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性别议题不断激进化？

　　原编者按

　　性别在近些年来越发成为争论集中爆发的议题，人们参与这一议题的激情总是伴随着无法承认彼此处境的无力与挫败，于是形成一种讨论的僵局。在这个僵局中，人们很快发现了“激进”言论的问题。“激进”暗示着一种过度，即对日常规范性安全的溢出，以及一种情绪的非理性状态，其在现代理性进程中难以找到安放的空间，于是像鬼魂一样附着在日常生活却始终无力驱除。这种非理性的暗示恐吓着一些人撤出讨论，仿佛过多地谈论会变成歇斯底里的女人或怒不可遏的男人，以至于自我实现性别规范中最悲惨的结局。

　　但是，正如这篇文章所看到的，激进并不意味着讨论与协商的倒退，与其相伴随的受伤害的感觉与记忆，以及附着在经验之上的情感的魂灵，恰恰是在顽固地指出人们的痛苦之所在。折返到被个体化的以生育为中心的异性恋规范体系中，折返到女人被性化、生育化的地方，折返到男人被禁止脆弱的地方，折返到不断妥协、失去和被伤害的地方，折返到权力获益而又拒绝责任的地方，人们或许可以找到重新出发的可能。

　　但同时，不同的激进背后依旧存在着不平衡，这在于“远离男性”的主张下人们开始通过同性纽带试图承担脆弱的责任，而“远离女性”的主张却在强调享受性的快感而不必负责。指出这种不平衡并不是为了指责谁，而是想要逼问大家：当使用社会暴力解释生活困境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更公正的反思。

　　最后，除了生育责任社会化，我还想提一个更激进的问题，即我们有没有真正不生育的可能？

　　PS：本文为“子兰与征鸟”视频：为何性别议题不断激进化？4b运动和米格道是怎么回事？

　　文| 子兰与征鸟

　　按| 小舟

　　你是否已经感受到当下的性别议题，已经变得愈发地激进化？但是有趣的是，作为激进女权的代表的6b4t主张远离男人，而作为激进反女权的米格道（Men Going Their Own Way）主张远离女人。其中6b4t的理论演化自韩国激进女权主义运动中的4b理论，其中4b是指不和男人恋爱，不和男人发生性行为，不和男人结婚，不和男人生孩子。4b理论在韩国的激进女权主义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更为激进的6b4t，而就在此时国内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将韩国的激进女权主义主张引入到国内的互联网论坛中，在后来甚至发展为了10bt。尽管主张愈发激进，但是“远离男人”一直是其理论核心。

　　与6b4t相对应的米格道，同样是演化自欧美激进反女权主义理论之一。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后，为了应对女性主义的挑战，欧美社会掀起了保守主义的回潮运动，其中较为温和的反女权主义运动，也就是男性权利运动（Men's rights movement）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在解放性别压迫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过激的主张同样也伤害了男性，要求重申作为男性的利益。然而进入互联网时代则演变出更为激进的反女权主义运动，其理论基础为“红色药丸”。在此理论下则发展出三种不同的路径，一是通过暴力发泄自我不满的incel，二是通过欺骗满足自我欲望的PUA，三则是通过远离女人规避风险的米格道。

　　米格道是MGTOW的音译，而MGTOW则是Men Going Their Own Way的简称，意为：男人走自己的路。致力于告诫男人杜绝与女人发生严肃的恋爱关系，特别是婚姻关系，拒绝对女性负责，不生养子女等等方式避免与女性往来以防自身资源被女性利用。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4b运动和米格道作为对立的双方，却不约而同采取了类似的应对策略，也就是远离对方，但是为什么选择远离对方，以及具体如何远离对方，4b运动和米格道却大相径庭，为什么不同的性别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冲突，而面对这种冲突各自的激进派主张又有什么不同，而这种不同最终又为何，汇聚到了一条相似的“分离主义”路径？而作为我们个人，还能够在当下如此激烈的性别冲突中找到新的可能性吗？

