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中国经济面临历史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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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不重视经济史的研究，缺少研究经济史的经济学家，缺少一部具有说服力的经济史巨著。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我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几乎是空白的，经济学界习惯于跟随政治偏好进行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评价。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自卑的心态之中，我国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主流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特别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结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非常诡异，他们的研究明显具有政治倾向，他们是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重要设计者和推手，他们竟然提供了中国3000年以来的GDP数据，我国经济学家们就是借助这些诡异的“历史数据”证明一些“历史性结论”。例如，“民国奇迹论”;例如，“崩溃边缘论”;例如，“黄金十年论”。如此奇谈怪论不一而足，充斥了我国教育、学术和传媒。历史是连续统一的，参不透经济历史，如何研究经济现实?事实上，由于失去了宏大的历史视野，我国经济学研究退出了道的层面，过度纠结于术的层面。经济学忽略了对经济现实的严肃批判，政治家得以无所顾忌地推行政府机会主义，经济问题得以不断累积并深化，最终酿成深刻的经济危机。尤为严重的是，政治家们一旦斩断了经济学的春秋史笔，政府机会主义就可以肆意泛滥。由于政府机会主义肆意泛滥，结构性经济问题被长期掩盖，利益集团在金丝雀们美妙的赞歌声中，轻而易举地洗劫了天文数字的国民财富。

　　今天，正处于微妙的历史时刻。盛世的好戏还未落幕，危机的犄角已经露头了。如果，中国经济再不及时展开历史性的转变，深刻的政治危机将不可避免了。

　　一、让历史告诉未来。

　　十四大后中国经济发生了历史性转变。

　　我们先回到二十年前。一九九二年十月，十四大召开了。十四大作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第一，第一次提出了“保八”的概念(GDP增长由6%提高到8%);第二，第一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第三，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保障。

　　不熟悉二十年前中国经济史的经济学家可能会感到惊讶，一个政党的政治会议为什么会将“保八”这样的经济目标作为政治决策呢?当然，如果你不理解十四大决策的历史背景，就很难理解连续二十年“保八”的历史渊源，你也就无法理解二十年来的中国经济现象(包括当中的奇迹与危机)。

　　二十年前的决定，肇因于一九捌玖年的那场风波。受风波的影响，中国内部改革停顿，内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遭到西方经济制裁，外部需求严重萎缩;中国经济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如果，政府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并取得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无法解决婴儿潮(六零后和七零后)带来的就业压力;不能迅速解决就业问题，意味着仍然会发生更严重的风波。执政党是非常现实的，他们知道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被数字化为“保八”。

　　如何“保八”呢?非常之事，期待非常之人。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性人物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就是极富个性魅力的朱镕基先生。朱镕基先生对经济治理有着敏锐的直觉，朱镕基先生准确地找到了启动中国经济的钥匙。这把钥匙的构造并不复杂，它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解决资本稀缺问题;第二，解决市场空间问题。朱镕基先生发现，解决资本稀缺问题，可以通过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来实现，改变人民币发行机制以迅速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朱镕基先生很快就发现了解决人民币发行机制的窍门：建立联系汇率制度以重建人民币发行机制。朱镕基先生在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后，立刻着手解决市场空间问题。这个问题答案是现成的，加入WTO。于是，汇改和WTO就构成了朱镕基新政的两个重要支点。由此，大家也就能够理解，十四大中后两项战略决策的意义了，那就是为“保八”而提出的经济制度保障措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以及为保八而提出的政治制度保障措施(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

　　客观地说，十四大是成功的。十四大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启动了中国经济，并使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国得以度过一九捌玖年之后得经济危机，并创造了惊艳世界的经济奇迹。

