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 印度洋与中国政策——目标：2049（全文发布）

 印度洋与中国政策

——目标：2049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全文近十一万字，本文曾以《印度洋长策：目标2049》刊发于《学术前沿》2014年10月上（总第59期），后以《印度洋与中国政策——目标：2049》为题收录于张文木：《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缘政治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目录

一、世界海权体系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一）“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二）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

（三）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的地带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

（二）印度洋成为大国争夺焦点

（三）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国政治的汇合与转折地

（一）历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变动最先传导到印度洋

（二）印度洋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

四、“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尼赫鲁忧虑的是后一种结局

（一）地缘政治学说对尼赫鲁的影响

（二）尼赫鲁主政时的印度外交战略

（三）尼赫鲁的悲观判断被部分应验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

（一）版图由东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

（二）俄罗斯和英国在大陆均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理论总结

（三）“均势”理论对世界版图的影响

（四）中国革命的胜利阻止了亚洲地缘政治欧洲化的进程

（五）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六）印度洋将是拖垮美国的不归死地

六、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地缘政治板块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

（一）欧洲人还要重返印度洋和远东

（二）张伯伦的政治遗产与丘吉尔的悔悟

（三）撒彻尔、默克尔要为欧洲扳回乾坤

（四）欧亚大陆的力量挤压及其对印度洋的影响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

（五）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八、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三）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四）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联动作用

（五）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与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一）基于“资本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世界格局

（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1．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

2．“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三）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内容提要] 印度洋是古今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必然要关注但进入后其结局都不好的区域。一般说来，控制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要么崛起，要么灭亡。但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都是不好的，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行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守中持重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欧洲当为欧洲人民的欧洲，美洲当为美洲人民的美洲，亚洲自然也是亚洲人民的。中国未来应当在“一截遗欧，一截赠美”的愿景中为自己也为亚洲争取到“一截还东国”的前途。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节制性地运用国力既是保持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也是中国几千年屹立不倒的智慧所在。中国坚守“地区性守成”的政策既可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迫感，也会让中国避免在印度洋地区不恰当地透支国力并由此保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 

印度洋是古今大国争夺世界霸权必然要关注但进入后其结局都不好的区域。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1]，围绕“两个一百年” 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的宏伟蓝图，研究并提出时限于2049年的中国印度洋的政策构想，对于中国平稳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是有益的。

一、世界海权体系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概括，中心就是印度洋

（一）“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

海权和陆权是地缘政治的重要范畴。但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不能从分割孤立的角度来看海权问题，而要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审视海权。美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3]的见解完全正确，他说：“世界和平规划的基础必然是世界地理。在全球战争的时代，军事战略必须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而且必须从所有战线的相互关系去考虑全部的战线。”[4]实际上陆权也是一个世界体系，只是相对于海权体系来说，陆权因国家领土关系导致其分割性更大，关系更为复杂。比较而言，海权关系要单纯一点，因为它面对更多的是一望无际的公海。从经济体系上看，自从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以来，历史就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5]。这时的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与海权的联系更为密切。

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尤其是英美学者做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一个把世界地理纳入政治体系来看待的学者是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1861～1947年），他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整体，它已经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体系。”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没有一个完整的地理区域小于或大于整个地球表面。”[6]紧接着就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年），麦金德评论马汉的理论说：“这个单一连续的乌黑分散的岛状陆地的海洋，当然是制海权最终统一的地理条件，也是马汉船长和斯潘塞·威尔金森[7]先生等这些作家们所阐述的当代海军战略及政策的全部理论的地理条件。”[8]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贡献也相当突出，他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中说：“目前由于地缘政治学所研究的任何国家都处在这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世界上一个地区发生的事件能影响到遥远地区的实力关系，所以进行这种分析的地域单位必须是全部的地球表面。现代国家不论是在战争时期或和平时期都要以全球的观点来进行政治的和战略的思考，才能保持住它们的实力地位。”[9]当然，在麦金德和马汉之前还有马克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也是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这些都是近代市场经济尤其是欧洲的市场经济走向世界舞台以后留给世界的重要的认识遗产。同期的中国人的眼光还是区域性的，那时我们更多的是从亚洲范围思考问题。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不太适应从世界体系思考问题。只是在一百多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眼光才实现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战略思维、世界战略视野等概念这时也更多地进入政府文件，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10]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更具划时代的意义。过去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站在本土的立场上看世界，现在是胸怀祖国、胸怀世界，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这个思想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三个面向”，即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面向世界[11]。从“三个面向”到“两个大局”，中国人已有了从世界体系看待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视角。如果从世界体系的思想提出问题，我们看问题尤其观察国际问题的视角就有了革命性的变化。

美国、苏联早年也是从国内看问题，有事先看国内地图；后来随着它们的经济走向世界，有事时政治家们就先拿起世界地图，从世界情势的变动中理解国内政治。比如美国的国务院所关注的多是其他国家外交部管的事。未来中国的学者乃至军人，也要学会从世界体系的视角观察问题，目前中国的发展已进入这个阶段。这是一个全新的视野。

海权研究必须有世界体系的坐标，这样才能理解地缘政治所包涵的道理。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受到大国的关注。只要瞥一眼亚洲地图就不难看出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两个地方是东南亚地缘政治的中心地带。印度尼西亚地形破碎且地域广大，本身就是一个四战之地，南边有澳大利亚，北边有菲律宾和越南，这使得印尼的安全形势非常脆弱，其国防成本及远交大国的外交需求也相应增大。所以从自身考虑，远交近防是其外交的优先选择。同时，马来西亚、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还是马六甲海峡的三个共管国。从这些角度看，印度尼西亚可作为中国在东南亚国家中的战略支点国家。支点国家不单是受惠国家，而且是必须重视的国家。

（二）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

地缘政治战略要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关节点，与谁都是“伙伴”，其结果就是跟谁都不是伙伴。与邻为伴、与邻为善都没有问题，关键是与谁为伴、与谁为善。这要分析哪里是主要矛盾，哪里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比如中南半岛，越南是问题的主要矛盾，越南地缘政治的优点是海岸线漫长，其脆弱性也是版图狭长。这一特点使柬埔寨成为中国解决中南半岛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统一后的越南也意识到其狭长版图的脆弱性，于是在1979年入侵柬埔寨，想拿下整个中南半岛，以改变其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对于亚洲和平的深远的历史意义。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欧洲地图就会明白这点。在北半球北美、亚洲、欧洲三大板块中，欧洲的破碎程度最高，其特点是从中心即意大利北部开始破碎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12]公元800年，继罗马帝国之后，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用一纸《凡尔登条约》 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地处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

地区版图破碎并不怕，最怕的是象欧洲那样的对称性破碎。一旦对称性破碎局面形成，这个地区就没有希望了，因为地区被拦腰斩断了。司马光可能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写《资治通鉴》时将周天子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为开篇，就在这一年晋国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其后果与公元843年将欧洲一分为三的《凡尔登条约》一样，造成中国几百年的“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13]的战国形势。司马光评论说：“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礼坏，乃天子自坏也。”[14]若将这句话移至公元843年的欧洲，我们也可看到“非三晋之礼坏”，而是查理“自坏”，即查理大帝对罗马教廷缺乏足够的警觉，其无原则地扶持罗马教廷政策是导致欧洲后来分裂并日益碎片化的原因。好在中国的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15]，而欧洲——尽管他们也出现过法国黎塞留枢机主教（1585～1642年）、拿破仑一世和德国腓特烈一世（1122～1190年）、腓特烈二世（1712～1786年）等试图统一欧洲的强势人物——就没有这样的幸运。

（三）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当代世界地缘政治体系构成的基本特征。“一个中心”，就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两个基本点”，就是大西洋及其两岸地区与太平洋及其两岸地区。这不仅是因为中亚和印度洋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而且是因为这里也是世界工业矿物质资源，尤其是其中油气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地带。“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6]地缘和资源这双重诱惑招致近代以来几乎所有强国都将目光锁定在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并为此展开了生死博弈。

为什么说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呢？其原因有二。

第一，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不仅丰富而且关键，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路必经之地。其中，马达加斯加、迪戈加西亚和斯里兰卡，是控制印度洋的关键岛屿。在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前，马达加斯加是欧洲进入印度洋的必经之路。苏伊士运河开通后，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度洋更多的是指北印度洋，因为从这里可以经苏伊士运河直接进入欧洲，马达加斯加的地缘政治位势也就相应地大幅下降。但它仍对控制西印度洋以及东部非洲沿岸地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跳板作用。苏伊士运河开通了后，迪戈加西亚、亚丁湾和马六甲海峡的地位同步提升。如果我们可以将印度洋中的这些岛屿列入地缘政治的一级位势，那么，在此之下的阿明迪维-拉克沙群岛、索科特拉岛和安达曼-尼科巴群岛则居于二级位势，一旦控制前二者，就和迪戈加西亚一道锁住了从阿拉伯海经印度洋东入太平洋进入亚洲、西入红海进入欧洲的通道，而控制后者，就锁住了马六甲的西北出口。

第二，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在《真正的战争》一书中对此有着不厌其详的大段介绍，他写道：

波斯湾的战略重要意义今天集中于两个因素：它的位置和它的石油。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现在都有赖于石油。这个基本事实在20世纪最后这几十年里使波斯湾成了全球风暴的风眼。如果苏联有力量关掉中东的石油龙头，它就会有力量使工业化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向它屈膝。为了做到这一点，苏联人没有必要像他们接管阿富汗那么实际接管波斯湾国家。他们通过外部压力或内部动乱，使西方得不到这些国家的资源，也可达到他们的目的。

苏联人长期以来就知道这一点。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追述了苏联一位高级官员1955年在克里姆林宫发表的一次谈话。这位官员解释说，苏联在中东的政策的长期目标就是“利用阿拉伯民族主义给欧洲国家在获得原油方面制造困难，从而获得对它们的影响”。这番话是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十八年说的。

在21世纪的某个时候，核能、太阳能、地热和其他能源可能得到充分发展，以满足世界上的大部分能源需要。但现在我们生活在石油时代。在今后几十年里，这一点使波斯湾地区具有特别的战略重要意义。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多事、最不稳定和最受危害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区之一。[17]

最近，苏联主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当时还是苏联的盟友）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18]

美国只是部分地依靠进口石油和战略矿物，而欧洲和日本则绝对地依靠海外来源。我们用的石油有一半是进口的，但是欧洲进口百分之八十五，日本进口百分之百。至于矿物，西欧进口百分之八十，日本进口百分之九十五。进口的小规模中断只会给美国造成不便和烦恼，但却可能在我们的工业化盟国中造成恐慌。因此，它们比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于苏联向“西方所依靠的两个大宝库”推进感到关注。[19]

苏联领导人把眼睛盯在现代社会的经济支柱上。他们的目的是破坏西方工业机器。西方工业国的重要原料依靠外国来源，这一点是我们的主要脆弱性之一。这一点以及许多生产国固有的不稳定，决定了苏联在像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种地区的战略。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非洲地图像对于南极地图一样是不熟悉的。大多数人分不清马里和马拉维；他们也不知道索马里或者厄立特里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发生的事件可能决定世界的未来。他们也说不上像南也门、阿曼、霍尔木兹海峡、巴林或者卡塔尔这些地方在哪里。然而，这些地方以及同它们类似的其他地方，对于美国的利益以及西方的利益却是十分重要的。它们对莫斯科未取得战略统治地位的努力是很重要的，美国对这些地方的无知或不感兴趣，使苏联人得到了他们的最大有利条件之一。[20]

如果苏联在向非洲渗透方面继续取得成功，它将在它的更大的战略中取得很大进展，这个战略就是包围世界这个“城市”，使工业化西方得不到它赖以生存的资源。甚至是资源丰富的美国，有几种现代经济必不可少的基本资源，是非常依赖进口的。铬就是说明这种依赖性的潜在危险的一个例子。

大多数人在想到铬时，就想起汽车上的高级装饰。但是，对战略计划人员来说，铬意味着滚珠轴承、精密仪器、导弹等东西。一架喷气飞机需要三千六百多磅铬。正像一位专家所说，“如果没有铬，就没有高质量的飞机引擎”。没有铬，就生产不出不锈钢。全国科学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说，美国在铬方面的长期脆弱性大于在石油方面的脆弱性。铬已经供应不足，而我们迫切需要它重建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本国的铬矿石数量小，质量差；我们所需的铬有百分之九十二必须进口。最近，我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南非（百分之三十三）和苏联（百分之二十五）。而且，在世界上已知的铬矿中，百分之九十六在南非联邦和津巴布韦－罗得西亚。

这种重要的依赖性说明苏联为什么特别要把南部非洲——西方许多人对其有强烈感情的那一部分非洲——作为干涉的目标。苏联的行动很少是没有目的的，而他们目的总是战略性的，从来不是道义性的。因此，必须从世界这一地区的资源以及从这些资源对西方的重要性这种背景，来看待苏联为了在南部非洲这块已经是浑水的地方进一步推波助澜而顽固地进行的努力。据一种权威的估计，光是南非共和国就拥有世界石棉的十分之一，世界铬矿的四分之三，世界铂类金属的一半以上，世界的一半黄金，三分之一的锰矿，五分之一的铀矿，三分之一的金刚石：具有几乎是无法估计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一个矿物宝库。

扎伊尔的铜和钴，罗得西亚的铬，南非的黄金、金刚石、锰和铂类金属——这些就是苏联在南部非洲所赌的一部分经济赌注。他们已经控制了在好望角两边的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优良港口。如果南非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将能够控制好望角附近的海路，北约的欧洲国家所需战略原料的百分之七十、所需石油的百分之八十是通过这些海路运输的。南非也是这个大陆上的主要经济强国。光它一国就提供整个非洲的工业生产的百分之四十，农业生产的百分之二十五。[21]

“谁在波斯湾和中东控制着什么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是谁在世界上控制着什么这一问题的关键”。在这里，波斯湾、从而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成了围绕资源而构筑的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核心所在。

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的统一是地缘政治尤其是现代地缘政治学的本质特征，其表现最为集中和充分的地带就是印度洋。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22]资源是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资源和矿物质稀缺资源最集中的地带，因而也是世界地缘政治的心脏地带，它与麦金德说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陆权“心脏地带”[23]南北呼应，形成大西洋与太平洋结合部的海权“心脏地带”。

二、印度洋是古今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的地带

（一）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

人最熟悉的路莫过于上班和回家，因为他要上班挣领工资和回家休息吃饭；同样的道理，地缘政治学说最关心的不是地理而是资源，是因资源关注地理。故曰：地缘政治的本质是资源政治。如果没有资源，地缘则无意义。对此，地缘政治理论的先驱者麦金德看得明白，他说：

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在近四个世纪来，每约100年我们就有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不平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换句话说，自然界中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回事。[24]

古代中国的地缘政治基本围绕中原地区，这是因为中原有可耕地。中世纪的生存资源主要是土地，而且是可耕地，所以，人们围绕着土地资源建立起了要塞、城邦等。现在有些人否定资源斗争的本质，说将来高科技的情况下这些都不成问题。比如有了海水淡化水技术，水也不成问题了。但人们要问，在这之前怎么办？人总不能等到海水淡化成功且能成为低支出的商品时再喝水。政治较多考虑的是衣食住行家常事，较少考虑的天边够不着的事。政治问题若指望科技发展了再解决，那黄花菜都凉了。科技创造或转化出的新资源若成了百姓日用而不是少数人的科学试用，那时它就成了政治考虑的头等大事。因此，如果将眼前不能回避的政治问题以“科技发展”为借口推到未来，这是回避责任和不愿担当的作法。在当前国际政治中，国家考虑并争夺的还是如粮食、水、石油、天然气等关乎百姓生活的常规资源。从世界地图看，资源丰富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曲折，而每个拐点都是军人的血染出的；而那些没有资源的地方边界线就比较直。世界上只有资源极丰富或极贫乏地方不用争，前者如现在五星级宾馆的“自助餐”，后者如原始共产主义时期。

好朋友，勤算账，好邻居，勤打墙。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人跟苏联人谈判时玩深沉，就是不直奔主题，结果总是失去最好的时机。而德国人跟苏联人谈判，直截了当地讲势力范围划分，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这使希特勒得以挥师横扫西欧。1944年10月，丘吉尔来到莫斯科见了斯大林，一改前任张伯伦虚与委蛇的做派，一上来就写了个纸条，标出英苏在东欧的划分比例：罗马尼亚，俄国占90%，英国占10%；希腊，俄国占10%，英国占90%；南斯拉夫、匈牙利各占50%；保加利亚，俄国占75%，英国占25%。斯大林说好，划勾表示同意，这个事就办成了。国际政治就是这样，玩不得虚：说是战略互惠伙伴，那就要先算账、打墙，其余以后再说。强者跟弱者可以不谈条件，但弱者跟强者甚至强者与强者谈判都不能玩虚活。

丘吉尔谈判的方法就是先打墙、再算账，而且他账算得非常有学问，不是漫天要价。为什么罗马尼亚他让给俄国90%，丘吉尔知道英国的力量只能到地中海沿岸，而罗马尼亚在俄国家门口，处英国的力量极限之外，能拿到10%就不错了。小布什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2008年他派军舰到黑海挺格鲁吉亚，结果普京让其碰了一鼻子灰；美国之于台湾、日本之于钓鱼岛，在中国面前都是这个道理。丘吉尔知道他能要、该要和不能要、要不到的东西，他跟斯大林俩人因懂历史而容易沟通。希特勒没理解历史的精髓，在张伯伦面前漫天要价，最终双双翻船落水。丘吉尔为什么敢要希腊的90%，因为历史上俄国人从来没有打出过黑海，俄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打了十几次大仗，1863～1866年俄国与英法之间发生克里米亚战争，其规模几乎就是一次小型世界大战，即使如此，俄罗斯也没有南下越出黑海海峡，同样西方人也没有从地中海北上拿下克里米亚。斯大林熟悉历史，明白俄国人的力量越不过黑海海峡。正因此，1948年斯大林对接近成功的希腊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不予支持，据南共中央书记兼宣传部长米洛凡•杰拉斯在其回忆：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在与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谈话中表达了对希腊起义的看法，他问南斯拉夫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卡德尔：“你们相信希腊起义会成功吗？”卡德尔回答说：“如果外国干涉不有所加强，如果不犯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斯大林根本不理睬卡德尔的话，继续说道：“如果，如果！根本没有成功的任何可能。你们以为，英国和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大国——会允许在地中海切断他们的运输命脉吗？简直是胡闹！我们没有海军。希腊起义必须尽快收起来。”这时有人谈起中国共产党最近取得的成就，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说：“是的，中国同志取得了成就。但是，希腊的情况完全不同。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方国家重要的运输线上。美国直接插手这个地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大国。”[25]在斯大林看来，在手够不到的地方动手，增加的就不是战果而是负担。丘吉尔也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索要90%的希腊，但对在俄罗斯力量范围之内的保加利亚，丘吉尔就只能索其25%了。同人与人交往的道理一样，国家关系首先是物质利益及其分割能力关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得好：

一些国家或许不敢奢想成为商业霸主，但每一个国家都希望增加或至少保持自己在商业收益中的份额，而这不仅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能力，也取决于在尽可能广泛的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区竞争中，多数国家对它们的自然资源状况都不感到满意，而一些国家在这方面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如美国就有着丰富的原材料和对其使用能力。这样，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各国在起跑之时就优劣分明了。由自然资源状况决定的差异相对是不易消弥的，且不会因人的急迫心情而改变，于是不少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所把持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来促进繁荣。这样做或需要进行赤裸裸的兼并，或需要培养起压倒性的政治势力；而这两者都意味着使用强制性的力量，从而会激起抵制，因为其他国家不愿自己的权利为强力所剥夺，这样竞争就转化为了冲突，不是商业竞赛，而是陆上或海上的军事力量成为了斗争手段。[26]

（二）印度洋成为大国争夺焦点

中世纪时，土地是主要的生产资源，大家重视的是脚下那块地。对海洋则持无所谓的态度。当世界连为一体，当世界生产进入工业化时代以后，天然气、石油及其他矿物质就成为一个工业国家不可或缺的原料。海洋，尤其是印度洋就成了工业国家争夺的对象。印度洋是现代工业所需资源——一是市场，二是资源——分布最密集的地带，在市场和资源两个方面都为近代以来大国政治家密切关注。1725年彼得一世临终前在遗嘱中说：

尽可能迫近君士坦丁和印度，谁统治那里，谁就将是世界真正的主宰。因此，不仅在土耳其，而且在波斯都要挑起连续的战争。在黑海边上建立船坞，在黑海边和波罗的海沿岸攫取小块土地，这对实现我们的计划是加倍必要的。在波斯衰败之际，突进到波斯湾，如有可能应重振古代与黎凡特(今中东和巴尔干南部)的贸易，推进到印度，它是世界的仓库。达到这一点，我们就不再需要英格兰的黄金了。[27] 

拿破仑从欧洲的视角提出他关于印度洋在世界地缘政治战略中作用的观点。他说：

“埃及是非洲的一部分。它位于古代世界的中心，在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是与印度通商的天然的货物集散地。”[28]“如果亚历山大（埃及北方港口）的防御工事已经完成，那这个城市就会成为欧洲最强固的要塞之一。”据此就可以“把印度和欧洲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作为自己左右两臂的依靠了。如果只靠当地的条件就能决定城市的繁荣和大小，那么，亚历山大较之罗马、君士坦丁、巴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更应该成为世界首都了”。“从开罗到印度和从巴荣讷到莫斯科是一样远的。六万大军乘五万头骆驼和一万匹马，带着五十天的干粮和六天的饮水，用四十天时间就可以走到幼发拉底河，再用四个月可以走到印度海岸，出现在渴望摆脱压迫的塞克教徒、马拉提人和印度斯坦半岛各民族中间。”“在占领埃及五十年以后，文明可能通过森纳尔、埃塞俄比亚、达福尔和费赞等地传播到非洲腹地去”。[29]

埃及是欧洲通往印度洋的桥头堡。拿破仑认为，英国是个工业国家，主要靠外部资源支撑，因此占领了埃及，就掐断了印度和英国之间的联系，相当于切断了英国的血管，英国自然也就变弱了。其次，控制了埃及，也就从欧洲方向基本控制了印度洋。哈·麦金德从英国人的视角总结说：“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中，几乎就横扫了他那时候的俄国有人烟的地区[30]。拿破仑被撵下来，部分原因是法国人力枯竭，但主要是由于他在西欧的领域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所围，因为英国能从欧洲之外把给养运回本国，并切断西欧，使它得不到同样的给养。”[31]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注意到这一点并对此有详尽的论述，他写道：

