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毕福剑事件的标志性意义

　　4月9日，央视星光大道著名主持人毕福剑就自己在一次饭局中唱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选段引发民间强烈不满一事，发出一条道歉微博：“我个人的言论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我感到非常自责和痛心。我诚恳向社会公众致以深深的歉意。我作为公众人物，一定严格要求，严于律己。”

　　虽然这条道歉微博可说是闪烁其词——比如只为“严重不良影响”道歉，而不为唱评的内容道歉(这似乎恰恰说明毕福剑在席间表演时并非无心之失，而是对唱评的内容进行了认真的考虑)——虽然表示要“严肃处理”的央视究竟如何处理的“靴子”迄今没有落地，但毕福剑的道歉和央视的表态本身就具有标志性意义：这是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以来，民间泛左翼群体(包括泛社会主义者、左翼民族主义者和左翼爱国者等)第一次凭借舆论的力量，迫使精英人士就事关毛泽东的政治言论作出道歉，同时迫使正式机构作出表态。这表明中国的社会舆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重大变化，对中国社会未来政治走向的影响不可估量。

　　官方为何对反毛言论持暧昧态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原社会主义阵营在冷战中的失败，泛右翼/自由派以冷战胜利者和历史终结者的双重姿态，逐渐在事实上掌控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界，主要是教育界、舆论界和文艺界，此后，一场持续近四十年的以诋毁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为目标的重写历史运动在中国全面展开。作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领袖和象征，毛泽东从政治成就到个人品德都受到了大规模的、耐心细致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

　　官方对这一运动的态度是暧昧的，这源于官方对毛泽东的态度也是暧昧的——一方面，对毛泽东的攻击，尤其是对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攻击，有助于论证改革开放以来路线的正确性，减少推行改革政策(比如国企改革及大规模下岗政策)的阻力，所以他们反毛言论装聋作哑。同时，急于获得美国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可的官方也不愿为曾致力于推动世界革命的毛泽东辩护，以免遭西方社会关于中国“改革倒退”的疑虑;另一方面，毛泽东毕竟是党、军队和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如果被正式否定必然会导致体制合法性的崩溃。

　　官方这种左右为难的心态导致了他们对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欲说还休、遮遮掩掩的态度：一方面，从不正式回应文化精英对毛泽东的“批判”;另一方面，在不得不表态时，低调地用行政手段以非政治的名义用幕后操作的方式“删除”一些过于露骨的言论。老实说，官方的这种态度实际上助长了对毛泽东的攻击，因为这刺激了小市民喜欢“揭秘”的心理，同时还使那些不了解历史、逆反心理严重的右翼愤青做出了“为什么不敢公开辩护?必有见不得人之处”的判断，攻击不受权力保护的毛泽东，反而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敢于挑战权力的正义感和崇高感，于是在网络上掀起了攻击毛泽东的竞赛，袁腾飞之流就成了这类竞赛的“弄潮儿”。

　　反毛舆论已呈再衰三竭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随着中情局参与策划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等反毛专著的出版，《炎黄春秋》、南方系媒体的倾情加入，以及茅于轼、袁腾飞之流的赤膊上阵，反毛舆论逐渐趋于高潮。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按照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在反毛的声音达到高潮之时，也正是其走向低潮之日，与此同时，民间的“毛泽东热”却如涌出地面的岩浆一样喷薄欲出，势不可挡。

　　反毛的势头走向衰竭的原因之一，是自由派文化精英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了大量谣言，由于在信息化时代，这些谣言很容易被戳破，所以这些谣言最后都成为“飞去来器”，击中了谣言制造者自己。另一个原因是这些文化精英在病态心理的驱使下，在谈论毛泽东时使用了大量侮辱性语言，如茅于轼的“强奸妇女无数”、袁腾飞的毛岸英被烧成“挂炉烤鸭”等，伤害了很多原本于政治无感的普通人的感情，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感。