　　然而，经济史是冷峻的。历史地看，经济政策从来都是双刃剑，发一利，必留一患。不错，朱镕基先生对经济问题有敏锐的直觉;但是，朱镕基先生仍然缺乏综合经济问题的理论高度，朱镕基先生也尚未形成系统解决经济问题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在匆忙的摸石头式的经济政策试验中，大量的临时性和权宜性的经济政策出台了。很多政策，仅仅是考虑了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并未考虑后果和退出机制。所以，朱镕基新政解决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同时带来了另外一些更严重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朱镕基新政带来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解决的少。首先，中国在获得国际金融资本的同时，大规模让度了国家经济管理主权、国有资产和国民福利;其次，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制造了社会财富分配极度不公平的结果，普通国民遭到了国内外利益集团残酷地剥夺。

　　肤浅的政客和学者容易走入极端，他们在赞扬和歌颂改革开放成果得时候，喜欢将阶段性成就无限放大，一些并不高明的经济政策被刻意神化了，他们故意遮蔽了阳光背后的阴暗面。于是，原本是权宜之计的朱镕基新政，被赋予了过于浓厚的神话色彩(科学发展观)，甚至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不改革就死路一条)。很可悲，原本一个在特定时间勉强正确的东西，被人为地拉入了另一个时间段，正确的东西变成了错误的东西，甚至酝酿成为一场灾难。

　　十六大后的萧规曹随。

　　在十四大召开十年之后，朱镕基先生基本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中国已经解决了资本稀缺问题;中国已经解决了市场发展空间问题。并且，由于经济政策的前冲特性，到了二零零二年，已经出现了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先兆。客观地说，十六大的主要工作，应该放在修正朱镕基新政带来的各种问题方面。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合理的东西制度化，应该将朱镕基新政中不合理的东西摈弃掉，应该将权宜性策略转变为长期策略。不幸的是，中国的政、学、商三界均无反思的道德勇气，他们太依恋朱镕基新政带来的既得利益了。十六大之后，朱镕基新政反而被固化、强化、扩大化。十六大经济决策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我国积累了天量的外汇储备，发行了天量的基础货币，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开始极度扭曲;我国的外需发展到了畸形的程度，我国的内需被压缩到了畸形的程度，国民经济结构陷入极度扭曲。此后，中国经济进入畸形发展阶段，经济效率每况愈下，经济危机步步逼近。

　　熟悉经济史的经济专家应该懂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效能递减甚至效用逆反的现象。也就是说，通晓经济史的专家，特别关注经济政策的时间边际。笔者手上缺乏精确数据，就有限的数据作判断，朱镕基新政效用的时间边际应在二零零二年。换句话说，十六大理应成为朱镕基新政的转折点。通晓经济史的专家也应该懂得，任何经济政策都存在政策惯性。任何经济政策都会带来既得利益，当既得利益集团拥有政策决定权的时候，政策的改变就会变得极端困难。继任者在食髓知味后，自然选择萧规曹随了。很无奈，由于我们不尊重历史，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这个玩笑一笑就是十年。

　　历史从来就不是线性发展的，完全的萧规曹随是不可能的。就经济史的经验而言，十六大之后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既得利益集团食髓知味之后，任何改变既定经济政策的决定都阻力重重。于是，机会主义者开始投机取巧了，他们用新经济政策去稳固既定的经济政策。十六大和十七大新经济政策的“稳固工程”，就是持续十年的房地产新政。从管理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他们必须吸纳严重的资本过剩和生产过剩，房地产新政几乎是“保持政策连续性”的不二选择。于是，御用的经济学家们就编造出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化理论。笔者对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感到愤怒，城市化原本是指三农三化，意即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哪里是指城市钢筋混凝土化?我们是在筑城，而远非城市化!在轰轰烈烈的十年城市建设高潮中，数以百万亿计的农民财产(土地出让金)被转移了，这虽然是具有现代性的土地兼并，但仍然是土地兼并。很无奈，人性在历史惯性中堕落了。

