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股市，危险的中国

　　朱明熙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导)

　　记得前些日子参加一个聚会，席间主要话题就是谈论当下最热门的话题：股市，谁谁谁从股市上赚了多少钱，哪几只股票最可能赚大钱，甚至有人激动地说，这是百年未遇的一次发财的大好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会一辈子当穷光蛋，等等。有人问我的看法，我说现在的股市太疯狂太不可思议了，一些基本面很差的垃圾股稍稍包装一下，换个名字，炒作一下题材，甚至停牌一下，然后就会一个筋斗翻入云端，涨几倍甚至几十倍，整个股市进入癫狂状态。而且，更主要的是经济的基本面不大好，股市又能够好到哪里去呢?除了短期的炒作、投机和赌博，一时的虚假的繁荣以外，它又能持续多久呢?这样的股市不进也罢，进了的还是早日抽身出来落袋为安最好。有朋友对我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讲，这是中央正在下的一盘大棋，只要国企和大企的资金困境没有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没有减轻，银行的呆坏账没有减少，这个股市就还会一直涨下去。所以，你的担心纯属是杞人忧天。

　　对此，我只有默然。我不知道世界上迄今为止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有效地一直掌控股市的?如果有的话，远的不说，就说近的，那就不可能出现08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日本就不会出现90年代以来的20年的经济停滞，也不会出现90年代发生的东南亚、俄罗斯、拉美等的金融危机。经济调节政府都尚感吃力，更何况是桀骜不驯不听招呼的股市了。而最终结果只能是 “人算不如天算”、“形势比人强”。在人们自以为得计，稳操胜券之时，恐怕就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之日”。

　　对此，我也不大相信，我不相信中央会如此愚蠢和颟顸，心地会如此阴暗和险恶。因为，我不相信中央会不遵天道出此下策，把国企、大企以及地方政府、银行的烂账坏账转嫁给广大老百姓接盘，通过掠夺众多股民，尤其是本钱很少的大多数股民的血汗钱，来弥补国企、大企以及地方政府、银行的亏空。

　　因为，我不相信国企、大企、银行们会把通过股市筹集的资金用于扩大投资发展实体经济。主要原因是，目前的股市那么赚钱，而且是赚快钱，而且是轻轻松松就赚钱，而做实业，由于现阶段的大量的产能过剩，利润微薄，而且非常辛苦的情况下，逐利本性的资本怎么可能会傻乎乎地弃肥肉而啃骨头，心甘情愿地充当“雷锋”呢?

　　因为，我不相信中央会愚蠢到不知道股市不仅不是也从来不是为民众增加财富的机会，反而是搜刮民脂民膏，喂肥极少数大资本的“绞肉机”，问题严重时，它甚至会成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革命的导火线。

　　因为，我不相信中央会颟顸到不知道股市不仅不会拯救衰落的实体经济，反而会在暴利的诱惑下大量资金流入股市而使实体经济的贷款难的问题更加恶化，实体经济发展更加困难。

　　更为严重的是，疯狂的股市会把人心搞乱，使人们丧失理智，只想轻轻松松赚快钱赚大钱，不想再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恪尽职守，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致富，而只想通过投机赌博和好运气一夜暴富。试问，天下有这样的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富强起来的吗?天下有这样的国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使广大民众富裕起来的吗?如果大家都是这样的话，试问，稳增长、调结构、经济转型、创业创新、 “中国梦”又如何实现呢?总而言之，我不相信中央会如此愚蠢和颟顸，心地会如此阴暗和险恶。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中国危矣，老百姓危矣!

