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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锡良:中国应给予“民间左翼”合适的话语权和参与权

2014-09-17 10:39:3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孙锡良,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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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今天是草根绝望的时代,有人讲现在是阶层固化的时代,有人还认为今天是“物化思想”全民化的时代,即便是既得利益阶层,也基本认同现在是一个令人非常迷惘的时代。言而总之,现实的中国并没有繁荣昌盛新闻语境下的中国那般和谐幸福,整个社会的离心力表现得较为明显,略略感觉有脱离圆周运动的失控危机。

 

  要对这样一个有脱轨危险的矛盾现实进行耙心式分析并不容易,随随便便都可以找出千百万种理由,尤其是站在不同阶层的人必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果只从政治制衡的角度看,我认为民间左翼力量的被孤立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利益诉求的巨大鸿沟表现出极其恐怖的族群撕裂效应。

 

  面对失宠的“民间左翼”,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探究,力求给予它以客观的评价与定位。

 

  第一,民间左翼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客观存在。任何国家,如果要从政治倾向性对国民进行群体划分,不可能呈现单一性,即便在诸如朝鲜这样严格的专制国家。在不同的政治生态中,归类的方法不大一样,多党制国家习惯以政党团体来代表不同群体,单一政党的国家往往用派系来组织力量,作为社会主义中国,近几十年来,一直习惯于用左、中、右来泛论政治倾向,左和右的提法在它国也有,但与中国未必同一,有些国家左、右代表的意义与中国恰恰相反。

 

  要对中国左右翼的内涵作一个非常严格的界定也很困难,根本就没有权威的定义,不妨从个人视角用简单的表述概括一下: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较为强烈的群体为左翼;现实主义、虚无主义和自私主义思想较为强烈的群体为右翼,介于两者之间群体视为中。不管怎么划分,左、中、右群体的各自数量都相当巨大,因为中国有13亿多人,每一个群体的人数都比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还多,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群体,必然面临社会困局。

 

  不同的发展时段,左、中、右的分布可能也会不同,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左翼呈优势状态,在后来的几十年中,“物化理论”居统治地位,右翼便主导了中国,尤其是在近十多年,左翼几乎可以认定为彻底崩盘,已经不存在官方意义上的左翼力量,只剩下没有任何权利空间的民间左翼力量,这样的力量分布导致了一个直接结果:政权机器只专注服务于右翼,只把微弱的视线勉强地斜倾到左翼空间。

 

  尽管权力系统中没有成形的左翼力量,但民间左翼的群体仍然相当巨大,这可以从工农及其它弱势群体的庞大数量中得到认同,左翼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但反过来,弱势群体中肯定存在着巨大的左翼群体,既得利益群体当中也有相当多的左翼人士,他们共同构成了天然性的左翼同盟,这个同盟是无形的,却又是客观存在的,与你是否给予其官方地位毫不相关,因为它的存在是客观的,正如物质的客观存在性一样。

 

  第二,民间左翼有自己的主体思想和骨干力量。民间左翼在中国的困境并非源于其主体思想的缺失和骨干力量的单薄,事实上,民间左翼有自己非常成熟和系统的思想,最核心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最稳定的理想坚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简单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最单纯的依靠对象是人民群众,最可靠的发展保证是独立自主融合世界。

 

  民间左翼的主体力量是数量庞大的拥护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的基层群众,而骨干力量则是与基层群众走在一起的各类引领者,有新时代的农民,有工业大潮中的技术工人,有各类学校里的教师,有公务员,还有各行各业的专家。左翼中坚力量被官方漠视决非因智慧上落后于右翼,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选择性过强,“物化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经历了几十年的长期右倾,右翼精英被资本一层层包装,他们被政治一层层化妆,他们的重要作用是充当右倾权贵势力的木偶,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摧毁左翼力量,包括官方和民间。

 

  毫无疑问,在今天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民间左翼仍然会处于被压制的状态,并不会取得整体性认同。但是,非理性的压制期越长,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左翼骨干就会越多,由他们发出的引领新群众思想进步的启蒙力量也会越强大。从宏观角度看,民间左翼骨干的政策能力和决断力丝毫不亚于右翼精英,思想深度甚至要超越他们,微观政策的成形能力表面性不足是因为长期缺少政策参与机会所致,一旦左翼获得了政策参与权,将会在宏观和微观双向取得较大的成就。

 

  事实已经反复证明,单纯由右翼精英为主导出的“顶层设计”方案质量低下,收效甚微,有些方案一出台便遭到抵制,寿命极其短暂,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方案脱离人民群众,不符合多数人利益,有些甚至是直接与宪法相抵触,“顶层设计”方案必须要融入左翼主体思想,因为左翼思想具有先天的人民气息。

 