　　当然，问题远远不止于此。中国经济已经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了，中国经济政策必然与其他国家经济政策形成某种互动。中国在让度了一部分经济管理主权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开始受到外部势力的操控。我们所看到的中美经济政策的完美配合，就是中国经济政策被外部操纵的最好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完美配合，或者说，没有中国提供天文数字的间接补贴，美国经济早就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当中了。事实是，美国将通货膨胀转嫁到了中国，中国动员了几乎全部国力承接了美国通胀，中国为美国提供了修复次贷危机的时间和空间。与之相对应，中国开始承受恶性通货膨胀的悲惨结果。

　　经济史研究从来不讨政治家喜欢。毕竟，数字会说话，无论多么美丽的言辞，一旦碰到冰冷的数字，立刻会变得毫无颜色。

　　政府机会主义同样存在明确的时间边际。显而易见，十八大之后，再也无法萧规曹随了。

　　二、我国经济问题概述。

　　一般而言，经济问题主要是效率问题。一般而言，效率问题主要是分配问题。我国的经济问题也不例外。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效率的核心问题是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分配结构扭曲包含了两个部分：首先，是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中国国民福利被大规模地向外进行了横向转移;其次，是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权力和资本强行将国民福利在内部进行了纵向转移。分配结构的极度扭曲，使得脆弱的社会再生产无法持续下去了，导致了资本不断从生产领域溢出，正常的生产流通濒于瘫痪。

　　首先，我们分析国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际分配结构扭曲主要源于三个价格扭曲：

　　第一，人民币价格扭曲。为了吸引国际金融资本进入中国，朱镕基新政采取了低估人民币的权宜性措施。笔者估计，人民币被低估的幅度超过人民币实际购买力的50%或以上。在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的情况下，人民币硬性地与美元挂钩，形成人民币对外币的汇率补贴。这种大规模的汇率补贴，形成了对外汇的虹吸现象，外资开始大规模涌入。朱镕基新政的汇率改革，有效解决了中国资本稀缺问题，但同时也转移了本应形成内需的国民福利。这就带来了两个严重的问题：一是外汇储备规模失控，带来国有资产的巨大的经济风险(也存在成为政治抵押物的政治风险);二是导致内部消费严重不足，使得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投资拉动。

　　第二，要素价格扭曲。为了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朱镕基新政采取了压低国内要素价格的权宜性措施，各级政府都在通过贱买资源招商引资。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的土地、矿产等资源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不重视自然环境的保护，甚至不惜破坏自然环境以达到降低商品价格的目的。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使得几乎所有“中国制造”都具有价格优势，中国产品得以迅速占领国际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占领国际市场的技术条件，但也带来了严重后果：一是中国的有限的自然资源被野蛮地开发，国民财富大规模流失;二是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为未来的政府埋下了巨大隐患。

　　第三，劳动力价格扭曲。由于中国存在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由于中国底层国民权利意识淡薄，中国在特定时间内有压低劳动力价格的空间。中国底层国民，在承受人民币低估和要素价格低估的双重压榨之后，还直接承受了劳动价格的残酷剥削。劳动力价格扭曲的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中国没有及时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社会进一步严重分化，形成了极不稳定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内需严重不足，严重滞后了产业升级的步伐，最终拖累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其次，我们分析国内分配结构扭曲问题。

　　国内分配结构扭曲源于三个太高了：

　　第一，制度成本太高了。如果，按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来分析，中国实际的制度成本远远超出了政府财政报告中的提供的资料。中国按照三色财政的逻辑(白色财政、灰色财政、黑色财政)计算，政府的总支出已经超过GDP的50%了，应该接近或达到世界税赋(指实际而非名义税赋)水平的上限了。中国政府的隐性负债水平达到甚至超过了GDP的100%，中国实际财政状况并不比希腊乐观。宏观地看，近二十年来，社会分配不断在向权力转移。制度成本极大的压缩了企业利润和劳动者收入，造成经济结构极度扭曲。事实上，中国的生产效率，被高企的制度成本打残了。

