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论金融危机（7）：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建议

　　原编者按：该文是思想火炬独家推出的“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系列文章的第七篇，原文刊登在《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正好印证了李慎明老师从1999年开始对它一系列判断的大体上的正确。危机爆发后，李慎明老师随即展开了对这场危机现状、成因、影响、趋势及对策等方面的深化研究。因此，2008年之后也是李慎明老师对金融危机论述较为丰富的时期。

　　本文中，李慎明老师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近百年来，垄断资本主义在行业上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在空间上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发展。但是，金融垄断和全球垄断不仅没有消弥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个人占有这一根本矛盾，反而使这一矛盾不断激化。这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因此，这场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层次矛盾积累并进而爆发的必然，它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

　　关于“经济危机何时见底”的问题，李慎明老师认为：“目前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并可以用四种英文字母来表达。一是最乐观的看法，2009年下半年见底，可以用英文字母V来表示。二是次乐观的看法，两、三年后见底，用英文字母U来表示。三是悲乐性。因全球各主要大国都在大幅降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可能会较快走出低谷，但因问题太大，并且此次扩张，有可能使旧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给将来积累新的问题，全球经济在新的一轮扩张之后，还会下滑，下滑之后，各国再共同采取新的举措应对，经济还会出现新的增长，因此用英文字母W表示。四是悲观性，认为此次是全球百年不遇大危机，其真正的严重性才刚刚显现。要真正走出低谷，需要10多年之后，用英文字母L表示。我个人提出第五种看法，不知有无道理？这就是乐悲性。由于各国政府都采取重大举措共同应对目前这场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由于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急遽拉大、绝大部分弱势群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有加剧之势，全球经济在近三、两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因此，仅用一个英文字母无法表达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应该用两个英文字母来作表达，这就是VL。当然，L的下划线上，可能是充满锯齿状的小幅度的‘衰退’与‘复苏’动荡波纹。” 国际金融危机即满九个年头，现在仍然是深不见底。这又一次说明，李慎明老师九年前这一预测的大体正确。

　　最后，李慎明老师建议，一是要加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特别是要吸收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同志参与金融危机研究。二是高度重视我国的分配问题，统筹全国的分配，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进一步启动我国的内需，这是我国应付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而我国收入的差距目前还在增大，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包括影响社会稳定。

　　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建议

　　笔者个人认为，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二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及苏东剧变；三是2008年9月美国开始并正在向全球蔓延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

　　美国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的经济动荡仍在全球激剧演进。可以说，从现在开始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历史极有可能已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动和跳跃状态的时期。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实践已证明，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一、美国这块“经济无比繁荣与安定的绿洲”为什么突然发生如此巨大的金融海啸？它的直接原因、深层次原因和根本原因是什么？

　　应该说，美国这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次贷，深层次原因是金融监管不力;直接和深层次原因中都有公众信心问题。但我认为，仅从技术经济学或经济运营学或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讲清美国这场金融海啸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但都无法讲清它的根源。我认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才能解释清楚这件大事的根本原因。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新获得青睐的根本缘由。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帝国主义阶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与此同时，我们人类社会也由此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时代作为一个历史过程，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极其复杂的过程。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可能出现若干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每个阶段，决定时代的性质及其基本特征的那些基本矛盾依然存在，但这些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起主导作用的主要矛盾都会发生变化，因而时代的内涵会发展，时代的主题会改变。列宁有段著名的论述：“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1]这就是说，时代，是世界范围内按一定标准划分的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是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亦即时代的性质。时代主题或时代特征，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也是一定时代的不同时期所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世界社会力量斗争的焦点。从时间上看，时代常常是比较漫长的历史阶段，常常以数百年为时间单位。而时代主题，则可能因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而进行转换，会常常以数十、几十年时间为单位。是处在时代中心的一定阶级决定着时代的性质，并进而决定着时代的主题或时代的特征，而不是相反。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高新技术革命加速推进，使得时代的特征或时代主题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邓小平和我们党及时提出了当今时代的主要问题或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就在国际环境上为我们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应该说，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是进一步昂扬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大好时机。弘扬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又增添了诸多极其有利的条件。对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坚定不移，决不能轻易发生动摇。但是，早在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就明确指出，列宁所讲的大时代，不要去动它。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2]我们党的第一、第二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陈云同志也早在1989年明确指出：“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是不是过时了?我看，没有过时。”“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3]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也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由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4]邓小平、陈云、江泽民的有关论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时代”这个本质并没有改变，如果轻易认为时代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把“和平与发展为主题”误认为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就是不顾客观事实，犯了急于跨越社会大的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左派”幼稚病的错误或别的什么错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不是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我们就不可能认清导致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根源，也就无法找到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正确措施。