　　从出口看资本主义内在矛盾

　　叶劲松

　　(四川高校教师)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时时都在起作用。这矛盾不是特色社会主义能掩盖的，也不是顶层设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之类的话语能压住的。这个矛盾尖锐化而必将产生的经济增长下滑乃至产生生产过剩危机，也不是这些话语能阻挡的。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对外贸易中也有充分表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的贪婪，资本间竞争，使资本扩大生产规模。而资本对劳动的剝削，使劳动群众购买力增长很有限(不少群众甚至负增长)。因此，资本主义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亿万劳动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之间的生产过剩矛盾，是国内市场上商品生产增长受到限制的根本原因。放任自流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作用(即放任资本家)，加剧了这种困难。

　　但现代资本主义大工业企业(或所谓科技企业)不安于缩减生产，不安于限制销售规模。国内市场不能容纳其生产能力，加强了大资本主义企业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自由贸易、全球化等的讲述，都不过是掩饰资本主义内在深刻矛盾，掩饰这种依赖的说词)。囯外的苹果、三星是这样，中国的资本主义企业也是这样。中国国内市场的容量越来越不能满足企业，企业对国外市场的扩张行为便愈加不可遏制，它们企图在国内外销售的产品便越多。

　　最近媒体报道“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某人获某设备出口第一推销员”;“一带一路”等等。这些都表现了企图用增大出口来缓解国内市场对生产发展的制约。这也表明，企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增大出口(而不是用社会主义的路径)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出口，主要是出口换汇进口滿足国内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即真正是国际范围的商品交换，不是为了占据国外市场。因为消灭了资本主义剝削并实行计划经济，不会产生内需不足而产生的生产过剩，不需要大肆出口来解决内需不足而产生的生产过剩。

　　可是，对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国外市场的地方，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却是国内市场，这些地方已经被这些国家的垄断资本所支配。所以，增大出口以占据国外市场的障碍也格外加强。结果，各国资本主义企业争夺销售市场的斗争就不断尖锐化起来。世界上一方大谈自由贸易、全球化，另一方以高关税(现在更多是反倾销等)来对付——当然，也可能一方在大谈自由贸易时，又大搞反倾销。这就是争夺销售市场斗争不断尖锐化的表现。

　　中新网2015年6月8日电：“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消息……5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1.97万亿元，下降9.7%。其中，出口1.17万亿元，下降2.8%，……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9.47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同)下降7.8%。其中，出口5.4万亿元，增长0.8%;进口4.07万亿元，下降17.2%;贸易顺差1.33万亿元，扩大2倍。”

　　这既显示中国的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也显示了资本主义国家间争夺销售市场斗争的尖锐化。尤其在欧盟和日本都以欧元和日元对美元大幅贬值来增加出口以实现经济复苏情况下。

　　今年前5个月，我国对欧盟出口8465.3亿元，下降2.2%;自欧盟进口5233.3亿元，下降14.1%;同期，对日本出口3375.4亿元，下降11.3%;自日本进口3513.7亿元，下降11.2%。从欧盟、日本的进口，以人民币计价有较大下降。但考虑到欧元和日元对人民币大幅贬值(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稳定，欧元对人民币汇率从2014年初到今年初一年时间里跌幅超过20%，“2012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100日元兑人民币已经从7.5元下跌至现在的5元，跌幅超过30%。”)，如以欧元(或日元)计价，从欧盟、日本的进口应该有小幅增长。即我国对欧、日出口以本币计价有所下降，欧盟、日本对华出口以各自本币计价是略有增长。

　　当然，可能有人会说，这几个月的出口数据不太好并不代表以后出口就一直不太好。是的，以后出口可能会有改善。但在西方竞相扩大出口以缓解生产过剩的上百年历史中，哪一个西方国家摆脱了生产过剩危机?沒有!因此，在既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状况下，企图用加大出口来摆脱生产过剩危机，注定要失败。当年马歇尓计划带动的出口不能消灭美国的生产过剩危机，现在的一带一路计划带动的出口也不能消灭我国的生产过剩危机。依靠资本主义的“顶层设计”都不能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最多只能延缓这危机)，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能消灭生产过剩危机，保证经济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三种主义、二种前景与正确选择

