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长期以来，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备受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经历过那段特殊岁月的老人恐怕听到“修正主义”这个词还会心有余悸。然而，伯恩施坦究竟何许人也？修正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些内容是少为人知的，但这恰恰是关键的问题。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于修正主义不仅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更要从对其的批判中理解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所必然。笔者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以伯恩施坦的口吻勾勒出他的心路历程和思想轨迹，以期读者能够对修正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其局限性获得更加感性直接的理解。至于这一目的最终能达成多少，就交给读者们评价吧。

　　一个修正主义者的自白

　　2024.11.22

　　来自中国的读者们：

　　你们好！我是爱德华·伯恩施坦，一个德国老头儿。我想你们多少会对我的名字和思想有点印象，尽管这个印象未必是正面的。自从提出修正主义思想以后，我承受了太多人的批评，但也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这些褒贬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因为我深知：任何一个新学说在提出之后，总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和人们的评判。不过在进行评价之前，了解自己所要评价的对象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至少对于有一点科学精神的读者来说是如此。所以就有了今天这封信。在这封信里，我想向你们简要地介绍一下我的生平和思想。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紧张，我并不打算改变你们的思想，也不期望能够颠覆你们对我的印象，只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一个“真实的伯恩施坦”。果能如此，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从1850年到1932年，我活过了半个多世纪。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卢森堡、考茨基等等，你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我大都打过交道，可谓“老人故事多”。这些故事应该从哪里讲起呢？我想还是从童年讲起，毕竟在你们的国度里有句话叫“三岁看老”。从我的成长经历中，你们或许会发现一些影响我未来思想发展的因素。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大多数思想家都有一个坎坷的身世，我的童年也谈不上幸福。我是家里的第七个孩子，却不是最后一个孩子，所以家庭的生活条件总是很拮据的。从出生时起，甚至直到 18 岁的时候，我都长得特别矮小，体质很弱。小伯恩施坦居然是一个胆怯和自卑的孩子，这一点也许会出乎你们的意料吧。但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性格特点，使得我后来在政治思想上反对任何激烈的变革——尤其是暴力、起义和革命。那个时候经常有人议论我活不了多久，甚至在我已经长到17岁的时候居然还有邻居当面对我说：“爱德华，您活不到20岁”。事实证明，他们都不是很好的预言家，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挺长寿，就是不知道这个事实会不会让他们感到失望。但无论如何，这些话至少影响到了我的童年，它们在对我的智力发展举足轻重的那几年里夺去了我的任何进取心。一直到成年时我对我的生命从来没有信心，因此我抱着一种并不算太悲惨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过着懒散的日子。

　　相较于这些琐碎的童年记忆，我想你们可能更关心我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我在22岁就加入了党，在此后的一生中足足为它服务了60年，可以说，党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底色。我的思想曾经在党内引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的党籍却一直被保留下来，这在后来是不可想象的。当时之所以决定加入党并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很大程度上与我在银行的七年工作经历有关。作为内部人员，我亲身体会到了交易所内部的舞弊行为，了解这些勾当的细节，因而深信资本主义经济已彻头彻尾地腐朽了，我的社会主义的信仰也因此更加巩固了。尽管这还更多是一种纯粹道德方面的判断，但还是大大促进了我加入社会民主党的思想准备。除此之外，银行的工作经历还给我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我在银行里充当职员所得的薪水使我能够幸运地无报酬地为党服务，我把全部身心都献给了党。

　　不过，由于我把几乎全部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党的组织和理论宣传上，所以长期没有产生同时进一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忽视理论学习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尤其表现在我无法清醒地区分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区别。我们把拉萨尔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学生，又对杜林产生很浓厚的兴趣甚至是很高的信仰，即使后者在自己的著作中对马克思进行了辛辣地批评，我依然觉得这些理论上的分歧无足轻重。但是，请允许我为自己辩解一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错误，党内很多领导者和活动家都分不清拉萨尔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党的领袖倍倍尔也一度十分推崇杜林。这就难怪我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当然，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尤其是有幸接受恩格斯的教导之后，我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对深入的了解。

　　大家都知道，1878年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俾斯麦由于惧怕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假议会之手通过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置党于非法地位长达12年之久。受此影响，1879年我迁往国外，从此开始长达22年的流亡生活。尽管1890年非常法被废除，但是禁止我回德国的命令没有被终止，直到1901年2月我才得以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

　　1881年1月，我应倍倍尔邀请临时代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后来一直担任编辑一职到1890年报纸终刊为止。在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期间，我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肃清社会民主党内拉萨尔思想残余、揭露俾斯麦反动政策本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一段经历。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编辑工作要求我必须研究日常斗争的各种问题，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看不见运动中较深刻的问题的意义以及在忙于处理日常问题的同时逐渐完全庸俗化。在这方面，我的好朋友考茨基远胜于我。毋宁说，我们是互相补充的：我同实际运动的联系比他多，而他在科学上的造诣达到了我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的水平。

　　一些了解我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才变成了一个修正主义者，但我认为这个判断并不准确。可以和你们分享几件事情，这些都发生在在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

　　首先，我曾为《新时代》杂志写过一部著作《无政府主义的社会学说》，我在这本书中还是严格地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来作出论断的。但是，当我写完最后一章时，我已经看清楚，马克思对问题的研究从经济中方面说来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广度，还不能对它在先进的工会组织和社会政治立法的影响下的表现形式提供详尽的知识。