　　女权主义与反女权主义为何都在不断激进化？

　　在上世纪60到80年代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radical feminism逐渐演变为女权主义的重要流派之一，但是由于radical feminism在被学术界引入中文世界时，采用了“激进女权主义”的翻译，而激进这个词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极端，这导致很多反女权主义者将激进女权主义认定为“只想要享受权利但是却不想要承担义务”的“极端女拳”，尽管在当下“极端女拳”成为很多反女权主义者攻击性别解放运动的靶子，但是这个靶子背后的“激进女权主义”却和“极端女拳”大相径庭。

　　Radical的词根是root，也就是“根”，而radical的原意则更偏向“根本上的”，因此在其他地区radical feminism也会被翻译为“基进女性主义”，其意涵是要在根本上解决性别压迫的女性主义主张。

　　但是要如何做到在根本上解决性别压迫这个棘手的问题？女性在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中的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中争取到了基本的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但是【理论上平等拥有】这些权利和【实际上平等拥有】这些权利是两码事，理论上在政治法律维度中，我们所有人确实都平等享有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总有一部分人比别人“更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于是在20世纪60到80年代掀起了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而激进女权主义则作为这波浪潮中的其中一股重要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激进女权主义者在反思，为何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没有给女性换来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这个问题时， 意识到即便女性拥有选举权、受教育权、就业权这些基本权利，也还是会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遭遇很多阻碍，如普遍存在的厌女文化、生养孩子的成本、照顾家庭的压力等等，只要女性进入到传统的性别秩序框架中，在名义上已经争取到的政治法律权利，落地到现实中却总是大打折扣，由此激进女性主义意识到，要么改造传统的性别秩序，要么逃离传统的性别秩序，但是对于个体来说，去改造一个如此庞大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秩序的困难可想而知，相比较之下，选择逃离传统性别秩序则显得可行性更高，而如何逃离，激进女权主义者则将目光放在了“男性”身上，对于女性的直观体验上来说，自己被束缚在传统性别秩序上，总会存在“男性”群体的身影，因为男性想要追寻男性共同体的认可，女性成为厌女文化被献祭的对象，因为男性想要传宗接代，女性成为生育的工具，因为男性的社会身份更重要而将更多的照顾家庭的负担转嫁给女性，最终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是阻碍女性获得自我解放的最大障碍。

　　由此在物质和心理上“远离男人”成为衡量女性是否脱离传统性别秩序的重要标准之一。

　　1968年，美国活动家罗克珊·邓巴（Roxanne Dunbar）呼吁成立“女性解放阵线”，后来这个女权组织被命名为“Cell 16”，也被认为是第一个倡导“远离男人”的组织，她们倡导独身主义、姐妹互助以及练习自卫防身术。

　　美国哲学家、激进女权主义理论家玛丽莲·弗莱（Marilyn Frye）认为“远离男人”这样的分离主义实践，是女性主动发起或维持的行动，目的是为了从男性以及男性定义、男性主导、男性利益和维护男性特权而运作的机构、关系、角色和活动中分离出来。

　　这些分离行动是为了应对整个社会系统性的性别不平等的自我保护式的回避，但是分离本身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分离”来实现独立、自由、成长、创造力、姐妹情谊、安全等更进一步的目标。

　　也是由此在当下韩国性别解放运动中的激进女权主义者继承了“分离主义”传统，再次发起“远离男人”的4b运动，但是吊诡的是美国女性为了抗议保守派政党领袖川普的上台，在社交平台上发起“学习韩国女人”的4b运动，在历史的蒙尘下，新一代的年轻美国女性早已不记得上一代美国女性曾经做过同样的努力，而类似这样的被断裂、被遗失、被忘却的女性历史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多。

　　然而不论是在当下还是在历史中，女权主义运动的声浪越来越大，反女权主义运动也会随之水涨船高。

　　在激进女权主义者发出“4b运动”的呼声中，作为其对立面的激进反女权主义者也发起了“米格道运动”。一般来说，作为意识形态对立的双方，而且还是各自意识形态中的激进派，其各自的动机、主张、行动策略等都应该也是对立的。但是有趣的是，反女权主义者却采取了和女权主义者相似的“分离主义”应对策略，只不过女权主义者的4b运动主张“远离男人”，而反女权主义者的米格道运动则主张“远离女人”，但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而米格道er们又为何会做出这种选择？

