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意识形态权威专家最爱的口头禅也许就是“服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似乎只要宣称自己的主张是科学规律，人们就必须无条件服从。不过人们是不是想过，是人都要死的，这绝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科学规律，那么权威的砖家是否带头服从客观规律第一个去死呢？我看砖家虽然荒唐透顶，但更鬼精灵，绝不会让自己先去死，要的是让别人先去死。一句话，只蒙别人，不蒙自己。
不要忘记，“人本”才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有“遵道”的话题。也就是符合人类根本利益的事，人们才主动地依照事物的规律性去实现它。必死无疑虽然符合“客观规律”，但不一定符合人类自身的利益，人为何要主动去寻死呢？反而是应该寻找养生的规律性，尽可能延长生命。也就是人类利用规律是有选择性的，选择的最高标准就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不是个人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一句话，是以人为本，尊重、利用规律。而不是盲目服从所谓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通俗地讲，听专家说教，人们必须多个心眼，先要问一问，你的科学说辞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吗？然后才琢磨他的说辞是不是符合事物的规律性，真的能实现吗？不要一听到“科学规律”就犯迷糊，傻傻地跟着他走，然后被他卖了，还帮他数钱。如今就有人在主流媒体上高唱“让科学流行”，那无非就是让你像“追星”那样疯狂地追逐“科学真理”，卖你没商量！强力推行转基因的专家和高官们，企图通过90天的动物实验，就要推广转基因水稻，90天决定你的一辈子，90天决定中华民族千年的未来，这就是所谓的“服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新官僚权术的妙用。小心啊，厚道的人们！别忘了，当年“脱亚入欧”后的小日本就是利用“开拓生存空间”的“科学真理”让举国疯狂投入“圣战”而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的。
回到本文的话题。“新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东东？推广“新自由主义”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有利吗？
百度百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比较通俗地介绍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指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70年代末以来，它一直在西方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是全球绝大多数政党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趋向。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还是拉美国家进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典之作”。……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私有化。理论界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具有以下共识，它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且通过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著称于世；“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在西方经济学中，古典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主张自由竞争，自由经营、自由贸易，坚信自由竞争市场势力的自发作用能够保证经济生活的协调和稳定增长，国家只需充当为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外部条件的“守夜人”即可。认为“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取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与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政府是个没有效率的管理人。”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走向极端，大力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
显然，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为主要诉求的新自由主义对美国垄断资本有利，而特别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大众。
2013年10月07日虚怀博文《中南海智囊刘鹤的艰巨任务：让中国经济再次腾飞》（该文标明来源：华尔街日报）披露：“今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的多尼隆(Tom Donilon)飞往北京安排一场中美高峰会晤时，他计划的日程中并不涉及与一位改变中国未来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举行会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很快就表明，这是一个疏忽。”“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经济学家斯彭斯(Michael Spence)说，刘鹤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并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刘鹤曾向斯彭斯寻求过经济建议。” 足见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美国人十分重视与刘鹤教授的“合作”，对拉拢刘鹤教授参与推广新自由主义有极高的期望。