北纬30至40度之间的亚洲中间地带两端的基本情况及其可能变化。从其中可以简明地推断出：尽管东部地区——中国及其属国——对世界其他地区具有明显的商业意义，对其未来也需早作定夺，但以利凡特[32]与苏伊士为中心的西部地区有着大得多的军事的和决定性的意义，因为它关系到欧洲、印度和中国——不用说还有相对独立的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联络。除非英国和德国想让经由苏伊士运河通往印度与远东的航线在战时关闭，否则它们不会让利凡特与波斯湾成为一个潜在敌手的海军基地所在，尤其是当后者在太平洋地区和它们发生严重对抗之时。由于上述航线从始至终相对狭窄，所以依托在其左右的据点，如直布罗陀、阿尔及尔、土伦、马耳他、亚丁和波斯湾，可以对这条路线进行有效控制。对该航线稍作迂回也不能抵销这些据点由于比较靠近而具有的上述作用。[33]

有人反对英国和德国在利凡特保持海军力量的存在并从母国为其提供物资、给养。由于从直布罗陀至马耳他的航线比较暴露，上述情形下的交通就有很大的缺陷，而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上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这样的反对完全正确，它虽然并不能改变目前的现实，但清楚地体现了在利凡特获得一个稳固的陆上基地的必要，这样的基地可使海军行动就地获得补充。与此相联，天然条件将埃及变为了东西主要通道的战略中心，任何事情，包括运河的淤塞，都不能改变这些条件。如纳尔逊和拿破仑认识到的，埃及在帆船时代就有了上述地位；而汽船的使用更使其如此。在运河开凿之前，埃及就成为了有关航行的必经之处。在大国时代，埃及由于其适合居住的地区比较有限，必定要成为大国的附属物。哪一个大国的呢？是否谁离得越近就越有控制力，因为它更容易巩固所得？目前看来，英国在利凡特地区有牢固的权力，再凭借一支强大舰队，操纵了整个地中海。[34]

英国为了自己的伟大需要而掌握埃及。另外，埃及对于整个东方世界来说也处于中枢地位。在任何情况下，来自各个地区的物资都可流入埃及。在军事上，埃及是个理想之地，因为从四面八方流向埃及的物资供应是任何海军都很难完全切断的，这就十分有益于在埃及集中力量以进行针对直布罗陀或印度的防御或进攻行动。[35]

在当今时代，“苏伊士”这个词更多地具有这种意义，因为欧洲与东方的交通联系取决于苏伊士地峡及运河。前面之所以对亚洲土耳其、波斯、埃及与地中海盆地谈论很多，就是因为它们和苏伊士通连，这些地区的重要性就在于对所讨论的交通线的影响方面，这条线的最关键点就是在连接亚非两洲的颈状地带。[36]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苏谈判曾多次提到印度洋。希特勒想以印度洋为诱饵引苏联加入轴心国，据时任苏联外长的莫洛托夫回忆，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他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37]1940年11月25日，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表示，“苏联准备接受里宾特洛甫在柏林提出的德、意、日、苏四国关于实行政治合作和经济互助的公约”，其条件是“承认总方向面对波斯湾的巴统和巴库以南的地区为苏联领土意向的中心点。”[38]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向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交心说，“我们的目的是控制西方所依靠的两大宝库──波斯湾的能源宝库以及中部和南部非洲的矿藏宝库”[39]。

（三）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

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对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的地缘政治非常重视，他说：“在德、英、美三个条顿国家中，前两国在利凡特有着明显的利益，这儿正是两国和东方的交通线上最易受到攻击的部分。为此，它们需运用海军力量予当地以充分的防护，以亚丁及马尔他和直布罗陀分别作为两翼的埃及和塞浦路斯更是重中之重。”[40]丘吉尔更是说印度“那是英国皇冠上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 [41]。尼克松在书中对英国控制印度洋的手段有着极为细致的描述：

虽然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一直到1973年发生阿拉伯石油禁运之后才知道波斯湾有一些小小的酋长国，但是英国的统治者们一百五十年来一直在注意它们的事务的最微小的细节。

英国最初在19世纪初进入了海湾，以阻止海盗破坏他们的贸易。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军事力量维持了秩序，提供了保护，并解决了分布在海湾沿岸各个酋长国里的争端。

在整个海湾和阿拉伯半岛周围，英国一直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亚丁、阿曼、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些通常叫做“海盗海岸”的酋长国里，英国是酋长们和世界其余地区之间的联系。他们用机智、彻底和强硬手腕来执行他们的任务。1934年，在一场保卫他们的亚丁港的运动中，英国人利用奉承、贿赂和周密策划的显示武力的作法，同现在叫作南也门的内陆的各位统治者缔结了不下1 400项“和平条约”。正是在英国的保护伞下，巨大的跨国公司在它们寻找石油的努力中开始在这个地区进行勘探。

英国不仅控制了海湾，而且还控制了从印度洋各个地区来到海湾的通道。印度洋各个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亚、缅甸、印度、锡兰、亚丁、苏伊士、肯尼亚、南非、澳大利亚、迪戈加西亚和印度洋的其他岛屿，这些地方在以前某个时候全是英国属地。波斯湾和波斯湾外面的印度洋都是“英国的内湖”。[42]

哈·麦金德说：“英国海军力量最了不得的结果，可能是大战前一个世代内在印度洋取得的地位。在印度的英国统治有赖于来自海上的支援，但是好望角、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整个海面上经常没有英国战斗舰，甚至连一等巡洋舰也没有。实质上印度洋是个‘内海’。”[43]英国人能控制印度洋一个半世纪，就是因为它不仅控制了印度洋中的埃及而且还控制了印度这两个从地缘到资源都是最重要的大国，控制了埃及也就控制了西印度洋，而控制了印度，也就基本控制了印度洋。英国在这一海域的强大制海权是因为有在埃及和印度的制陆权的支撑，英国利用这两个国家的丰富的资源支撑了好几场陆地战争，埃及的资源支撑英国开展在东地中海的战争，而印度的资源则支撑英国开展在阿富汗和中国东海的侵略战争。

作为世界海权大国的英国在印度洋的这一实践经验丰富了我们的海权学说，这就是：没有制陆权的制海权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制海权的制陆权也是不完整的。可以这么说，没有绝对的制陆权就没有绝对的制海权；反之，没有绝对的制海权，也就没有绝对的制陆权。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注意到这一点，他说：

陆权的使用受离海洋远近的影响；与此相对应，在任何海陆交汇之处，陆上环境也制约着海权的使用，使其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在性质上受制于陆权的大小强弱。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程度上，上述情形可表现在海港及可航行河流的出口处、在河流的中上游地段上、在岛屿及海岸对战略的影响上以及像直布罗陀这样的海峡及苏伊士这样的运河上。所有这些情形中，陆权对海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水道被陆上军力截断之处——如巴拿马地峡，或这种截断由于陆地的毗邻而极易发生之处，也可见到上述情况。[44]

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45]

同理也可推出，没有绝对的制陆权也不会有绝对的制空权。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得好：

翱翔在蔚蓝天空中的银鹰，可以是自由的象征，是征服空间的表现；它可以表示人类不再受陆地的约束；所有这一切虽然和诗句一样的美丽，但却不是现实。显示我们空中力量的飞机，是由看不见的线索，与它们的作战基地、与基地以外的得克萨斯油田、我们的电力水坝和圭亚那的铁矾土矿藏联系着的。那些翱翔的银鹰，它们的自由是假相的。它们能从地上起飞，是因为卡车从火车站、港口和码头运送了汽油、滑润油和弹药。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空军，是由于在海道的终点有轮船和火车的供应才成其为空中实力；而德国对抗我国空军的最有效的武器，不是快速的麦赛米特飞机，也不是威力强大的容克飞机，而是航行缓慢的潜水艇，这些潜水艇在中途击沉了我们从墨西哥湾各港启航到远方战场去的油船。现代的全球战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不能从欧亚大陆周边的海军基地赢得胜利。我们必须接受大陆战所表现的陆上势力的现实。[46]

今天的美国可作上述观点的反证实例。正是由于没有在印度洋获得像英国那样的制陆权，今天美国对印度洋的控制就显得势单力薄。美军在印度洋的最重要基地是位于查戈斯群岛的迪戈加西亚岛，该基地位于印度洋中部，可支援中东和波斯湾，监视和控制印度洋海域，但毕竟面积不大，其所能提供的作战资源更是有限。美国所能在此显示的制海权也更多的是由此出发的航母群的威慑。但航母只具有持续威慑力而无持续战斗力，这对大陆国家作用不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洋成了美国攻坚的重点。1956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就缘于美国和苏联要取代英国，当年把英、法赶出地中海以后，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继而世界也就转入美国和苏联手中。21世纪始，西方策动的“茉莉花革命”最早也是从印度洋西北岸的中东地带开始的；2011年欧洲进军非洲也从埃及切入，接着就是利比亚。

2008年的世界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47]。此时的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欧洲的——用奥巴马的比喻就是“从诺曼底（Normandy）到巴尔干（Balkans）到班加西（Benghazi）”[48]——统一进程却在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独立”并很快获得欧美外交承认，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洲召开首届地中海峰会，决定正式启动萨科齐竞选法国总统时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从当时会议现场照片[49]看，此时的欧洲人大有一种“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50]的感觉。在他们眼中，历史似乎正在从“雅尔塔体系”向欧洲人久违了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回归。与20世纪初期欧洲主导世界形势不同的只是，21世纪初的世界体系的主导权尚在美国手中，因此，如果以主导权优先原则排序，它应该被称为“华盛顿-凡尔赛体系”。这个转换过程在欧洲大西洋地区接近完成，接下来将是远东太平洋地区。

人们会问，为什么要打利比亚？这是为了防止地中海南岸两个大国即埃及和利比亚联手，先断其指，再击其腕，使之不能形成力量。为什么不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下手？因为这里本来就是法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法国人对这一区域比较有把握。最后，那为什么一定要用军事力量拿下利比亚？这是因为欧洲人从自身的历史发展中明白：地中海是欧洲命运的旋转门，而北非的突出部突尼斯和利比亚（即古代迦太基领土部分）便是历史上欧洲开启这扇旋转门的枢纽。罗马人早就看到这一点，当年伽图在元老院每次议事完毕时，都要重复说一句：“迦太基非灭掉不可。”[51]罗马帝国在地中海的扩张给古代欧洲带来了文明，而成就罗马文明的关键步骤是罗马人跨海突破迦太基（今突尼斯、利比亚、阿尔及利亚一带）并于公元前146年对其实行完全占领[52]；同样，来自中欧平原的汪德尔人（Vandals）占领迦太基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横贯北非的汪德尔王国，公元455年又趁西罗马帝国内乱从迦太基发兵北上攻陷罗马城，由此结束了欧洲的古代文明即罗马文明。现在欧洲军团又复述着伽图“迦太基非灭掉不可”的咒语、踩着罗马军团的鼓点再次从当年的“迦太基”（突尼斯）进入北非，接下来便是沿着古罗马的老路转向西亚，而2011年初爆发的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其起因和结果都很像当年安息帝国[53]与罗马的战争——则是欧洲重返印度洋的序幕。

三、印度洋是世界大国政治的汇合与转折地

（一）历史上所有全球性格局变动最先传导到印度洋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征服希腊，其子亚历山大（公元前336～前323年）随即东征并进入印度，建立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裂为塞琉古（叙利亚）、托勒密（埃及）、马其顿和希腊（巴尔干半岛）和帕加马（小亚细亚）等。

此间罗马从中地中海崛起。公元前264年至前146年，罗马经过与迦太基的争夺，控制中地中海；公元前215年至前146年，罗马发动了四次马其顿战争，前192年至前188年，罗马与马其顿亚历山大部将塞琉古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及伊朗高原建立的塞琉古王朝为争夺小亚细亚发动的“安条克战争”，获胜后罗马势力到达叙利亚一带；公元前31年罗马共和国的马克·安东尼与古埃及托勒密王朝法老克利奥帕特拉七世联军与屋大维之间一场开展海战，埃及皇后克里奥帕特拉与安东尼的联军败给了屋大维。公元前30年，屋大维的罗马军团全面占领埃及，至此，罗马势力从中地中海逼临印度洋。罗马征服了马其顿并控制了整个希腊。又通过叙利亚战争和外交手段，控制了西亚的部分地区，建成一个横跨非洲、欧洲、亚洲，称霸地中海的大国。此后，罗马帝国进入衰落期。哈·麦金德对此评论说：“罗马人并没有接管马其顿人所征服的亚洲西部。就象罗马军团防守的来因河和多瑙河，标志着罗马从地中海北进的限度，另由军团防守的、从北流向南（还没有转向东南流）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标志着他们从地中海东进的限度。”[54]

罗马帝国衰落期间，基督教崛起并在意大利建立了强有力的宗教权力。1054年，罗马教皇马尔班二世号召组织十字军东征，历时近二百年（1096～1291年），曾攻占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失败后，罗马天主教势力衰落，欧洲世俗势力和新教开始崛起。

拿破仑战争是资本全球化以来法国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并由此开辟资本多极化历史进程的战争。1798年拿破仑在打败第一次反法联盟后，开始考虑取代英国世界霸权地位的战略。基于对世界地缘政治体系的认识，他向督政府建议在准备渡海对英作战的同时，1805年出兵埃及，进而占领印度，掐断英国所依赖的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线，截断其来自印度的财源[55]。特拉发加海战[56]失败后，拿破仑被迫放弃侵英计划，转而对英实行经济封锁，切断英国的海外财源及对反法同盟的经济支持，确保法国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为此，拿破仑于1806年11月21日在柏林发布敕令，宣布封锁不列颠诸岛，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船只一律不许驶入帝国控制的任何港口。同时，拿破仑考虑对英国釜底抽薪，从印度打击英国。1807年与伊朗国王签订同盟条约：伊朗同意废除英伊同盟，对英宣战，派兵进攻印度并迫使阿富汗一同进攻印度；同意法国假道伊朗进攻印度、为法国供应粮食并为法军开放波斯湾一切港口。这些政策虽给英国造成了严重困难，但英国实施的反封锁亦给法国和大陆各国造成严重后果。拿破仑为了保证对英封锁的有效性于1812年入侵沙俄，法军军事优势随即丧失，拿破仑帝国由此瓦解。

俄国在西线联合英国等国打败拿破仑后，便全力调头南下并以绝对的优势迫使伊朗于1813年10月在古里斯坦与俄国订约议和，被迫割让格鲁吉亚等地区；给予俄国商人在伊朗的自由贸易权；同意俄国独享在里海设置舰队的特权，伊朗则放弃在里海保有海军的权利。英俄在印度洋北岸的矛盾迅速激化。

1814年11月，英国和伊朗签订条约，伊朗获得英国的财政支持后，再次向俄国挑战。1826年7月，伊俄战争爆发，伊朗战败。1828年2月，伊朗与俄国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宣布放弃在南高加索的一切权力。1837年10月至1838年8月，伊朗在俄国的支持下围攻赫拉特汗国，英国立即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伊朗撤兵；同时英国派代表到喀布尔要求与阿富汗缔结反俄国的同盟。阿富汗提出要收复被侵占的领土的要求，英国予以拒绝并出兵阿富汗。1856年10月，伊朗再次兵临赫拉特，英国向伊朗开战，1857年3月，英伊缔结和约，伊朗保证不再干涉赫拉特内政，一旦赫拉特与阿富汗冲突，即请求英国调停。

19世纪40年代，欧洲普遍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遭俄国沙皇的野蛮镇压，俄国在欧洲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已经衰落。俄国决定趁机夺取黑海海峡，将势力扩展到巴尔干半岛。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俄随后南向中亚[57]扩张。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

与此同时，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时任外交事务次官的英国保守党领袖之一的寇松（Ｇ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年）说：“阿富汗、里海以南的地区、波斯湾……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58]随着美国、德国、日本的迅速崛起——这在相当程度上对英俄两国的霸主地位构成挑战并引起英俄的恐慌，1907年8月31日，英俄两国签订和解协约：协约将伊朗一分为三，北部属俄国势力范围，东南部属英国势力范围；俄国承认英国在阿富汗的势力，放弃了俄与阿的直接外交关系。双方表示不干涉西藏内政，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与西藏进行交涉必须通过中国政府。至此，自拿破仑战争后，英俄两国争霸世界的“冷战”，在通往北印度洋的道路枢纽即中亚阿富汗地区结束，俄国随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衰落下去。

同样的路径在20世纪下半叶美苏争霸中再次重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经过长期布局后，其争霸从西欧到巴尔干再到印度洋北岸地区，最终又在阿富汗狭路相逢，苏联被迫于1989年从阿富汗全部撤军。苏联解体后，1999年，西方军事突入巴尔干俄国传统地区，发动科索沃战争；2001年美国又军事介入阿富汗，此时的俄国已无力反制。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与20世纪末苏联人栽在阿富汗的命运相似，21世纪初的中亚在苏联解体20年后也成了美国人的“滑铁卢”。

（二）印度洋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

前述表明，印度洋是历史大国崛起并进入帝国后的必争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地。较早的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十字军，还有蒙古帝国、拿破仑帝国、英、俄帝国、美帝国等，它们的盛衰转折点都在印度洋北岸。也有人认为，那时古代军事动力还处自然阶段，没有远征的能力。那我们再看看19世纪的英国人、20世纪的苏联人和21世纪的美国人，他们都是工业革命后的国家，其军事动力技术基本反映了同时代的最先进水平，但他们都败在帕米尔高原脚下。

阿富汗似乎是世界的旋转门。对此，尼克松看得明白，苏联出兵阿富汗不久，他即出版《真正的战争》一书，指出：

面积和得克萨斯州差不多的阿富汗虽然是贫穷的，土地是不毛的，但它早就是大国施展阴谋诡计的地方，其原因是和它通常被称作“亚洲命运的旋转门”一样的。阿富汗的西面是伊朗，南面是巴基斯坦，东面是中国，在北面与苏联有一千英里长的共同边界，它一向是帝国的大规模推进汇合的地点之一。

阿富汗在其整个历史上，一直是征服者的十字路口；亚历山大大帝、帖木儿，全都在谋求建立帝国时纵骑驰骋于阿富汗的土岗与沙丘之间。1952年我访问阿富汗国王时，他曾为我追述，正是在阿富汗，亚历山大大帝说，“我再没有要征服的世界了”。在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整个中亚细亚交战，以争夺对这个大陆的控制权时，曾在阿富汗进行过基普林所谓的“大比赛”。英国人知道，阿富汗的崎岖的开伯尔山口是进入印度次大陆的大门，他们曾进行了两次残酷的战争，为的是不让俄国人控制它。今天，阿富汗是苏联扩张主义势力中的一个不祥的新阶段中的试验场。[59]

历史上，最先挤进这扇门的大多又都被甩到最后。小布什不信这些，坚持先搞定阿富汗，很有些号召十字军东征的乌尔班二世的气派，借“9·11事件”引发的世界对美国的同情，以“反恐”为名，又有联合国的授权，直接就冲到阿富汗，结果打了十多年，最终也还是从阿富汗败退下来。当年他到阿富汗时，既有“天时”即世界善良的人对美国遭难的同情，也有“人和”即联合国授权，就是没有地利。一道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屏障，这条被哈·麦金德称为“雄伟的屏障”[60]的山带就像一尊耸入苍穹山神，让古今所有扩张至此的帝国，都是有来无回。

四、“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尼赫鲁忧虑的是后一种结局

（一）地缘政治学说对尼赫鲁的影响

印度版图如大象长鼻南抛至印度洋中心，这使印度之于印度洋的制海权有了无与伦比的价值，使控制印度洋与控制印度合二为一；也就是说，不占领印度就不能有效地控制印度洋；同理，控制印度洋就必须有效地占领印度。明乎此，再读尼赫鲁的代表作《印度的发现》，就更理解他在书中对印度的前途所表现的远见和无奈。他说：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61]

我们很多同志都将尼赫鲁这段名言解读为尼赫鲁有野心，其实这只表明尼赫鲁的担心。尼赫鲁生长在地缘政治理论在西方已成显学的时代。他1905年就读于英国哈罗公学——这一年日本在远东海战中打败俄国，1907年后入剑桥大学就读。此前英国地缘政治先驱学者哈·麦金德已声名鹊起。1887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1904年又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前一篇论文在当时的英国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后一篇论文则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美国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15种书并列，被称为改变世纪的“巨著”[62]。英国牛津大学还为哈·麦金德专设为期5年、薪水丰厚的讲师席位，并于1899年设立地理系，聘哈·麦金德担任系主任。哈·麦金德提出的地缘政治学说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尼赫鲁就读的剑桥大学离牛津大学不远，当时流行的麦金德学说包含着对印度地缘政治地位的解释，尼赫鲁不可能对此不了解。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哈·麦金德将其地缘政治学说的基础部分即“心脏地带”的内容在当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和现实》一书中提炼为更富有冲击力的如下表述：

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63]

与此同期，在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也响起了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名字。马汉于1900年、1910年、1911年、1918年分别发表《亚洲的问题》《欧洲的冲突》《美国的利益》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等重量级论文，提出与哈·麦金德相对应的海权论学说。

提出制海权理论的马汉在英国、德国和日本受到特别高的礼遇。马汉1890年出版《海军战略论》，此书很快“成为当时影响最大的世界畅销书之一”[64]。在英国，马汉这本书被视为“国家的福音书”海军理论家普勒斯顿说，《海军战略论》好像是专门为英国内阁写的，书中的思想对内阁成员来讲是正中下怀。一位英国海军上将含蓄地评论说：“自1900年以来，英国海军的条件得到改善，力量得到发展，对此我们既不感谢保守党，也不感谢自由党，应感激的是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而不是任何别的人。”[65]1893年马汉应邀访问英国。访英期间，马汉受到英国女皇和首相的接见，并出席女皇和首相为他举行的国宴。1904年马汉再次访问英国，仅一周内，他就被授予剑桥大学——三年后，年满18岁的尼赫鲁进入该校就读——和牛津大学的荣誉学位称号。1914年马汉病逝，《伦敦邮报》在一篇悼词中称：“英国人民对这位伟大的美国公民的恩情是报答不尽的。”[66]在德国，马汉的书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重视，他形容自己阅读《海军战略论》的心情时说：“我不只是在阅读这本书，我可是想把它一口吞食下去。在舰上时，它一直是我的案头书。”[67]在日本，马汉的《海军战略论》被列为日本海军军官的必读书之一，人手一册。日本政府还频频与马汉联系，就日本的海军发展征求马汉的意见。日本政府还试图聘请马汉为日本海军的特别顾问，遭马汉拒绝。大概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马汉本意是为美国政府写的著作，起初反在美国“反应迟缓，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强”[68]

