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清伟人与设计师的五个策略

　　改革开放后，出现很多耳熟能详的语录和策略，但客观地讲，有些不是设计师首创，而是一脉相承，应该要分清来源。

　　1.“四个现代化”的提出。

　　“四个现代化”在改开后，新闻和教科书都经常讲，又因为有”现代化”这个词，所以有人认为这是设计师提出来的发展方向。

　　可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化”这个词是毛主席最先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就提出逐步地引导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

　　1956年，把“四个现代化”写进总纲，指出：“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毛主席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再次提到：“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1980年4月12日，设计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讲道：“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

　　后来设计师在“现代化”加了“中国式”，现在也重新强调回“中国式现代化”这说辞。

　　2.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其实是毛主席一直努力做的事，新中国成立前，解放了压在人民的“三座大山”；新中国成立后，也努力解放束缚在人民身上的封建惯性和资本法权。

　　1978年提出解放思想，目的是为了破除“个人崇拜”，推行“改开”策略。

　　不过时间久了后，我们很多人被不断膨胀的欲望束缚了，成了金钱的奴隶，而且很多人盲目崇拜起资本家、商人和明星。

　　至于“实事求是”这个词，也是毛主席把它引入大家的视野，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该文进行详细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就是去研究；“是”就是客观事物内部联系，即规律；研究出规律，以此用来指导行动。

　　“历史宜粗不宜细”是不是实事求是呢？

　　特别这个“是”，又有多少人去理解呢？

　　如果不择手段赚钱的风气形成，不断突破伦理、法理和天理，最后的治理一定会变为“为人民币服务”，出现要扭转就难了。

　　讲实事求是，不仅要讲事实，也要讲规律性，比如“为人民服务”，要了解背后隐藏着“利他与利己”这对矛盾，有三个层次:

　　单纯地利己——只受动物的生存本能控制，败给人体内的自私基因，这样的人只想着为人民币服务。有先发优势，懂利用法律漏洞，没公心，放弃伦理和天理的约束，再加上有人脉和资源，他们鼓吹丛林法则，恐惧阶级斗争；

　　通过利他来利己一一这是思维层次，不少人做事就是践行这规律，老子的“不争而争”和“无为而为”，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研究，都讲到这个规律性。很多人懂得这个道理，但一到实践因私心就忘了，或者做得不尽心。

　　纯粹地利他一一这是价值观的层面，需要有人引导，即使做不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而且因为人类社会存在“模仿律”，基层的会模仿上层，所以要求领导不能放低要求。这是一种高境界，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完全利他境界，这样的人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发现规律，制定对应策略，

　　不能只想摸石头过河。

　　做好舆论引导，不能只想寄托后人智慧。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录

　　有人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胡福明说的，有人认为是设计师说的。

　　但这句话来源于毛主席。

　　背后有前提条件，有系统的论述！

　　很早在《实践论》就有讲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阶级斗争过程中，科学实验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想的结果时，人们的认识才被证实了。”

　　毛主席说的是“社会实践”，包括了“物质生产、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

　　实践是有各种曲折，真理需要经过感性才能到达理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反复，以致无穷。

　　在1963年，毛主席修改《在战争与和平的两条路线》一文时，加了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而且强调是发现真理，而不是发明真理。

　　4.一国两制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不是总设计师首创，是一脉相承，最先是由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向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讲述对内外政策时说：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1956年，毛主席委托章士钊给蒋介石带一封信，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具体办法，后由周总理归纳总结为“一纲四目”。

　　里面都是一国两制构想，只不过不用这个词来表达，但本质意思是一样的。

　　1974年，毛主席会见当时的英国首相，在谈到香港问题时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年轻一代人的事情了。（设计师在旁边）”

　　5.推动中美合作

　　赫鲁晓夫接替斯大林后，苏联走修正主义，毛主席判断苏联不久将来会“红旗落地”，所以有了“九评”的理想之争。

　　苏联想让我们依附他们，对于老一辈革命家来说，特别是毛主席，十分看重主权独立，这是过了红线，所以有了利益之争。

　　苏联撤走专家。

　　与苏联战役不断。

　　还遭到核讹诈。

　　毛主席思考中美苏三国的国际形势，利用矛盾，在冷战中顺利从棋子变为棋手。

　　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带头人，苏联是社会主义的领头大哥，都恶交是两面作战，不符合聚焦思维，得为国家考虑前途。

　　而美国因为在朝鲜战争失利，又陷入越南战争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输出，与苏联争霸吃力。

　　所以有了中美合作的趋势。

　　为了争取主动权，所以不着急跑去找美国，等契机，绝不低头小心翼翼搞合作。

　　所以有了尼克松主动来访华。

　　这是推动后来中美合作的基础。

　　伟人逝世后，设计师接手做这件事。

　　以上五个策略或语录，我们在一些舆论宣传下可能会记错，需要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