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中国经济日渐健康化

　　【曾飞时评】中国经济日渐健康化

　　与喧嚣尘上的中国经济崩溃论截然相反，我观察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正在日渐健康化，稳步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

　　国人看问题务必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美国垄断资本及其中国走卒的特殊利益出发。更不能书呆子式地用是否符合依附于垄断资本的所谓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为依据，也不能继续唯GDP论，傻乎乎地以虚假的GDP数字论英雄。对此，笔者早就指出过，GDP疯狂与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暴利直接相关，也就是无论是拆了建还是建了塌之类的无用GDP，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照样可以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而并不与民众的民生福祉直接相关，甚至无端浪费了国人的辛苦劳动和宝贵资源，让民众日后的日子变得愈加艰辛。经过此前的大量教训，如今的国人不能再任人忽悠，在中国经济崩溃论的高声喊叫声中彷徨。

　　中国经济正在日渐健康化，稳步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情势，国人可以从以下的关键点观察到，并确立继续自主奋斗的充分自信。中华民族的前程，需要国人的这种自信!

　　1.健康的国民经济以民生福祉的提高为目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稳步上升，形成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动力，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病态的国民经济以少数精英财富的飙升为目的，社会的劳动成果高度集中到了极少数富豪的手中，即使他们极尽所能进行奢侈消费和房地产囤积，也不足以形成足够的社会需求，也就必然导致社会需求疲软，继续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经济陷入危机。在西方展现为反复的经济疲软和经济危机(西方世界至今尚未摆脱经济危机);在中国，权力的过度干预，则最终引发政治危机(彻底失掉民心)。执政当局即使采取量化宽松，国家过量投资来强行拉动，也必然是饮鸩止渴，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困局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进一步破坏，直至病入膏方。中国先前的依附式经济发展方式，造就了中国的极少数的官僚亿万富豪，以两极高度分化，大量的国民财富流入美国垄断资本囊中，中国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严重破坏——雾霾、水污染、土壤污染，社会道德崩溃，黄毒泛滥，艾滋病、糖尿病、肥胖病、不育症、心血管病、癌症高发，男人女性化和国民奴才性的加剧为沉重的代价来换取虚而不实的高GDP数字，华而不实，百姓受益不多，官僚奸商包揽经济红利，制造了极大的社会不公，破坏了社会稳定，使经济陷入不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如今的中国经济，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4%,净增加63.6万亿，新就业1322万，有所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12%，CPI同比增长2%，创下自2010年以来的物价涨幅新低，2014年财政用于民生的比例达到70%以上。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7元人民币，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0%。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7570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2.4%。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8.0%的这一数字高于国内生产总值7.4%的增速，中国居民收入增速终于跑赢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反映了经济发展开始向造福民生的正确方向转化的良好趋势。这些经济大数据反映了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现实。

　　2.健康的国民经济以创新的原动力来拉动;不以出卖家底，搞“比较优势”， 拼苦力，充当帝国经济的附庸的蠢办法来分一杯残羹剩菜度日子[注1]。中国先前的附庸式的经济发展道路，廉价出卖了中国的环境资源、人力资源和市场资源，“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可怜相和“13连跳”悲惨挣扎换来的也不过是煤老板、砖窑老板之类土豪的荒淫奢侈和官僚富豪的极乐世界和生态的严重破坏。如今的中国经济，“两车”的高速列车、华为的高端产品、国企的高端设备制造、核电技术、输电技术、网商的新模式、农业科技和高产粮食良种等重要的创新日渐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火车头，而且如今还出现了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全新举措。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经济逐渐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现实。

　　3.健康的国民经济的发展依靠全民劳动素质的提高和劳动积极性;不搞精英路线，依靠所谓的“政治智慧”，也就是昧良心的“忽悠”去奴役愚民来求发展[注2]。中国先前的依附式经济发展方式主张精英路线，一批官僚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基本靠忽悠掠夺百姓的劳动成果，根本不重视创新经济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却全力推行只需要简单劳动的廉价劳动力。由于不顾一切地推行劳动密集型低端劳动，给中国的环境和老百姓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注3]如今，诸如2014年2月23日《立足四大领域 打造国之重器》的报道就指出：“通过近十年的努力，我们的装备制造业经过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突破了8万t模锻压机、3.6万t黑色金属挤压机机、500t电渣熔铸设备等一批大型、关键、尖端装备，实现大飞机、北斗卫星、天宫一号、三代核电和深潜器等高端制造成果，产值已经代替美国，跃居世界第一。”没有高素质的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如此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我国脱离实际的教育和唯利是图的医药体系成了拖累，不能为社会培养人格完善、素质高的劳动者，也不能保障社会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健康，而是竭力培养高人一等的特殊阶层的所谓“精英”，并为他们的健康与享乐保驾护航。