（二）尼赫鲁主政时的印度外交战略

1912年，22岁的尼赫鲁回到印度，投入国大党领导的争取印度独立的运动。此时的尼赫鲁在思考印度未来命运时，不可能不从麦金德和马汉的地缘政治视角中看到未来印度面临的真正危险并对印度未来有可能出现的“销声匿迹”的前景充满忧虑。

印度的老政治家都明白，中世纪入侵印度的势力多来自北边帕米尔高地。他们横越伊朗高原进入印度有两条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兴都库什山高耸而窄狭的山脊，沿喀布尔谷（Cabul Valley）下来，穿过尽头的开伯尔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经过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gar)，绕过阿富汗山尾，沿博朗峡（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紧靠印度河东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从海边一直伸展到离喜马拉雅山不远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线和开伯尔的路线在旁遮普的前厅会合成为一条路线，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脉之间留出来的正是这条路。路的尽头屹立着德里。”[69]正是为了堵住这条通道，英国人占领印度后，发动了三次阿富汗战争以巩固印度北方防线；同样也是为了牵制印度，英国人在印度独立前夕，将巴基斯坦从印度分离出去，而从中亚进入印度的关键通道在巴基斯坦境内。近代入侵印度的势力则是不定期地来自南方海上。因此，近代以后，它的国防重点逐渐南移。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曾指出印度的地缘政治特点和英国在印度安全防务的特点，他说：

印度的陆上边境地受到阿富汗的山脉及喜马拉雅山的保护，其后翼也是无懈可击的，只要英国海军依然优势在握。这样，印度实际上是一个前进基地，它可成为开往埃及或中国的远征军的初始或最终的出发地；作为开往其他任何方向上的更近地点更是不在话下。[70]

与马汉同时代的陆权理论的开山人物哈·麦金德也有同样的论述，他写道：

印度、蛮子[71]（或中国南部）一度受到举世无双的西藏屏障的保护；这一屏障的功效，除掉撒哈拉沙漠和极地冰块以外，在世界上或许是无与伦比。[72]

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73]

我们看，印度北边喜马拉雅山是世界最高的山脉，扎格罗斯山、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一线是难以翻越的屏障。中国西藏与印度北部大部分接壤地形，北高南低直乎垂直，可用“危乎高哉”[74]来形容。除藏南地段，没有大部队南北直线自如运动的条件。正因此，几百年甚至近千年间罕见有南方印度大规模挥师北上成功和北方中国中原汉族政权南下得以长期占据的先例。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认为中国“这个地区被从喜马拉雅山和西藏一直伸展到新疆和蒙古的广阔沙漠和山岳地带的一条屏障，同大陆心脏地带完全隔绝起来。……缅甸和印度支那的山脉一直延伸到海上，在这两个大国之间竖起一道阻断接触的大障碍。佛教从印度取道新疆和泰国才到达中国这一事实，说明保持直接接触的困难。在它们的全部历史期间，这两个东方文化中心彼此一直相当地隔离着，它们仅有的接触一直是文化性的和精神性的。”[75]

潘尼迦是印度现代海权理论的奠基人，尼赫鲁派他来做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大使，就是因为潘尼迦认为独立后的印度的国防安全重点应在海洋。1945年，潘尼迦[76]发表《印度和印度洋》（Indian and Indian Ocean）一书，对印度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失败都作了深刻的分析，认为印度未来的危险来自海上。他以明确无误的口气写道：

考察一下印度防务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会知道，从十六世纪起，印度洋就成为争夺制海权的战场，印度的前途不决定于陆地的边境，而决定于从三面围绕印度的广阔海洋。[77]从近三百年的历史来看，任何强国，只要掌握住绝对制海权，又有力量打得起陆战，就可以控制印度帝国，独占其贸易，剥削其无穷资源。[78]而今天的情形可不一样了。印度已经自由了，如果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权利不能由印度自己来维护，这个自由可说一文不值。[79]今后，如果印度再搞纯粹大陆观点的国防政策，那是瞎了眼。[80]

潘尼迦得出结论：

印度如果自己没有一个深谋远虑、行之有效的海洋政策，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总不免是寄人篱下而软弱无力；谁控制了印度洋，印度的自由就只能听命于谁。因此，印度的前途如何，是同它会逐渐发展成为强大到何等程度的海权国，有密切联系的。[81]

印度于1947年8月15日独立，1950年1月26日建国，当年4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当时资本主义阵营中，印度是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为什么当时尼赫鲁要和毛泽东结好，因为印度北边要稳定。显然尼赫鲁采纳了潘尼迦的建议。潘尼迦断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要在印度洋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印度洋的制海权从英国手中转到美国手中，印度当对海上安全保持警觉。潘尼迦提醒尼赫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了至高无上的海军国。不错，它还没有能搞成世界海权国必备的一系列基地、油站、船坞等等，但是从它在对日战争中所表现的海军联合作战规模之大，以及从它在海军建设中强调航空母舰的重要，都说明了美国海军可以远离基地作战，实际上是爱在哪里动手，就可以在哪里动手。它在太平洋上有珍珠港和马尼拉，又占领了从前日本手里的雅浦岛和关岛，真是不可一世。而对印度洋，美国战后确也搞了不少名堂。美国在阿拉伯、中东、巴林群岛的油权，表明了它同印度洋区域的联系正在大大增长。就是对伊朗的统一，阿富汗的建设，美国也是兴趣很浓。实际上，由于美国奉行到处“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所以各国沿海，凡是共产主义可能插足的地方，此刻都成了对美国安全有关的地区。战后的世界形势给印度洋带来的对立局面如此，它很可能又一次把印度变成一个主要的战略性战场。^[82]

潘尼迦能被任命为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83]，这不能不说与尼赫鲁本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面临的“要么有声有色”、“要么销声匿迹”的前途及与此相关的安全大战略的考虑有关。令人扼腕痛心的是，在中印边界冲突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潘尼迦（1963年12月10日）和最理解他的尼赫鲁（1964年5月27日）相继逝世。此后，中印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冷淡下来。

尽管有1962年的冲突，但尼赫鲁的南向战略并没有为后来的印度政治家所改变。1999年，印度人民党资深要员、印度前外长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在《印度的防务》(Defending India)一书中再次强调印度洋对印度国防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失去对印度洋的控制是印度近代亡国的重要“分水岭”。他说，“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并不是最终发生在陆地上的冲突”，“我们只需思考一下17和18世纪的一个重要失误，就可正确地评价印度洋和通向印度海路的重要性。这个失误导致外国势力到达印度洋沿岸，最初是为了贸易，发展到后来就是为了征服”；“在这里，陆地上的胜利是紧随着海上的征服而来的”，“因此有必要承认，已经出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战略转移，即陆路被海路所取代”。[84]

（三）尼赫鲁的悲观判断被部分应验

尼赫鲁是成长于麦金德陆权和马汉海权理论风靡及西方殖民扩张达到高峰时代的思想者，他所受到的良好的西方教育使他对麦金德、马汉、斯派克曼的理论，尤其对其中关于印度次大陆地缘政治意义的分析了然于胸，[85]因而不可能不加重他对印度独立后的国家安全的深深忧虑。实际上，在“有声有色”和“销声匿迹”的两难判断中，尼赫鲁最担忧的是后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完整统一且有独立性的印度对于某些大国控制印度洋是不利的。

1944年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对印度前途所表达的悲观判断很快就得到部分应验。1947年6月，英国人离开印度之前公布了蒙巴顿方案，同意印巴分治。这导致巴基斯坦于当年8月14日独立，斯里兰卡于次年（1948年）2月4日也从印度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这样既保留了印度的“大国”地位，又可以从南北两面牵制印度的崛起。将斯里兰卡分出，限制印度南向印度洋发展；把巴基斯坦从印度北方划分出来，目的是为了将印度的力量引向北方。

但这只是印度“销声匿迹”过程的开始，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南端和斯里兰卡北端之间出现泰米尔猛虎组织发动的“独立”运动，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出现亚齐独立运动，这也是西方人留的伏笔。凡是地区性的分裂势力，后面必然有大国的全球谋划和安排。巴拿马、埃塞俄比亚、厄里特里亚、吉布提等都是这种安排的结果。在世界有重要地缘政治利益的地方划出小国，这是大国实现对其控制的重要手段。条件成熟的话，印度南边和斯里兰卡北面再生出一个“民族国家”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角度看，位于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86]也会有同样的结局。马六甲海峡东南已分出新加坡，西北再分出来亚齐，这有利于一些大国实现对马六甲海峡的绝对控制。与泰米尔猛虎组织一样，亚齐有一个“自由亚齐运动”组织，主张以暴力手段争取亚齐独立的组织[87]。尽管目前亚齐独立运动和猛虎组织与政府达成某种合解，但它仍是欧洲为重返亚洲随时都可以激活的“冷子”。

西方人的国际政治贯穿着精细的地缘政治安排，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照着做但一定要懂，这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拿破仑战争后维也纳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奥地利外交大臣克莱门斯·梅特涅说：“化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亟于追求本身利益更为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大。”[88]西方人擅长用搭积木而不是砸积木即打倒和消灭对手的方式构筑有利于西方的世界力量板块搭配格局：自己在其中可以游刃有余而对手却动弹不得。如果说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的是威灵顿公爵[89]，那么埋葬拿破仑法国的却是设计维也纳体系的梅特涅[90]。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91]。不能消灭，那只有削解其能量，转化矛盾的性质。化解而不是消灭印度的利益，正是英国在离开南亚时将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分出印度的原因。

五、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历史和现实

（一）版图由东向西逐次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政治和经济的结论首先受到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的限制和约束。这一切都是基本的、不变的要素，遇到各国的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将是决定国际间和洲际间关系的条件。”[92]研究印度洋及其北岸的大国地缘政治，首先要搞清这一地区的“陆块分布和地形性质”。

总体而言由近代西方殖民主义造成的版图破碎化是印度洋及其北岸国家的重要特点。印度洋北岸可分东北和西北两向。东北面是亚洲板块，西北面是欧洲板块。欧亚板块的地缘政治的总体特点是二者面积悬殊、但国家数量却接近[93]，其整合程度形成鲜明反差：亚洲板块的特点是中心国家巨大、四周国家碎小，中国是亚洲的主体和中心，破碎地带发生在中国周边，周边与中心国家间不对称破碎特点明显。欧洲则是中间国家碎小（如瑞士、奥地利、卢森堡、列支敦士登、圣马力诺、梵蒂冈等），而四周国家较大（如西班牙、法国、德国及东欧诸国），国家间对称型破碎特征明显。在两大板块中间的正北面，是麦金德说的欧亚“心脏地带”的核心地带。在南亚和西亚，分布着以印度和伊朗为重心的次区域国家群。它们分别围绕印度和伊朗形成不对称破碎地带。但比较而言，中国、印度、伊朗与周边国家的不对称关系及建立其上的整合程度由东向西逐次递减。所有这些区域中心又围绕中国并与中国形成不对称关系。亚欧地理板块的这些基本特征是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最基本的参照。

（二）俄罗斯和英国在大陆均势中分别扮演着不同角色：理论总结

在欧亚大陆板块北面，还有一个既难以融入欧亚又有较强的介入能力的国家，这就是俄罗斯。在欧洲或亚洲地区平衡被新崛起的力量打破的时候，俄罗斯总是起着平衡杠杆的作用。比如近现代拿破仑、希特勒打破欧洲平衡和日本打破亚洲平衡的时候，俄罗斯往往担当着 “最终裁判”的角色，俄国的最后临门一脚，往往决定着全局的胜败。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提醒美国政府战后注意苏联的这一特殊作用，他写道：“假如中国达到了真正的统一，而日本的军事力量又被完全消灭，则远东的支配势力将无疑地是中国。北方的俄国势力将是大陆上对中国地位的唯一平衡。”[94]“俄国将是大陆上最强大的陆上势力，有它作为盟国，对于英美两国都是有利的。其实，只要它自己不打算在欧洲边缘地区树立霸权，苏联将是保卫和平最有效的大陆根据地。”[95]基辛格对俄国这种地缘政治优势不无羡慕地评价说：“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有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96]

与俄罗斯陆权平衡杠杆相对应的是英国，英国自从占领印度后，便在印度洋扮演起通过海权平衡欧洲地区和亚洲地区的角色。马汉在1900年写的《亚洲的问题》一书中说：

俄国至今的领土推进是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的。它在中亚的楔入点是在波斯与阿富汗之间，对此应想到，通过波斯更远地挺进至波斯湾对俄国来说具备诱人的便利条件。同样的活动也可在大陆的另一端进行，俄国在跨过满洲直抵旅顺港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于是，在东西两端，俄国都表现出了无怨无悔热情，它的表现不是时有时无，而是轻松自如的。出于自然法则与种族本能，俄国正努力在地理上倚托东西两翼向南推进，而前进的中心地带就是阿富汗山地及多沙漠的东突厥斯坦与蒙古地区，即使有心，也不可能对上述地区之内的俄国行为及其在不同地段间的相互呼应进行干涉。就自然与政治境况而言，上述地带的漫长并非俄国的弱点，因为它的扩张中心并不能被击碎。如果确实要施加限制，也只能针对上述地带的侧翼或由此向内进行。[97]

与此相对应，英国借助印度也担负起遏制俄国和平衡欧亚大陆的战略力量。马汉说：

北和南在逻辑上是相对的，所以可以推测，和俄国从北边进行的扩张相对应的是来自分割线以南的扩张。……印度由于距离的地形最适合于被用来对中亚发挥影响或对俄国扩张线的前沿采取行动。[98]

本质上，印度对英国并不仅仅是一个基地的价值，它相对于中国与埃及的中心位置也适用于澳大利亚和好望角，这样，对于其他殖民地对英帝国联邦的支持，印度起着协助集中的作用。就印度与其他亚洲问题的相关性而言，它也不是毫无保障。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在海上，这边的海峡殖民地和香港以及那边的亚丁和埃及象陆上据点一样发挥着巨大作用，有力支持了英国在东西两个方向上的海上经营。在广泛的意义上，这种经营是针对于亚洲分割地带，或者说是南北力量的争锋地带的侧翼。[99]

可以说，英国和俄国在亚洲的领土扩张构成了当前的地区背景，不仅英俄和平的或武力的行为是以此为根据，其他国家的防御或进攻行为也以此为基础。[100]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崛起，美国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01]教授推进了马汉和麦金德的学说，提出陆缘地带（亦称“边缘地带”）理论。1944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中，斯派克曼认为麦金德过分夸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作用，实际上包围着心脏地带的外缘大陆地带如中国、印度、巴尔干、法国等拥有大量的人口、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而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自然环境比较严酷，人口稀少，所以他认为主宰世界的关键地区不在心脏地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那句战略名言提出挑战，他说：

这个帝国（苏联——笔者注）在寻求通往海上的途径时，在19世纪发现它的出路被扩张到欧亚沿海地区的不列颠海上势力所拦住。不列颠帝国的地位建立在从海上包围欧亚大陆的基础上，这种包围是由它的海军控制着周围海道来维持的。这种地位可以由于大陆沿海地区出现一个竞争的海上势力或由俄国的陆地实力侵入到沿海地区而受到威胁。

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大不列颠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的国家和俄国，或者是大不列颠同俄国一道对抗一个统治边缘地区的强国。麦金德的名言：“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全世界”，是错误的。如果旧世界的强权政治需要一个口号的话，就必须是：“谁支配着边缘区，谁就能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世界的命运。[102]

值得注意的是，与麦金德不同，尼古拉斯·斯皮克曼不仅看到俄国与海洋国家矛盾的一面，也看到可以合作的一面，他认为海洋国家可以借助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两端的平衡作用，主张美国和英国两个海上边缘国家联合位于陆上“边缘地带”的苏联共同维护战后世界和平，认为“为了获得大陆的支援以对抗边缘地区势力的威胁，与大陆心脏地带的俄国势力结成联盟是明智的”[103]。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在其名著《和平地理学》结尾时更是强调：

目前我们正期待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和平。由于地理因素继续在起作用，所以根本问题仍然没有改变。欧亚大陆上的均势是我们目前作战的目标之一，建立和维持这种均势将是我们在战争胜利后的目标。所以，为了美国的利益，我们仍要继续同那些设法阻止边缘地区结成一体的强国合作。世界其他两个巨大的强国——俄国和大不列颠——也会感到他们的安全由于欧洲和亚洲建立了某一个霸权而受到威胁。因此，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既然这三个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单独地和孤立地对抗世界的其余部分，那么它们的合作将有利于它们自己的最大利益。[104]

只有地区破碎才能出现“均势”，斯皮克曼所谓的“均势”，说白了就是让多种力量对等的对手在相互牵制中动弹不得；而只有借助环绕于欧亚大陆的如英国、苏联等边缘大国并与其建立联盟，美国才能达此目的。这是与麦金德理论不同的地方。麦金德理论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总结，而皮斯克曼理论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苏合作成功解决世界难题后的理论总结。

（三）“均势”理论对世界版图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从意大利和德意志南北交接的中间区域开始破碎？这与中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教二元冲突的历史有关。公元3世纪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衰落后在欧洲迅速兴起，借助意大利在欧洲世俗王权之外形成了另一个政权实体。与世俗王权一样，它在世俗王权之外也有完整的税收、法庭、军队和领土主权权利。由此便形成了与世俗王权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斗争最激烈的地方就在意大利北部和德意志南部的交接区域，南北双方相互通过肢解对方领土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这样便在这一区域形成“破碎基因”，并由此扩张为欧洲的地缘政治特征。

这一特征让英国大获其利并因此主导了世界近代史：英国从教皇那学会了用肢解版图或者制造“均势”打击对手国家和控制欧洲继而世界的策略。海权理论的先驱者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说：“均势因素是打开1500年至1800年间的欧洲近代史的钥匙。”[105]

但是，破碎并不是欧洲板图的原貌。欧洲在罗马时期的整合程度甚至比同期的中国还高。罗马从建立共和到西罗马帝国于476年灭亡的九百多年间，欧洲基本保持在罗马帝国的法统之中，罗马帝国控制着包括地中海在内的欧洲主要地区；而此间中国正经历着从战国到隋朝的历史，其间不知有多少个法统，也不知有多少次破碎，并且都是对称型破碎。有意思的是，在隋之后，欧洲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形势发生了逆转，中国曾出现的“五胡乱华”的形势转入欧洲：中国的版图越来越大，统一性也越来越强，而同期的欧洲却越来越破碎。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欧洲有了政教二元冲突，基督教与欧洲王权争夺的太激烈了。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形象地比喻道：“罗马陷落后任何时期绘制的地图，看起来都像一块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这块被单的图案每个世纪都可能不同，但从来没有一种单一的颜色可以用来标明一个统一的帝国。”[10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为什么要打倒教权，支持王权，就是因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欧洲二元对立导致的地区破碎带来的危害，他们赞扬中国的原因也是因为中国的统一性。文艺复兴时伟大的思想家阿利盖利·但丁[107]预见到这一结局，他在《论世界帝国》一书中说：“一个内部互相攻讦的王国必遭毁灭。”[108]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得干脆简洁，他说：“普世教会乃是导致大一统国家衰落的社会毒瘤。”[109]汤因比与但丁生活年代虽相差654年，但后者所说的话几乎就是前者的同义反复。

（四）中国革命的胜利阻止了亚洲地缘政治欧洲化的进程

近代以来，西方人来到远东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国，他们知道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因中国太大而无法征服，于是将中国版图进行欧洲式的改造则是他们思考的问题。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早就提醒西方列强注意这一点，他在论述完长江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后说：

中国的统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规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虑到这两种情形。[110]

显然，长江是中国版图南北之间的中线，中国如果从长江开始分裂的话，中国继而亚洲大陆就会像欧洲那样出现对称型破碎：先从中心两端如云贵和江浙地区分崩，然后再从中间武汉地区离析并导致中国出现欧洲式对称型破碎。如果中国分裂，亚洲的整合就永无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国，那削弱亚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国之外鼓动形成可与中国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构成与中国对称的大板块。试想当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挝，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西班牙；再试想此前如果日本把东北从中国版图割裂出去，在东北亚形成另一个大板块——这相当于德国，那样的话，我们中国在亚洲就转入类似 “法国”在欧洲的形势了。如果按物理学“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则，这三个对等“矢量”的对冲就会大大降低亚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欧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势就会降落亚洲，亚洲也就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欧亚历史比较说明，大一统产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产生的多是内耗式负能量。正是因为进入中世纪后的欧洲版图长期保持着破碎尤其是对称型破碎性质，欧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机会。欧洲的内耗使美国在19世纪60年代完成了国家统一，并在此前后从法国及俄罗斯手中购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1900年，欧洲扩张已覆盖远东并迫使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但在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国的西方殖民势力为此撤回欧洲参加战争，这使得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进行了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

同样的道理，西方人要击败中国的前提也是让中国回到与欧洲大陆相同的破碎版图，至少也要让中国回到“五胡乱华”的时代。日本人就是这样，20世纪30、40年代，它从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剥离出若干个傀儡政权，抗战胜利后，苏联和美国又背着中国搞了个“雅尔塔秘密协定”，要将中国一分为二。对此，毛泽东洞若观火。1948年12月雷洁琼先生曾随团受邀来到西柏坡，她问毛泽东怎样看待“划江而治”？她回忆说：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111]

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断然过江，将中国统一起来了。多年后李宗仁也对自己当年坚持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行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象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112]

事实确实如此。如果当时中国不管是以长城还是以长江为线被分成两部分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甚至到汶川救灾都去不了，因为还不知这中间要越过多少个“国家”，需办多少“签证”。

1948年美国和苏联在分割完欧洲后便转向中国内战，他们都以不同形式地支持国共划江而治。当时东北朝鲜半岛已经一分为二了，西南印度版图也分出一个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谓“和平样板”。美苏也诱使中国走朝鲜和印度的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没有走他们的路，我们今天才有了一个有大版图的完整国家。这对我们的未来是基础性的地缘政治资源，有了这份资源，中国未来的其他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正如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13]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亚洲出现大变局，东北亚分裂、南亚分裂，只有中国南北反倒统一，由此看，目前亚洲围绕中国大板块的地缘政治不对称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插手干涉的结果，也是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一道自觉奋斗争取的结果。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后者的奋斗，今天亚洲版图就很可能成了欧洲那样看起来象是用“杂色布片补缀起来的被单”[114]。