　　戚桂锋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教师，博士，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向新常态转变的阵痛期，只有站在“主义”的高度才能看清为何转变、向哪转变、怎样转变，从而科学界定和构建中国经济马克思主义新常态。毋庸讳言，上世纪90年代以来，站在“主义”的高度审视中国经济改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三种主义了，且上述排序准确反映了实际影响力的大小。三种主义博弈的结果，就是把中国经济带入了内需不足、生产过剩的深水区。破解中国经济改革难题，走出深水区，构建新常态的关键，仍然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种主义。

　　(1)新自由主义。上世纪80年代初，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它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与政治和文化上的去科学社会主义化、去马克思主义化、去共产党化相互配合，形成完整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力量的推动下深刻改变了世界。从上世纪90年代始，在内外颠覆势力的配合下，新自由主义引入我国并严重误导了经济改革，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我国经济的所有制结构乃至基本经济制度发生了向着资本主义调整的重大演变，造成了近十多年来我国基尼系数均超过0.4国际警戒线的贫富差距，成为中国一切问题和矛盾的总根源。

　　(2)凯恩斯主义。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适应资本主义大危机时期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它在经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私企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化，其本质是更好地发挥国家这个理想总资本家的作用，把危机转嫁给老百姓，为资本集团服务。因而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实践上，根本不可能拯救资本主义于危机之中，只能掩盖和造成更大的危机，最终还是靠二战转嫁了危机。2008年前后，受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叠加的双重影响，我国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内需不足和生产过剩，被虚假包装的凯恩斯主义乘虚而入，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按照如上分析，凯恩斯主义不但不能解决而且会加剧我国内需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问题，而且为西方输送了利益，为新自由主义彻底私有化国企提供了借口。

　　(3)马克思主义。《宣言》发表167年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的科学性得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理论和实践的充分验证，社会主义国家遵照她进行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成就;反之，则蒙受重大损失甚至招致亡党亡国。当前，按照马克思主义深化改革，构建中国经济新常态，则问题和矛盾会迎刃而解。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转方式”，就是转变新自由主义或凯恩斯主义这些正将中国经济导向资本主义的落后发展方式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先进经济发展方式。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的调结构，就是按照宪法关于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和要求，以调整所有制结构、完善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抓手和切入点，以此带动分配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在扩大生产条件下，实现两大部类的动态平衡中发展中国经济。如此以来，困扰中国经济的内需不足就解决了，生产相对过剩就消除了，中国经济就进入可持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唯一正确的选择。随着经济基础的调整和巩固，上层建筑也会越来越牢固，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越来越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一定能变成现实。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的前途仍在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三种主义，如果任由西方忽悠，任由同属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误导改革，中国经济前景一定会在黯淡中走向绝路，而在实践和比较中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新常态，则中国经济矛盾迎刃而解，前途一片光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化解危机，还是制造危机？

　　刘明国

　　(贵州财经大学，博士，教授)

　　很早就有人高喊“狼来了”，但是总被人说成是美帝试图做空中国而故意制造的恐慌。中国经济虽然步入新常态，但依然在艰难地向前航行。于是乎，高唱赞歌的人就出来了，再过多少多少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自欺欺人罢了。

　　那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究竟如何呢?准确的判断是什么呢?“狼”其实早已来了，而且在不断的吞噬中国这只肥羊，只不过，这只肥羊实在太大，尚未能完全吞下去而已。

　　改开以来，崇尚私有化自由化的精英，打着“效率优先”、“发展(实为GDP增长)是硬道理”的旗号，制造出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公平和相对贫困，以及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群体之间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实体经济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下降);打着开放的旗号，不断地向往输送国家利益(实物出口)、不断地引狼入室控制中国经济(引进外国资本)。

