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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援少将推荐:中情局的“猎”鹰计划

2013-10-20 09:03:22  来源: 人民日报   作者:邱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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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情局的“猎”鹰计划

 

  邱 风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8月31日   第 10 版)

 

  2006年,弗兰克·科尔曼在为美国智库斯坦利基金会写的一份秘密研究报告中称:“为了影响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我们必须确保能够让中国最出色的智囊停止思考。”他所说的“中国智囊”,就包括中国军方的“鹰派”人物。科尔曼曾在美国驻华使馆工作多年,对中国社会及军事有深入研究。回国后,他供职于国防情报局。

 

  在该报告中,科尔曼不无得意地透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过去20年,我们针对李际均等人成功进行了攻击,今后还要加大攻击力度。”

 

  在美国中情局看来,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的李际均,既有丰富的带兵、实战经验,又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战略思维,对美国的对华战略也了如指掌,如果让他这种强硬人物进入军队权力核心,必将使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遇到很大麻烦。于是,美国中情局专门制定了一个代号为“老鼠计划”的行动,通过分析中国的政治生态,捏造、散布各种对李际均不利的言论,为他的军旅前程制造种种障碍。

 

  被中情局视为第二代中国“鹰派”的乔良与王湘穗,则以另一种方式遭到美方的“猎杀”。美方认为,二人所著的《超限战》一书提出的军事学说,破解了美国军事思想的特征和局限,让美国当时的军事体系无法应对,一旦这种思想被传播,美国不仅国内永无宁日,其世界霸权也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对此,美国方面玩起了恶毒的“文字游戏”。《超限战》被美国译者翻译为“Unrestricted Warfare”,意为“没有限制的战争”;而美国知名的新闻大观网站(NEWSMAX网站)则更为离谱,其发表的译本是“China’s Master Plan To Destroy America”,意为“中国官方毁灭美国的计划”。美方这一“故意”错误,完全可能把中国两位军事专家由满怀预见的学者变成心机险恶的“凶徒”,在阅读英文《超限战》的读者眼里,乔良与王湘穗从喊“狼来了”的孩子变成了狼,从研究“恐怖主义”现象的学者变成了“恐怖分子”。《超限战》及其作者都受到西方甚至包括国内的攻击与质疑。后来转业到地方的王湘穗曾表示:“美国妖魔化的手段很明显,他们实际上已经做过很充分的研究,包括在某个场合通过中国高层施加压力,对我们进行某种程度的打击,希望左右中国战略界的方向……看来,他们真的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目的。”

 

  在连续“猎杀”成功后,美国一位战略学者总结经验说:我们与中国的战争,既不是海上战争,也不是空中战争,而是现代的网络战。我们只需要用极低的成本,就可以让中国军队在发展竞赛中失败。网络战其实就是舆论战和心理战。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打掉每一只可能与美国作对的中国“鹰”,让中国人和军队成为一群羊或麻雀。

 

  所幸,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已经昭然若揭,中国各方也都开始高度关注,一些媒体和网上舆论也在呼喊:“让中国之鹰飞得更高些、更自由些吧!”

 

  (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21期)

 

另附:

 

  近日,英国路透社发文称,中国的“鹰派”开始抬头,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攻势立场。俄罗斯媒体也说,中国的“鹰派”试图对日打“冲绳牌”……一时,中国“鹰派”成了热门词汇

 罗援:“军人都应该是鹰派”

  张建魁 肖 莹 王钟秀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2年08月31日   第 10 版)  

  歼-10战机编队起飞

  

  罗援少将

  

  中国海军新型战舰编队

  2010年,罗援到美国参加一个战略对话活动。做自我介绍时,美方一位学者说:“罗援将军,你不用介绍了,我们都在关注你的观点,你是解放军的强硬派代表。”

  “鹰派”(War Hawk)一词源于美国,直译为“好战分子”。后被用来形容那些主张采取强势外交手段或积极军事扩张的人士、团体或势力。许多人一直避免将这个词用在自己身上,只有罗援高调表示“欣然接受中国军中‘鹰派’这个称号”,“军人应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和爱国情怀,军人都应该是‘鹰派’,这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所在。但我要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就是‘理性’”。

  血管里流着“强硬”的血

  穿着将军服,身高1.83米,62岁的罗援不怒自威。他说话声音洪亮,侃侃而谈,中气十足,几个小时的采访,连水都没怎么喝。

  罗援的父亲罗青长,是中共隐秘战线的元老级人物。1973年,又成为继李克农、孔原之后中央调查部第三任部长,如今已94岁高龄。

  罗援这样总结父亲的一生:“他这辈子干过三件大事。第一,保卫毛泽东,追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为党中央及时提供了情报保障。第二,保卫周恩来,参与破获了国民党特务企图谋害周恩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第三,保卫刘少奇,参与侦破了国民党特务刺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63年,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出访柬埔寨,父亲担任前方安全领导小组组长。在刘少奇到达柬埔寨不到48小时,安保人员就在车队必经之路下方发现了一条埋有炸药、雷管的地道,并捕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为确保安全,父亲临时和刘少奇交换了座车。陈毅开玩笑说,‘小老乡,这一次你可要当替死鬼了’,父亲回答说,‘无所谓啦,职责所在嘛。’”