结构决定性质，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国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不仅对中南半岛和平而且对整个亚洲的和平是有大贡献的。前一段时间，西哈努克去世时中国高规格地出席柬埔寨举办的悼念活动，这说明中国非常重视柬埔寨的战略地位，将其看作是保障中南半岛和平的支点力量。

欧洲崛起并扩张到远东后，包括印度在内的印度洋地带和中国的周边地带都被欧洲殖民者人为地粉碎了，这样的后果对于这些国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万幸是它造成亚洲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不对称破碎地缘政治形势，这客观上将中国推到亚洲政治的主体地位。这样的地区版块结构有利于以中国为中心和主体的东亚合力的形成，也使亚洲避免了欧洲对称型破碎带来的无限内耗的恶果。

地缘战略是类似“搭积木”的学问，使国家间的版图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体构建。和平的前提是主体和平，这个主体在亚洲就是中国。中国稳，则亚洲稳，稳定的主体才能产生地区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率先在欧洲爆发。国际政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学习地缘政治，要抓住关键点：没有关键点，就没有主要矛盾，就没有政治。毛泽东说：“中国是亚洲的重心”[115]越南原国防部长范文茶将周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形象比喻说“天堂很远，中国却很近”[116]。

（五）印度是西方亚洲殖民政策的牺牲品

有的同志会问，看看地图，印度、埃及也都是大国？但此大国非彼大国也。

大家知道，英国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地方割据势力把持着和分割着国家政治。1857年英国占领印度后，为了长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国统治强行粘合起来的。英国人那个时候不得了：1840年打败了中国，1857年同时向中国、印度开战，这前后还发动了三场试图征服但最终失败了的阿富汗的战争。

英国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个大板块的印度，但为了长期控制印度，在给它缝了一张完整的大“皮”后又将印度（埃及也是一样）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给拍碎了。

首先，民族的统一灵魂碎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印度去看看，那里神庙特别多，神多民弱，民弱国弱，只有统一文化和精神的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强大。在印度，所有制复杂、种族复杂，这都是英国人有意识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义保留下来的。其实，美国民族问题最复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防止德国人窃听，美国军方用很土的印第安语通电。但美国从来不强调这些，只说他们是一个民族，说的是一种语言即英语。西方人赠给印度的桂冠是“种族博物馆”，可对本国同类现象却从不加以渲染。他们不仅不鼓励而且是尽量减少和弱化本国民族的多样性发展。“美国的语言教育，尤其是针对移民的语言教育发展所诠释的是‘同一面旗帜，同一种语言，同一个国家’的理念”[117]。英国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统一性、强化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时，还力图削蚀印度民族的战斗性。英国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称号。甘地确有许多好的思想，但英国人则重点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张。如果大家还以为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国人统治下的南非和英国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为“和平斗士”，英国人对这些“斗士”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便对压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实用的作用，但对被压迫者而言，他们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鸦片了。2000年我去印度尼赫鲁大学访学，校内各系前贴满了“大字报”，被挑起的种族问题越来越复杂，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国经历过彻底的社会革命，独立后从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到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为独立后的尼赫鲁政府照单全收，尼赫鲁接到手中的是一个谁也动不了、什么也不能动的“复杂”国家。

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是将印度统一民族的骨胳、内脏和灵魂都拍碎后完成的：从封建的、殖民主义的到独立后的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意识形态全被保留且不可动摇。尼赫鲁在英国的支持下和平取得政权并使印度获得独立，这样的结果有一个好处就是革命成本低，但后遗症也很大，就是谁都得罪不起，巨量的私有权保留了下来，治理成本极大。这样对印度来说，所有制越复杂，产权越明晰越细致，历史包袱越重，国家就越发展不动，越容易被人操纵[118]。

与中国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不同，印度独立后其经济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双向循环过程要经历很复杂的利润或利益的所有制分割。印度政府动辄就要给庞杂的私有产权偿付大量租金，国家的投资往往因私有产权的大量预先截留而事倍功半：钱投资到生产中，经过资本家、地主和英国殖民者的产权截留，最终到生产者手中就所剩无几。1960年8月22日，尼赫鲁在人民院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印度“一五”“二五”计划期间国民收入增加的42%，这些增长的收入都到哪里去了？为此，1960年10月他指定一个以马哈拉诺比斯为首的委员会，要求调查印度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财富和生产手段集中的程度”。1964年2月，委员会提出的报告，指出：“计划经济的执行造成了印度工业中大公司的增长。公营机构如工业金融公司、国家工业发展公司等提供的贷款促使印度工业中私营部分，特别是那些大公司的增长。”[119]1964年4月印度政府再次指定一个以最高法院法官Ｋ.C.达斯·古普塔为首的垄断调查委员会，次年10月委员会提出报告并得出结论：70家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其中包括16家外资控制的垄断财团）在工业垄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70家垄断财团共垄断588种产品，占调查的产品总数（1298种）的45.1%。其中占首位的是塔塔财团，其次是比尔拉财团，再次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资控制）、萨拉巴伊财团等。委员会通过对2259家印度主要公司的所有权分析，初步确定了印度经济中带有垄断性的83个企业集团。又把其中总资产超过5000万卢比的75个集团列为印度最大的垄断财团。这75家财团总共控制了1536家公司，其全部资产为260.595亿卢比，全部实收资本约为64.632亿卢比。它们在印度25661家全部私营公司总产（555.15亿卢比）中占46.94%，在实收资本总额（146.54亿卢比）中占44.1%。[120]最后委员会得出结论指出印度政府为国家迅速建立工业化制订的计划经济“被证明是导致（经济）进一步集中的一个令人信服的因素”。[121]私人垄断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劳动成果日益为私人企业所截流甚至垄断。

土地改革的彻底性是由不同性质的社会革命造成的不同发展结果的根本性的原因。中国独立自主的社会革命的成功使其可以通过土地改革彻底打破封建和官僚买办的剥削生产关系。“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122]1956年中国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关系基本消灭。随着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只剩下最简单的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依靠复杂的产权关系寄生于社会生产之间阻碍社会劳动成果直接反哺社会劳动者的产权交易费用基本消除，农民债务更是不复存在。在彻底废除劳动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剥削环节后，劳动成果得以直接反哺劳动者和用于国家基本建设的安排。

印度土改始于1953年，这一年中央政府建立了中央土改委员会，由计划委员会成员和内务部长、粮食部长组成，作为土改指导机构。土地改革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消除土地所有制结构中阻碍农业生产的因素；二是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直接与劳动者结合，创造条件使农业经济实现高效高产。土改内容包括三方面，分两阶段实施。与中国20世纪20年代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注意到但无法解决农工问题的原因相似，尼赫鲁国大党也看到了彻底的土地革命对于印度的未来具有关键的意义。[123]但是，由于国大党本身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以及由大地主大资本家阶级占据的议会席位形成的对尼赫鲁政府的制约，这使国大党政府，即使有再好的政治设计，也无法实现。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政权由于基础是建立在封建官僚买办的支持之上，即使早就认识到土地问题的重要性也无法在中国大陆进行彻底有效的土地革命，与此同理，印度国大党推行土地改革30余年，最终不得不以“具有雷鸣般的热情”开始，而以“没精打采”的结局告终。[124]

我们看到，正是发生在建国之初的由不同的社会革命导致的不同的资源“初始配置”即“土地改革”模式，铸定了印度──相对于中国而言──先天不足的“经济胚胎”，这种“经济胚胎”的先天的和致命的病因在于国家经济基础即民族市场在其中得不到充足的利润反哺，并因此不能形成充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购买力。正是由尼赫鲁土改“豆腐渣”工程在印度国家生命体中注入的先天特性的“病因”，致使印度在半个世纪的发展落伍于中国。

笔者根据上述对印度结构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拙著《印度国家发展潜力及其评估——与中国比较》一书中，曾对印度的未来前景作出的评估，与尼赫鲁“销声匿迹”的预言相近似。现转录于下：

1．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断送了印度中世纪文明的发展进程，却没有给印度人带来自主型的——相对于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的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英国人在没有消灭旧的封建阶级的条件下，又给印度送来了新的国民财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统治官员。印度独立后尽管废除了服务于殖民统治的柴明达尔制度，但却变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阶层，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资本家阶层。在国内市场日益萎缩的条件下，资本家及新兴有产阶层中新增出了为国际资本服务的买办阶层。这些阶层队伍如此庞大以致他们利用私有权瓜分印度年度利润之后，社会生产者主体即劳动者阶层所得无几。由此而言，除了主权归属不同，印度独立后所建立的只不过是殖民地时期的金字塔利润分配结构的变形。这种结构既断送了印度在二战后进入苏联、中国等国家自主型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也断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时代进入英美等西方国家自主型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经过50多年的痛苦挣扎性选择，当代印度实际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国际资本的拉美式的发展惯性之中。印度已成为拉美模式在亚洲的另存形式。

2．印度独立以来形成的社会结构既阻碍了生产力可持续性发展，也削弱了印度国家发展的可持续潜力。如果将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分为表现为存量的自然资源潜力和表现为变量的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潜力。与中国比较，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只具有自然资源存量优势，而缺乏高效利用这些资源的国家能力的变量优势。中国相对于印度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国拥有良好的运用其自然资源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由此产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见的将来印度要赢得相对于中国的发展优势是不可能的。

3．但上述两点结论的确定是有条件的，即只在当代中国已确定的社会主义制度参照系和当代印度已确定拉美模式的坐标系中，上述对印度的评估结论才是成立的。由此，我们进一步推导出的结论是：鉴于印度自然资源尚未大规模开发，并对中国保持着相当的后发优势，[125]如果未来中国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发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会经济结构，那么，中国的发展将会落伍于印度。

4．最后，对印度的国家发展潜力的评估不能不考虑印度议会体制对印度未来的影响。这一点使目前“印度热”中的所谓“自由派”人士甚为乐观，[126]而笔者的评估结论则是非常悲观的。从“减震”的角度考虑，尼赫鲁留给印度的“民主体制”不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时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这正如英国殖民统治留给印度的“议会体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识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劳动者的反英民族革命的后果一样。印度这种体制的“减震”作用既留给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决问题的难度。[127]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无“猛药”根治，议会制度的“减震”作用，对具有结构性危机的印度国家所产生的后果，不会是迅速崩溃，而只能是缓慢衰落，乃至—— 鉴于印度所处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权地缘中心位置——瓦解，[128]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觉中瓦解。[129]

理解这些，也就理解为什么尼赫鲁对印度未来出现“销声匿迹”的可能如此担忧。

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这反映了中国人对于统一性的认识[130]。“贫”字在中国文化中与“弱”相联，贫，非不富矣，分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没希望了。这是中国人的整体认识论。目前中国的一些所谓“普世派”想将中国改造成小国寡民，像瑞士那样的国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国的灾难。你看看欧洲中世纪内耗成什么样子了，版图变化就像五彩斑斓的破画布。欧洲人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了，其统一速度在加快，其整体性加强了；而在中国和印度，西方人却鼓动那些不靠谱的“公知”们诱导他们的国家走欧洲曾走过并带来巨大灾难的“威斯特伐利亚”[131]老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与中国战国时期至少名义还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欧洲大陆当时至少名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法统下，之后即变成几十个拥有对等主权且力量相对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国因秦王朝的建立避免了这一结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对等主权共存的形式破坏了中世纪欧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统一性，并使欧洲实质性地陷入碎片化时代——这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制度性原因。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国际关系民主化，但没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来西方动乱的温床的一面。此后欧洲国家间可以不顾以往类似中国战国时期的那种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维系而理直气壮地发动战争——这些战争最后将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推向印度洋及以此为基础的世界霸权。

（六）印度洋将是拖垮美国的不归死地

美国总统尼克松为美利坚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贡献是，成功使美国摆脱越战并与中国修好，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对美利坚民族而言也许是致命的：他宣布放弃美元的金本位而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于是，原来可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这样，美元的坚挺就要靠国际大宗消费品石油的采购以美元结算来保证。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现在回头来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国的同时却又更深地伤害了美国：他使人民离劳动更远，离战场更近；为华尔街国际资本而不是为美利坚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国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美国国民的“生存方式”——这种生存方式合乎逻辑地将美国开战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区尤其是波斯湾油气资源丰富的地区。

对印度洋的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国——尽管渴望有增无减——远不如当年英国。原因是当年的英国是工业国家，而今天美国是个由华尔街统治的金融国家。今天的美国已没有自己的工业了。实体经济尤其是其中的工业和农业是国家的肾，美国汽车工业城底特律的倒台说明美国得了“肾衰竭”，美国的肾被华尔街大亨们摘了。没有“肾”就不能造自己的“血”，这就是国家金融。今天美国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华尔街金融寡头。美国“肾”都没了，所以它走不远。奥巴马不愿再打叙利亚，因为美国实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说的“各国国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132]这句话的启发，推说要有国会批准，这让华尔街不高兴，华尔街的美元得靠中东石油撑着，既然白宫战略东移拿不下中国，那奥巴马就还得返回去拿石油。奥巴马若不打叙利亚，那华尔街就不给你“发工资”，很快美国白宫便遇上“财政悬崖”，行政各部也随即关门；奥巴马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都没钱参加。所以说今天的美国真的不能与当年的英国比。垂死的人，会更疯狂、更残忍、更凶恶；就美国而言，对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国家更具危险性。

六、印度洋板块与欧亚地缘政治板块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

（一）欧洲人还要重返印度洋和远东

但是，目前印度还不会有这样的担忧，因为在它之前西方国家还有其他对手——比如中国和俄罗斯——要解决，如中俄倒下，随后印度必将首当其冲。所以说印度有些人跟中国作对的政策不明智，中国如果倒了，哪有印度的好？这与三国中的孙吴为得荆州小利而获灭国之灾的道理一样。看看当年英国对印度人民的镇压及统治，就会知道西方人届时根本不会给印度喘息和反抗的余地。英国人统治的时候给印度连起了一个大版图，但英国人走时又把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给拆分出去。这真是用得着就统合，用不着时就拆分。但毕竟没有全分，其原因是印度还在英联邦里面，英国人还要重返远东。这在汤因比书里有所体现。汤因比在其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中号召欧洲人痛定思痛，用“五十到一百年”的历史，推动欧洲“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最终使欧洲得以“恢复原状”：

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的传统组织一再受到打击，欧洲是否能恢复原状，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要由今后50年到100年的历史来解答。只有经过内部的一次大革命，改变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经济组织方式，形成全欧的社会组织，欧洲似乎才有可能在俄美两个超级大国控制的世界中恢复主权。然而，千百年来的因循守旧、各国的既得利益以及年深月久的憎恨与恐惧，都是压在欧洲背上的负担，阻碍了上述那种革新。从技术上讲，肯定是可以革新的，但从社会与政治上说，或许不可能进行改革。欧洲人作为个人，作为民族，常具有卓越的理智、洞察力和行政手腕，但这些因素同传统的势力、感情以及复旧情绪将会有一场艰苦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决不能摆脱在欧洲边缘已站住了脚的超级大国的操纵和摆布。看来俄美之间争夺欧洲资源的斗争，不可能有助于欧洲改组的事业。[133]

大家再看看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书，布莱尔在回忆录《旅程：我的政治生涯》的序言中将这个目的说得更加明白：

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134]

整个印度洋国家是一种拉美式的经济体制，其特点就是工业发展不能独立自主，这样的民族没有张力。只要是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必然要扩张并走帝国的道路——日本法西斯主义就是这样起步的，因为它需要世界市场。中国发展起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这要感谢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把中国带向自然农业社会，更没有带入拉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中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工业发展模式和国民经济体系。太平洋战争结束前的德黑兰会议上，在讨论打败希特勒后如何处置德国的方案时，罗斯福与斯大林都认为：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关键是毁灭德国的重工业生产能力；只要没有重工业生产，德国就永远没有发动战争的力量。罗斯福还说要把德国变成牧羊场[135]。牧羊场国家就是只提供原材料而无工业技术原创力的依附性国家，就是工业国家商品的倾销地，因而，这样的国家是没有竞争能力的。《罗斯福传》的作者康拉德•布莱克曾对美国的“旨在德国清除纳粹余孽的解除其工业化的激进计划”的实质一语中的，他说：“实施这个计划等于把7000万德国人全都变成牧羊人，苹果园主和家禽饲养员。”[136]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将苏联的经验告诉蒋经国：“不要只醉心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么德国就会打败苏联。由于苏联有工业，战争期间才有可能每月生产3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5000门大炮、40万支步枪、20万支自动步枪。”[137]

英国被迫放弃在印度统治，离开南亚次大陆之前，已将印度转变成了一个“牧羊场”国家。 美国本来是要消灭日本的重工业的[138]，后因冷战的需要，美国再次放宽了对日本工业的限制。澳大利亚也是这样一个养羊、跑袋鼠并由此没有扩张和打仗需要的国家，所以澳大利亚就特别“和平”，当然也没有保障和平的能力。加拿大也是这样，没有像样的重工业，所以也比较和平。这样的国家，傍着美国，美国也放心。围绕在中国周边许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特点，这是欧洲为了在亚洲的殖民需要制造出且保留下来的。如果当年英国人把印度发展成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当然它不会这样做，那么今天我们西南一带就不是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了。中南半岛三分天下的形势，也是法国人当年搞的“印度支那联邦”的后果。正因为中国周边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与中国形成——完全不同于欧洲对称破碎——的不对称破碎格局，亚洲近现代史才有不同于同期欧洲的和平稳定的发展形势。

（二）张伯伦的政治遗产与丘吉尔的悔悟

说到这里，我们真的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张伯伦先生及其政治遗产。希特勒崛起时，张伯伦意识到了再次世界大战将使欧洲失去既有的世界霸权。张伯伦为此绥靖希特勒并对他说，咱们不能再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以后苏联美国崛起，我们若再打，苏联人和美国人就会进入欧洲。希特勒当时年轻听不进去，决定打；丘吉尔也年轻更听不进去“老同志”的话，也决定打。战争的结果不出张伯伦所料：苏联和美国通过“第二战场”完全插进欧洲。丘吉尔当时想从南欧开辟“第二战场”，从意大利北上出兵，罗斯福和斯大林却联手逼迫丘吉尔同意从法国诺曼底出兵，把东欧让给苏联红军来解放。当时谁都知道，大兵所至即势力范围所至。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曾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139]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140]苏联出兵东欧意味着东欧将归入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样一来，欧洲就又被压成两部分，即英法控制的“西欧”和苏联控制的“东欧”。欧洲被拦腰斩断了。欧洲由此元气大伤。

在认识美国人方面，当年的丘吉尔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他早点读到麦金德发表于1919年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中说的“美国最近已成为一个东方强国，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通过俄国来影响欧洲的力量对比”[141]的预言，就不会轻信同为盎克鲁-撒克逊民族并同具民主信念的美国人信誓旦旦的承诺。

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三国首脑第三次会议前4个小时，丘吉尔与斯大林有一个单独会晤。会晤从中午12点40分开始。丘吉尔先告诉斯大林：从母系方面讲，他一半是美国人。接着他又“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他对美国人很有感情，不应当认为他想贬低美国人。他丘吉尔对美国人是完全忠实的。[142]可他哪里知道早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前一个小时”[143]罗斯福背着丘吉尔已主动向斯大林表达了被丘吉尔视为命根子的印度问题的解决意见。1943年11月30日的苏联档案《斯大林与丘吉尔的会谈记录》有如下记载：

罗斯福认为，这个原则本身对其他殖民地同样是适用的。在实施有关托管制的建议方面，丘吉尔不打算坚决地采取行动，因为他怕这个原则不得不适用于他的殖民地。

斯大林答，当然，丘吉尔将会不满。

罗斯福称，当赫尔在莫斯科时，他随身带了一份文件，那是罗斯福制定的关于建立国际殖民地事务委员会的文件。这个委员会应当对殖民地国家进行观察，以对这些国家的状况以及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进行研究。这个委员会的全部工作最好公布于众。

斯大林答，假如这样做，就好了，就向这个委员会提出申诉、请求等。

罗斯福表示，最好不和丘吉尔谈印度问题，因为他罗斯福知道，丘吉尔对印度问题还没有任何主意。丘吉尔认为，这个问题可留到战争结束以后解决。

斯大林说，印度是丘吉尔的一个病灶。

罗斯福同意这一点，但他认为，英国必须在印度采取某种行动。

罗斯福说，他希望同斯大林随便谈谈印度问题。随后他对斯大林提出一个让今天美国“民主制度”的粉丝们怎么也想不到的建议。

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

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144]

罗斯福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这言外之意就是印度可以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在战后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曾把印度称为“英王皇冠上的那颗真正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145]；现在罗斯福要将这颗丘吉尔珍惜并正在为之誓死捍卫的“最为光亮而珍贵的宝石”献给斯大林，而这对正在同一个战壕作战并准备过69岁生日的丘吉尔来说，是绝妙的戏弄和出卖。“老乡见老乡，背后打一枪”，现在同具盎格鲁撒克逊血统族的罗斯福联合斯拉夫人在丘吉尔这位天真的老乡背后真的打了暗枪。多年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显然对罗斯福和斯大林这次会谈有所警觉，但对其内容却一无所知，他说：

 11月30日是一个忙碌而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是我69岁生日，几乎一整天我都忙于我一直关注的某些最重要事务。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元帅保持私人接触，并逗留在苏俄大使馆中。尽管总统与我关系密切，并且我们的重要问题交织在一起，但自从我们离开开罗以后，他一直避免单独与我见面。[146]

就在前两天，也就是在罗斯福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丘吉尔在德黑兰英国公使馆撒疯。据哈里曼回忆：

他（丘吉尔）说他乐于服从命令；他有权担任会议主席，因为他年龄最大，因为他的姓氏是C字打头，因为他所代表的大英帝国具有历史上的重要性。他放弃了这些权利，但他要坚持一件事情，那就是必须让他在30日举行晚宴，这一天是他的69岁生日……他说他要喝得酩酊大醉，准备在第二天开路。[147]

1943年11月18日，即在德黑兰会议前夕，丘吉尔召集幕僚谈到美国人时说：最近给他“留下了敌意的感觉。”[148] 与此同时，罗斯福也召开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明知英国主要军事力量部署在地中海并且无力他顾的情况下，提出让英国独占法国及卢森堡、比利时、巴登。而马歇尔等则向罗斯福总统提议“美国人应该向欧洲进军”。[149]