　　1995年我国就出现了工业产品的相对过剩。1996年经济软着陆后，经济增长面临内需不足(实为资本主义所必然遭遇的相对过剩经济危机)，凯恩斯主义开始盛行。同时，死不悔改的崇尚西方新古典主义的精英，还采取了种种所谓的拉动内需的市场化政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商品化。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之所必需，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了国人头上，毛泽东时代辛苦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福利基础就此被瓦解。虽然经济高速增长，但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悖论出现了。这说明，这种增长本身就是非正义的——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增长。

　　长时期实行寅吃卯粮的凯恩斯主义政策，结果只必然是：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模式，必然在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崩溃，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新形式。

　　中国的金融系统正在加速恶化，若干县级财政事实上已经破产。金融私有化、利率市场化，股市和房地产泡沫化、公司上市欺骗化，这不是在强化金融系统的稳定，而是在加速摧毁金融系统。政府也不得不出卖国有资产来缓解债务，这岂是长久之计?岂能化解危机?

　　曾经被鼓吹为私有化市场化工业化明星的东南亚国家(地区)和拉美国家，在上个世纪，先是被美帝用美元骗走了实物财富，后通过金融危机又把美元掠走(还有骗去购买美国债券等措施回流美元)，进而完成新型殖民掠夺，至今历历在目。只要略加比较，就可知——我们不是在努力规避和化解危机，而是在努力制造危机，或者说为危机的到来有条不紊地创造条件——首先放外国资本进来(人民币汇率贬值可让其换得更多人民币，2005年以前如此)，然后通过凯恩斯主义放出大量货币制造泡沫经济，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困境，结果外国资本在房地产泡沫、在股市泡沫中赚的盆满钵满，现在是加快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那外国资本就高唱凯歌而去了。

　　保守估计，中国的外国资本在15万亿人民币以上，规模如此巨大的资金快速从中撤走，股市等资产价格暴跌，人民币汇率暴跌与贬值预期强化，社会恐慌、银行风险积聚就是必然趋势，如果引爆金融危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将受到极大削弱! 如果缺乏危机意识，等待我们的将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全方位的动荡与不安。这就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

　　关键时刻还是凯恩斯好使

　　鲁保林

　　(贵州财经大学，博士，副教授)

　　2015年5月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一个学习班，有幸在首都呆了10天。或许算我运气好，那段时间除了觉得北京的气温高一些，并未觉得空气有多么差，可怕的雾霾也未遇到，白天蓝天白云，晚上还有月亮。蓝天白云月亮与当前经济形势有什么关联呢?直到6月初，看到国家统计局发布的5月份经济数据和网上的一些评论，我才把这两件看似不相及的事联系起来。

　　蓝天白云月亮究竟是说明污染治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还是说明中国经济的下滑程度比较严重?看到5月份的数据，我更倾向于后者。正是由于经济疲软，通缩加剧，能源的使用减缓了，开工率降低了，向大气中排放的废气减少了。

　　环境好了，经济数据却低于市场的整体预期。不难发现，总理为此很着急，在6月初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总理再放狠话说“一些地方钱拨下去了，再迟迟不开工，我们就要依法把那些趴在账上多年的财政拨款收回来，调到那些中央已经确定的重点项目上去，调给那些想干事、能干事的地方去!”

　　可见，经济形势的严峻程度已经超出了政府的容忍度。在增长压力下，一向很有定力的总理这次坐不住了。有趣的是，常常把“简政放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视为己任的政府，最终发现：关键时刻还是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好使。

　　两年前，不少人把“总理经济学”与供给主义经济学联系起来。例如，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戴国强在某次论坛上说，“克强经济学”实际上还是一个共赢经济学，或者叫供给经济学。实际上，供给经济学的名声并不好，其核心观点不过是“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翻版。尽管“萨伊定律”早就被马克思批臭了，但是上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提出的政策主张，诸如减税、减少政府干预、削减社会福利等，仍然俘获了那些面对 “滞涨”危机一筹莫展的西方政客。不过，19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人们才把供给学派的真面目以及供给主义的内在缺陷看得越来越清楚。

