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历史的角度看李嘉诚卖港口事件

　　3月13日，《大公报》发表一篇名为《莫天真勿糊涂》的文章，用严厉的措辞，点名批评李嘉诚的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向美国贝莱德出售港口的事件。

　　无风不起浪，交易和批评都有逻辑可循。

　　巴拿马是北美洲和南美洲的陆地交通要道，巴拿马运河是大西洋和太平洋往来的水上必经之路，哪个公司能经营巴拿马运河的港口，便是坐拥金山，哪个国家能主导巴拿马的局势，就能影响全世界的商业贸易。

　　而长江和记实业公司旗下的和记港口集团，就运营着巴拿马运河两端的巴尔博亚港、克里斯托瓦尔港。

　　正因如此，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中国试图影响巴拿马，中国公司试图控制巴拿马运河，影响全世界的商业贸易。

　　2025年初，特朗普就因为这件事指责中国，高调宣布美国要收回巴拿马运河。

　　就在特朗普的表态发出不久，李嘉诚就和以美国贝莱德为首的财团签订协议，将包括巴拿马运河两个港口在内的23个国家的43个港口，全部打包卖出去，占和记港口集团总资产的80%。

　　事情的时间线这么紧凑，显然不是巧合。

　　这件事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中国想通过李嘉诚的公司，在巴拿马运河占有一席之地，为中国商业提供便利，特朗普为巩固美国商业霸权，要把中国排挤出巴拿马运河，于是中美两国围绕巴拿马运河展开博弈。

　　而在这个过程中，殖民地出身的李嘉诚，受历史惯性的影响，对中国信心不足，便及时把港口卖出去，向特朗普纳上投名状。

　　可以说，李嘉诚出售港口的行为，根本不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特别严重的政治投机行为。

　　所以《大公报》批评李嘉诚：“这是没有腰骨的跪低，是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漠视国家利益、民族大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

　　我们单开一篇文章，目的当然不是骂李嘉诚，而是想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一下商业和商人的关系，以及李嘉诚的选择。

　　自古以来，中国人都鄙视商业，把商业贬为末流，但实事求是的说，商业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各个地区的物品交流和信息传递，很大程度都是通过商业渠道进行的。

　　《史记·货殖列传》就写道：

　　“夫山西饶材、竹、毂、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棻、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釭置......皆中国人民所喜好，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说的就是各个地区的产出不同，本地人要想获利、外地人要想使用，必须用商业渠道来互通有无。

　　如果个人进行商业活动，一旦有所成就，便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家财万贯不在话下，满堂富贵弹指可取。

　　如果国家进行商业活动，可以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开辟新的财源，甚至能做到不加赋税而国库充盈。例如姜太公贩卖鱼盐盘活齐国经济，管仲设立轻重九府，辅佐齐桓公建立霸业。

　　商业是利国利民利己的。

　　但脱离宏观的“商业”概念来说，从事商业的“商人”，地位就比较尴尬。

　　因为商业行为天然是流动的、不固定的，那么商人也必然要随着商业的流动而流动，跑码头住旅店是商人的常态，很少有坐地商人能发财致富。

　　唐朝诗人张籍在《贾客乐》里，开篇第一句就说：

　　“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

　　白居易在《琵琶行》里，同样留下类似的千古名句：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做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

　　然而，农业是千行百业的根本，和平是繁荣发展的前提，这两个条件要求一个国家必须追求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然流动的商人和追求稳定的国家，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两千年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经过不断调整，终于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

　　西方国家的最初源头是古希腊，而古希腊是以海洋贸易为经济基础的城邦国家，于是西方国家以此为蓝本，演变成中央放权、地方自治、政商合流的资本主义国家。

　　换句话说，国家和商业合一，商人成为国家的股东，并以经营公司的逻辑治理国家。

　　商业和商人流动，国家就跟着一起流动，同频共振之下，便产生了相对的稳定。

　　中国的最初源头是夏商周秦汉，而夏商周秦汉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于是中国以此为蓝本，演变成中央集权、地方服从、文人治国的大一统国家。