该文接着披露：“据了解讨论内容的人士透露，银行没有按照秘密向银行发布的指示，没有转而向小企业和新建高科技企业放贷，这令刘鹤和周小川感到失望（按：向小企业和新建高科技企业放贷之举正确）。央行策划了一场“钱荒”——放任银行彼此借贷的银行间市场的利率上升到高达30%，造成信贷枯竭——以促使银行服从央行的愿望。刘鹤还曾支持过周小川有关允许外国人扩大在中国的投资以及允许中国普通投资者投资海外的计划。今年5月份，刘鹤延请方星海帮助起草金融改革方案。方星海是上海的一名高级官员，是上海旨在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努力的领军人物。党内人士认为，刘鹤选择方星海是为了实现放松对跨境投资的限制这个目标，因为方星海在上海任职时曾帮助使资金进出中国变得更加容易。方星海是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官员，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此类改革的反对者中有一些中国最知名的经济学家，包括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前央行顾问余永定。他们说，开放金融系统将使中国更容易受到进出中国的资本大幅波动的影响。即便是刘鹤的同盟也说，刘鹤旨在增强国有企业主导行业的竞争的努力没有获得多少支持。一些参与制定三中全会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说，此次会议不会针对国有行业提出重大改革计划，尽管他们认为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限制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按：用垄断作为借口私有化国企是美国在中国的内应一贯的策略）据世界银行官员以及其他参与人士说，去年刘鹤为世界银行以及中国政府一个知名智库制定的经济改革议程提议提供了指导。这份报告的标志性建议是：中国国有企业应当受到独立资产管理者的监督，这些管理者将力图确保这些企业专注于商业目标，而不会利用他们的政治权力来打压竞争对手。参与制定这份报告的官员说，由于遭到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以及国有企业的反对，这个提议被取消。国资委对此不予置评。自那以来，刘鹤和其他中国决策者采取了另一个策略：与美国等国就要求中国开放封闭行业、引入更多竞争的条约进行磋商。今年6月份，刘鹤向来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二号人物利普顿(David Lipton)抛出了有关推进贸易协议的问题。利普顿曾在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任高官。今年春季早些时候，前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 Paulson)说，其他中国官员已明确告诉他中国愿意重启拖延已久的围绕一个将放开投资限制的协议的磋商。双方在6月份同意重启相关谈判。中国说，中方将遵循这样一个原则：除双方约定好的某些领域之外，允许外商在任何领域投资。尽管这种谈判可能持续数年，但中国做出的承诺可能会倒逼国内进行一些改革。”
杨斌《中情局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随着深入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表明新自由主义流行同美国奉行的国际战略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冷战时期迫于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压力，美国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周边国家实行特殊政策，允许韩国、台湾等战略盟友推行国有化，通过政府干预措施保护民族工业发展，但是，美国为维护垄断财团在全球范围的经济利益，限制其它他发展中国家实行政府干预政策，不少拉美国家一搞国有化就被中情局策划政变推翻。为了遏制社会改良思潮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政府就将传播新自由主义作为对拉美国家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重点，如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堡垒的芝加哥大学，1957年—1970年在美国政府资助下为智利培训了数百名经济学家，智利前外交部长瓦尔蒂斯称此为“有组织输出美国意识形态影响别国的惊人例子”。根据福特执政时期美国参议院调查披露的事实，为了阻止智利社会民主党的阿连德执政，美国政府、中情局和大公司卷入了策划军事政变活动。早在根本没有石油危机滞胀和“凯恩斯失灵”的1971年，中情局就资助芝加哥培养的经济学家协助密谋政变的智利军方，拟定军事政变成功后按新自由主义改造经济的详细计划，有意将智利扶植成第一个推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样板。1975年美国参议院的调查报告披露，“中情局合作者参与了一项全面经济计划的初步制定，该计划成为智利军政府最重要的经济决策的基础。这份长达500页计划的作者有80%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培训，75%以上的资助资金来自中央情报局”。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拉美推行新自由主义初期遇到很大抵抗，在智利、阿根廷等国都是由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开路，通过被称为“肮脏战争”的大规模暗杀清除社会抵抗，然后在军事独裁政权支持下推行新自由主义，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中性的学术理论，实质上是美国谋求全球利益的国际战略工具。西方经济学的其它学派或多或少承认市场失灵，唯有新自由主义顽固拒绝承认任何市场失灵或缺陷，反对实施任何形式的政府监管和经济干预政策，可以为华尔街游说取消金融管制提供理论依据，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诱发拉美、亚洲和俄罗斯的金融危机，酝酿美国金融衍生品和次贷泡沫膨胀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来源：战略网“深山的追随者”的博文转载）