　　4.健康的国民经济具有良好的结构，结构决定功能，而不是数量的简单堆积和以经济虚胖为美。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不能不努力优化。如今中国正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增强发展后劲。今年将推动产业向中高端升级，化解过剩产能。2014年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15个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如期并超额完成，制造业作为中国优势产业，也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今年加大财政力度，采取财政贴息、加速折旧等措施，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坚持有保有压，化解过剩产能，支持企业兼并重组，促进工业化、信息化融合，在关键领域抢占先机、取得突破，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种好的开始。

　　5.健康的国民经济必须内需外需两条腿快跑，而不是畸形的外需单腿蹦跶。2014年11月22日笔者在《中国经济软肋——高房价与高利率导致内需疲惫》一文中就指出过：“2014年11月11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原因在于内需疲弱》：‘中研网讯，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部分原因在于内需疲弱、去杠杆化以及房地产市场增长相对放缓。受有限的刺激措施的支撑，经济增长经历了短暂的稳固期，但目前复苏势头已经减弱,经济基本面仍然疲弱。”内需这个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不振，过多地依靠外需的另一条腿来驱动，再加上全球经济的疲软，中国的经济基本面也就很难从根本上保证不疲弱。内需何以疲弱?众说纷纭。但归根到底，无非是中国的高房价与高利率的拖累。”如今情势有所好转。2014 年，我国全年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1.2%，比上年提高3 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中国调整经济结构的成效进一步显现。依靠内需发展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坚定不移的转型发展方向。拉动经济的动力结构开始优化：以内需拉动为主，配合精准有效投资和外需拉动，形成有效、稳定的增长动力。

　　6.健康的国民经济以全民资本为中坚力量，并且放开个人资本良性发展，引发经济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霸。深化国企国资改革。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分类推进改革。加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运营公司试点，打造市场化运作平台，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有序实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和规范投资项目引入非国有资本参股。加快电力、油气等体制改革。多渠道解决企业办社会负担和历史遗留问题，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和健全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切实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增强各类所有制经济活力，让各类企业法人财产权依法得到保护。”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引发经济的百花齐放，迎来更好的经济态势。不过对于企业的骨干力量：高层经营管理者和技术骨干的薪资激励目前有一种平均主义倾向，正在过度拉平与一般员工的差距。这种倾向被某些官僚和他们背后的外国势力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图谋破坏企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使中国企业在国际人才竞争中败北而失去国际竞争力。对此，国人必须警惕。

　　7.健康的国民经济必须有负责任的服务性的政府[注4]，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能够协调发挥作用，规范市场秩序，调整经济结构，使之有序化、合理化，能够保证经济的良性发展;而不能政府权力被挪用于寻租，而荒废了有形的手，让无形的手无序运行，导致市场机制失效，负面作用剧增，正面作用凋零而造成市场混乱，破坏经济发展，危害百姓[注5]。如今政府开始简政放权，今年将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并全部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建立规范行政审批的管理制度。2014年计划取消和下方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实际完成247项，超额完成123.5%。简政放权已提前完成本届政府减少1/3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今年还将继续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发展动力和社会创造力。管制型政府正在向服务型政府转型。严禁官员乱作为，以权寻租，危害经济;严惩不作为，逐步建立问责制度，促使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能过正常运行，这也是经济健康化的重要前提。

　　8.健康的国民经济必须经济自主，自己的资本和国家机器能够基本控制自己的市场，确保不沦为帝国的附庸而任人宰割，而把一国的经济成果无端送人。笔者2012年05月28日在《自主发展才是最炫民族风》一文中指出过：“走依附发展的歪路，结果自然是继续肥了官僚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穷了百姓，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公权力失去约束，民众无权监督，官僚腐败自然愈演愈烈，自主发展仍然只会停留于口头上，实际上继续走依附发展的老路。至少，表面上提高工资似乎拉动了内需，改变依赖于外需的被动局面。可是政府的力作却是推高通货膨胀，工资的提高实际上难以赶上物价上涨;加上贫富悬殊的恶性发展，劳动者分配的份额不断降低，老百姓的购买力不升反降，内需根本不可能提高。如今欧美的危机严重冲击了中国经济的现实证实了这一点——中国根本没有摆脱严重依赖外需的依附发展之路。[注6]虽然中国本来有机会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但为私利所迷惑的当权者根本不在乎这样的机会，宁愿白白让它失去，以不失时机地中饱私囊。”[注7]如今情势有了改变。《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以体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增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办好国家高新区，发挥聚集创新要素的领头羊作用。中国的经济自主发展也就会随之出现新的生机。

