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别了，马克思？

　　别了,马克思?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作者按：这是我在1998年8月，发表在《真理的追求》的一篇文章。前天，有朋友看了拙文《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宾》后，知道我之前写过这篇文章。于是他问我：“能不能把这篇文章挂在博客上，让80、90、00后的年青人也看看?他们最应该接受一点起码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这个建议很好。今天看起来，《别了，马克思?》的诸多观点有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甚至有错误认识也在所难免。然而，在当时“市场化改革”如日中天、“下岗分流”如火如荼、“市场经济神圣地位”不可置疑的语境下，笔者的认识已经属于大逆不道了，以至于只有《真理的追求》这类“反潮流”的刊物，才敢登出这类不合时宜的文章(《真理的追求》因为发表这类文章，最后也被和谐了)。下面我把《别了，马克思?》挂出来，以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写这个题目，在今天以不谈“主义”为时髦的学术氛围中，多半是不识时务的。然而这个题目已折磨了我很久，出于学术良心，与其说违心话(或不说话)而继续痛苦，不如一吐为快。于是有了以下一些未必中庸的片段。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一

　　理论的力量并非在于它是由谁提出来的，而是在于它对已知世界的解释能力和对未知世界的预测能力。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就在于他的理论的力量。对此我深信不疑。而这个“不疑”却来之不易。

　　如果追根溯源，50年代出身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应当自儿童时就开始了。但坦率地讲，那时的我对马克思所讲的“道理”，从未认真思考过(也没有能力去思考)。如果说那时的我相信马克思，乃是因为他的主张崇高(如今有人对“崇高”弃之如敝屣，认为“斤斤计较”才是人的天性——对这种人性论，我不敢妄加评论。但从马克思的主张中所凸显出的崇高人格力量，我至今深以为然)。在大学读经济学专业后，我系统地学习了《资本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的其它学说)，开始认真地比较、思考其中的“道理”。不过,思考的结果也只是对马克思严谨的逻辑钦佩而已，至于他所分析的商品世界的真实面目，我仍然一知半解。

　　有幸的是，改革开放20年来，市场经济的实践不仅让我亲身体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跃迁，而且也使我有机会检验马克思的理论。尽管20年来,马克思的理论似乎在我们这个商品社会的发展中有日益“淡出”的趋向，但我却从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如果不带任何偏见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和运行规律，即使是在我们今天身处其中的市场经济中，其理论的深刻性和解释力也依然不减当年(比如，我们可以从“生产过剩”、“失业的必然性”、“竞争与分化”等大量经济现象中感受到这一点)。我不懂，既然当今的现实生活已然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将她贬得一钱不值?

　　从崇拜马克思到粪土马克思，这种难以“一以贯之”的“话语转换”是否都是出于科学的真诚，我深表怀疑。

　　二

　　黑格尔说过，“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话反对来讲就是：不存在的就是不合理的。如果这句名言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一种思维定势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今天日益“淡出”的理由或许在于：既然我们否定了计划经济、发展了多种所有制、承认了按要素分配，那么，马克思昔日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的几个特征(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 ，在今天就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一个“已不是那么回事”的理论，在现实存在中还有什么“合理性”可言呢?

　　如果撇开我国市场经济前面的定语“社会主义”不谈(有些经济学家很不喜欢这个定语) ，则实践中正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确已“不完全是那么回事”了。但如果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的“合理性”，未免过于自负(前不久,我国一位著名艺术家在香港某杂志“评说”马克思，除了通篇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市井漫骂非常专业外，其它方面均需扫盲)。

　　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就必然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以资本主义社会为考察对象，深刻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固有的“不合理性”(比如商业周期的根源、失业的根源、两极分化的根源等等)。有趣的是，尽管我国理论界正在大讲“过剩”比“短缺”好，失业比终身就业好，收入差距拉大比平均主义好，但已经有了这么多“好处”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开始懂得，如果市场经济没有这些“好处”，那该多好啊!遗憾的是，今天又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真正克服了这些问题?