由于刘鹤的许多经济建议处于保密的状态，平民不得而知，因而不能毫无依据地断言刘鹤教授就是在推行新自由主义。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彭斯也不过认为刘鹤是“中国实用主义的一个例子，他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但他并不是这种机制的信奉者”。在市场机制没有失效的领域里，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包括美国等获得相当程度成功的市场经济经验来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实力，笔者并不反对。中国文明的传统精神无非是民本与中道。所谓“民本”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所谓“中道”无非就是依照事物的规律性来行事，方法就是执两用中，执其两端而用其中。在经济问题上政府调控与市场自由运行就是其两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中的方案而施行之就是用中。美国推行的新自由主义，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过度干涉的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特别是格林斯潘无视市场失效的领域，顽固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极端经济政策，结果重创了美国自己的经济，导致了双重教训，里外不是人。笔者以为如果取其经验而避免其走极端的错误，“实用主义”（更准确的应该是现实主义）地认为“市场是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并不为过。马克思也明确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如何社会主义就不能利用在资本主义里形成的市场“交换手段”的力量来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打下社会主义丰富的物质基础呢？问题的关键只不过在于不能继续让资产阶级垄断资源和资本，而必须逐渐地过渡到真正由人民大众来垄断资源与资本。而整个社会从美国的“小政府，大资本”模式向中国的“小政府，大人民”模式转变。也就是必须务实地建立人民大众直接管理监督全民资源和国有资本的可行机制，并让资源利用和国企运行脱离行政官僚的控制，在有竞争机制选择的职业经理人（不许官僚改换身份介入——美其名为“下海”）的主持下独立地按经济规律运行。关键在此不在彼。华尔街十分明白这个关键之所在，其剑所指也分明在于全民所有的国企私有化。
2012年2月23日华尔街日报《世行报告：中国急需深层次改革》说：“世界银行与一个中国政府智库联合编制的研究报告称，中国如果不进行深层次改革，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表面上似乎只是缩减国企和商业化国企，并没有私有化国企的明确诉求。
然而，《世行英文报告摘录以及翻译——赤裸裸的私有化》一文指出，《世行报告》的一段原文，“私有化”就直接出现在其间——“私有化是最好的商业化方法”，直接注释了他们的所谓国企“商业化”就是“私有化”的真意。
《世行报告》的原文：A commercially oriented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introduced. While privatization would be the best way to make SFIs more commercially oriented, privatization of the big SFIs would not be easy.42 Since the government is likely to remain majority owner of the SOBs, state ownership function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To be effective, state ownership agencies need to act in ways similar to private owners. Otherwise, given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of the government,SFIs will not become truly commercialized. China may introduce a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banks by a thorough stock taking of the existing state ownership functions, agencies and practice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best practice and failures
译文：商业导向型的管理系统应当被引入。国有金融机构私有化是最好的商业化方法，私有化大型国有金融机构可能会比较困难，（加了下标注42，可能很难找到合适的买家云云），因为政府仍然是国企的主要拥有者，国企的管理需要加强，为了更有效，国有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更像私人拥有者，否则国有金融机构不会真正商业化。中国应当引入管理机制-国际先进的实践经验并通过已经存在的机构来管理银行国有股