11月28日，即德黑兰会议召开当天早晨，斯大林与罗斯福会前交换战后政治安排。斯大林支持美英联合进驻法国北部。而罗斯福和斯大林都认为印度支那不应该在战后归还给法国，而应该在20～30年的时间内，让它逐步独立[150]。据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披露：罗斯福向斯大林“甚至提出美苏共谋反对英帝国主义的可能性”[151]。当时担任斯大林翻译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一书中披露斯大林与罗斯福在德黑兰第一次会晤时，在描绘了太平洋上的苦战之后，罗斯福提到殖民地帝国问题，他对斯大林说：

“我在我们的战友丘吉尔缺席时谈这个问题，”总统强调说，“因为他不喜欢提到这个题目。美国和苏联不是殖民大国，我们更容易讨论这些问题。我想殖民帝国在战争结束之后不会存在很长时间……”

罗斯福说，愿意在将来仔细探讨殖民地战后的地位问题，但最好是在丘吉尔缺席的情况下做这件事，后者对印度没有任何计划。

斯大林显然避免了被拖入如此敏感的话题。他仅仅指出，战后殖民地的问题可能会变得紧迫，并且表示同意，即苏联和美国，与那些拥有殖民地的国家相比，较容易讨论这个问题。 而我则惊讶于罗斯福的一项动议，跟前不久，1940年11月在柏林与莫洛托夫谈判时我所听到的希特勒的建议一样，即苏联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一起分享英国的殖民遗产。显然，这些土地吸引了不少人……

整体上，我的印象是，斯大林和罗斯福对第一次接触感到满意。但这并不能使他们改变自己的原则立场。[152]

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拒绝单独与丘吉尔会见，“理由是斯大林可能会觉得他们在一起协调行动和政策来对付他”；“使丘吉尔更加不安的是，罗斯福出于安全原因并不是住在本国的大使馆而是住在苏联大使馆，这样似乎随时都可以同斯大林进行私人接触”。[153]而对“苏联安排来照顾总统的服务人员和其他居住在这些房间里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的成员”的可能性，“罗斯福则不在乎。但是，罗斯福认为和斯大林建立正常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如果罗斯福的谈话被偷听了，这可能更有助于与狐疑心过重的东道主建立信任的方式”[154]。

罗斯福与斯大林这种“兄弟般的友谊”始于1943年11月28日德黑兰会议前一小时两人的私下会晤。[155]就在这一刻他们建立了针对英国的美苏暗盟。此后，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判桌上总是所向披靡。罗斯福曾向担任劳工部长的老朋友柏金斯谈过他在德黑兰期间是如何与斯大林建立起这种准“哥们”友谊的。他说在会上他总是刻意与丘吉尔保持距离，以至“丘吉尔脸红气胀地皱眉蹙额；他越是这样，斯大林就越是微笑。最后，斯大林忍不住爆出大笑。三天来，我第一次见到阳光！我先忍住了，后来终于和斯大林笑成一团。这时，我开始称呼他为‘约瑟夫’。他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从此我们的交情又深化为个人关系，我们可以像兄弟般交谈”。[156]在雅尔塔的5天会议中，罗斯福就更是“一直避免单独和丘吉尔见面”。哈里曼认为“这是罗斯福的一种战术，而非对首相的有意轻视”[157]。而上面所表现出的哥们义气，只不过是从德黑兰会议以来两人合作中的小事一桩。

美国当时为什么要参加欧洲的战争？1939年1月31日，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同僚：

在大西洋上，我们的第一道防线是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它们持续、独立地存在。目前，这些是什么呢，请记住这些字眼，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国家的独立意味着“独立”，并不意味着在军事上或经济上遭受某个其他国家的“统治”。

接着罗斯福计算了一下目前欧洲还有二十几个国家独立国家，说“但如果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再保持下去，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共同的或各自的成功步骤再继续下去，它们将不可能独立。它们会失去独立”。在这里，罗斯福决不是在秀“具有持续的独立这一内涵的‘持续地独立地存在’”此类绕口令，如做通俗翻译，其中的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换成“分裂”，将其中的“统治”换为“统一”，就不难理解罗斯福讲话的含义。一句话，美国要保证欧洲“一大批持续独立地存在”，不能让希特勒统一为一体。他说：

请不要说这是空想，不要说这只是白日之梦。六年前希特勒这个人上台控制德国政府时，德国已经崩溃，已经完全彻底地失败。负债累累。分崩离析，不值得被看作是世界上的一支力量。那时你们中有谁会说六年后德国将会完全和绝对地统治欧洲？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里闲坐并说这是白日之梦。

罗斯福告诉美国垄断资本家，只有这些国家“持续独立”，美国资本家才能大发军火财，才能听美国的话。

如果这种情况果然发生了，英国、法国和其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国家决定起而战斗，那时你们就会碰到武器问题。

我们不能假定它们会打败德国和意大利。最好的看法是，这是一场成败参半的赌局。这个情况太严重了，决不能忽视。这是一场50：50的赌局，这些国家可能会遭到失败，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能获胜。如果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获胜，主要原因是拥有空军这个巨大优势，它将把英国和法国赶入地下。而英法自己的空军力量实际上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被消灭。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定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定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第二，现在我们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们了解这点：我们希望法国继续作为独立的国家存在。我们不希望法国不得不向这个、那个或其他事物屈服，因为法国屈服，英国屈服，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将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国家。因此，十分坦率地说，尽我们所能——完全作为一件和平的事情，世界和平的事情——去帮助法国和英国维护独立，这是我们的利益所在。确实，目前它们的独立受到了威胁。[158]

罗斯福的这篇交底式的演讲引起在座要员的鼓掌，因为他在满足美利坚民族利益的同时还满足了华尔街军火商的利益——在美国，满足后者是实现前者利益的的前提。他们明白了“拯救我们的文明”的含意就是保证大西洋东岸的欧洲大陆的“一大批国家持续地独立地存在”，只要这批国家“持续独立地存在”，欧洲就会持续保持其破碎性这一致命弱点，就不会对美国造成永久性的威胁。罗斯福出兵的结果是在希特勒快要统一欧洲的时候又把欧洲拍碎了，即再次回到“一大批国家持续独立地存在”的状态。

这时会有人问，即如此，那马歇尔为什么又要给欧洲那么多钱帮助“欧洲复兴”呢？这是因为他看到丘吉尔要利用欧洲战后危机再次实现欧洲统一。这个时候马歇尔抢在丘吉尔之前，撒了一大笔钱，相当于在罗斯福拍碎的欧洲骨伤而丘吉尔要使之重新整合之前撒下了一层“云南白药”，各国有了这笔钱，其统一的愿望就被远远地推后，由此，欧洲的破碎性再次固化。

马歇尔在美国历史上是为美国利益谋划的大战略家，也是斯大林最看重的一个人。1945年4月15日，即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三天，斯大林接见哈里曼及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一行时，在谈到苏美在波兰问题上关系恶化时，面对“怒不可遏”的哈里曼，斯大林“语调和缓”地说：“我愿把自己的生命信托马歇尔将军，此事与他无涉，只关下级军官。”[159]斯大林的意思是：你们这些“下级军官”不明白，将东欧让给苏联是马歇尔劝说罗斯福为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美国和苏联才能有今天这样的战后地位。1945年12月23日，斯大林接见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听罢这位新上任的国务卿为美对华政策那喋喋不休而又不着要领的申辩，在会见结束时，斯大林对贝尔纳斯感叹道：“马歇尔是仅有的几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中的一个。”[160]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美国学者中，尼古拉斯·斯皮克曼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准确地把握罗斯福、马歇尔世界布局要义的人。1944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斯皮克曼开始思考战后和平体系的问题，他在当年出版的《和平地理学》一书中告诫美国政府利用苏联平衡欧亚大陆的特殊作用保持欧洲国家对等破碎对美国具有的“极端重要性”，他写道：

欧洲的法国、德国和东欧之间的实力分布，将继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欧洲是民族主义高度发达的地区，组成了许多国家。这种情况不会因缔结和约而发生剧烈的变化。德国控制着大陆上最大的潜在实力，必须由法国和东欧的势力同它保持均衡，但是不能让这三个地区中的任何一个获得全部地区的统治权。注意保持实力的适当分布，将是英、美、苏三大超级强国战后的任务。[161]

与今天的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爱到处跑，写厚书的特点不同，马歇尔这个人不爱出头露面，难得见到马歇尔留下的只字片语，更无“自传”。他长期默默的站在罗斯福后面帮助他规划世界：分完欧洲再分亚洲，出卖且分裂中国的《雅尔塔秘密协定》[162]背后就有马歇尔的影子，其目的无非是要使中国国内政治力量对等分治继而国家分裂，而中国分裂则是亚洲欧洲化的先决条件。他逼蒋介石与国共以长城划线，被蒋介石拒绝后又扶持李宗仁上台与共产党沿长江划线，并通过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压，以使这一方案得以推行。毛泽东顶住了斯大林一次次的劝和“建议”[163]，这样才有今天的大中国。

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联手苏联合分世界的事实明朗后，丘吉尔才意识到 “姜还是老的辣”，当年张伯伦的担忧不无道理。只有在失去欧洲后，丘吉尔才体会出当年张伯伦先生的良苦用心，同时也看到分裂不可避免地给欧洲带来的灾难。这时，已至72岁高龄的丘吉尔在哪里跌倒就从那里爬起，下定决心为英国皇室“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164]。1946年3月，丘吉尔发表 “铁幕演说”；9月，又在苏黎世重提雨果1849年提到的“欧洲合众国”[165]的概念，决心将破碎的欧洲整合为美国那样统一的国家联合体。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让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知耻近乎勇”[166]，有了一种为了欧洲的统一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

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要更加珍惜中国的统一及由此产生的在亚洲的主体地位。有些学者赞美欧洲小国分治，让中国走欧洲的路，这实在是不懂历史的表现。

（三）撒彻尔、默克尔要为欧洲扳回乾坤

前阵撒切尔夫人逝世，在英国反应平淡，但欧洲大陆人喜欢她，这是因为是她“放倒”了苏联。撒切尔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因戈尔巴乔夫的上台而使形势好转。她透露：“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167]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168]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是天生的地缘政治学家，他们明白，打散苏联是欧洲统一的前提。罗斯福对美国做的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东欧交与苏联，并由此将大欧洲压挤成小“西欧”了。这对欧洲大陆不利但对英国有利，撒切尔放倒苏联后，欧洲便有了统一的前提。正因此，斯皮克曼在《和平地理学》一书的结束时说，英国、美国和苏联“这三个国家可以为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制度提供基础”[169]。随着欧洲大陆的统一进程加快，美英俄建立的这个阻止欧洲大陆整合的“安全制度”解体了，英国人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这与1945年后中国统一进程加快使日本再次有了被边缘化的感受一样。这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仅是“两个矢量的夹角越大合力越小”这一几何力学规律的反映。

尽管英国人不喜欢，但撒切尔看到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欧洲的惨剧，坚持张伯伦的思想遗产，宁可牺牲英国人的民族利益也要欧洲统一。继承和有力推进张伯伦、丘吉尔、撒切尔欧洲统一事业的人物是德国总理默克尔，默克尔连任表明德国人乃至欧洲人认可她的贡献。默克尔利用世界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大大推进了欧洲的统一。美国经济危机时接收一些国家“购买”债券的钱，这其实对美国不利。好比一个人得了糖尿病，而你却给送糖吃，他照吃且不锻炼，也不节食，这自然没好。欧洲经济危机时，默克尔拒绝其他国再来一次帮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她利用经济危机一点点地回收欧洲小国比如塞浦路斯、希腊、西班牙等国的部分主权。2013年4月22日默克尔在柏林表示：“如果欧元区真有诚意克服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并重新赢得市场投资者的信任和信心，各成员国就必须为在欧盟宪法框架内让渡部分主权做好准备。”[170]她借助欧盟的名义利用财政的力量把各个小国的主权收上，由此将欧洲变成由几大国——英国、德国、法国——主导的大联邦国家。这是张伯伦的理念。当然这样主导欧洲的中心不可能是英国，而是德国，正如主导亚洲的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日本一样。这样的欧洲用拿破仑比喻中国的话说，就是欧洲“睡狮”也醒了。

（四）欧亚大陆的力量挤压及其对印度洋的影响

印度洋的地缘政治板块与欧洲和亚洲板块相互间有着强烈的挤压式互动。穆斯林能够在这一地区兴起，是因为罗马帝国解体后造成欧洲破碎及由此造成的力量收缩。这还是一个几何力学的道理: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不同的是，看哪一边挤压哪一边。罗马之后的欧洲各国矢量之间多是对称且大角度的对冲，而亚洲主体板块仍旧，中国周边也有破碎地带，但对中国不构成对称型对冲。罗马帝国解体后，中国进入隋唐大一统时代，之后的中国版图变化多有“胖瘦”之分，少有欧式的对称型裂变。我们有些同志常常说明、清朝版图多大，其实，那只是胖了瘦了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出现比如被拦腰斩断或长出两个“心脏”等器质性裂变。一个中心曰“忠”，两个中心曰“患”。欧洲中世纪是政教两个中心，由此产生的患乱给欧洲带来了几乎是不尽的战乱。由此看，2008年以来欧洲利用其内部经济危机推进统一，如果统一实现的话，其张力就会很大，古罗马时期就是这样。罗马衰落后，欧洲力量萎缩，这给穆斯林、继而蒙古人崛起和扩张让出了空间。近代工业革命后，欧洲张力又造成它的世界性扩张，此后穆斯林和蒙古势力大幅萎缩。

欧亚大陆分区并存有欧洲、中亚和中国三种战略力量，但历史表明，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区位即北纬30°至60°之间可容纳战略力量只有2.5个，也就是说，在三种战略力量之间，必然有一个生存空间要受到其他两个的严重挤压并因此出现破碎地带。比如上古时代[171]在欧亚大陆分区并存的是欧洲罗马帝国、中亚诸帝国[172]和中华帝国。此间欧洲罗马帝国和中华秦汉帝国强大，中亚地区力量受到挤压并分出安息、贵霜诸帝国。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为1：0.5：1。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陷入碎片化时代，这为阿拉伯帝国继而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和大面积扩张腾出了空间。此时中华帝国保存完好并转入隋、唐、宋、元、明的持续统一朝代。此时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就转为0.5：1：1。进入工业革命后，欧洲又开始复兴和强大，中亚伊斯兰力量在欧洲、中国尤其俄罗斯的挤压下日渐式微，此时的欧洲、中亚和中国之间的力量比又恢复到1：0.5：1。俄罗斯在北方崛起并向南强力插入中亚地区，取代了原来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的伊斯兰力量。此后，原来欧洲、中亚伊斯兰和中国的三种战略力量并存的格局就为欧洲、俄罗斯、和中国（1：0.5：1）并存的格局所取代。近代历史经验表明，在欧洲、俄罗斯、中国三者中很少有一支力量单独扩充到1.5的水平，即使有（比如蒙古帝国勉强接近这个水平）也必然是短命的；但其中若有任何一方衰落——比如19世纪末清王朝的衰落和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衰落及20世纪末的苏联解体——并由此造成的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目前主要是伊斯兰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

发生在印度洋北岸的上述板块演变规律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北印度洋沿岸国家有着不同的影响。一般说来，当欧洲和亚洲板块整合程度较高即分别处在1的水平时，印度及印度洋北岸国家也会受到侵犯，但程度比较轻。比如古希腊罗马时代，马其顿亚历山大、罗马屋大维军团全面占领埃及和随后的叙利亚战争，这些侵犯都没有深入到印度次大陆内部。此间，印度出现了民族政权即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年～约前187年）及阿育王时代（阿育王 Asoka，公元前273～前236年）的繁荣 。

自公元前2世纪罗马帝国衰落趋势显现后，中亚板块整合力量开始提升。此间，大夏希腊人、塞人和安息人先后侵入印度，大月氏人最终在北印度建立了强大的贵霜帝国（鼎盛时期：公元105～250年）。欧洲进入中世纪后已完全衰落，其整合程度降低为0.5水平，与此相应，中亚整合水平上升至1。此间，阿拉伯人、蒙古人进入中亚并横扫欧洲。印度遭受到伊斯兰人和蒙古人的入侵和占领[173]。1206年，为时三个多世纪的德里苏丹国建立。1526年，帖木儿的直系后代巴卑尔从中亚进入并占领了德里，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意为“蒙古人的帝国”），为时也是三个多世纪。

欧洲进入近代后，整合程度大幅提高，对中亚板块再次形成挤压，印度洋北岸国家严重碎化，印度更是经历了英国一百多年的全面的殖民占领，但这与中世纪的外族人占领的时间比，还算是短的。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上古还是中古，大概是喜马拉雅山系的屏护，东方中国板块没有出现欧洲式的大起大落，中国中原王朝和印度之间少有直接的互相侵犯，更多的只是直接的文化交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亚板块并没有大幅上升，是因为苏联和美国崛起并对中亚板块形成的持续挤压。苏联解体后，中亚伊斯兰力量出现崛起势头，但很快又遭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9·11”事件后的持续打击，中亚板块受到西方越来越强的挤压。2008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并决定从中亚撤军后，欧洲统一进程加快并迅速越过地中海向北非推进，这又使本已缓和的西方对印度洋的压力加强。而巴沙尔政府军在叙利亚内战中的胜利，以及“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174]的迅速崛起，都是中东地区力量对自近新世纪以来西方对中亚板块挤压的强烈反弹。根据上述欧亚板块互动规律，在俄罗斯、欧盟、中国三大力量都保持强劲上升之势的今天，中亚板块的这次反弹很难达到中世纪的水平。但这样的形势在印度“两害相权”的比较中，却是不幸——欧洲再次崛起并开始向印度洋挺进——中的大幸。

苏联解体后，欧洲统一进度加快，2008年美国已被伊拉克战争拖得精疲力竭，而当年欧洲统一则大幅推进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独立”，这使欧洲统一进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尔干最后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欧盟“只争朝夕”，决定正式启动1995年萨科齐提出的“巴塞罗那进程：地中海联盟”计划。我们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欧洲地图和现在的欧洲地图作以对比，可以发现其迅速一体化的趋势。现在欧洲板块不仅走向一体化，而且欧洲正在跨越地中海并向非洲进行更有力地辐射，欧洲的军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利用北约的名义第一次插入利比亚。法国在打进利比亚的时候还在科特迪瓦同时行动，随后又利用当地危机完成了在马里的军事布局。这样法国就实现了从利比亚到几内亚湾一线的陆军控制，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殖民区域的某种恢复。为什么法国要控制这一线呢，因为几内亚湾不仅有丰富的石油[175]，矿产资源也非常丰富，像黄金、金刚石的储量和产量都占世界前列第一位。法国真是闷声发了大财，它借利比亚战争神不知鬼不觉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资源。有了这些海外资源，其国内再逢经济危机就可从海外获得额外补偿，并由此保证国内政治稳定。这说明欧洲在接近完成其统一时，也启动了非洲新殖民化进程，其势力范围正在向凡尔赛时期回归。

（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那么，欧洲用的是什么方式实现其初步统一的呢？用挑拨美国和苏联的矛盾，以罗斯福之道还治美国之身。1946年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则意在怂恿美国与苏联摊牌。此后，历史进入约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冷战时代。英国唆使美国人跟苏联长期冲突：打了朝鲜战争，又打越南战争，美国被拖得伤了元气。尼克松看明白了欧洲的意图，他转身跟毛泽东握手。这下欧洲人着急了，让汤因比到中国来，汤因比随后就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搞了个“展望21世纪”的对话，说了大家要注意，中国将来要起来了，中国不得了啊，中国起来以后的力量就要布置到夏威夷了[176]。

罗斯福、艾森豪威尔特别是尼克松之后，美国人领导人连同国内学者因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赢得世界霸权已变得轻浮和容易激动。汤因比之后，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又抛出“文明冲突”论，随后美国人（实际是华尔街）就推出了一个好激动的小布什，即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小布什这人只要见谁甩红布，他就向谁冲。他上台那年本是要冲着中国来了，引发南海撞机事件，我们当时没有着惹他。后来本拉登招惹他，小布什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什冲到阿富汗给了中国10至20年的战略机遇期。

现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当时那个热闹，今天再评价当时中国的外交应对措施，就会感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智慧：我们这几年的海军大发展及中国在东海形势改善都和这十几年外交政策有关。试想当年如果我们激化了与小布什美国的矛盾并导致小布什过来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话，那今天的形势就难说了。如果我们与美国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斗，那欧洲就必然会过来。欧洲并没有放弃恢复凡尔赛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时间将其影响扩张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们并没有真放弃。所以，在这方面中国——当然还有印度——不要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

七、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斗争必胜的天堂

（一）帕米尔高原被入侵者视为“天狱”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尔”高原在塔吉克语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该高原是地球上两条巨大山带 （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山带和帕米尔－楚科奇山带）的山结，也是亚洲大陆南部和中部地区主要山脉的汇集处，包括喜马拉雅山脉、喀喇昆仑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兴都库什山脉五大山脉，它群山起伏，连绵逶迤，雪峰群立，耸入云天，号称亚洲大陆的屋脊。这样的地形使世界霸权扩张势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让远道而来的欧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国人屡战屡败并因此视为“天狱”[177]畏途。

历史表明，中亚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在帝国扩张实践方面相当有经验的英国人对此颇有经验，英国学者的研究当然就更值得重视。英国政治地理学者P．奥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论——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提出的“距离的摩损”理论，可为“世界霸权的坟墓”说提供了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假若一个帝国或是一个霸权势力的国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么当有扩张边界的领土野心之时，同样的实力必定扩散得更为稀疏，从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损失。若在一片辽阔的平原上匀称地扩展力量，那么随着每一次帝国半径范围的扩张，其实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样的军力在越变越大的圆周内扩散，其密度和强度会相应地削减。从另一角度来看，假若各地单位面积的控制花费相等，随着一个帝国的圆周的扩大，整个控制费用将随着半径的平方而增加。为了维持对各地一定的控制规模，当帝国的范围增大，它的军事机构建制必须呈指数状态增加。不管有没有摩擦效应，随着野心或偿付义务的极度扩大，将会造成军事力量的分散。同样的作用也将会对宣传、颠覆或是经济援助造成影响。[178]