　　——————————————————————

　　[注1] 笔者2013年3月18日《林毅夫新结构主义与中美国新阶段》一文中早就指出：“《陈丕宏：美国是如何超越英国的》：正当英国人为了维系其日不落帝国的霸权地位，表面上洋洋得意，实际上疲于奔命时，美国人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不到半世纪，产生了数量惊人的发明和专利，包括许多崭新的制造方法与生产流程-从1879年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电灯泡……亨利·福特T型车等，在在都是物美价廉、改善生计的实用商品，而非抽象空泛的理论。结果，不但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更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同一时期，美国政府对学术界基础和实用性研究也做了重大投资。……美国在研发创新上的另一巨大优势是其开放的移民政策，尤其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对造就美国就业机会、经济增长、和技术领先提供了难以衡量的价值。美国人当年把全副心思放在有利国计民生的研发和创新上等历史经验更值得注意。中国在此历史的关键时刻，不独立自主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积极因素发展自己的科技，吸引科技人才，进行创新，大力投资高端工农业，夯实自己的经济实力，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富裕与繁荣，中国就会失去最宝贵的历史机会。”笔者2013年03月21日还在《林毅夫理论的逻辑推理不正确》一文中指出：“林毅夫要求发展中国家集中劳动力与资源去发展所谓的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而取得经济发展的结论也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事实相悖。当美国还处在发展中的时期，还被发达国家英国遏制着。英国要求美国生产低端原料性产品出口(所谓的优势产业)，美国并没有完全按照这种要求去做，反而积极发展科技和和资本密集型型高端产品满足内需和外需，结果迅速超越了英国，成为超高度发达的国家。德国能够在短短十几年间一跃而起，创造德国奇迹，普遍都认为德国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兴起，原因虽然是由多方面的，但其中的科技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军工突飞猛进，快速发展，很快就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也主要是科技的力量，而不是什么比较优势的作用。柳循晓的论文《以色列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也指出：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自然资源极端匮乏，战争连年不断，内外环境恶劣，经济却呈现奇迹般的发展，其根源在于该民族极大的创造性，将各种劣势和压力转化为动力和优势，成为世界农业、军事和科技强国。可见以色列的经济发达，关键推动力还是科技创新，而不是什么比较优势。另外，2012年03月08日挪威国家统计局《挪威内需旺盛》的文章披露：据挪威统计局数据，今年1月，挪居民消费同比增长4.2%，环比增长2.2%。分项看，食品和烟草消费增长1.7%，服装和其他用品消费增长1.7%，汽车和燃油消费增长2.9%，电力和取暖燃料消费增长6.8%。可见挪威之所以经济高度发达，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之一，人均近3.6万美元，位居世界前列的主要动力也来自内需的拉动，而不是依靠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拉动。这些明显的事实都否定了林毅夫要求发展中国家集中劳动力与资源去发展所谓的具有贸易比较优势的产业来取得经济发展的所谓“新结构主义”理论。”

　　[注2] 笔者2012年11月4日在《依靠人民群众治国，而不是依靠官僚精英治国》的文章中指出：“在巨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党内的许多干部很难不偏离理论的要求，实质上变得不再是依靠人民群众治理国家，而是在千年‘官国’传统的诱导下，主要依靠官僚精英治国。因而，问题实际上并不乐观。这很容易从下列三个方面觉察到：其一，官员队伍日益庞大，对官员精英的依赖日益严重。其二，人民代表大会几乎成了官员代表大会。其三，腐败屡禁不止，贪官前赴后继。……如今不争的事实已经是，有了绝对的权力，金钱就不是问题。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来源：李连根，《触目惊心的<吴官正离职报告>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该报告披露：党政干部已经形成社会特权有产阶层，其中地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年均收入的25～85倍。其中，全国有7省市地厅级及以上干部个人及配偶拥有财产超7百万，概况如下：广东省，平均8百万至2200万;上海市，平均8百万至2500万……。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XX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截至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XXXX，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2007年深圳市城市人均年收入是32650元，地厅级高干财产在700万至1000万，省级高干财产在850万至1200万。这样，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相当于一个平均收入的市民300年的工资……。这还是前些年的数据，比起当今，那就微不足道了。权力加金钱万能的政治生态正在泛滥成灾。”