　　在中国，“国家”这个组织是主体，其他任何个人身份都处于从属地位。

　　由于商业不可或缺，所以中国政治家们把商业纳入“士农工商”的范围，但因为商业的从属地位、商人的流动性会破坏农业的稳定性等因素，政治家们又把商人打入贱类、贬为末业。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商业主体，历来都是国营单位，个人从事商业有可能获得巨额财富，但个人财富总量和国营单位的财富总量相比，永远都是差一大截。

　　总而言之，西方国家是政商合流，中国是政商分流、以政管商。

　　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究其根本，不外乎是从完全的国营垄断，逐渐转型为国营垄断上游资源、民营开拓下游市场。这种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政商分流、以政管商”。

　　中国和西方国家对商业定位不同、两方商人地位不同，归根到底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解决“流动的商人和追求稳定的国家”问题时，根据自己的历史惯性、特定的生存环境，给出的不同答案罢了。

　　只不过是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全世界开拓殖民地，导致西方国家给出的答案成了世界主流，中国在工业革命以来逐渐落后，给出的答案便稍显另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时，就出现了另外三个特殊情况——

　　1、中国曾经是落后国家，于是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发生竞争时，有些人就对中国信心不足，容易崇洋媚外，例如以中外合资为荣、出卖国家情报等投机行为。

　　2、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商人地位不同，中国商人的天花板就是富家翁，西方国家的商人可以深入参与国政。这就导致中国某些商人为追求更高的地位、把财富变成权力，便对西方国家的模式心向往之。

　　退一万步，他们还能把财富转移到西方国家，和那些国家的商人合流。

　　3、中国和西方国家交往时，港澳台做为中国的南疆边缘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第一线，其实是被夹在中间的。而港澳台没有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仍然有浓厚的殖民地气息，故而在中西碰撞时，港澳台是最容易摇摆的，稍有不慎就跑到对面阵营去了。

　　对照以上三种特殊情况，李嘉诚的行事作风，每条都能沾上一点。

　　可以说，李嘉诚就是典型的港澳台出来的中国商人，前些年说“自己赚钱自己花”的老王，起码占了第二条，是典型的大陆赚钱的中国商人。

　　不过，无论他们有什么打算，面临重要选择的时候，都应该记住《大公报》文章的最后一句：

　　“面对如此大事大义大节，有关企业当三思，应好好想想有关问题的性质和要害是什么，好好想想自己要站在什么立场，站在哪一边。”

　　想要什么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该做什么才能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

　　宋末元初的泉州商人蒲寿庚，号称“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雄霸东南亚，比李嘉诚的势力强得多。

　　公元1276年，元军攻破临安，文天祥和陆秀夫等人拥护宋端宗逃往泉州，希望蒲寿庚打开城门，接纳南宋流亡朝廷。但蒲寿庚拒绝接纳，并向元军大将伯颜奉上降表，献城降元。

　　再过百年，朱元璋崛起江南建立明朝，回想起南宋灭亡的往事，非常痛恨蒲寿庚的卖国行为，便把蒲寿庚的后人贬出仕籍，子孙后代永世为奴。

　　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

　　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明末清初的泉州商人郑芝龙，最鼎盛时期，旗下的“山五商”和“海五商”船队纵横东南亚，年入千万两白银。

　　清朝入关以后，以“闽越总督、福建浙江广东三省封王”的条件，招降郑芝龙。

　　郑芝龙为了保护自家的产业，不顾其子郑成功的劝阻，坚决投降。但他投降以后才发现，清朝根本不兑现诺言——郑芝龙被带到北京，封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所谓闽越总督和三省封王，清朝早已不认了。

　　可能在清朝看来，你郑芝龙不过是个叛徒而已，神气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