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媒体的公信力为何越来越差？

　　曾几何时，中国老百姓经常说一句话：报纸上都说了，还能有错?如今，报纸、杂志等传统媒体真的经常犯错。某些媒体人以类似黑社会的方式涉嫌敲诈勒索而被法办，这类新闻已经引不起多大的轰动。因为，传统媒体的风头已经过去，风光已经不再，网络媒体、自媒体声势浩大地席卷而来。博客时代已经开始出现乱象，到了微博时代、微信时代，可谓乱象丛生。剧情反转、反转、再反转已成家常便饭，媒体受众一次次成为被戏耍的猴子。被网络媒体瞬间感动的眼泪已经无比廉价。冷眼旁观，让子弹久久地飞，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今天谁还能像过去那么说：媒体上说得还能有假?这样的人的确还有，他们大都是上了点年纪的，或者对新媒体不太了解的，还抱着原先对于媒体的高度信任感。于是，他们成为网络诈骗最喜爱的对象，他们也成为自己陈旧观念的受害者。

　　如今，对于媒体，还能信一半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米国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感已经只剩三分之一左右。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媒体私有化、商业化。中国老话说：无奸不商，无商不奸。也许说得过分了点，但本质上没有错。媒体以赚钱为第一原则，自然就将其他原则放在一边。有人也许会说米国对商业行为的监督有一套完整的制度。笼统、马马虎虎地也说得过去。但事实上，米国制度对于媒体的监督是最弱的。例如，米国的反垄断、反托拉斯法对于媒体基本没有作用，米国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唯一具有豁免权的。再如，米国法律已经不允许使用童工，但是，媒体还可以变相地使用童工，例如，雇佣中学生送报纸、收报费。所以，米国媒体的私有化、商业化是媒体失去民众信任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媒体商业化早已伴随“向米国先进制度学习”而进入中国。也就是说，当年中国老百姓信任报纸，是因为信任政府。如今老百姓不信任媒体，是因为不信任商人，而米国媒体商人的立身原则就是批评政府。于是乱套了。别说米国商人比中国商人优秀，安然、世通、安达信等丑闻多了。没有更多地揭发出来，就是因为米国媒体是私人所有的，商业利益一致而已。

　　人们说记者是无冕之王，媒体是第四权力。人们还说：没有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那么，谁来监督私有化、商业化的媒体?所谓第四权力，也就是说媒体是一种公权力，那么，这种公权力完全掌握在私人手中能有公信力吗?谁来把私有化媒体的公权力关在笼子里?既然是公权力，按照米国的民主制度，为何媒体老板、记者不是民众选举的?既然不是民主制度选举的，将公权力掌握在少数垄断资本手中，这是否应该算窃取民众权利?当媒体因为私有化、商业化而失去民众信任后，为了吸引民众，媒体只能借助宗教手段诉诸情感，而不在乎真相。这个道理就同对明星的偶像崇拜一样。于是煽情成为媒体生存的手段。这一系列现象如今都已在中国出现，幸好还不那么彻底，幸好中国还有一些不甘心，还有一些抵抗，否则，媒体变得像台湾地区那样成天信口雌黄，不会很遥远。

　　米国人已在反思他们的媒体制度，我们是否应该比他们反思得更深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