　　[注3] 笔者2013年03月28日在《梦醒吧，祖国母亲经不起如此糟蹋》一文中指出过：“《低碳经济与河北省产业结构调整》：河北省……钢铁、石化、建筑、建材、物流等主导产业均为高能耗或高污染产业，且技术含量不高。据统计，在河北省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一次性能源消费的比例为90%，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河北省二氧化碳年均排放量占全国总排放量的7%左右，节能减排压力巨大。河北省六大高碳排放产业为：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六大产业碳排放接近工业排放总量的90%。而2007年河北省主要工业行业中，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30.42%，六大高耗能行业所占比例高达工业总产值的56.14%。……据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在《经济学消息报》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粗钢产能6.6亿吨，需求仅5亿吨左右，产能过剩超过3成;2009年上半年，钢铁行业又完成投资达1 405.5亿元人民币，目前在建项目粗钢产能5 800万吨，但实际需求变化不大，产能过剩矛盾将进一步加剧。2008年中国水泥产能18.7亿吨，如果将目前在建项目以及已核准尚未开工的生产线计算在内，中国水泥产能将达到27亿吨，而实际市场需求仅为16亿吨，产能将严重过剩。2008年中国平板玻璃产能6.5亿重箱，产量5.74亿重箱，目前各地还有30余条在建和拟建浮法玻璃生产线，平板玻璃产能将超过8亿重箱，产能也明显过剩。传统煤化工重复建设严重，产能过剩30%，2009年上半年甲醇装置开工率只有40%左右，目前煤制油示范工程正处在试生产阶段，煤制烯烃等示范工程尚处于建设或前期工作阶段，但一些地区仍在盲目规划煤化工项目。(来源：驻穗办信息)2013年03月20日《东莞遭遇暴雨大风冰雹已致8死136伤》披露：东莞阳光网讯 3月20日下午，受雷雨大风及冰雹天气影响，东莞部分镇街出现了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及短时强降水，并出现了冰雹，其中录得最大阵风出现在大岭山为49.1米每秒(14级)，最强降水出现在厚街为40.6毫米。根据市卫生局和有关镇街初步统计，受其影响，目前东莞共造成8死2重伤134轻伤，其中沙田镇2死67轻伤，厚街镇5死36轻伤，大岭山镇1死2重伤31轻伤。这仅仅是东莞及周边挤进大量人口为富国打工，低端制造严重污染环境破坏自然生态的报应之一。……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以及‘世界工厂’东莞两个典型表明，为富国打工的代工路线和房地产支柱企业及其带动的炼钢、水泥、石化、玻璃等产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与不可持续发展的教训是惨重的，难以承受的。继续走以外需为主要拉动力，片面按照外贸的需求来挑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道路是一条代价高昂，吃力不讨好的发展道路。人们是到了吸取教训，转变发展模式的时候了。然而，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却威胁说：“政府制定产业振兴计划时，需要挑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否则政策就会失败。”(2013年03月19日每日经济新闻《林毅夫：用比较优势思维制定产业政策》)世界银行通过林毅夫用比较优势诱逼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显然是一个陷阱，这不仅让中国长期处于以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而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而且失去及时通过创新发展高科技工农业的宝贵时机。从而失去根本的发展动力。对这一切严重祸害，某些人豪不在乎。为了官僚先富起来，似乎可以罔顾一切。祖国破坏干净了，他们无所谓，大不了“移民”就是了。而百姓呢?他们大部份将死无葬身之地!”

　　[注4] 笔者2012年12月10日在《官僚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一文中指出过：“官僚制的显著特征是权力是关键词，官员的利益与权力的大小相联系。组织中的最高权力被人为地高度集中于首领手中，首领的权力又层层分授给下属。而首领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暴力征服。但表明上却托于天授君权，或民意的被代表，或全民票选授予。不过这都是用以掩饰真相的虚假托词，依靠暴力集中权力依然是权力高度集中于首领的真实原因。于是，整个组织都眼睛向上看，从下向上服从于最高权力。因而政府官员有恃无恐，可以炫耀权力，强调民众服从权力，对官员感恩戴德，感谢他们赐予的幸福;官员也就有理由拿权力换取私利，甚至公然要求权力与利益的挂钩制度化，按照官职的大小瓜分利益。服务制的显著特征是责任是关键词，管理者的利益与责任的大小，服务的优劣相联系。组织的最高权力自然地存在于人民大众的手中，执政党(企业组织则是董事会)汇集民意(企业组织则是汇集顾客、投资者和员工的意愿)，关注舆论走势和民间智囊的理论成果，形成组织治理的方略，通过民意代表机构的确认之后由民众所聘请的政府工作人员来执行，层层服务于下一级，最终服务于每一个国民。人民大众通过各种渠道监督管理机构的服务质量，随时罢免那些不称职的管理者，以维护人民大众的最高权力，维护全体民众的利益。人民大众最终以全民的武装力量来保障他们的权力与利益，维护宪法的权威，而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整个组织都眼睛向下看，从上向下提供服务。因此，政府服务人员讲服务，讲责任，而无以炫耀权力。政府服务员获得报酬的依据与普通民众一个样，是他们个人服务劳动的量与质，完成职责的好坏，而不是权力的大小。”