此外网友“爱捣蛋”还指出：根据世行网站提供的报告……中文概要里几乎没有出现“私有”一词，但我粗略统计了完整的英文报告（篇幅有400多页），里面私有化（Privatization）一词在正文出现7次，私有（Private）一词则出现多达229次，并重点提到私有化对航空、电信等战略和支柱产业的好处（第132页）和对国有银行产权改制的期望。
于是问题在于，刘鹤如果主张的是充分利用市场来作为使经济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那是正确无误的。但如果同时还主张缩减国企和私有化，扩大私企和华尔街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地位那就是极端错误的。如此就名副其实地成为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中国推手。
那么，刘鹤主张缩减国企和私有化，扩大私企和强化华尔街资本的垄断地位了吗？目前能看到的资料还不足以作出如此判断。因而只能期望刘鹤教授注意不要走上如此绝路。在全民控制主要资源与国有资本，并在中国市场上居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吸引外国投资、民间投资（比把私人财富用于“土豪金”的奢侈浪费和制造鬼城的无谓浪费更有积极意义），金融扶持高新技术和小微企业，建立自贸区，让外资自由进出（由此促使上海逐渐取代新加坡和香港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等来推动中国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则是无可指责的。而一味扩大垄断外企的势力（譬如放任百货和食用油领域被外资垄断，却避而不谈反垄断，反而把反垄断的利剑指向中国国企，削弱能够制约外资的最强大的竞争力量，刻意纵容外资垄断中国市场等）和所谓的“民企”（其中不乏官僚资本企业，刻意用权力继续扩展官僚资本的垄断），并利用权力压缩所谓的“垄断国企”则是自断一臂，叛国投敌的恶行，但愿刘鹤教授不去支持此恶。也期望刘鹤教授不舍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出淤泥而不染”，不为金钱而亡命。
在此，不禁想起了一个历史故事：郑国渠。
有网友指出，《资治通鉴·秦纪一》：“昭襄王元年（乙卯，公元前二四六年）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关中由是益富饶。”
公元前246年，泾河边成了当时中国最为壮观的建设工地。当时修建者多达***，郑国则成为这项大工程的总负责人。但是郑国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帮秦人治水，他使的是疲秦之计，也就是让秦人把劳力都用在治水上而不是用在治军上，因此解韩国的危机。
韩国的阴谋很快的被秦人察觉了。按照秦人以往的逻辑，斩杀阴谋者，驱逐外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秦王也确实下了逐客令。但是，其时也想在秦国发达的楚人李斯，在自身命运受到威胁的时候，写出了一篇极为精彩的《谏逐客令》。秦王终究是明白人，顺人事应天命，居然接受了本来应该在放逐之列的李斯的劝告。
于是一场危机被化解了，并且向极其有利的方向发展。郑国渠工程继续进行，原来的疲秦之计变成强秦之策，郑国渠在陕西省三原县，引泾河水灌溉农田，关中将变为天下粮仓。凭籍关中粮仓，秦人有了一统天下的物质保障。（来源：《治水――秦国统一天下的前奏》）
相反的则有宋朝的历史教训：宋高宗赵构复位后继续派使臣向金朝乞降，哀求金朝统治者“见哀而赦己”,不要再向南进军。对于抗金战争却不作任何有力的部署。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即率臣僚南逃。直到建炎四年夏金兵撤离江南后，他才又回到绍兴府（今浙江绍兴）、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等地，后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金兵暂停南侵，宋高宗便抽调精兵镇压各路的农民起义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他虽然在防御金兵方面也作了一些部署，任命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人分区负责江、淮防务，但只把军事部署作为乞降的筹码，始终没有收复失地的打算。他把金朝派到南宋进行诱降活动的秦桧引为亲信，任为宰相，伙同秦桧加紧进行投降活动，竭力压制岳飞等将领的抗金要求。当绍兴十年(1140)各路宋军在对金战争中节节取胜时，宋高宗担心将领功大势重、尾大不掉，又怕迎回钦宗后自己必需退位，于是下令各路宋军班师，断送了抗金斗争的大好形势。十一年，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向金朝表示坚决议和的决心。不久，他与秦桧制造岳飞父子谋反冤案，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遂同金朝签定了屈辱投降的绍兴和议，向金称臣纳贡，以换取金承认自己在淮河、大散关以南地区的统治权。公元1141年（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和议签定后，按金朝规定，秦桧事实上成了终身宰相，宋高宗虽对他日益猜忌，却仍纵容他专权跋扈，对主张抗战的臣僚加以排斥和打击。即使在秦桧死后，宋高宗仍委任投降派掌政，坚守对金和议条款，每年除纳贡银。对其统治区的人民，却巧立名目增加搜括，使南宋的赋税名目比北宋时更多，剥削更加残酷。如此，直至南宋灭亡。（参考资料：中国网《中国历代帝王宋高宗赵构》）
显然，在纷争的世界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足为奇。问题在于唯有以百姓之心为心的领导者才能有胆有略，变弊为利，振兴民族；而心中唯有自己而无国无民的领导者，就只能浑浑噩噩任人宰割而走向彻底毁灭。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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