  第三,民间左翼的生存现状是既无政治地位又无法律保障。从民主角度看,左翼应该获得与右翼相同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从宪法角度看,左翼也不应该被打压和忽略,从政治平衡的角度看,也找不到把左翼逼到死角的理由。但事实上,因为受大方向的影响,官方队伍中已经没有左翼倾向性的团队存在,民间左翼也接近沦为“非法”,即便是松散的联系都随时有可能成为某种队伍紧盯或捆绑的对象,其险境与当年某组织的地下遭遇有得一比。简单概括民间左翼的现状是:既无政治地位,又无法律保障,左翼骨干几乎接近被认定为“敌对势力”。

 

  民间左翼是一个拥有几亿人的巨大群体,他们的现状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现状,宣示着一个独立系统人权差别待遇的现状。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制造出这一现状的恰恰是高喊民主自由平等的所谓新思维者和思想开放者,用剥夺他人权利来实现自己口头圣洁的一群伪善者竟想独立地驱动着一艘巨轮想往哪儿开就往哪儿开,《宪法》并不是他们的航行指南。

 

  对民间左翼自身而言,也要求逐步变得成熟起来,必须有自己的政治人格独立性和政治立场坚定性,左翼必须要提出自己的合理诉求,寄生性的依附在牛粪中生存,营养毕竟有限,吃粪长大的动物能大到哪里去?

 

  第四,民间左翼必须拥有合理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式民主还是现代共和制民主,其本质都是追求某种适度的民主权利,多与少是量的问题,而有没有则是方向问题,如果一个几亿人的群体被整体性剥夺了民主参与决策的权利,绝不是现代国家应该出现的倒退现象,话语权和参与权的缺失,根本原因是民主权的缺失,要构建一个人民民主比较有真实感的社会,就不能把至少占国家三分之一的人口拒之门外,给予民间左翼合理的话语权和参与权是民主制度建设的自然需要,是检验政治文明性的重要检验标准。

 

  给予民间左翼合理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也是政治平衡的需要。中国一切突出矛盾的根源是失衡,并且是全方位广域性失衡,这其中以政治失衡的影响最为严重,政治失衡造就了经济及社会失衡,造成了右翼力量的权利无限膨胀,造成了资本的不受约束,右翼势力的极端膨胀反过来又加剧了政治失衡,畸形的失衡既不符合一党制需要,也不体现多党制国家的政治面貌,其结果必然是失控。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平衡,改变一切社会矛盾的化解之策也只能承认并培养正义的左翼力量,让他们参与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设计中来,让他们及时阻止有卖国性质和窃国倾向的极右行为,让他们带领更多健康力量维护好国家的稳定,走好共同富裕之路。

 

  给予左翼合适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不但对右翼无害,而且还有利,如果任由广大右翼群体扩张私欲而不受到约束,那么最后必然让他们走向集体性腐朽堕落,绝对逃不掉被多数人革命的结局,也许是暴力性革命,也许是柔性革命。相互制衡既是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又是相互保护,于国有益,于己有利。

 

  在事关中国未来发展振兴的顶层智库和顶层设计活动中,必须有批量的民间左翼参与其中,左翼骨干在宏观决策机构中人数的占比是判断左翼力量是否得到认可的重要指标,“口号式承认”或者说“口号式转向”对左翼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应该漠视之。

 

  第五,民间左翼是中华民族复兴强大的重要支柱。利益诉求的不同和立场的差异性决定了十几亿人口“左、中、右”同时并存的合理性,任何群体都不应该有试图消灭其它群体的念头,消灭了异己,便只剩下专制,打破了平衡,就肯定会倾倒。一个稳定发展、平衡发展的国家需要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和共同努力,右翼有存在的合理性,也有存在的价值,不能消灭,左翼不但有存在价值,而且应当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强大的重要支柱,而不只是起辅助性作用。

 

  左翼的民族性和国家意识远远高于右翼群体,他们愿意分享改革成果,愿意用普爱代替自私,愿意用共同富裕取代两极分化,愿意用社会和谐化解矛盾对立,右翼群体的多数人也爱国爱家,但右翼的“物化思想”远远高于左翼,他们更为自私,当民族和国家遭遇劫难时,他们更容易选择逃避,他们不愿意与全民分享改革成果,膜拜丛林法则,喜欢两极分化。从短期看,以现实主义为精神支撑的右翼群体更能从失衡政策中制造出物质效应,以理想主义加现实主义为支撑的左翼群体则更善于以渐进的方式塑造一种较为持续长久的社会制度,如果左翼和右翼能够相互包容取长补短,再辅之以中间力量的帮助,中华民族复兴强大就拥有三根保持稳定的坚实支柱,抽取掉其中任何一根,大厦都有一朝倾塌的可能。

 

  今天,未来,不管是哪个组织代表中国,都必须勇敢地面对“民间左翼”这个积极的客观存在,没有任何笼子可以锁得住他们的自由,没有一个法律条款支持剥夺他们的权利,最现实也是最理想的办法只有一个:给予他们合理的话语权和参与权,让他们集体性融入到中国改革的未来进程,让他们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强大的坚强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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