　　第二，金融成本太高了。中国金融特权在2008年后极度膨胀，民企融资成本直线攀升，已经形成了举世震惊的超高融资成本。金融特权者，依靠金融特权牟取暴利(各种形式的高利贷)，除了金融机构外，连大型国企的收入来源都极度依赖变相放贷的收益(可以查阅他们的年报)。金融特权极度膨胀，挤压了民企的利润空间(融资成本普遍翻两番到三番)，民企的微薄利润被金融暴利蚕食殆尽。民企老板们别无选择，首先压缩科研，然后压缩规模，尽量挂靠国企，最后送给外资。笔者的一个民企朋友，数次在电话中哽咽，他们即将完成产业链整合和产品的升级了，然而在最近的两三年里，十余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中国正在重演拉丁美洲半个世纪前的悲惨故事!

　　第三，生产要素成本太高了。中国主要的生产要素全部被大型国企垄断，中国缺乏反垄断的制度安排，要素价格成为国企向民企牟利的利刃。近十年来，中国生产要素的通货膨胀要比寻常人理解的严重得多，普通民企根本无法应付连番上涨的生产要素价格。几乎所有生产要素价格都在反复上涨，而民企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调整往往严重后置，为了维持生产，他们耗尽了自己的原始积累，他们只能接受金融特权者的残酷压榨，直到榨尽最后一滴血。国企的生产要素价格垄断，本可通过《反垄断法》进行制度性的约束。但是，利益集团无意于制度建设，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将国企卖掉。事实上，中国正在经历由行政垄断向资本垄断的过渡。当然，国企现象并不孤立和偶然，中国也正在经历政治权力向资本权力转换的历史过程。所谓的“顶层设计”，所谓的“深化市场化改革”，目的无非就是“两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全体国民正在为一些人的无知和无耻付出历史性的代价!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国际和国内分配出现严重扭曲呢?或者，我们必须找到造成双重扭曲的深层次原因。

　　笔者使用广义税赋的概念给出基本的解释。一般而言，政府的最核心的权力就是征税权。理论上讲，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赋税来解决政府和国民面临的一切经济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直接增税是非常困难的。在中国这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国家，增收税赋一向极为敏感。所以，政府机会主义者就选择了让度征税权的卑劣技巧。简单地说，政府将征税权转变成了利益集团的商品定价权。

　　请注意笔者的阐释。如果，依照笔者广义财政理论中广义税赋理论的逻辑，前文所述的各种类型的分配扭曲，大体可以理解为不同主体(利益集团)对中国国民的非法课税行为。

　　我们以香港为例。香港素来被誉为低税赋地区，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打开港人家庭的支出项目表，将税赋和类税支出项目汇总，你会惊讶的发现，港人的实际税赋水平高居世界各类型国家和地区的最前列。依照笔者的广义税赋理论计算，港人高昂的住房支出中，超越国际平均水平的部分，可以视同为类税支出，这部分支出在香港竟然占据了香港家庭支出的30%～50%。很遗憾，这部分类税支出，并没有全部被政府征收，而是被政府让度给了银行和地产商。所以，你就能理解了，香港弹丸之地，竟然出产那么多的世界级富豪，而且毫无例外是清一色的地产商。你也终于可以理解了，香港不存在产业升级的可能了，“税务局”当然没有兴趣搞创业和创新，“税务局”变着法子去搞“税赋”增收。在弹丸之地的香港，存在着三个“税务局”，除了政府的税务局，还有“金融税务局”，还有“地产税务局”。后两个“税务局”绝无社会责任，且基本不受政府和民众的约束，可以利用合法的商业手段剥夺普通民众的福利。十五年来，香港普通居民在如此恶劣的制度环境下，生活质量每况愈下。抚摸香港的经济脉络，你应该可以参透大陆的经济发展思路了。