　　失业和两极分化克服了吗?在物质财富普遍“过剩”的今天，劳动阶级的绝对贫困似已成为历史，但日益加深的两极分化就连官方机构也不再否认(我对我曾经相信过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而感到惭愧) ，更遑论两位数的失业率。

　　商业周期消失了吗?在一些经济学家高呼“新经济时代”已经来临的今天，东南亚金融危机却正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东奔西突。一时间，国内外经济学家纷纷对这场危机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但似乎都忘了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去探寻危机的根源。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所言：“照金融报刊的说法，似乎亚洲的金融市场更开放，即更‘透明’，危机就不会发生;而亚洲人的观点则是，如果他们的市场对外国投资和外国影响更封闭一些，危机就不会发生。这两种看法都错了。”(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8年第2期)虽然瑟罗没有直说这两种观点错在何处，但他悲观地认为经济崩溃是难以避免的。瑟罗的悲观并非没有道理：“透明”也好，“封闭”也罢，只要是市场经济，你就注定要受其内在周期规律的支配——“透明”或“封闭”只是使危机的范围、程度不同而已。至于这类危机的发生是否历史偶然，我们最好还是走着瞧吧。

　　其实,早在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已正确地揭示了上述问题的根源所在，尽管他开出的药方在他的传人的实践中并未取得理想效果。当然，马克思的结论并非都是“不刊之论”，但是，一个正确找到了资本主义癌细胞基因的医生，就因为他开出的药方因种种原因，尚未奏效，就断定他误诊了吗?

　　三

　　马克思的诊断没有错，马克思开出的药方在原则上也并没有错。比如对于市场经济中的两极分化问题，不少经济学家开出了税收、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治理药方。我不否认，在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内，这些药方充分显示出了人类的智慧,而且对现实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然而，如果本着对真理的“较真”进一步追问：这些药方真能根除两级分化吗?结论恐怕只能是“不能”——尽管这些药方可以程度不同地缓和分化的速度，尽管有药方总比没药方强。

　　马克思是诚实的，他不仅正确地看到这些药方的局限，而且开出了“消灭私有制”这样一个能够真正根除两极分化的药方。然而，为什么马克思的药方在今天并未能够完全取代其它的药方呢?其所以如此，原因并非药方的过错，而是在于药方赖以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尚未充分具备。这个基本条件就是马克思一再强调、我们已耳熟能详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基本条件说明了两个问题:：(1)虽然资本主义社会无力根治自身制度上的固疾，但在现有的物质条件下，这种制度选择即使不是最优的，也不是最劣的。对这种制度的变革和替代，只能在物质条件更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成为现实。这一点，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乌托邦的本质区别所在。(2)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是必要的，这场变革不仅是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弊端的纠正，而且也是在为根治资本主义制度固疾创造物质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世界上业已出现的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已经为这一物质条件的创造展示了良好的前景)。

　　现实中存在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现实中存在的并非是永恒的。否则，历史怎样变化?人类如何进步?社会岂能发展?恩格斯说得好：“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我们不能因为明天而否定今天;我们也不能因为今天而否定明天。

　　四

　　我们今天一再强调，老祖宗丢不得，丢了就要亡党、亡国;但现实明摆着：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00多年前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当然应当不断发展。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改革究竟给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多大的生存空间?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究竟能不能、能在多大程度上来用指导我们的市场取向改革?

　　市场经济要求发展多种所有制，马克思主张公有制;市场经济要求市场配置资源，马克思主张计划配置资源;市场经济要求按要素分配物质财富，马克思主张按劳分配物质财富……。马克思的主张似乎处处都与市场经济“过不去”。的确，马克思在谈到市场经济时，其价值判断多含贬义。我们对此不必讳言。但是，人们大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与市场经济“过不去”的是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而并不是市场经济的历史进步性。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分析中，我们可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性批判是针对其固有的弊端而言的，而对其所促成的生产力巨大发展的作用以及对人类历史的革命性进步意义，则给予了极高的肯定性评价(《共产党宣言》对此有过相当经典的论述)。不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都是“比较”而言的。这种“比较”表明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两难困境”的严肃思考态度(比之我们今天某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轻率作法，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评价，显然要严谨得多、客观得多)。