　　与不少学者看到的“新供给”不足相反，笔者看到的却是需求不足，中国的经济发展格局极度不平衡，“新供给”不足的背后是广大普通居民的基本需求还未得到满足。尤其是对于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地区以及大多数低收入者来说，如果他们的收入水平能够真正得到改善，即便是针对衣、食、住、行等的“老供给”仍有很大的开发空间。显而易见，解决中国问题不能简单复制供给学派提供的改革思路，必须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否则，我们也会重蹈欧美的覆辙。

　　“新常态”应打破利益关系“反常态”

　　易淼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博士，讲师)

　　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研判，需要我们正确把握“新常态”。常态是“统一体的相对的平衡”(冯友兰,1982)，新常态则要求如何形成新的相对平衡。当前新常态最重要的表征是经济增长降档，从过去10%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降到当前7%的新档位。但是，经济增速降档并不意味着新的相对平衡就能形成。要想做到适应新常态，首先要迈进新常态，这就要求必须消除在旧常态中生成的，反过来使得旧常态无法持续的制约因素。那么，这个制约因素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利益格局的“反常态”，是利益失衡。

　　在公平面前，利益是本质;但是，在经济关系面前，利益只是现象(赵磊,2015)。利益失衡的背后，是经济关系的失衡，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强弱悬殊。面对经济下滑，我们一直在谈“内需不足”、“人口红利丧失”、“技术进步乏力”等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可以放在利益失衡的语境下予以理解：

　　(1)内需靠的是人民群众的购买能力，但是人民群众处于“节源开流”的局面——不断高涨的住房等支出，背后充斥着资本的利益，一下子掏走老百姓原本就不高的收入的大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内需不足必然出现。

　　(2)“人口红利”丧失的背面，是资本的强势剥削。大部分的劳动者在低端的生产链上被粗暴地压榨，在高负荷的岗位上过度劳动，丧失了自我提升和发展的精力和动力。国家主人翁们只有把自己当做廉价品，交给资本和市场，“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马克思，1867)。

　　(3)对外，过去讲“用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没了技术也没捞到多少，许多利益白白输送给了外资。对内，我们说激发资本的创造力，结果国内资本主要把自己的“创造力”用在如何更好地剥削劳动者上去了。低廉的劳动力成为中国老板们的“定心丸”，使得中国老板们缺乏技术革新的动力。还有一些私人资本通过剥削加快积累，并购海外企业提升技术，这体现的不是创新能力，而是“剥削能力”。

　　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将充满着变数。我认为，当前迈向新常态的时期具有很强的过渡性色彩。这反映在中国经济既有实现稳定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又有滑向更低增长水平的可能。而且，在我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比较大。最终会是哪种可能，关键是取决于能否从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层面，消除旧常态的制约性因素。比如：

　　——内需不足不仅是分配层面的问题，而且是所有制层面的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发挥出应有作用来予以解决。

　　——人口红利丧失的问题，绝非“延退”、“二胎”等治标政策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回到经济关系层面，尊重劳动，提高就业质量，促进劳动者全面发展。显然，在这方面，公有经济相较私营经济而言，有天然的优势。

　　——另外，技术进步同样需要依靠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发展，这几年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国际上拿得出手的高铁、重装备等技术和项目，主要靠的还是公有经济。

　　总之，在经济关系特别是所有制层面进行科学调整，做大做强公有经济并使其名副其实，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良性发展。

　　但是，这些年来，我国所有制层面的调整已经出现了并不正常的“棘轮效应”——“国退民进”容易;反过来“国进民退”非常难，甚至连谈一谈做大做强公有经济都会被批为“开倒车”、“反改革”。其实，这不过是私人资本自我膨胀、不断强化、不愿让步的表现。因此，中国迈向新常态，必将遭到这个在旧常态中不断壮大的既得利益的极大阻碍。这也正是我担忧未来中国经济将可能滑向更低增长水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