　　总之，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分配制度残破和扭曲。未来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笔者必须指出，那些跳出分配问题，片面强调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和实践，是在掩盖问题、模糊焦点、拖延时间，我们无法等到利益集团胜利大逃亡之后再开启变革(太晚了)。

　　从来就没有脱离了政治的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也永远无法脱离政治。事实上，正是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被侵蚀，才会出现严重的经济问题。这双重主权是被谁侵蚀的?当然是被国际金融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侵蚀的!单纯的市场化改革能恢复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市场化下的权力资本化和资本权力化，允许国民强化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吗?完全是痴人说梦!由此，底层国民可以认清茅于轼、厉以宁、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的终极目的了，他们在构建中国金融殖民地的理论体系。国家主权丢了，人民主权丢了，还用奢谈什么民主?可悲!

　　三、启动历史性的转变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思潮的激烈碰撞。一种(权且称为左翼)认为，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回归来解决经济问题;另一种(权且称之为右翼)认为，应该通过市场化加民主化来解决经济问题。笔者认为，两种思潮都存在历史局限性，两种思潮的制度化和政策化都存在明显的死角。或者说，中国未来的转变再也不可能是单向的和线性的了。

　　首先，我们必须协同求变。

　　伊利亚·普里高津(Илья́ Рома́нович

　　Приго́жин，1917年1月25日-2003年5月28日)发明了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Dissipative

　　system)是指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由于不断和外环境交换能量物质和熵而能继续维持平衡的结构。耗散结构理论，研究一个系统从混沌无序向有序转化的机理、条件和规律的科学。要理解耗散结构理论，关键是弄清楚如下几个概念：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普利高津在其耗散结构理论中强调，一个耗散结构的运动(转变)过程，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能量交换，可能会出现大规模能量损失，甚至存在结构解体的可能性。所以，有序协同和系统控制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将中国经济体系理解为一个耗散结构。认识中国经济的存在状态和转变(转型)机理，我们可以借助耗散结构理论。耗散结构理论的几个核心概念对于认识经济体系的运动规律极有帮助。例如，远离平衡态、非线性、开放系统、涨落、突变等概念，将经济体系的现实状况做了非常全面和系统的描述。既然，系统是远离平衡态的、非线性的，我们就无需刻意追求稳定增长，经济维稳思维(例如保八)是片面的和僵化的;既然，系统是开放的，我们就不能单纯考虑国内经济政策调整，我们也不能单纯考虑国内某一领域的经济政策调整，我们必须在全球经济协同中调整国内经济政策，我们必须建立解决问题的系统化的方案;既然，系统外部和内部的能量变化(涨落)是偶然的、杂乱无章的、随机的，与之相对应，我们必须学会运用动态思维管理经济，保持经济政策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既然，系统存在突变的可能性，我们就需要高度关注阈值即临界值的测定(经济学中的边际)，我们应该勇敢地、积极地迎接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无视边际(阈值即临界值)的到来，更不能虚耗能量(例如房地产新政)以抗拒突变的到来，我们不能放任系统因能量损耗而导致崩溃。

　　总之，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协同，要求制度和政策的转变是全方位的，内外协同、上下协同、制度与政策协同、中央与地方协同、部门之间协同、行业之间协同、产业之间协同等等。协同的根本意义在于，不存在单一的、既定的审美标准(左和右的判断)，我们需要综合运用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一切手段，否则就无法协同。所以，就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改变而言，左翼和右翼本身也必须完成协同。无法协同，意味着大规模能量损耗，最终有可能导致系统解体。

　　其次，有序调整分配结构。

　　中国的所有经济问题集中于分配问题，解决分配问题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当然，解决分配问题远比“分蛋糕”复杂。无论如何，再也不能拖延解决分配问题了。