  罗援从小就对军营充满向往。可因为父亲被打成“走资派”,罗援连当兵的资格都被取消了。“1968年,还是父亲的老战友、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刘忠冒着政治风险将我送到云南边陲他的老部队,才圆了我的当兵梦。”

  罗援隐瞒身份,当上了一名不发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生产兵。白天放牛、割草、垫牛圈,晚上就睡在牛棚里。身上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感染后,血水脓水混在一起,奇痒无比,“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放牛归来能在泉水边冲个澡”。后来,他又在战场上接受了血与火的考验。

  “要文攻武备,不能文守武废”

  在部队时,罗援一有空就抱着本书看,战友们戏称他有“知识饥饿症”。“什么都想学,学外语、学中国文学、学军事理论、学军事技术。”他特别迷恋军事理论,经常给军事科学院主办的《军事学术》杂志投稿。“当第一篇论文变成铅字的时候,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我永远忘不了帮我修改第一篇学术论文的编辑张晶,是他将我领进了军事科学的最高殿堂。”

  “文革”后,军事科学院急需补充人员,1978年,已经在《军事学术》杂志发表多篇文章的罗援正式调入军科院。他曾在总参测绘学院、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国防大学深造,是石家庄高级陆军学院少有的几个全优生之一。

  罗援说,作为一名专门从事战史、战略和外军研究的军事科研人员,他现在只能智力报国,通过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或者上书国家建言献策来发挥作用。“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有一个观点,现在要‘文攻武备’,而不能‘文守武废’,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当然知道,一旦‘发声’的火候掌握不好,或者被曲解,是有风险的。”罗援说,“但无欲则刚。当你真正将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时,就不会瞻前顾后、患得患失。”

  早在十多年前,罗援就因敢言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关注。2000年,罗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美国。一个报告会上,北约最高司令克拉克就美军在科索沃战争中如何进行精确打击进行了论述。“场内坐着很多政要。我刚到美国,胆子也挺大,没多想就站起来提问:‘我是中国的军事学者。既然你们的精确打击能打得那么准,为什么会‘误炸’中国的大使馆?’”

  期间,罗援应邀到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中美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演讲。有学者提问:“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美国进行军事介入,中国怎么办?”罗援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热爱和平的,但我们决不惧怕战争。如果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那我们只有奋起抗争。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罗援告诉记者:“当时在座的几位台湾退役将领,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军人。听了我的话,他们激动地举起拐杖,起身高呼,‘解放军好样的!解放军有种!’”

  《华盛顿日报》解读说,“解放军大校罗援警告陈水扁,是战是和,系于一念之间,统则和,独则战,独立与和平之间不能画等号。”香港《中国评论》也发表文章称:“罗援大校的发言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宁失千军,不失寸土’的坚定决心,引起了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顾问李硕在内的数名参议员的高度重视,认为解放军的强硬立场不容忽视。”

  那一次的经历让罗援意识到,“只要我们能不卑不亢,敢于直言,也是能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起码(别国)不敢小看你。”

  严辞警告菲律宾“老实点”

  “首先,要对周边战略环境进行研判和分析。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其次,是针对一些具体的事件,我们该如何应对,并作出战略上的思考。必须拿出自己的对策建议,有建议比发牢骚好,哪怕你说错了,起码给决策者也提供一个参照系。”罗援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

  2009年1月28日,菲律宾将南沙群岛中的部分岛屿和黄岩岛划为菲律宾领土;3月5日,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弹丸礁,宣示马来西亚“拥有”此片领土……

  罗援向媒体表示:“以往都说,弱国无外交,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弱国,相关国家不要把中国的克制忍让认为是软弱可欺。”他认为,我国长久以来“重大陆轻海洋”,今后应朝着大洋的方向发展,建立自己的“蓝水海军”,保护国家利益不受别国侵犯。2012年初,罗援又提笔在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菲律宾,别太过分》,警告菲方“老实点”。

  “黄岩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渔政310’先到了,可没过两天又先行撤离。”罗援很不理解,“为什么菲律宾没撤,我们倒要撤?这能起到什么作用?”他写下《在黄岩岛不应“撤火”,而应增兵》,提出应将黄岩岛作为“撬动南海困局的杠杆”,“树立一个解决南海问题的模式:凡是挑衅我底线的,必须要受到惩罚”,“不能让菲律宾没受任何惩罚就全身而退,不能让它体面下台。”

  写此文前,他的确有过一番思想斗争:“有关部门可能有自己的考虑,我的言论也可能会引起一些非议,但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种责任感,我不说谁说?最终觉得不吐不快,还是写了。”罗援的强硬言论,甚至引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的回应,抱怨中国政府对军方强硬派的“挑衅性观点”不予压制。

  在钓鱼岛问题上,罗援的表态同样强硬:“应设立军事演习区、导弹实测区,必要时也可以设立航空兵的靶场。美国曾经将钓鱼岛作为美军航空兵的靶场,它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罗援也曾感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但更多的,却是国内对军方学者发声的信任与宽容。一位军方领导曾对罗援推心置腹地说:“你提出的这些观点虽然强硬,却也的确有理有据。”

  罗援说:对“泛和平主义”要进行批判,和平崛起不等于挂上了免战牌,不能一味地让“和风吹得游人醉”。军人不言战,谁再言战?我们只有带头对非正义战争说不,才能赢得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的支持,同时占领道德制高点。

  文章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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