（二）平面与立体：认识地理距离的两个维度

国家为获利而扩张，也为过度扩张并由此透支财力而衰亡。造成这种规律性现象的原因是扩张规模如此之大已致需要更多的财力来巩固已有的扩张利益。如果将这近乎物理力学伸展规律的分析结合前述历史经验，我们就会发现，印度洋不仅仅是古今帝国追逐的目标，同时也是帝国扩张力量由“一鼓作气、再而衰”转入“三而竭”地带。

如果考虑到地理障碍的因素，现实中的帕米尔高原的区间距离就不能简单地用思维中的平面距离来衡量。奥沙利文说：

相关的距离应该反映陆地和海洋的地势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对移动造成的不同运动磨损。克服距离的耗费并不是一个常量，即便是在同一传播媒介里也是这样。当旅程延长而运输的边际费用下降的时候，量度点位之间距离的问题便产生了。相应的端点是国家最近的边境线还是主要城市或军事结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诚然，国家与强大的陆权势力相对位置的变动，决定于测定距离上所选择的终点和米制单位。靠近苏联港口符拉迪斯托克[179]的地方，并不靠近莫斯科。河内[180]离苏联边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笔直地穿越喜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线距离超过5 000英里，美国港口圣地亚哥与河内之间跨越9 000英里海路，但是由于海上运输的费用是陆路托运的1/10。因此就水陆运输成本的意义而言，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181]

正如住房面积不应仅以平方而应以立方标准计算才更为科学的道理一样，地理两点之间的距离也应分为平面和立体两类，前者属于（无限接近）无障碍距离，后者属于（相对）有障碍距离。只有介入“立体距离”概念的计算更准确地反映其中的地缘政治关系。翻山越岭、由低而高的路程与一马平川或居高临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如中国云南从纬度看，其位置只相当于从雷州半岛到闽、赣、湘、黔一带的地理纬度，但由于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663.6米，这大大提升了云南与较之东部各省的立体距离。如此就不难理解从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国比苏联更接近越南”的结论。从这个视角看，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就会发现，其间任意两点并不遥远的平面距离，由于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体距离陡增，这是历史所有的外来征服者——即使横卧于帕米尔北侧的俄罗斯人——在此屡屡败北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立体距离和平面距离，利用“权重理论”是可以换算的。权重换算的基本公式表明：“当每公里水准测量的精度相同时，水准路线观测高差的权与路线长度成反比。”[182]同理，世界上没有绝对水平的地理条件，立体或平面距离也都是相对的，比如在同等的立体距离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个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释在自然动力为基础的中国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离中，位居上势的北方政治集团总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马迁感觉到这个规律并将它概括得更为简单，他说：“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83]还有在沙漠中的行程与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气象和生存条件的相同距离，也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欧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地缘政治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想把地球表面变为平面，结果都会扩大或缩小距离、方向、形状和面积的真实关系。数理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想出一些调和的办法使这些绝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误差和歪曲缩小到最小限度。[184]

比较而言，海洋——如果不计汹涌的海浪的话——可算是最接近距离的“水平”条件，而帕米尔高原则可视为“立体距离”的绝对样板。麦金德形象地说：“心脏地带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85]中亚——也就是麦金德所说的“心脏地带”——既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枢，也是世界霸权的坟墓”[186]。根据上述关于距离研究的新推进，现在可以补上一句，中亚是世界霸权的坟墓，也是人民反霸权斗争必胜的天堂。

有人会说，现代科学技术比如航母、飞机、导弹、信息等技术的出现会缩短国家间的距离。但要知道，我们所说的距离并不是用于孤立的个人即马克思所批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那种“天马行空”式的空间移动，而是指移动着的人类社会群体及其所需的相应生活物资在不同空间的挪动，其运动规模与移动着的社会群体的大小相适应：一小队旅游者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与远征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规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纪的英国已有机械动力舰船和威力巨大的机械枪和炮火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苏联和美国已有航母、飞机、导弹，美国还有世界一流的信息获取和传播技术，即使如此，它们在中亚帕米尔的侵略战争往往是在赢得初次战役后便很快为这里的地理条件所消耗并最终输掉了整个战争。这是因为有着“世界屋脊”之称的中亚帕米尔高原有着几乎无限大“立体距离”，而克服这样的“立体距离”需要的是几乎无限大的物质资源支持。麦金德说：“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187]历史上多有不远万里来到帕米尔的登高探险者，但没有远道而来的长期占领者。这不是因为远道而来的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大部队解决不了如马克思所说的“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批评一些空想理论家时说：

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我们遇到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所以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88]

马克思在写两段文字时，曾在“个人存在”后面删去了“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在手稿“必须能够生活”边加写批注：“黑格尔。地质学、水文学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这些说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物质资料，同时也离不开物质资料。所谓技术改变距离的观点有相当的想象成分，但若将这位想象者本人放在帕米尔地区，他才会发现自己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他将人与自然的联系归结于脱离物质制约的个体人的感觉而不归于人的“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 这正如我们不能因科技帮助少数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几百万人也可以占领珠峰的结论。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人类社会群体的地理空间的大规模移动，并不取决于“没有任何前提的”个人的运动能力，而是决定于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相应的物质资料能够移动的规模。兵马已到，粮草不继，这是占据军事技术优势的入侵者败在中亚的关键原因。

这时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用地缘政治的观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点太落后了，说现代技术已超越地缘政治。这种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确。

阿富汗是分析这个观点的经典案例。在这里最先进的技术和最落后的部落进行了几个世纪的较量，每一次总是技术落后却拥有地缘政治优势的一方取得胜利。19世纪初的英国可谓是工业最先进的国家，英国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后一次是议和外，其他两次作战都是英方损兵折将且无功而返[189]。20世纪的冷战时期，苏联依靠其强大的常规作战力量和地缘优势，在阿富汗进行了为时六年的持久战，结果还是被迫分批撤军并由此引发苏联的解体。2001年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军对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施实军事打击战争，打了十多年，用尽了先进武器，结果西方联军还是碰得焦头烂额。苏联当时在国防科技方面领先于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来。如果说苏联科技不如美国，那美国入侵结果还是一样。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学》，他在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专门论及飞机出现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他写道：

许多论现代军事战略的作家都说：大部分后方勤务的问题可以由运输机来解决。他们建议拿能运载许多吨货物的大型飞机来代替轮船与火车。大战的经历和零星发表的数字说明了，尽管仅仅是部分地说明了，现今作战部队所需物资量的庞大。这说明飞机虽然能够协助和补充行动较慢的运输工具，但不能代替这些运输工具。对一个地区施加空军力量，不仅要飞机飞到那里，而且还要保持它们的作战能力。那就是说，要有一条供应充足的中间基地线、大量的特种汽油、炸弹、军火、零件、备用的机器、修理队、地面部队和防空队。就空军由空中运输自己必需品来讲，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空军是能自给的。德国人在这方面大概比其他国家较为先进，但他们在欧洲的作战地区是一个完整的地块，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个空军基地，同时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互相连接。美国无须它的空中势力在自己的大陆的周边起作用，而是要它越过海洋和北极的荒漠。对美国来说，飞机在运输物资方面不能起显著的作用。[190]

尽管制空权日见重要，但实际情况仍是如此，因为除了运送最特殊的项目外，在运输一切物资方面占压倒性优势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只。[191]

其他地缘政治学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国地理政治学者P．奥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独到的研究，他写道：

自16世纪欧洲人开始征服全球以来，距离的屏障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文化上的汇合，把我们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类共同体中来。空间的分隔效力已经缩小，甚至有人说，随着电子通讯和飞机的使用，地理距离在世界政治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影响。当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距离影响的，它把人们的存在和活动分开。即使在国家事务中，尽管穿梭外交的狂热努力，但不论其作用的好坏，距离仍然有影响。的确是这样，就减少那些可以被认为是专横国家的贸易和社会往来而言，与政治野心保持隔离兴许是天上的赐福。当然从军事上来讲，距离仍然是最好的防御。[192]

肯尼思·艾瓦特·博尔丁教授[193]1962年出版《冲突与防御：一般理论》（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书，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递度损失”理论，认为：

在运输力量和交通通讯上，距离的摩擦损耗侵蚀了实力的强度。由于海军，无线电、空军、火箭和卫星的发展，已经减小这种梯度，以至于有些人忽略了距离因素对实力平衡的影响。但是为了美国在中东行动而建立快速部队的努力，说明距离仍然是需要花费代价的。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在7 000英里长的供给线上暴露出的种种困难说明，在军事力量与距离因素之间的成败之机是相互参半的。[194]

（三）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

在地理差异的基础上，人心向背历史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因素。如果扩张的利益与当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会更加增大扩张者因距离拉长而出现的阻力。博尔丁教授分析说：

在本国最强大，它离国内基地的距离拉得愈远愈弱。力量越是扩张，则强度越是减少。除了克服距离损耗的磨擦效应之外，在控制越来越辽阔领土的能量耗费以及对远离本土的遥远地方缺乏亲熟性（familiarity），可以严重地影响扩张者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195]

事实上，当技术和人比较时，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当人与自然比较时，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术、人民和自然地理环境三位一体地优化结合形成的战斗力，才是不可战胜的。辛弃疾说的“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196]，孟子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97]，都是这个意思。人只能是环境中的人，一方土地养一方人，同一地理条件可以出现不同的政治结果，不同的政治结果也可产生于同一地理条件。此间的莫测变化取决于人及其所处的地理环境。

地缘政治的真正力量来自人民。人民战争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条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战斗力。而技术的作用多在于战争初期的战役层面，这就是“点火”即挑起战争的手段更为方便了，但灭火得靠人，还要看能否控制火势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还需东风，火势蔓延的方向是由风向而非技术决定的。风向即民心，挑起战争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会引火烧身。保家卫国会激发出无穷的力量，这叫人民战争。美国人喜欢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决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国大兵却被占据地缘政治优势的阿富汗部落武装打跑了，这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而非只写在历史书中的事，眼见的事实说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结束地缘政治。

还会有人说，科技可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如果世界发展到把粮食、资源等通过科技手段实现无限增长时，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与发展历史条件就可以无限持续下去。

这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假设只有逻辑而没有经验支持；也就是说，它符合逻辑，但不符合历史经验，不是逻辑和历史的相统一判断。比如，人类五千多年间发展了很多技术，但还是没有解决粮食大幅遑论无限增长问题，不同的只是名称的改变。战国时期粮食亩产可达到几百斤[198]，虽然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目前最高可达到亩产2 000斤[199]，即使如此，这样的产量也很难普及。粮食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规模催生，多少耕地大体能生产出多少粮食，这是农民都能算出的账。所以我们的认识还是要向劳动人民学习，回到传统的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路线上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产生的[200]。所以要相信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唯物主义。衣食住行，这都是最基本的东西。出门的时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干粮走多少路，她会告诉你要多带点干粮。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后，俄国各地流传着一则笑话，说当时俄国人在远东对付日本人用的是圣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国人的却是子弹[201]。结果是子弹打倒了圣像。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02]，在国际问题研究中我们还是要从最基本的事实出发，而地理条件从而地缘政治就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必须面对且不能任意改变的基本事实。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要衡量一国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根据这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资源是决定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203]

一般说来，当一个民族处在被压迫的时候，其外交政策还是有节制的，这时的国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难就可以了；当它崛起后转向世界性扩张并因此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它就必须和世界人民作战，这时的国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节制，即使以自毁的方式与帕米尔这样无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历史上唯一自觉止步于印度的帝王。他从希腊开始东征，越过达达尼尔海峡后于公元前334年在马尔马拉海岸的格拉尼库河附近打败波斯后，一路征战南下叙利亚，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随后他率军北上返回亚洲，向波斯腹地进发，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东岸的高加米拉再次击败波斯，随后进入波斯首都苏撒和巴比伦。公元前330年继续东进攻占波斯旧都波斯波得斯。随后便北上埃克巴达那，然后再到海卡顿比勒、来到里海边。后继续东进苏西亚，折南特拉后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尔，穿过开伯尔山口于327年来到印度。越过印度河后受到当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与18世纪的英国人不同，此时的亚历山大不是继续深入遑论占领印度，而是“自我封闭三日，然后决定班师。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结论很明显，即他不是世界之主。”[204]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折东返回巴比伦。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此后他的帝国随即分裂为马斯顿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亚历山大毕竟曾师从于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临终前终于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并因此找到了马其顿帝国的有限边界。麦金德毕竟是一介书生，他为英国政府提出他的地缘政治理论，首次以全球战略观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亚是大国建立世界霸权的关键地带，但它却没有为英国政府指出哪里是英帝国的有限边界，相反他却将他的国家驱赶到一个无法征服的“心脏”地带。似乎是历史的讽刺，尽管麦金德的理论使后来的世界围绕中东热闹了至今，而他的祖国——英国却在来到印度洋、其海权事业达到顶峰后，其帝国事业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这种“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205]的双重感受合二为一地落在麦金德身上：就在麦金德对英国海洋实践做出如此经典的理论总结且因此誉满全球的时候，上帝却让他看到了帝国的黄昏。1947年3月6日麦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独立。印度是英帝国全球霸权的支撑点，印度独立敲响了英帝国的黄昏暮鼓。

实践说明，麦金德的天才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理论逻辑上是通的，但实践逻辑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学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这样的研究结果往往脱离实际并对国家造成大不幸。

那么麦金德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理论与实践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呢？因为战线拉的太长。巩固长距离的战果要比从它本身获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国扩张方面实践方面也相当有经给的美国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视，《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写道：

财富永远是加强军事力量的基础，而获利并保护财富又往往需要军事力量。然而，如果一个国家把过多的资源用于军事目的而不用于创造财富，那么，从长远看，就很可能导致该国国力的削弱。同样，如果一个国家在战略上过分扩张——如侵占大片领土或发动耗资巨大的战争——那么它就会冒这样的危险：为此耗费的巨资可能超过对外扩张所带来的潜在利益。16世纪西欧进步以来，大国体系中各领先国家——即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帝国和当今的美国等——的勃兴而后又衰落的历史说明，从长远看，生产能力获取收入的能力同军事力量两者之间有很重要的相互关系。[206]

从逻辑上推，麦氏的理论符合几何力学的原理。但图上的逻辑与能力逻辑或说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并不总是一致。如上所说，中亚是世界上区间平面距离与立体距离极不成比例的地区，一段不太远的平面距离却包含着极为巨大和极难克服的立体距离。战争本质上是拼装备的，在国力不及之处开展军事活动将对国家会造成很大的负担。

恩格斯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207]英国曾是一个受欧洲大陆封建国家压迫和欺辱的边缘岛国，它也因此成为最有希望的岛国。欧洲中世纪在大陆无法传播的许多先进思想在英国落根并使之成为欧洲反封建教会势力的大本营。1640年英国发生了开辟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资产阶级革命，带动了法国等欧洲资产阶级运动的发展，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纪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巨大的生产力的出现改变了英国人的生存状态，市场和利润成了社会活动的中心，国家成了为资本开辟市场的机器，由此，向世界扩张，不断开辟新市场，就成了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手段。这使得世界的不稳定就成了英国稳定的前提。英国在世界扩张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让英国从世界得到丰厚的利润，同时也使英国为此与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以至战争成了促进英国工业发展的基本手段。当时有评论说英国“把大大超过其税务收入的钱用于战争，这样一来它就把具有决定性优势的舰只和兵力投入同法国及其同盟国的战争，而没有这种优势，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诸东流”[208]。战争使英国扩张为帝国，到19世纪末，一般英国人都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即“英国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统治其他国家的人民，英国是‘日不落帝国’”[209]；“帝国的感情是每一个英国人生而有之的。这是我们的世袭财产的一部分，和我们同生共死”[210]。19世纪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强了，“它越来越依赖世界的贡赋来维持生存”[211]。高额利润需要高成本的战争。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看出这一点，1868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认为英国的殖民政策的“代价太大”[212]。

中国有个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给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为什么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里的粮食能消化，不至于把你撑着。人饿死的不多，撑死的不少。现在好多病都是撑出来的，与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适应的饮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极力扩张，在战役上基本没有输多少，而战略上却日益接近失败，因为消化不了那么多战果。他们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财”的道理，结果大量的战果背面都是越烧越旺的被占领国家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日本人已没有哲学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败中国和俄国之前，还是比较节制，知道不可过分，因在适当的时候及时止战才赢得了对华对俄的战争。当时日本人是借钱打仗，在获利最大化时及时停战。1905年对俄作战时日本方面在战争开始前考虑较多的是如何结束战争。那个时候日本军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难，因为这些人都是在幕府内战中打出来的军人，有经验，所以说话有谱。打赢中国和俄国后，日本的陆军大学很多人都对战略不感兴趣了，一付舍我其谁、敢作敢为的“少帅”作派。学战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则需要的时间和等待。由此发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势，枪杆子失去政治节制的结果就是国家无法消化日本军人抱回来的大堆战果。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战线也开展拉长，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战线已远超出日本国力的极限，其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至1943年达46.7%；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战线已拉到印度洋并进入缅甸，与此相应，其军费与国民总产值的比例也迅速冲至98.5%[213]，也就是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近全部投入战争，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但这时的日本还是一味蛮干，最后只有在原子弹爆炸后才彻底认输。与此相反，1943年是中国在战役上失败得较多的时候，可我们的国际地位却进入开罗会议的四大国之中，尽管在其中比较勉强，但是中国毕竟是参加了开罗会议，成了后来的四大战胜国之一。还没有战胜就进入了战胜国行列，这其中赢输，全在哲学境界的高下。

进入21世纪的美国也在进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国国防部长盖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参加会议时说，美国不想遏制中国的发展，并提醒中国不要学习苏联[214]。当时很多报纸、媒体都将这则新闻解读为盖茨意在警告中国不要搞军事竞赛，不要发展军备。这——与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对尼赫鲁“有声有色”曾作出误读的经历相似——都没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国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

美国是在苏联解体后开始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帝国。布热津斯基说：

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215]

“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216]布氏写下这句话时是1997年，三年后便发生了“9·11事件”，随后美国便挥师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国便决定从阿富汗、伊拉克撤军，美国也由此迅速衰落。这一幕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也发生在布热津斯基面前，美国在新世纪起步时豪情干云，在结束时瞬间就成了一场闹剧。

美国这几年的国防部长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后都要打仗。这是因为今天的美国已出现美利坚民族利益与华尔街利益的分裂。美国这几年因拉的战线太长，以至今天已经打不动了。真正要为美利坚民族做事，就要收缩战线，但美国现在没有自己的实体工业，底特律老工业基地也垮了，美国也没有国有银行，只有华尔街控制的私有银行，这样美国就成了一个华尔街金融财团独控的国家。华尔街是身处美国的国际人，他们并不反映美利坚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华尔金融的基础不是美国的产品，而是中东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着美国人民去到中东打仗。但华尔街要石油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它的价值。它要保证石油必须用美元交换，获胜后是华尔街美国而不是华盛顿美国发财，华尔街按战时表现再发点“补贴”给白宫。盖茨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为美国做事，上任后就发现不是那回事。但是他们又不能不听华尔街的，所以每个任上的总统或防长都得冲进印度洋到海湾地区去打仗。但当他们卸任以后大部分都有良心发现，比如盖茨、鲍威尔、奥尔布赖特等。盖茨说中国别学苏联，意思是别学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本来这个世界是美苏共同划分的，美苏本是周瑜打黄盖的关系，不能当真。结果勃列日涅夫当真了，打得美国没有退路了，以至美国全民动员起来一致反苏。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与苏联已恢复了雅尔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在联合国联手把英法赶出了地中海；当时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国只是喊话而不介入，就是因为美国承认那里是苏联的势力范围。1962年，赫鲁晓夫跑到古巴搞导弹基地，破坏了雅尔塔体系确定的美国的势力范围，结果惹得美国舆论不满，古巴导弹危机后，美国就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人没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学的智慧，他们有执行和贯彻上级命令的能力，但这类干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鲜战争的时候，赫鲁晓夫就想对朝鲜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217]，斯大林觉得苏联已无力在战后继续在朝鲜半岛扩大战争。

现在我们再回来重读盖茨说的那句话，其意思是让我们汲取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训，外交上不要重复他们的错误。这话显然是善意的。

可这句话被我们有的一些媒体解读为中国不要发展装备，这客观上会使我们自废武功、向西方妥协。这是不可以的。我们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们基本的安全底限。毛泽东曾说：“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218]所以第一岛链[219]必须突破并坚决守住。中国东西两面安全要有个平衡，东海的“安全带”还没系好又往西跑，这是跑不远的。安全带的系扣在哪里呢？就在钓鱼岛，除了主权的因素外，这里既是中国畅通太平洋的关键出口，更是“台独”分子与日本右翼势力的“接榫”地带，钓鱼岛回归中国可以断绝了“台独”分子对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没有系好东海“安全带”的系扣之前，空论西进是危险的。

世界大国为什么都要争夺印度洋，这是因为他们的扩张使其经济发展与印度洋有某种依赖关系。英美要控制世界，因为他们的经济是世界性的体系，谁占有了世界贸易和世界资源，谁就会拥有世界财富流向的主导权。而占领世界市场和资源，从地缘政治上看，就必须控制印度洋。英国和美国略为不同的只是，英国基本上打的是市场，英国占领印度是因为英国需要印度为其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

与今天的美国不同，当年英国依靠的是民族工业的产品。英国人起家的时候对民族工业要求特别严，在英国纺织品未立足之际，对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国公民重判以断手或绞刑，但当拉丁美洲门户被暴力打开后，英国则向这些国家倾销其低质纺织品[220]。所以英国本土的工业原创能力特别发达，发达的生产力要求更多的产品销售市场及其利润回流。由此英国与印度形成了依存关系，同时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国财政并由此拉倒英国的“百慕大”：支出大于收入，英国就这样给生生地耗倒了。现在的美国表现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国是金融资本控制的国家，石油美元使其对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赖。因为支撑美国金融的基础在中东石油。这样，与以工业产品为基础的英国相比，美国的国力尤显不足。这就是拥有同等扩张规模的美国比英国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对更弱，退出的时间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国的教训及其启示

美国舆论把凯南炒作成一个大战略家。现在我们国内某些学者也是认为昨天的凯南和今天的布尔津斯基都是大战略家。事实上，他们只是华尔街的大战略家，不是美国的战略家。大家看一下布尔津斯基设计的方案，将乌克兰列为支点轴心国家，将整个中东列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但美国没有这样的国力，没有这样的国力，为什么还要这么设计呢？这只能解释为对华尔街有利。大家可以看看电影《北京人在纽约》，面对王启明和大卫，经销商安东尼是唯利是图，谁给我利润多我跟谁做生意，至于说是不是美国人我不管。华尔街就是只认钱不认人。这么折腾，如果美元垮了怎么办？垮了以后再去欧洲搞欧元，将来在欧洲坐大；欧元跨了怎么办？美国长胖后再回美国来吃美元。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些地区不能有国有银行和本土工业。国家有“肾”即国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库”，这就是银行，这样国家就能强大。华尔街到哪也不能接受这些。