　　解决中国的分配问题可以理解为解决三个层面的分配问题：

　　第一，回收非政府机构持有的征税权（马上止血）。

　　我国面临极为严峻的财政金融形势，政府应该将过去让度给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征税权逐渐收回。其中，最核心的是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必须形成自主调节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渐终止汇率补贴形成的国民福利的横向转移(国家不能再出血了);其次，是人民币利率的定价权，必须遏制实质负利率长期化和扩大化，有效管理通货膨胀预期和通货膨胀现象，逐渐降低通胀对国民财富的纵向转移(国民不能再出血了)。通过回收非政府持有的征税权，我国将赢得宝贵的财政政策空间，我国国民福利将会逐渐回升，国民经济将逐渐恢复平衡。

　　第二，均衡国民税赋。

　　我国高度依赖流转环节的课税。换句话说，我国严重依赖向劳动者课税。相反，我国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几乎没有任何课税。这在古今中外的经济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就税赋公平而言，我国已经远远背离了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具有原始资本主义经典特征)，甚至也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单纯向劳动者课税(而不向食利者课税)，保护资产持有者和资本持有者的利益，这就彻底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拒绝向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阉割了税收引导资本流向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功能，这就远远背离了效率和效能的原则(这是保护势力者的原则)。一个国家，将税收结构极度扭曲，既不考虑公平和正义原则，也不考虑效率和效能原则，国家财政还能支持国家正常运转吗?北非和中东的教训就在眼前，那是扭曲国家正常税赋结构的必然结果。

　　第三，定向转移支付。

　　我国政府在收回征税权和均衡税赋的同时，必须保持经济体系的基本动能。如果，为了体现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使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那就失去了经济改革的终极意义。所以，政府必须进行定向的转移支付。一方面，均衡社会再分配;另一方面，均衡资本在产业和区域中的分布。通过定向转移支付，扭转极度扭曲的国民经济结构。当然，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将财政定向转移支付进行金融创新(细节另文讨论)，以重新启动陷入停滞的经济体系，使国民经济快速走出衰退的阴影。

　　总之，通过调整分配结构，进而完成经济结构调整，可以使中国经济回复正常发展状态。笔者估计，如果十八大之后可以走上调整轨道，我们经过五年渐进的和系统的调整，国民经济应该可以进入到崭新的平衡状态。

　　最后，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

　　中国在实现内部分配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着手调整业已严重扭曲的国际分配结构。作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系，中国有需要也有责任积极介入国际分配结构的调整。

　　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国家主权通过经济手段在全球范围进行适度地延伸。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从本国的商品生产和输出，进化到全球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管理。目前，美国正在扮演全球商品生产和流通管理者的角色。可惜，美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他在利用管理权力牟取暴利。以德国为首的欧盟，正在向美国全球管理者的角色发起挑战。中国应该加入挑战者的行列，中国应该介入全球化管理的工作，中国理应成为全球经济管理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立足点在于我国金融实力的迅速成长。中国金融实力的根本依托在于人民币的实力增强。人民币的强大，源于我国中央财政的强大。建立共和国健康、稳健、高效的财政体系是政府最核心的使命。当然，完善财政的过程，也必然成为完善宪政的过程。中国将会因此完成现代化，以及开始向后现代化的转变。

　　如果说，中国未来还有五十年高速增长的历史机遇期，那这个机遇期就来源于自主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正视历史，历史存在三种可能性。第一，开启自主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迎接下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周期;第二，像日本那样进入内部调整的漫长过程，陷入经济长期停滞的历史周期;第三，像南美那样内部调整失败，退回到萧条、腐败、贫困的漫长历史周期。

　　结论：经济史说到底是关于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学问。认识经济发展历史周期的关键，在于对经济发展周期拐点的精确把握。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也只能扩阔一个时代社会精英的历史视野。精英就算具备了宏大的历史视野，也未必一定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精英能否成为改造历史的英雄，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人民是否需要英雄。一句话，决定历史命运的，是那个时代人民的觉悟水平。(卢麒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