　　如果说在激进女权主义者眼中这个世界是一个父权/男权社会，也就是“男本位”世界，那么在激进反女权主义者眼中这个世界反而是颠倒过来的“女本位”世界，在米格道的世界观中，人类是一种具有先天繁殖本能的物种，女性因为拥有子宫，对人口数量的增减具有绝对的垄断权力，男性则由于拥有体能优势被要求扮演保护者和供养者的工具人角色，因此如同垄断资本红利的资本家，女性则是垄断“子宫红利”的“宫本家”，男性之于女性，犹如无产阶级之于资产阶级，但是由于男性不具备生育能力，相比较女性先天处于劣势位置，这种劣势位置导致男性受到女本位社会的系统性剥削。

　　而米格道认为，男性想要摆脱这种被剥削的处境，只能走“去男性责任化”之路，在以前男性之所以被“宫本家”剥削是因为被人类的繁殖本能驱动，在不知不觉中“繁殖癌”入脑，成为满足人类繁衍目标的“耗材”，而现在男性只要拒绝履行人类的繁殖责任，那么女性就无法通过“子宫红利”来剥削到自己，所以米格道会倡导远离女人，但是这种远离更多的是指不被女性的“子宫红利”利用，但是可以和女性维持不负责任的肉体关系，因为这样不但可以满足自己的性欲，还有可能让对方怀上自己的孩子，延续自己的基因，就是稳赚不赔的生意，但是至于孩子会不会生下来，以及生下来后如何照顾，米格道并不在意，因为所付出的男性责任会变成加倍的男性剥削回到自己头上。

　　尽管米格道在畅想着男性在去责任化之后，走向自我解放之路，但是米格道没有意识到与他对立的、拥有“子宫红利”的群体，却在主动放弃利用所谓垄断的“子宫红利”来剥削男性，甚至比米格道所倡导的“分离主义”更加彻底，米格道只主张在心理上远离女人，但是在肉体上并不拒绝女性，而4b运动则主张在心理上和肉体上同时远离男人。

　　尽管双方选择“分离主义”路径的动机是一致的，也就是认定在传统性别秩序中，与对方的关系造成了对自己的伤害，为了避免这种伤害，所以选择了“远离对方”，但是具体如何远离，双方却产生了一定的差异，一个人的行为本身就预示了这个人心里到底在信奉什么样的理念，激进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4b运动的行为背后，预示了她认为这个世界与男性有关的任何关系都会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要在心理和肉体层面彻底斩断与男性的关系，但是作为激进反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米格道行为背后，预示了他认为只有发生负责任的生育关系，才会让自己受到伤害，所以在心理层面要斩断与女性的关系，但是不需要拒绝和女性的肉体关系，这对自己来说反而是受益的。

　　虽然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处境，但是在双方具体行动的对比中会发现，女性对于自己的受害程度认知要比男性对于自己的受害程度认知要更重一些。

　　但是这个视频并不想评判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或者到底谁才是更惨的那个，我真正想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在同样的社会现实中，作为对立面的双方都认为自己处于受害者处境？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很多人在讨论性别议题时，往往将冲突双方的激进派声音认定为是“情绪化的”“有害的”“无用的”，或者将激进派的声音认定为是掩盖其他更重要矛盾的障眼法，这两种态度都难掩盖其内在高高在上的傲慢感，当下的性别冲突愈发以某种激进化的方式展开，但是实际上并不是激进化本身导致了性别冲突，而是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性别冲突困境时，不得不采取激进化的措施以寻求解脱。

　　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去解决性别问题，激进化的声音不但不应该被忽视，反而应该作为解决问题的引线，通过这条线索去追寻，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遭受着痛苦，而这种痛苦又应该以何种方式来解决？