　　九十年代中国社会心理的一大变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勃兴，自由派文化精英虽然一向主张“普世主义”、反对民族主义，但也敏锐和本能地利用这一趋势来反毛，比如在抗日问题、外蒙独立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的边境划界等问题上编造谣言反毛，试图把毛泽东抹黑成“卖国贼”。但问题在于，这些做法虽然能够影响少数缺乏专业知识的网民，但遮盖不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毛泽东是一个不世出的爱国者，近代以来，是毛泽东而不是任何其他什么政治人物把中华民族带出了“近代陷阱”，所以利用民族主义情绪反毛是不可能成功的。2012年9月18日当天，笔者在日本大使馆门前观看抗议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游行队伍，目睹了一排又一排游行队伍举着毛主席像从面前走过，深深的感到：一旦当中华民族遭遇某种危机，需要寻找一个人物来充当民族精神的象征时，非毛泽东莫属!任何其他政治人物的画像出现在这一场合都会显得很滑稽，甚至具有讽刺意味。

　　民间“毛泽东热”兴起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教育了许多人，尤其是大规模下岗政策推行以后，许多人恍然领悟到原来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其实并非错误，而仅仅是反映了他的远见;其二就是学术界“新左派”兴起之后，左翼学者对民众的不懈启蒙逐渐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民众所接受。如韩德强为毛泽东时代经济成就辩诬的文章《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在1999年刚问世时可谓空谷足音，今天已经是左翼民众的常识了。

　　民间舆论阻击毕福剑的重大意义

　　这次民间舆论对毕福剑的成功阻击，是民间左翼力量在争夺话语权、文化领导权方面所取得的一次小小的、但意义不可谓不重大的政治胜利，因为其具有“第一次”的性质!这和八十年代在“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行动中，“老左派”凭借体制的力量迫使某些知识精英检讨的意义完全不同。有道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毕福剑事件之后，中国的舆论场已悄然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新的结论和新的游戏规则，可谓换了人间!

　　“毕福剑事件”表明，反毛舆论的峰值已过，自由派文化精英将在这个问题上转取守势。原因很简单：既然在牢牢掌控文化领导权的过去三十多年里，在启蒙神话尚且没有破灭的情况下，都不能彻底、不可逆地否定毛泽东，那么在民间左翼开始觉醒并自觉参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美国神话已经开始破灭的今天，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就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一些自由派精英(如贺卫方)自欺欺人地将此归咎于档案没有“解密”，但实际上他们心知肚明：在他们掌控舆论主导权的这些年里，所有可能对毛泽东不利的档案，都已经“解密”了，一些完全不存在的档案(比如毛泽东收到共产国际三十亿金卢布的收条)也被发明出来，未来真的要解密档案，只会使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

　　“毕福剑事件”还表明，民间左翼强势参与中国社会“政治正确”构造的时代正在到来。“毕福剑事件”使很多自由派文化精英矫情地抱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但实际情况是，自体制的意识形态防线在九十年代全线崩溃之后，中国的主要问题不是没有言论自由，而是没有言论底线!这条底线就是中国社会缺乏类似西方社会的那种政治正确，或者只有“反向的政治正确”，体制失去了文化领导权的保护后，只能以警察的力量对付言论。而这次民间左翼对毕福剑的成功阻击，本质上既是一种“政治立法”行动，也是一种政治纠偏行动。以此为起点，“不能否定毛泽东”将逐渐会成为中国舆论场中新的政治正确，自由派精英在公开场合谈论毛泽东时，将不得不有所收敛，对毛泽东的侮辱性言论，将会逐渐萎缩为狭小的精英圈子里的私密言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的荼毒社会。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重墙。民间自发的维护毛泽东尊严的舆论的兴起，比使用权力或通过立法的方式维护毛泽东更令人兴奋!这表明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思想混乱之后，中国社会正日益变得成熟起来，也表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正在摆脱八十年代以来的失败主义情绪而逐步恢复(尽管是在一个很低的起点上)，这对中国的未来可能产生的积极影响不可估量。最新的消息说，毕福剑将离开他主持多年的星光大道，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但中华民族将有可能从此走上更加光明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要对毕福剑道一声谢。

　　2015年4月17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