　　[注5] 笔者2013年11月20日在《市场机制和市场失效》一文中已经指出：“历史经验表明自由市场机制经常会失效的领域，最典型的莫过于行业和渠道垄断、投机性房地产和金融投机性泡沫。在这些领域，负反馈不存在，反而出现正反馈，它会放大最初的波动，价格不但不会向“自然价格”回归，反而会一路飙升，制造泡沫，直至泡沫破裂，陷入经济灾难。在“看不见的手”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情景下，“看得见的手”就必须进行有效的干预，保证资源的有效配置，防止出现经济灾难。完全把资源配置交给自由市场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理论。要走出自己的路来，中国的经济学者就必须鄙视拍马经济学，抛弃紧跟美国垄断资本跑龙套和拍官僚资本的马屁的伪经济学。转而认真总结一下历史经验，抓住市场何时负反馈起作用，何时正反馈起作用，在每一种市场机制失效的情景下，政府如何有效干预的关键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有了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才能引导中国经济能够有效利用市场这个工具，促使经济迅速、健康地发展，达到资源的利用最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和人民的普遍富裕的良性结果。”

　　[注6] 笔者2009年8月5日在《为什么我们创造不出足够的内需?》一文中指出：“改善市场经济结构，内外需兼顾，营造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在当前的经济结构下，中国市场的中小生产者在资金、资源和渠道垄断的控制之下，供应国内市场的多，获得的收益少，难以创造足够的需求。在技术低下人员素质低下的条件下，中小生产者供应国外市场的多，收益也小，难以创造足够的需求。本应由生产者获得的巨额收益落入了垄断者的手中，高度集中的财富形成不了足够的内需。在内需不足的市场结构之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就难以形成良性循环。这就是必须变革的不良现状。改革的要害在于限制垄断，保障公平竞争，以利于人力资源、资本和资源在分配中形成比较合理的分配比例，使占绝对多数的中小生产者拥有占多数的收益，形成足够的内需。从而也有能力改善对外供应的水准，获得合理的收益，进一步提高内需。使中国经济摆脱恶性循环，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以上分析，并非否定我国经济改革恢复市场的传统作用和引进国外先进经验的整个进程。恰恰相反，是在经济改革获得巨大成绩，我国经济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时所需要的冷静反思。也就是锦上添花，进一步完善经济结构，内外需兼顾，促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性讨论。当然人们也明白，进行这些经济结构的深化改革，其前提已经必须是进行政治改革。否则，深化的经济结构改革会因为伤害了某些官商勾结的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而遇到严重的阻力，使变革无法顺利进行。”

　　[注7] 笔者2013年1月11日在《厉以宁“改革红利”与“城镇化”理论极不靠谱》一文中指出过：“2012年12月17日北京日报《厉以宁：新三大红利正替代旧红利》：“我认为，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2012年12月18日中国企业家《厉以宁：中国发展到现在改革红利还没有用完》：厉以宁认为，“展望今后十年，第一个问题，发展优势的创造。现在经常流行这么一句话，中国发展到现在，红利已经用完了，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没有了，资源红利，土地越来越少了，第三改革红利，原有的改革措施，作用已经发挥完了。这就产生了一种悲观的情绪，所以很多企业家老在问，留在中国有没有前途这样一句话，向东南亚转移吧，向其它国家转移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它都有当时的优势，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的优势就没有了，但是重要的是发展优势在于创造，我们要创造新的优势。——为什么要搞“城镇化”呢?为了“替代旧的红利”。旧的红利用完了，土地占光了，房地产陷入困境，“资源红利”用完了;廉价劳动力没了，东莞等的代工暴利时代完结了，“人口红利”用完了;中小型国企卖得差不多了，大型国企人民大众又不让买了，官爷无处继续空手套白狼发横财了，私有化政策的“改革红利”用光了。那就必须寻找替代。用什么来替代呢?城镇化，也就是西方的农村城市化。把耕地给占了，土地有了(比以前还多)，廉价劳动力有了(六亿农民啊!可怕不?)这就是新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红利，其来源都是改革红利——城镇化改革。所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这是什么?就是为了官僚资本暴利，丧尽天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