　　人类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两难困境”的历史。不要忘了，我们既然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难免会不同程度地遭遇“生产过剩”、失业与通胀的麻烦;我们既然要发展多种所有制，就不可能迥避剥削的存在;我们既然必须按要素分配物质财富，就肯定会面临收入差距拉大的难题。总之，我们在尽情享受市场经济的丰硕成果时，不要忽略了我们为此必须付出的代价(且应努力减少这种代价)。提这个醒并不是要“因咽废食”，而是要说明：任何事物总有“两难”，我们在看到好的“这一面”时，也应清醒地承认不好的“那一面”。我想，马克思主义对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改革的指导意义,恰恰也正在这里。也许有人会说：多此一举。西方当代的市场经济理论不是也看到了市场经济的“那一面”吗?然也。但是，迄今为止，在有关市场经济“那一面”的分析中，有哪一种经济理论能比马克思的分析更本质、更精辟?

　　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具有着自身的历史优越性。如今，这种优越性不仅早已是我国经济学入门教材中的ABC ，而且20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也使人们对此坚信不疑。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毕竟与其局限性同在。如果说过去我们闭眼不承认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愚昧的话，那么今天我们睁眼不承认其局限性同样是无知。遗憾的是，现实中的确有人从一个极端跳将过来，摇身一变，由过去的一味批判“转轨”为一味歌颂，重演那首“就是好，就是好”的著名歌曲，只是变换了歌颂的对象而已。有人也谈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不过其精心推论只是为了证明一个道理：这些局限性外在于市场经济。倘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只是处在这样一种水平上，那么我们的思维方式就还是在一个平面上推磨，仍无多大长进。

　　五

　　前不久西方若干著名人士向世界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真的终结了吗?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少学者指出：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压力”下，资本主义社会才不得不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调整自身，以至于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那个“野蛮”的资本主义，如今早已被修正得面目全非了。的确，倘若没马克思主义，今天的资本主义恐怕要黑暗得多，野蛮得多。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中，俄罗斯的全面私有化结果如何?有人告诉我们应当把眼光放长远一点，隧道尽头是光明——但若用经济学的专业指标来衡量这个有着“光明”尽头的漫长隧道，最好还是免开尊口吧。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且不说我们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从多数人始终都对全面“私有化”保持戒心这一点来看，就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未“终结”。

　　有人认为“终结”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休克疗法”或“渐进改革”与“路径依赖”有关，最终目标是一致的。我看未见得。中国的多数人之所以会有如此“戒心”，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情结所致。个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一个近1 3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完全推行资本主义那种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其结果恐怕不会出现有些人所预期的“美国式”发达国家，倒是极有可能产出一种最反动的官僚资本主义。如此“戒心”并非杞人忧天。面对当前改制中出现的种种不良做法(在今日改制的浪潮中，掌勺的私分大锅饭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就连一些激进的改革思想家也发出了如下警告：不应纠缠姓社姓资的问题，但总不能不讲公正吧!勿让不公正的“竞争”导致反竞争的公正!如果当年的农村改革宣布全村土地转为队长或书记的私人庄园，农民能接受这样的“市场经济”吗?

　　产权重组、抓大放小是必要的，但不等于就可以听任少数人肆无忌惮地无偿掠夺公有资产。这种无偿掠夺之所以是不公正的，就在于它极大地损害了大多数劳动者的根本利益(不能想像一个损害了大多数劳动者根本利益的做法,能够产生什么样的积极意义)。这种掠夺或许会被人们所承认、习惯，但它决不会被历史认可。这种不公正的掠夺就好似一颗潜在的炸弹，它在现实中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让历史来否定它!

　　我们的经济学不是已经区分了流动与流失吗?换言之，流动是必然的调整，但流失却是人为的失误。既然失误是“人为的”，就应当对此有所作为，且能够有所作为。明知不可为却偏要为之，是迂腐;明知可为却不为之或不认真为之，是犯罪;明知应当为而故意不为之，就只能是别有用心了。

　　不久前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撰文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12亿人口的政府，并非仅仅是7500万国有企业职工的政府。”我国政府当然是全国人民的政府，但我不明白：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把7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与全国人民对立起来，难道这7500万国有企业职工仅仅是中国的“一小撮”?至于这位经济学家此话背后的弦外之音，我们不说也罢。好在这位经济学家还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12亿人口的政府”，而不是只为少数“大款”谋利益的政府。否则的话，我们离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日子，也就真的不远了。

　　别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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