从小生长在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最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认为不将法兰西银行收为国有是巴黎公社失败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的著作《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难解的，自然是公社对法兰西银行所表示的那种不敢触犯的敬畏心情。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还有更大的意义。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221]

国家不将银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将一事无成。资产阶级国家是这样，社会主义国家更是这样。在这方面，当代国际金融资本与各民族国家争夺金融权的热情绝不亚于中世纪教皇与世俗政权争夺教权。

最近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破产发生在奥巴马提出“再工业化”的当口，这是因为华尔街不喜欢这些民族的企业。就是美国不能有民族之“肾”，有肾就能自己造“血”，这直接威胁到华尔街“血库”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黄金结算，这时美元靠劳动产品支撑。尼克松上任以后与华尔街有个交换，就是将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国际石油贸易以美元结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回流，只要印钞票就行了，美国只给世界提供各式债券。尼克松是用战略收缩挽救了美利坚民族，同时又把黄金美元换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华尔街，一举两得。即使这样，华尔街财团还不满意，最后还利用“水门事件”让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为什么衰落，它跟石油脱钩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国为什么打萨达姆，萨达姆要用欧元买石油。拿欧元买石油的话，就动了美元的根本了，这对华尔街美国压力太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将来还是要发展本国实体生产，不然就会重复今天美国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国际化的基础，现在也有人建议人民币国际化，若真如此，我们就得将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个国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关系，中国没有解决世界问题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亚历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国自从将美元的支撑点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湾后，它就与战争有了孪生关系：战争拉动军火，还控制中东石油，这一举两得的结果使华尔街军工集团和金融集团都高兴。为什么今天美国的禁枪法案屡试屡败，因为军工集团不愿意。美国现在打不动了，但华尔街还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话，华尔街就来“财政悬崖”，不给白宫发工资。“斯诺登事件”说明美国人已对国家没有感情了。电视中常有美国军人拿枪扫射同胞，斯诺登还是国安系统的人，他也不愿意干了。为什么？美国人对国家没有荣誉感了。法国大革命时，人民占领巴士底狱、占领市政府，现在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忿恨情绪不到华盛顿的白宫发泄，而是去“占领华尔街”。这说明美国政府已被华尔街控制，其本身已没有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华尔街给美国带来的危害太大了，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衰落。这个衰落将会持续下去，因为华尔街不会向美利坚民族让步，而美国对外战争又步步受挫，支出已远远大于收入。为了华尔街，今后美国白宫的目标将是中国，如果其反华行动持续受挫，那就还得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抓中东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应该致力于在全球范围以卢布来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他表示，使用美元作为能源贸易中单一的定价货币正在伤害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是在当天访问克里米亚地区时做出该表态的。他说：“我们应该谨慎从事。我们目前正在说服一些国家，使用自己的货币来开展贸易。” [222]可以预计还会有更多的国家放弃石油美元。如此，华尔街更将雪上加霜，其反扑也会更加穷凶极恶。

八、北印度洋与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

（一）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山带是中国西南安全的战略屏障

那么，印度洋北岸和中国有什么关联呢？如果特别注意一下立体地图上的扎格罗斯—兴都库什—喜马拉雅这条山带，就会看到这条山带对中国西南安全是一条巨大战略屏障。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连接一线且难以逾越山带；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势，它几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带。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近代法国人（拿破仑）英国人和现代史上的苏联人和美国人都没有征服这道山带，再先进的科技在这都不灵。这个屏障给中亚地区和中国带来了极大地缘政治优势，也给中国大西南带来优质且低成本的安全环境。由于这个屏障的存在，当年亚历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来；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亲自率领四万军队越过这道屏障进入中国四川，但最终还是困死在重庆钓鱼城下[223]；1914年，占领印度的英国人曾打到拉萨了，最终还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两面看，保护中国的屏障同样也是限制中国的屏障。连通中国西域与中亚继而西方的丝绸之路被今人赋予了过多画意，其实这条路开发最初的开通是为了中原政权的安全需要。汉朝为了联合西域部族合击匈奴，而不主要是为了商业的目的，张骞才冒死率人进西域才开发出这条道路。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丝绸之路建设同样也不会只是一个牧歌的进程。当前我们有些研究提议以修建整合亚洲大陆的铁路的方式推进中国西进的“新丝绸之路带”，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当年俄国人在中国境内修的那条中东铁路，开始说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后来竟由此演化为两国的宿怨，这种怨气一直影响到20世纪50年代；相反几乎是同期开工的在俄国境内修建的横贯东西的那条近万公里西伯利亚大铁路[224]却迄今一路畅通。设身处地，今后我们在其他国家境内修的路，我们难道就不会再碰到同样的尴尬吗？没有历史经验支持的建议，提出来还是要谨慎些。目前我们在一些东南亚国家修的铁路已碰到我们曾经历过的相似问题。你修的铁路从人家领地上过而你又不能控制，这是说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还难免是冲突。前阵有朋友到乌克兰置地产，说是双赢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庄园主的范。乌克兰危机尤其是克里米亚归并俄罗斯后，人再回来情况就变了，这时地还在，法律不一样了，得重办手续。要知道，重办手续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今后我们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国家间的大单生意也是政治的继续。可见，通心要先于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处，路不可过于深入，重资产投资还得做相应收缩。

（二）世界视野中的“丝绸之路”

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丝绸之路关系中国西陲安全，而在向当地人民学习中加强与中亚国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国西陲安全风险的政策基线。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了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倡议；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于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都说明中国与中亚国家交往远不只是一种物流的过程，更多的应是交心的过程。通关贵在通人，通人贵在通心。如无这些，仅有武帝的武功而没有武帝的文治，丝绸之路不会有后来的延续。习近平主席“一路一带”构想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已经不能仅从经济发展的思路来理解，而应当从“环球同此凉热”即世界共同发展、共同富裕的共产党人的大情怀来理解。

丝绸之路也是东西方相互影响之路。现在北约东扩已经合并了东欧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为欧洲控制，那下一步怎么办？依据历史经验，就是打通叙利亚。叙利亚是欧洲人进入麦金德所说的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的门户。拿下叙利亚，也就打通了经伊朗高原[225]进入中亚并经此即可由帕米尔高原[226]进入中国新疆。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军团、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东进和西出，这里都是必经要路。法国学者鲁保罗认为：“那些不想经北部绕过里海的行人，则必须穿越伊朗这一富饶、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区，这一切都使这条道路变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时会使这条道路封闭，那么它也必然会重新开放。”[227]

从叙利亚沿伊朗高原东进中国的那条路在历史上是传统的丝绸之路之一。这条屏障的最西端是叙利亚，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历史上也是欧亚两大陆对冲的第一道关口，也可以说它是欧亚大陆力量变局的第一个旋转门。罗马人东扩，蒙古人西进，都是到了这个地方受到抵抗并因此固定了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当年张骞派副手到安息帝国访问，因为他们的斗争关乎汉朝的安全，安息国王派了2万多兵骑迎接[228]，因为他们也需要中国的支持。当时的安息位于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叙利亚，位于今天欧洲东扩的前线。今天的北约东扩就是昨天罗马东扩的重演，在叙利亚激烈抵抗前，今天欧洲的妥协也是昨天罗马在此妥协的再版。可见，叙利亚至伊朗一线的地区安全与中国的西陲安全息息相关。1904年，哈·麦金德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书中说：

这里是早期文明地带中最脆弱的地点，因为苏伊士地峡把制海权分成东西两部分，而从中亚延伸到波斯湾的波斯干旱荒原，使游牧势力总有机会打到那一片把东面的印度、中国与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开来的大洋边缘。每当巴比伦、叙利亚和埃及绿洲的守备薄弱的时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开阔的伊朗高原和小亚细亚作为前进的据点，从那里穿过旁遮普而进入印度，经过叙利亚而攻入埃及，越过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的断桥而进入匈牙利，维也纳地当欧洲内地的入口处，抗阻着从两方面——直接穿过俄罗斯草原与绕道黑海、里海以南而来的游牧民族的袭击。[229]

十五年后，哈·麦金德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中以更为简炼的语言再次重申这样的观点说：

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230]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国家，但对中国西域安全权重排序上却不是最重要的国家。常有媒体看着平面地图说印度对中国有大威胁。如果看看历史，再看看立体地形图，就会知道印度没有大规模北上强攻的能力，当然中方也没有大规模南下并实行控制性占领的能力。这还得归因于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历数古代史，印度人什么时候打到过西藏、占领过拉萨？没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从西面顺印度河南下进入印度。当然这也不能说印度人没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说中原人没有南下念想，只是说在这一地区双方实在没有实现这种想法的地理条件。1962年底，我军横扫盘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军后为什么马上退回来呢，地形不行[231]。喜欢读《三国演义》的毛泽东[232]自然会注意曹操占领汉中后又不得不放弃汉中退回秦岭的原因：藏南孤悬且直抵于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难，且后援难以为继。如陷南地，无以回旋，极为被动。由南而北，则是攻难守易。毛泽东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这种特点，对入侵者发起凌厉的攻势，势如破竹，速启速合，没有留给印军占其地利以逸待劳的时间。

上文说叙利亚是欧亚格局的转换门，现在再加一句，叙利亚也是欧亚力量交锋的晴雨表。从中国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较之于印度，叙利亚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线的国家对于中国西域安全有着更大的地缘政治关联。

（三）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印度洋北岸的东面，对中国安全有重大关联的是缅甸。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中南半岛西部，其北部和东北部同中国西藏自治区和云南省接界，东部与老挝和泰国毗邻，仰光濒临伊洛瓦底江。缅甸西部与印度、孟加拉国接壤。缅甸南临安达曼海，西南濒孟加拉湾。缅甸从南到北长约2 090公里，东西最宽处约925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北、西、东为山脉环绕。北部为高山区，西部有那加丘陵和若开山脉，东部为掸邦高原。靠近中国边境的开卡博峰海拔5 881米，为缅甸最高峰。

伊洛瓦底江是亚洲中南半岛的大河之一，也是缅甸的第一大河。西部山地和东部高原间为伊洛瓦底江冲积平原，地势低平。伊洛瓦底江河源有东西两支，东源恩梅开江（Nmai Hka，中国境内称独龙江），发源于中国境内察隅县伯舒拉山南麓，西源迈立开江发源于缅甸北部山区。独龙江东南流经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西境，然后折转西南，进入缅甸，过贾冈南流，称恩梅开江。两江在密支那城以北汇合后始称伊洛瓦底江，南流后注入印度洋安达曼海。伊洛瓦底江全长2 714千米，流域面积43万平方千米。在伊洛瓦底江东面并与其北南平行的还有萨尔温江（又名丹伦江），为缅甸最长河流。该江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南麓，称为那曲。离开源头后进入云南境内改称怒江，入缅段称萨尔温江，或丹伦江。入缅后南下在毛淡棉附近，分西、南两支入安达曼海的莫塔马湾，并在河口处两支流间形成比卢岛。不含中国境内，河长1 660公里，流域面积20.5万平方公里。

凡能坐大者，必有外援；凡有外援，必有通道。缅甸之于印度，其通往中国的道路要平缓通顺许多，纵贯缅甸北南的伊洛瓦底江——其交通意义相当于贯穿中国东西的长江或印度的恒河及贯穿中欧和东欧的多瑙河[233]——更给缅甸交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中国云南昆明经保山至瑞丽出境，顺瑞丽江可达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并由此直入印度洋。故此，特别是在近代以来东海被困之后，缅甸就成了中国大西南与国际联系的重要通道。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看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说：“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234]

明代中期，中国东海尚未出现危机，此前西南方向对于中原诸王朝而言，只是稳边安民的问题，这可从明王朝在西南设立的一系列管理机构的命名看出，如“车里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等[235]。但到明末，东海倭患蜂起，特别是清兵入关后，西南便成了各类反清力量的聚啸之地，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的战略意义也随之上升，渐成为中国大西南诸力量获取外援的重要通道。1937年，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东海的制海权沦落日本之手，中央政府迁至重庆。由此，缅甸通道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陡然增升。美国地缘政治的重要学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说：“日本的扩张势力差不多完全把我们同俄国和中国的交通截断了。从俄国和印度到中国的陆路，运输量有限，没有能够使中国得到接近必需的军需。要想最后击败日本，大部分有赖于有效地改善这种情况。”[236]1937年，在中国东部被全面封锁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于10月始征调云南民工20万人，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修成了连接昆明至瑞丽的中国境内段公路，进入缅甸后又继续修建了经过缅北的公路，两段合称“史迪威公路”[237]，中国由此从境外获得大量战略物资，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持。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238]，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239]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240]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241]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242]。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43]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44]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245]，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坐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246]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247]，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联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48]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

除了伊朗之外，西南的缅甸出口大大提升了缅甸之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缅甸之于中国的战略作用得到了充分显示。当时若没有缅甸，中国的抗战就会更加艰难。鉴于这样的经验，中国政府一直重视西南方向的国际通道建设。2011年国家建成渝新欧国际大通道，有了这条通道，中国大西南就有了北上大西北进入中亚的出口，如能再进一步开发与伊朗、缅甸相接的传统通道，这样，中国大西南这盘棋就下得活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黄权之问”，在50年后就可以有让毛泽东满意的答卷。

在中国安全问题上，最令人担忧的是东西共振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大西南往往担当着绝地翻盘的特殊的战略作用。

（四）东北亚对中国西南的联动作用

我们研究历史会发现，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喜马拉雅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拿下东北、挥师过江后国民党在大西南的纵深布局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以及中国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对越南内战[249]以及中苏“珍宝岛冲突”后的联动结果。

对东北亚问题有较早直觉的是隋朝皇帝杨广。隋炀帝杨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对中华民族有大贡献的人物，在他即位之前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分裂和战乱，与秦始皇及其业绩出现的历史背景相仿。有了这样几乎持续了三个半世纪（公元220～581年）的动荡经历，他们那一代人对国家统一就有了强烈的共识。杨广在位期间为中国统一和安全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修了贯通北南的大运河，想一举贯通中国大江南北——这件事算是做成了。如果没有这条大运河，明朝不可能把国都定在北京。第二，他意识到未来中国边陲的安全威胁将来自东北亚。于是他三次出兵朝鲜，想一举而定万世太平——这件事却办砸了。

这招致后世文人的非议，他们讽刺隋炀帝好大喜功。但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后来历代的颠覆性的力量——比如导致大明、大清以至民国的覆亡的冲击力量不都出于东北或东北亚吗？唐太宗曾也认为炀帝好大喜功，可他执政后也同样认识到东北亚的危险性，并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出兵东征高句丽。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50]明乎此，再重温毛泽东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意义就深刻了。毛泽东说的不仅是李自成政权甫立即腐的教训，更是说他没有守住山海关的教训。面对吴三桂的变节，李自成并没有做认真准备，仅带了五万兵过去了[251]，不及半月便全线崩溃，退出北京，次年（1645年）即被杀于湖北通城九宫山。明朝及李自成大顺政权的失败及后来日本又从东北入侵中国的历史教训说明，东北亚对中国安全有着生死攸关的意义。东北破，北京就得迁都，随之而来的后果不是政权易手就是国家分裂。若此，大西南就成了中国抵抗力量绝地反攻的唯一地方。东北一带一马平川，势逼中原，且距离北京太近。1644年李自成刚入北京，清兵就过来了；1949年年底我们刚踏入北平，1950年下旬美国就来了。可以设想，当时李自成如不死，他接下来的目的地最有可能就是大西南的滇缅一带。还可以设想，如果当时认为美国来了仅仅是为了朝鲜，与我们无关，那李自成的悲剧很快就会来到眼前。故此，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反过来想，如果没有朝鲜战场的胜利，同期西南剿匪及后来的西藏解放的难度将会大幅提高。

从隋朝至明朝再到民国的颠覆国家的力量一直都是沿着这条线越推越大的。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252]为墟。”[253]笔者理解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的齿唇依存的关系；但1895年日本在“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更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只有朝鲜半岛稳住了，我们的大东北方可无忧，反之，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254]，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便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举措、乃至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255]

毛泽东早就看到“关外问题”对华北平原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极端重要性予以高度重视。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256]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抗美援朝的胜利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毛泽东与唐太宗、隋炀帝一样都注意到东北亚政局对中原政治的影响，比较而言，不同的只是毛泽东没有把中国的安全边界锁定在山海关而是锁在朝鲜半岛的“三八线”。这是“唐宗宋祖”们的文治武功，“稍逊风骚”的地方。

从这个视角观察，中国东北通道乃至朝鲜与西南通道乃至缅甸，对于中国全局稳定具有紧密的战略联动的意义。

（五）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说的“大西南”，一般说来应包括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顾祖禹云：

云南古为荒服，自汉以来，乍臣乍叛。盖疆域辽阔，部落环伺，崇山巨川，足以为保据之资。故时恬则牛驯蚁聚，有事则狼跳虎噉，势固然也。西南一隅，反覆最多。麓川抗戾于前，缅甸恣睢于后。蚕食邻封，志欲渐广。尾大之祸，议者早见其端矣。说者曰：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沾益为蔽。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257]为蔽。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故曰云南要害之处有三：东南八百、老挝、交趾诸蛮，以元江、临江为锁钥。西南缅甸诸蛮，以腾越、永昌、顺宁为咽喉。西北吐蕃，以丽江、永宁、北胜为扼塞。识此三要，足以筹云南矣。虽然，云南者，南临交广，晋太康初，陶璜为交州牧，言宁州诸蛮接据上流，水陆并通是也；北时川蜀，诸葛武侯欲专意中原，虑群蛮乘其后，乃先南讨。蒙氏据有云南，屡为唐剑南之祸是也。《元史》言：云南之地，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之丽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258]

顾祖禹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一部《读史方域纪要》集中国地缘政治之大成并奠定了作者在中国古代地缘政治领域的巨擘地位。但顾先生的著作有极大的局限性，这就是他更多地是从稳边安民和国内治理的角度考虑包括云南在内的中国国内各区域的地缘政治作用。这在经济已卷入世界经济体系及中国已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巨大发展的今天，显然不适应了。今天我们应当从中国与印度洋的关系角度思考中国大西南尤其是云南的战略地位。

云南东接广西、贵州，北接四川，西北与西藏接壤。省内南北相距8个纬度，地势北高南低，南北之间高差悬殊达6 663.6米。与缅甸、老挝、越南三个国家接壤。在中国大西南诸省中，云南是与缅甸交界最长省份，滇缅边界由北至南约1 997公里，连贯云南西陲，与缅甸的两条南接印度洋安达曼海的水上运输大动脉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不仅接源而且几乎全程同向南行。这样的地缘政治位势对中国走向印度洋极重战略价值。。早在1900年马汉就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亚洲的问题》一文中就说印度“获得缅甸使印度得以将边界向东推延，从而避开喜马拉雅山脉，打开了向长江上游地区及中国西部省份施以政治和商业影响的通道。”[259]

若再进一步结合前述顾祖禹的分析，云南在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可总结如下：

1．如就国内治理而言，在大西南地缘政治中，四川是全局的重心，重庆是大西南进入中原的桥头堡。正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首选重庆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枢。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后即兵向四川。8月20日，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260]10月19日，毛泽东复电林彪等就明确告之：

西南重心是四川。[261]

顾祖禹也有同样见解，他说：

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猡、獠、爨、僰[262]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263]

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264]

2．如果我们由北调头转南、放眼印度洋，从对外开放和世界治理的视角审视中国大西南的地缘政治作用，就会产生新的认识，这就是：

西南的重心是云南。

以上1、2两点认识可以从毛泽东“三线”交通布局中看出。为了对付美苏“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265]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266]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用提问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四川战略位势的地缘政治考虑。他说：

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267]，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

《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

四川有七千万人口，四十万平方公里幅员。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268]

毛泽东在此提出的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即如何认识中国四川继而认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问题。前两个问题涉及历史上西南地区的战略地位及必要的交通问题。清末外患四起，川汉铁路的方案可能反映清政府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从西南方向考虑——如果联想“安史之乱”中唐玄宗逃避四川、八国联军入侵时慈禧逃避西安的经验——战略后方的建设问题。鉴于四川盆地的封闭特点，川汉铁路方案还是消极防御，它只是为了解决苏洵所指出的“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269]的问题，但没有打通四川的国际联系，而没有国际援助，四川的大本营地位最终难以持久。1936年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的前夕，国民党决定修建可连接印度洋、有利于退至大西南后获得国际援助的湘黔铁路[270]。毛泽东的“黄权之问”实际是对四川盆地易进不易出的交通难题的侧面回答，因为黄权知道刘备对汉中道路险难程度十分了解，体谅他的难处，不会怀疑他的忠诚。毛泽东的深意是如果没有“三线”建设，一旦外敌入侵，到了西南，即使黄权这样的忠臣也是要“霸王别姬”的。由毛泽东提到黄权的例子还可以延伸到整个刘备西蜀政权成败的原因，都可归结为交通不畅从而进易出难的困境。这一点可以说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反对张国焘南下川蜀偏安一隅计划，认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271]的认识在新中国国防建设中的反用和善用。正因此，面对美苏南北两面同时出现的压力，毛泽东对三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272]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273]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274]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联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的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275]

3．鉴于前述缅甸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联通印度洋的特殊的战略通道作用，云南的这种特有的地缘位势使云南成为中国经过缅甸进入印度洋的最主要的门户。在中国印度洋战略中，云南具有了不可替代的“桥头堡”地位。

九、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与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一）基于“资本主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世界格局

综上分析，自英国工业革命迄今，表面上看印度洋的紧张形势是世界经济发展带动的，但本质上却是建立在国际垄断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上的帝国主义制度造成的。特别在美帝国时代，如果不靠直接占领世界资源而仅靠一般市场交易的方式，其所获利润已不能满足金融资本的要求。占领资源丰富的地区，就得全球争霸；全球争霸，首先就得控制印度洋，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资源。英国、苏联、特别是美国，都是这样。

