纳乌莫维奇·沃依琴斯基，又译维经斯基，1893年出生，俄国人。1920年3月经共产国际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维经斯基化名吴廷康，率领三名俄籍人来到中国，他的使命是帮助创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开始，就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此后几年，维经斯基又五次来华，提出了“中国工人阶级正开始步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最前列”和“国民党是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出席了中共四大和五大。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共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也比较融洽。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尽管从此以后他慢慢淡出了政坛而转向教育工作，但仍然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1931年日军侵略中国，维经斯基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声援中国抗日。1947年，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1918年—1924年）》一书。1950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1953年，《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七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在众多共产国际代表中，他的晚景不错。

　　中共一大的参加者——马林，被德国法西斯处以极刑

　　马林，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尼弗莱特，1883年出生，荷兰人。1920年5月，受邀从荷兰前往苏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此后，便以马林之名投身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21年，列宁委派马林为共产国际代表前往中国，同时负责考察远东各国的建党情况，以及调查是否有可能在上海设立共产国际远东局。

　　马林来到中国后，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起，筹划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促成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曾称赞马林是一个由“共产国际派来的”“精力旺盛和富有说服力的人”。

　　1923年10月，马林被共产国际调离中国。1924年初，马林回到了莫斯科。马林在莫斯科期间因与共产国际东方部意见不合，便辞职回国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马林曾深有感触地对熟悉的中国同志说：“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1927年以后，斯大林大力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马林因同情托派脱离了荷共并自建革命社会党，后来他又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

　　二战中荷兰沦陷后，马林奋不顾身地投入地下斗争，秘密编辑发行《斯巴达克》报号召人民反抗德军的占领。1942年，荷兰地下抵抗组织被破坏，4月，马林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处以极刑。

　　改组国民党的教练员——鲍罗廷，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

　　鲍罗廷，原名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1884年出生，白俄罗斯人。1923年9月，接替马林的工作，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苏联派驻国民党的代表。来到中国的鲍罗廷与孙中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一起筹划改组国民党。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

　　孙中山逝世后，对于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鲍罗廷采取步步“和解”的策略，即对蒋介石的要求不断妥协退让。不仅如此，他还错误地认为农民运动中出现了过火行为，反对农民革命。退却的结果助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年10月，鲍罗廷经蒙古回苏联后即被软禁。中共六大严厉批评鲍罗廷对大革命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共产国际也成立特别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1931年，根据美国作家斯特朗的要求，鲍罗廷被斯大林特赦。

　　后来，他担任《莫斯科新闻》的主编，塔斯社代理负责人。1949年，苏联政府错误地指控美国进步作家斯特朗为间谍，并将她驱逐出境。鲍罗廷受到株连，于1949年2月被捕，1951年死于西伯利亚流放中。

　　“五月指示”泄密人——罗易，思想蜕变，病死故乡

　　罗易，原名纳伦德拉·纳特·巴塔查尔亚，1892年出生，印度人。1926年底，罗易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以后，作为共产国际最高代表奉派来中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由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罗易为首席代表。

　　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作出《中国革命问题》决议。决议提出要“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自动没收土地，组建一支八个师或十个师的可靠军队，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等。据此精神，共产国际发出了著名的“五月指示”。

　　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时刻。罗易为了保持同国民党的左翼联盟，拉拢汪精卫，竟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交给汪精卫过目。“土地革命和建立军队”恰恰为汪精卫反共提供了口实，这件事迅速促成了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对当时已受重创的中国共产党几乎造成灭顶之灾。

　　共产国际对罗易的鲁莽行为十分不满，决定将其立即召回。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曾尖锐地说道：“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他竟将共产国际的秘密指示真诚地送给汪精卫看，这完全是一种糊涂、愚蠢的做法。”

　　罗易晚年表现出对小资产阶级民主及共产主义的失望，转而开始研究称为“新人民主义”的新主张，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1954年1月，罗易在印度寓所中病逝。

　　“无间断”革命理论倡导者——罗米那兹，神秘死亡

　　罗米那兹，1897年出生，格鲁吉亚人。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派罗米那兹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的工作。罗米那兹筹备召开了八七会议，从组织上结束了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主张进行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

　　在罗米那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农民部拟定了《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并根据罗米那兹的意见，决定在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由于罗米那兹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认识，不断强调他的“无间断”革命理论，以及革命形势“高涨”论，中国共产党在其指导下，从右到左，政策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也直接导致了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

　　在1928年2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上，罗米那兹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再没有选举罗米那兹担任任何共产国际领导职务。1930年12月，罗米那兹被指控组织反党集团。随后，解除了其党内一切职务。

　　1935年，罗米那兹在去车里雅宾斯克途中遭枪击身亡。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寓所中开枪自杀，原因是反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不过真相至今不明。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幕后推手——米夫，肃反运动中被迫害致死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尔图斯，1901年生，俄国人。米夫年轻有为，1925年10月，24岁的他就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当时为与校长拉狄克作斗争，米夫拉拢了部分学生，培养成自己的亲信。他十分赏识的学生中就有当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王明。1927年1月，米夫的第一次中国之行，就任命王明为贴身翻译。

　　1930年10月，为纠正中共党内李立三“左”倾错误，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身份来到中国，参加了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米夫亲自起草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委员名单，并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名单，王明等人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

　　其后，米夫又宣称，中共党内只有王明才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上反对“立三路线”的，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就这样王明获取了中共的领导权。从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在中共长达四年的统治，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

　　1937年，在斯大林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米夫就被逮捕和关押。1938年，被秘密枪决，时年37岁。

　　中央苏区与红军的“太上皇”——李德，晚年不甘寂寞，撰文写书反华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笔名华夫，1900年出生，德国人。1932年秋，李德受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遣，来到上海。次年10月到中央苏区后，担任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主管军事战略战术和部队训练等方面的工作。

　　时任临时中共中央书记的博古，没有任何军事斗争的经验，所以特别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将李德以“军事专家”待之，并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他。在这期间，李德推行军事教条主义，支持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方针、政策，推行正面防御战，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诱敌深入，反对游击战，把红军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反“围剿”经验诬蔑为“游击主义”而加以否定。李德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认真分析战争的实际情况，只凭军事课本上学到的条条框框，在苏区进行指挥，且作风粗暴，排斥一切相反意见，俨然成为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太上皇”，从而导致了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被迫长征。

　　1935年遵义会议上，李德被撤职，离开了中央机关，随红军一军团长征到陕北。1939年夏，李德在惴惴不安中被共产国际召回莫斯科。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方面的负责同志并没有为难他，在协商后，作出了对李德的处理决定，结论是：有错误，但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作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因此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将分配他去做出版工作。

　　不久，他离开了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如果李德就这样终老一生，中国人民还会念及他的苦劳。

　　然而，晚年的李德却不甘寂寞，随着1960年代中苏关系日趋紧张，他突然不再遵守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从所谓的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进行了“全面揭发”和“深入批判”，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大肆攻击，其代表作《中国纪事》于1973年出版。这本书与另一个当年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对外称苏联塔斯社记者弗拉季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成为当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姐妹篇，在反华大家庭中颇为走俏。

　　然而，《中国纪事》出版后还不到一年，1974年8月15日，李德便卒于柏林。

　　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中，还有因被诬陷为日本间谍而遭秘密处决的加仑，因“托派”问题开枪自杀的越飞，还有拉狄克、尼克尔斯基、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萨赫亚诺娃等等。总之，共产国际代表们在中国革命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留下了重重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