　　其次，1890年代初期出现几本经济著作反驳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作为党的理论工作者我自然要进行回驳。但是在当时我就不隐瞒，他们在上述著作中提出的指责并没有因此得到全部解决。我承认，有一些指责自称是经过认真检验的，因此，起先我宁可避而不谈，而不愿求助于辩证法的技巧宣布它们没有根据。尽管我内心竭力抗拒，我仍旧对我一直认为无可反驳的一些原则发生了怀疑，而紧接的几年带来了进一步加剧这种怀疑的因素。

　　再次，1894 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开始了关于农业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对于农业中的小企业以及农民阶级的生命力和生产能力的详细讨论。这些讨论使人认识到，《爱尔福特纲领》把农民当作一个“正在没落的中间阶层”的这一观点至多也只有加上许多限制条件后才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1894 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使我们作为马克思的学生从第1卷得出的许多结论成为问题。同第1卷中令人信服的论断对比起来，第3卷给人一个虎头蛇尾的感觉，说得尖锐一些，它造成了一种碎成片段的印象。马克思在资本职能的说明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就越接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断，而在论述地租的篇章中就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激进派的观点几乎没有本质的差别了。这一卷最后几章关于总过程的结果的研究虽然富有机智，但缺乏总结性的概括，它简直给我以悲剧性的印象；它向我表明了对任何一个已有的公式都不满意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同自己的科学良心的斗争。

　　所以，如果说我1896年以后的文章是对修正主义思想的公开表达的话，那么这一思想早在此之前就已经生根发芽了。

　　在离开祖国的那些日子里，我主要生活在英国，这自然就使我有机会和英国社会主义者发生联系并且更深入地了解英国工人运动。但是有人据此认为我是学英国费边主义的榜样而转向修正主义的，这是完全错误的。单纯就转向修正主义而言，英国的生活经历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对我的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不是对教义的批评，而是根据事实对假说所作的订正。一方面，我发现经典理论所预言的资本主义总崩溃并没有到来，相反，90年代中期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已经长期没有见到的经济繁荣。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就数量说已达到大陆上的运动望尘莫及的规模，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承认。由于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留给我的印象，我感到有必要向我的德国党员同志们说明，他们最好在决定政策时完全抛开关于即将到来的大灾变的想法，重新认识现实。

　　1896 年秋天，我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的题目发表了6篇文章，这被认为是我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标志。这些文章的总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很有可能将来不会发生那种能成为社会变革前奏的经济危机;无产阶级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发动革命来夺取政权，而应该借助民主的手段，促使“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这组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引起激烈争论，1898年召开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对我的关于目的与运动的“修正主义公式”进行讨论，我后来还专门写了文章和声明对别人的质疑进行回应，正是这场争论才有了后来的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1896至1898年间，我的修正主义思想的轮廓已大致形成，在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对资产阶级国家的看法等方面，我都表达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的观点。最为人熟知的应该就是那个修正主义公式了：“运动才是一切，目的微不足道”。

　　1899年，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它被视为修正主义宣言书。在该书中，我分别从哲学、经济、政治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的修正。总的来说，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所得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证明资本主义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不能寄希望于发动一场革命来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完善，无产阶级通过民主手段就可以实现“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前提与任务》出版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倍倍尔、考茨基、卢森堡等人都对伯恩施坦的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9年汉诺威代表大会、1901年卢卑克代表大会、1902年慕尼黑代表大会、1903年德累斯顿代表大会上均对我的修正主义思想展开激烈的争论。一些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也纷纷撰文批判我的观点。我想他们的批评不无道理，因为我已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尊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毁灭者”了，而在党内，机会主义政策的宣扬者们从此以后就把我当作了靠山。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结果。修正主义者，的确，我所提倡的是修正。但是把这个词用到辩论中去的不是我，我并没有自称为修正主义者。我本来打算在社会主义者中间引起的争论，肯定是为了加强正在沿着自己已经开辟的道路前进的社会民主党。事与愿违，它变成了党内的一场党的存亡所系的战斗，并且我被推到了它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双重的痛苦。因为我明白，关于我所说过的话，我不能收回任何有重要意义的论点。那么我所起的会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但是，尽管几次党代表大会上都通过了批评修正主义的决议，这并没有阻止修正主义思想的传播。事实上，修正主义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主要是由于修正主义有着深刻的实践基础。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尽管在理论上坚持激进的革命目标，但是在实践中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议会活动上。革命派对议会活动的态度通常是模糊的、矛盾的，他们既不能完全接受议会活动，也不能完全否定议会活动。另一方面，我的批评者或指责修正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或嘲笑我孤陋寡闻、自相矛盾，即使看到资本社会和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环境发生了改变，但是却没能做到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分析新的社会现实、以事实作为还击我的依据。所以，即使他们对我的批评再严厉，也不可能阻止我的思想的传播。

　　1901年我被允许回国。一方面，我没有对自己的基本思想进行过较大的修改或补充。我回国后的主要理论活动是为修正主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进行辩护，同时具体阐述修正主义思想，我的许多演讲和著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展开的。另一方面，20世纪前20年发生了许多大事：俄国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的爆发以及魏玛共和国的成立，这些事件对当时的世界局势产生很大影响，也给社会主义队伍带来很大震动，我也对这些历史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把修正主义思想应用到实际策略中。

　　到了1932年，我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但是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不久之后纳粹就上台了，而我是一名犹太人。该怎么评价我这一生呢？我想这个评价的权利并不掌握在我手中，它属于你们。

　　总之，谢谢你们的耐心倾听，我知道这一切并不容易。

　　主要参考文献：

　　[1]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 沈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