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276]这个论断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在这个争霸的过程中，帝国主义是不平衡发展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格局正在“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变化。一方面欧洲在统一中崛起，其军事力量通过所谓“茉莉花革命”继而利比亚战争伸向中东和非洲，法国军事力量已通过利比亚战争、马里政变和科特迪瓦选举危机向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几内亚湾大辐推进，其近代势力范围正在恢复[277]。利比亚战争后，欧盟——与当年罗马帝国扩张的步伐一致——立即来到叙利亚，要从叙利亚打开通往东方的大门，这个大门一旦向西敞开，那接下来的结果就是“马其顿”式的东进，并对俄国、伊朗遑论中国形成现实威胁。伊朗高原国家一旦失陷，俄国通往印度洋线路、中国正在开发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被掐断，中国西域安全警戒级别就会大幅提升。今天的北约进逼叙利亚就是当年古罗马东进并因此与安息帝国[278]（今是伊朗等）发生的战争的重演。从这个视角看，唇亡齿寒，伊朗高原乃至帕米尔高原一带抵抗西方的斗争对于中国西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但同时也要看到，叙利亚在历史上往往是欧亚两大陆双方力量极限的相交节点。比如古代的亚历山大、罗马、十字军，蒙古人、近代拿破仑法国、英国，甚至还有今天的美国等，都是在此停步不前的。由此可知，今天叙利亚人民抵抗西方干涉并获得胜利与昨天的安息王朝抵抗罗马的侵略并获得胜利一样，都是必然的；同样的道理，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投入的效果也一定是积极的。

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欧洲人开始向中亚进军，与此同步，美国开始战略东移。这个政策是否可以持续下去，这要看美国自身内部矛盾及其与欧洲的矛盾的发展。

美国国内现在面临的最大矛盾是美利坚民族的矛盾和华尔街的矛盾，这反映在外交政策上就是：仅从收缩的意义上看，美利坚民族是愿意战略东移的，如果能东移至夏威夷，这对美利坚民族最有利，这样它可以休养生息。但是华尔街不会让它这样，华尔街要让美国白宫到太平洋向中国发起进攻，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已接近恢复的时候，再在太平洋地区恢复华盛顿体系，让世界再次回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控制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新凡尔赛体系正在欧洲出现，而远东的华盛顿体系还在未定之天，中俄美三家共治的雅尔塔体制仍是远东和平保障的基础。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美国力量在下降并有意绥靖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而中华体系正在形成并成为维护雅尔塔和平体系的重要力量。美国对这样一种“新常态”可能在远东出现心有不甘，奥巴马说不能让中国人跟他们西方人生活在一个水平，说这样世界资源撑不住[279]。这种只许美国“州官放火”，不许中国“百姓点灯”的逻辑，中国人当然不会同意。

好在中国人顶住了。自20世纪末以来，西方软硬兼施，试图打断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如果中国能持续顶住以美国为首西方的压力，美国的出路就是，要么持续向东收缩——这样华尔街不会答应，要么继续再重返印度洋，去海湾打仗。奥巴马拒绝打击叙利亚这件事说明华尔街要西进与美利坚民族要东移的矛盾。对华尔街来说，东移是可以的，但必须拿回利润，为此就要将中国打倒，从中国再释放出一笔浮财；如不行，那你还得西进去拿石油，还是得打，不打的话，美元就失去支撑物，这样奥巴马总统就得下台，换一个更猛和更短视的人去打。那美国如果垮了怎么办？这也不要紧，届时华尔街可以抛弃美国再到其他地方吸金。是亚洲还是欧洲，反正是顶不住美国打击的一方。资本历来只与强者交谊，与弱者交恶。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败希特勒后罗斯福便与斯大林结盟的道理一样，未来的西方只与打不败的中国和平共处。为此，中国要有一个全面的应对战略和切实政策。

（二）服务于“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中国印度洋政策新构想

1．随时间节点逐步推进的政策目标

制定这样一个战略，最忌讳的是大而无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没有时空节点。在一次讨论东海中日关系的会上，面对中日双方存在于东海的核心利益矛盾，有的学者要求我们站在未来千年的角度看中日关系和钓鱼岛问题。这显然不是在谈战略而是谈宗教。我们讲的“大战略”是在特定时空间的主要矛盾，其应对方法上讲其综合性和联系性。没有时空则无矛盾，国家间还不曾有过脱离特定时空的矛盾。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280]，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亦将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步入世界大国行列的国家，就不能不关注印度洋并制定出相符本国国情并体现本国特点的印度洋政策。如果以“两个一百年”为节点，以2049年为限，这个政策可分近期、中期和远期三步。近期目标配合第一个一百年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中期目标配合国家在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后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远期目标则服务于党的第二个一百年任务的实现。时间节止点为2049年。

先谈近期政策。

如前述中国西南与东北存在的安全联动规律所呈现的那样，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与东海的利益也存在联动关系。正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控制了东海才会有30年代末开始的滇缅大通道的建设；而60年代初的中印关系的紧张，又不能不是美国对新中国东部越逼越近的海上封锁继而介入越南内战的联动结果。鉴于这样的规律和经验，我们的印度洋近期政策当从东海政策开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尽管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参加了旨在对付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我们还是不把这三个国家当作主要敌人对待，我们的主要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印度没有参加东南亚条约，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281]

东海对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近代的失败就是因为失去近海制海权。利比亚卡扎菲曾有强大陆军，但没有至少是近海的防卫能力，以至西方国家从海上随意分割利比亚并由此摧毁了卡扎菲政权。中国也是如此，失去近海，敌人就会顺长江进入中国。近代英国、美国、俄国都试图利用中国内乱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国长江南北两岸，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也曾看好中国长江并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对中国以及其他拥有海岸线的国家来说，海洋是发展商业的最有效的媒介——物资交换国家通过对外接触获得更新，从而保持、促进它们的勃勃生机。长江对于上述情形颇具意义，因为它有上千英里河段可供汽船航行，且将大海与其流域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中国由于拥有海岸也就使其他国家能够由海洋抵达中国。[282]

海上强国需要在中国海岸拥有地盘，并开辟它与世界的自由交通，它们可以直言不讳地声明长江的可航行河段是它们进入中国内陆的必经之路和在当地发挥影响的中心。[283]

长江流域在政治和商业上都极为重要，为此需要多强调几句。长江深入中国内地，而且很大的轮船从海上可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依靠和长江与外界便捷来往。地理上，长江介于中国南北之间，从而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都颇具影响。所以，一旦在长江流域建立起了势力，就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且能自由、稳定地通过长江沟通海洋；而在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又会加强其他方面的有利地位。这些合在一起，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284]

由于将一个特定地区涵盖在自己影响之内的最好办法是首先找到一个中心而不是四面出击，我们在远东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长江流域。[285]

中国历史证明，长江是滚动中国政治的横轴之一；一旦失去长江，从某种意议上说就失去了统一的中国。1899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以长江为界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286]1900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被分裂为数块，而1926年9月北伐军攻克武昌，则是后来中国接近统一的关键。1937年后，中国再次被日本分裂为多个政治单元。1937年中国汉口陷落后，日本近卫首相在11月3日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有一句名言说：‘谁能控制中国主要地区，便能拥有中国。’……日本已经掌握控制中国的钥匙。”[287]近卫的话实际是上述马汉关于中国长江的分析的转述。武汉的失陷为汪伪政权在南京的出现提供了安全保障，中国再次出现政治分裂的格局。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南北划江而治的格局，正当毛泽东准备一鼓作气打过长江之际，1949年1月9日斯大林打电报给毛泽东建议与国民党继续和谈，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则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继续进行内战”。[288]与此同时，美国也与斯大林南北呼应试图促成中国南北分治的局面。1949年12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称，苏联“调停的基础是国民党控制长江以南地区，共产党控制长江以北地区，而美国则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权”。[289]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告诫我们：“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侵略我们都是从海上来的，不要忘记这一历史教训”[290]；对此可以提供反证的是，近代以来，能对中国造成颠覆性入侵的外族势力多是来自东部而绝少来自西部；至于西南，则更没有成功的案例。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我们今天的东海政策必须着眼于突破西方为封锁我们的“第一岛链”。

马汉说：“一根链条的强度实际是由其最薄弱环节的强度决定的。”薄弱点，在战术上往往也就是突破点。如果我们以台湾为中线，从广义上将中国整个东部和南部海面分为大东海（黄海和东海）和大南海两大海域的话，鉴于只有日本在钓鱼岛列岛乃至台湾问题上日益挑明其挑战雅尔塔法权体系的立场，那么，台湾北面的渤海和黄海则就成了中国在东海安全链条中最薄弱——因而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1895年，日本就是在此击败北洋水师后劫走台湾的。今后台湾的结局最终还要在这片海域一锤定音。

钓鱼岛问题在历史中本质是台湾问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地缘政治上是台湾与日本之间的接榫点，也是“台独”势力信心的支撑点。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侵略台湾，就是1872年吞并琉球后的逻辑结果。今天日本在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进而在春晓油田与中国的争夺，本质上是为了逼近中国台湾。今天，中国如果在此海域失去起码的原则，那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接踵而来的必然是与甲午海战及其以后历史的重演。

钓鱼岛问题在现实中本质也是台湾问题。新世纪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出了那么多问题难以解决，究其原因是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中国完成了台海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之间就会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这样南海问题的解决也就相对容易得多。台湾问题就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瓶颈因素，是中国海洋方向面对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也就抓住了中日钓鱼岛之争的本质，抓住了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

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三海”即黄海、东海、南海看做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可以将辽东半岛比作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上臂，南海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台湾则是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中国黄海失，则台湾不保；台湾失，南海则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而从钓鱼岛突破解决台海统一问题，应是我们东海政策的重中之重。与此相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印度洋政策的重点将是在配合中国西部开发，联谊稳边，最多也只能是1962年那样的威慑性防御。

再看中期和远期政策。

从2021年始，中国开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渡。过渡时期的特点是中国东海安全威胁基本解除、诸岛权益得到有效保护、台海两岸在“一个中国”框架中主权融合水平大幅提高或接近实现统一，中国应当在东亚友好国家中有一个“分发喜糖”即分享台海统一后产生的红利的时期，除极少数国家外，争取有东亚大多数国家对台海回归一家的认可。与此同时，中国要进一步加大西部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将东部经济成果及过剩生产力向西部转移。至2040年前后，在西部大体形成与中国东部相互紧密衔接的新的和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力增长的黄金地带，并由此进一步向印度洋实行经济和政治的持续辐射——这是中国印度洋政策可选择的远期目标。

2．“三点一面”的空间布局与力量配置

辐射是需要预先布局的。这时，中国即将完成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任务并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度洋需要有一个通盘布局。根据前述中国东西安全联动规律作用下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整体安全和发展的需要，也汲取历史上帝国主义国家为控制印度洋而在此触礁翻船的教训，此间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应以印度洋北岸为重点，其总体战略布局可用“三点一面”来涵盖。

“三点”，即以印度为中点，其东西两侧以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为战略支点，向“一面”即印度洋首先是印度洋北岸成扇面辐射。缅甸和巴基斯坦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东西门户和重要通道；夹在两通道中间的印度，并非是由于它对中国安全有多大的威胁而是由于它深入印度洋中线的版图对印度洋及其沿岸国家的影响。这三点对中国安全的关系是：东西两点即缅甸和伊朗高原国家对中国具有直接和现实的生存安全的关联，而印度则有长远的发展安全的关系；由此三点推广出印度洋扇面。

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主要是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不同于远离印度洋的西方海权国家。远道而来的西方海权国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领岛屿而存在，目前我们能读到的海权理论提供的都是这样的视角。但中国并不是这样的远在千里的国家，而是临近印度洋的亚洲最大的国家：它背靠可称作全球战略制高点的昆仑山，放眼世界面积最大的海域——东接太平洋，这里是世界新兴市场最密集的地区；南近印度洋，这里是世界工业资源藏量最丰富的地区，处地边以近海识两洋，居昆仑观两洋为周边，坐北面南，尽占地利优势，这样的地缘政治形势在世界各国中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有的是时间不用任何领土扩张而用与沿岸国家合作的方式将其经济政治影响力推进到印度洋，因此，中国的印度洋政策就应当一反西方海权国家的视角，采用符合中国地缘政治特点的视角。在上述前两阶段即近期和中期的政策特点可以用“深挖洞”来概括的话，那下一步即远期的政策特点则可用“不称霸”来概括。

这样是不是印度在其中的地位降低了？不是这样，与以前不同的只是位于印度两翼的伊朗高原国家和缅甸的地位提高了。

这是由中国地缘政治特点决定的选择。英美国家是从印度南方的洋面看待印度，在这里，西方海上力量无依无靠，没有印度，它们在印度洋上就无以长期立足。因此，对西方人而言，印度与印度洋就是同一回事。中国则不同，中国已在印度洋北岸有自己的大板块主权领土。这样我们考虑的更多的就是中国大西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整体安全和发展，而印度对于中国西陲安全的影响——如前面分析的那样——远不如缅甸和伊朗来得直接。故此，我们与伊朗和缅甸的关系应予以特别的重视，而不能将“鸡蛋全放在一个篮子里”。

但是，印度毕竟是印度洋上的重要国家，鉴于其人口、土地面积及所在印度洋中心位置，又鉴于中国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所居的优越位势和印度与中国几千年几乎是无战争的交往经验，印度之于中国更多还是其在印度洋的政治影响而较少是攻势性的安全威胁。与中国相似，印度也面临两线即南北两线的安全压力，其中北方并不是现实的压力，近代以来印度多从南方失国，因而南方安全是印度国防的重中之重。为此，中国应在北方给印度以稳定，支持它在印度洋发展，以此换得印度——与俄罗斯的印度洋政策相似——在东海对中国（至少以稳定的边境）予以支持。退一万步来说，即使中印再次发生边界冲突，那中国还应在此地——与曹操占领汉中后因其“直为天狱”[291]的地理形势而不得不退守秦岭一线的经验一样——采取防御性的政策。“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292]总之，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若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的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新世纪的中印关系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思考中，这就是：

1．“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

2．而印度“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

3．中国和印度“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293]。

 “三点一面”是一个攻势性的战略吗？不是，它是一个守势战略。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2021年之前，印度洋不会是中国安全的主要方向，而在2049年之前，它也最多是中国关注的方向，这在目前日本军国主义已有死灰复燃迹象的历史条件下更是这样。二是，即使是在2049年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鉴于历史上英美国家在这里屡战屡败并因此由盛而衰的教训，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力量，即使有也没有必要在印度洋展开攻势性的活动。

当然，这一切判断成立的前提是基于目前世界大格局和由此造成的中国周边安全大形势不变，如果世界政治出现格局性的突变，我们的政策当然也要做相应的调整。比如20世纪50年代初，中苏战略同盟关系牢固，中国外交重点在东海；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国迅速开展“三线建设”，大西南及相关方向的外交的战略地位骤升；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东海及与之联动的西南形势缓合，其间的外交政策也有相应调整。可以预料，至2049年前，国际形势还会有不少变化，中国外交及相关的印度洋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也会有相应调整，但如果没有格局的突变，上述对印度洋所作的政策评估及构想，应该说大体是合适的。

但不管怎么变化，在上述若干阶段，持续加强中国大西南尤其是其中云南的战略性投资和建设，且不说这对于适应中国崛起后对印度洋资源需求增大的形势，即使是对于应付国际格局出现突发性逆转形势也是绝对必要的。1964年，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苏关系又严重恶化，这时毛泽东日益感觉到大西南建设紧迫性。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294]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295]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296]现在中国的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后悔无及”的事发生。中国凡事——何况还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样的大事——为了争取最好的结果，就必须先做最坏的准备。

（三）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

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遇上较好的历史契机。目前的美国——这里指的主要是华尔街的而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美国——再凶恶也是在收缩，况且它内部正在出现严重分裂：华尔街与美利坚民族分裂，在后者中，富人与穷人分裂。这样的对手的最大软肋就是没时间、拖不起，急于灭此朝食。我们可用曹刿论战的方法来应对，使其从一鼓作气、再而衰到三而竭。总体上说，“一鼓作气”阶段美国已过去，现在正处在“再而衰”的阶段，只要我们战役目标不要太大，战线拉得不要太远，突破并坚守第一岛链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我们的对手对此也无可奈何。目前的时间并不在华尔街美国手中，只要坚守，我们就能使其“钝兵挫锐、攻城而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297]。知彼先要知已，中国的软肋在远海，使中国进入远海作战的方法就是用“怒而挠之，卑而骄之”[298]的策略，暗推国内一些貌似硬汉的“虽远必殊”舆论，将中国战役目标拉长放大，由此使我们失去依托大陆的优势而初战受挫，重蹈甲午覆辙。

我们上述目标选择是有理、有利、有节的，也就是说是在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与中国一样，美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亚太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国家，因此我们应充分尊重美国的雅尔塔利益——它反映的是美利坚的民族利益，而不承认美国的冷战利益（比如制造事实上的“两个中国”、含糊中国在钓鱼岛的主权权益等）——它反映的是华尔街财团的利益。中国拥有雅尔塔法权体制赋予我们在台湾、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上的主权权利，但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因美国的干涉并没有实际享有这种权利。中国实现台海统一、收复钓鱼岛等要求并不冲击雅尔塔法权体系及其中的美国利益，于情于理于法都说得过去，中国属于正义的一方。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们尽管 “得道”，但也要尽力争取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多助”。

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

甲午海战之后，日本最大的战略败笔就是占领台湾，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国防线被拉到它能力可承受的极限尽头。占领台湾，意味日本还要控制以台湾为圆心的半径范围：它东至北马里亚纳群岛，西至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南至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占领中国，当时日本已有些力不从心，但占领北马里亚纳和菲律宾后，日本就要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权国家英国继而美国作战。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同时打败中国和英国及后来的美国（当然北面还有俄国），日本就绝搞不定台湾；而要想同时打败中国和美国，对日本来说则必败无疑。日本就是这样被塞壬的歌声即甲午战争的胜利诱入一个无解的战略悖论之中，而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惨败，就是由这个悖论导出的必然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说，1945年日本惨败的种因预埋于1895年的日本甲午胜利。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未来将自己的力量扩张至印度洋，不管所占岛屿大小，由其划出的半径上都是最有海战经验的西方新老海权大国，若真及此，以往鉴来，结局不难逆料。明乎此，就理解了毛泽东在1962年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采用的大开张快收合，看似强攻，实则坚守策略的深意。因为在此真正的失败并不是退回来，而是回不来。当时若在此地被印度拖住，其后果不堪设想：它要长期耗掉我们的资源并因此使我们不能专注于当时美国和蒋介石集国蠢蠢欲动的东部方向。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299]

印度洋是只有世界超级大国才有能力建立其有效制海权的区域，这话反说也就是进入这个区域的国家首先碰到的就不是一般级别的对手，而是世界性的大国海权大国。这是因为海权控制的并不仅仅是一串岛链，而是沿这串岛链拉出的圆周半径，岛链线越长，需要巩固这些战果的作战半径面就越大。如果你不能控制圆周半径内的对手，那你最终就不能消化其中的战果，相反还要为这些战果拖死和“噎”死。一般说来，能够延伸或本身就在印度洋的制海权，必须有覆盖南北纬30度区域的作战能力——而只有世界性的大国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不然，其前途二者必居其一：要么臣服，要么灭亡。尼赫鲁看透了这一点，用它的话说就是“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300]

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有一个叫“塞壬（Siren）”的海妖，经常飞降海中礁石或船舶之上，用自己的歌声使得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导致航船触礁沉没。英国就是在塞壬歌声招唤下进入印度洋并由此触礁，苏联和美国也是在“塞壬”的歌声引导下，或折戟于进军印度洋的路上或于触礁于印度洋北岸。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01]，围绕“两个一百年”这样的宏伟蓝图，中国人民正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挺进。在这个进程中，如果我们忘记毛泽东和邓小平同志在国际关系中“不称霸”和“不做超级大国”的教导，也为“塞壬”歌声所迷惑，那前天的英国、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就是前车之鉴。

制定外交政策要符合中国国情。与美英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受四面牵制。与任意一边过度拉伸会导致平行四边形的稳定性受到破坏的道理一样，中国在四边任意方向的过度扩张都会受到另一方向的强烈压力和中国在同一方向的相应收缩。比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在南海没有多大的压力，此时中国尚可与俄罗斯抗衡并迫使俄国人签订《尼布楚条约》（1689年），将中国北境从法律上确立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英国人来到南海并开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北境就不得不向南大幅收缩。这说明，对中国最有利的周边政策应是符合基本安全需要，根据国力增长在某一方向适度推进而又不失国重的政策。1940年11月，希特勒曾对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莫洛托夫后来对此评价说：

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302]

莫洛托夫这段论述中的思考与前述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拒绝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代表提出的派兵支援希腊起义的建议的考虑[303]同出于“鞭长莫及”的道理。以史为鉴，我们应从这些老政治家处理世界问题的方法中汲取思想，并对中国周边尤其是印度洋的政策安排有一个持重的考虑。

与临终前才悟出自己“不是世界之主”[304]并采取东西方融合政策的亚历山大[305]不同，我们东方人的辩证思维与生俱来。1935年10月，毛泽东在长征快到陕北的路上构想到未来的世界，《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这首词批注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306]

有限性既是保持国力持续增长的秘密，也是中国长期不倒的智慧所在。目前的世界已从苏美两分进入欧美两分天下的格局，如果我们能在欧洲“凡尔赛体系”和美国“华盛顿体系”中再挤出一个中华体系，形成三分天下的形势，那中国在2021年实现的“小康”成果就会有了保障，到2049年实现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有了比较可靠的外交前提。

世界性大国或接近步入世界性大国行列的国家必须有与其世界治理能力相匹配的印度洋政策，同样的道理，这样的政策的成熟程度也反映了该国世界治理能力从而世界观的成熟程度。在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307]

国家发展道路并非只有要么衰落要么崛起即扩张的黑白两道，在这中间一定会有崛起不扩张的道路。古今霸权国家来到印度洋便进入衰落期的教训告诉我们：在印度洋地区争强好胜的结果是不好的。斯大林曾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308]，正因此，独吞世界从而独控印度洋的想法是不切实际，对中国而言更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分享才是守福之道。世界只能在分享繁荣中和谐前进：欧洲当为欧洲人民的欧洲，美国当为美国人民的美国，“东国”自然也是亚洲人民的。中国未来应当为自己也为亚洲要争到“一截还东国”的前途。中国坚守这样的政策就会帮助印度洋国家减轻“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的紧张感，我们也不会在印度洋不恰当地透支我们的国力并由此保持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在21世纪下半叶的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