　　在前面我们梳理了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内部的激进派各自的动机、主张与行动策略，但是双方对于“到底是什么让我们遭受着痛苦，而这种痛苦又应该以何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互为镜像：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是男性导致了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需要通过“远离男人”来解决，而激进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是女性导致了自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需要通过“远离女人”来解决，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都在“厌恶”另一个性别，但是继续追问这种“厌恶”情绪的更深层次的动力，其实是源自于自我在传统性别秩序中所处的位置，可能遭遇到的风险而产生的焦虑，也就是说我们所厌恶的不仅仅是另一个性别，同时也在厌恶着自己的性别，当一个女性意识到自己会由于结婚生育导致自己的职场发展受挫，还面临着可能一辈子都会被“贤妻良母”这个身份困在家庭中，而错失个人发展的机会，成为4b运动的一份子，是这个女性在面临这样的风险时，所做出的创伤式反应，希望自己可以通过“远离男人”来规避这些风险，同时缓解自己面对这些风险时的焦虑，所以激进女权主义者所倡导“远离男人”的口号背后，其实是“远离自己所恐惧的那种传统女性身份”。

　　同样的，当一个男性从小被要求要有阳刚之气，要组建家庭并且要履行大家长的责任，但是总会有男性不想认同或者恐惧无法成为这种标准男性形象，男性为了应对这种风险，也采取了“远离女人”的策略，但是激进反女权主义者的“远离女人”口号背后，其实是恐惧于失败的自己——一个无法达到标准“男性”形象的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作为对立的双方都会认为自己处于受害者处境之中，同时将自己的内在恐惧投射向外在于自己的他者，在性别维度，这个他者位置自然被安放上了另一个性别。

　　我们通过对于另一个性别的排斥，来表达自己拒绝成为传统性别秩序下的“女性和男性”形象，我们都在尝试用一种“远离另一个性别”的迂回方式，来让自己不去成为在传统性别秩序下被框死的“女人”或者“男人”身份，而是努力渴求着作为“人”的自我生存可能性。

　　所以我不会去诟病激进主张是导致当下性别问题严峻的根源，相反我认为这些激进主张反而是推动性别问题解决的助力，因为她们的呼声会指引我们看见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那么解决问题的路径是什么呢？首先作为激进派的女权主义者和反女权主义者所主张的“远离对方”，这种行为更类似于当自己处于风险处境时的自我保护行为，也是对于传统性别秩序的消极反抗，但是我们能够尝试着去找到更加积极的反抗方式吗？如果可以的话，这种反抗方式在哪里呢？

　　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所恐惧的对象之中，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感到恐惧？而这一共同恐惧的对象其实就是生育。

　　之所以生育会让双方都感到恐惧的原因在于，不论是女性还是男性都意识到生育的成本远超个人能够承担的范围，甚至生育的成本也远超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能够承担的范围，而这部分溢出的成本压力压到个人头上时，个人能够做出的选择也非常有限，于是拒绝参与进这个体制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在性别议题激化的韩国，有65.4%的女性和48.3%的男性拒绝生育。

　　因为默认生育的成本被要求由个人来承担，这进一步加剧了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博弈，而这种博弈导致性别议题进一步激化，而各自激进派的分离主义主张，再次加剧了个体对于承担生育成本的恐惧，这导致我们所有人都被动地陷入进动弹不得的僵局中。

　　想要打破这种僵局，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默认生育成本是需要由个人承担的？生育难道就是一个完全的私人事务吗，在更多时候，生育其实是一件公共事务，一个孩子生下来就已经完全脱离个人的掌控成为社会构成的一份子，而社会本身也会受益于新生命的诞生，那么这样一件对公共有利的公共事务的成本，早已超出个人能力能够承担的范围，却还是默认要求个人来承担这些责任，那些超过个人承担能力范围的成本，难道社会不应该也意识到自己也有承担生育成本的责任么？

　　假如生育成本中的超出个人承担范围的溢出部分，由社会来承担，我们可以想象生育能够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个人选择”，而不用再担心自己由于生育而需要承担种种额外的沉重负担，在那个时候，生命是否可以不再是一种刑罚，而是一种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