　　近百年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与发展，随着高新技术革命深化与推广，从行业上讲，垄断的资本主义逐渐从产业垄断向金融垄断发展;从空间上讲，逐渐从国家垄断向全球垄断发展。但是，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如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占有无产阶级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等等这些基本矛盾非但没有消逝，并且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发展和激化。金融垄断和全球垄断的不断发展，不仅会促进更大规模的生产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会使生产资料和金融财富向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手里更大规模的集中。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只会在全球范围内使穷国穷人愈来愈穷，富国富人愈来愈富，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加剧资本主义与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这次金融、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苏东剧变后，由于苏东实行的全面社会福利参照体系的坍塌，美国、瑞典、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所有制、分配、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等方面进一步全面右转，就连已建立好的福利体系都在右转。2005年美国人报告的总收入增长了近9%，但是社会底层90%的人的平均收入却比前一年下降了172美元，即0.6%。[5]2000年，美国贫困人口为3160万，2001年增加130万，2002年又增加170万，达到3460万。而到2007年则增至3620万，其中有2950万人靠领取食品券过活。[6]这就极大的抑制了全球其中包括美国国内的消费，也就从根本上抑制了全球其中包括美国内生产力的发展。

　　2000年美国股市破灭，为挽救其经济颓势，美国将美元利息降到1%，并规定可以把房屋增值部分到银行进行再抵押。因此，美房市大涨，此后五年上涨60%以上，美新增GDP中有50%以上来自房地产。近年来，美居民每年从房地产增值中获利近万亿美元。所以美居民消费旺盛，储蓄率到2006年7月已跌破-1.5%。这就是美巨大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由于财政和对外贸易的连续数年的高额的双赤字，美国急需引入外资填充。而外资进入，需要提高利率。所以从2004年6月28日到2006年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从1%升为5.25%。长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现已上升为6.8%。利率调高直接打击了房地产。房地产投资放缓，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也连续下降。这又直接打击了美国的GDP的增长。这就是美国次贷危机暴发的直接原因。按美国信用评级公司个人信用评级分为5级，其中差级以下的最高值为619分。美国共有1200万户总资金余额为近2万亿差级以下的次贷。金融资本明知差级以下次贷存在高度风险，而还要执意放贷。其主要目的，是想要继续寻求高额增殖。有人戏称，这是美国的“美小姐”即“房地美”和“房利美”追求“钱先生”即超额利润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不排除其当局想通过改善中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以标榜自由资本主义所谓“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1929年美国等西方强国的经济大萧条，本质上信贷扩张引起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则是信贷扩张而引起的消费领域特别是房地产领域的生产过剩危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7]1929年与2008年的金融危机表现形式虽然不同，但说到底，依然是美国普通老百姓收入少，消费不足的根本制约与结果。这仍是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个人占有的这一根本矛盾所引起、所决定。

　　这也充分说明，目前的这场金融、经济危机，从本质和根本上说，并不是什么监管不力、信心不足等所造成。而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深层次矛盾积累并进而爆发的必然。还有一种国际舆论，甚至想把此责任强加到我国人民头上，而那种认为中国人天生爱储蓄，怀揣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舍不得花是导致美国为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说法，则更为荒谬。

　　古人云，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用这句话，来解析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同样有一定的意义。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美国一国独大。美国利用其金融霸权的地位，放肆地张着大嘴吃世界。1980年，美国财政赤字为762亿美元，而从08年10月开始的09财年预算赤字将从往年4000多亿美元激增到1·75万亿，占GDP的12·3%，为二战以来的最高。2006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8,567亿美元。自199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升高，1999年达3000多亿美元，而2006年对外贸易赤字已攀升到8830亿美元;美国每年外贸逆差，等于其他国家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补贴9000美元。美国资本主义的挥霍无度，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的腐朽，从而也引发了美国今天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二、既然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美国接连降息至0到0.25区间，但为什么此时的美元又分外坚挺？

　　让我们来看看这样一组数据：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把高耗能、高潮污染的血汗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自己却大搞所谓第三产业中的核心产业金融创新。结果，使其进一步崛起为超级金融帝国。它们的金融创新，也使其虚拟经济和金融衍生品大肆泛滥。有报告说，美金融市场为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最下一层是次级贷，约为近两万亿美元;倒数二层普通房贷，约10万亿美元;现在这两层已出问题。倒数三层是企业债，包括企业之间各种债券约是60万亿美元;最上一层是各种金融衍生品，约为340万亿美元。07年全球实物经济10万多亿，GDP为近54万亿美元，按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全球衍生金融产品市值为681万亿，仅与全球GDP相比则为1：13。07年美GDP近14万亿，与其金融衍生品比竟为1：29。若按实物经济与金融衍生品比，则为1：68。1889年，恩格斯就指出：“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8]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说：“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9】他还说：“金融资本是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可以说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甚至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10]重读这些论述，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未过时，并且有着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历史穿透力。正因为在金融帝国的时代里，金融市场形成了独立于实物经济的单独体系，所以，当金融危机到来之时，正像马克思所说，资本家特别是金融家的“灵魂渴求货币这一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11]美元是世界货币，当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其中包括美国的各大投行和银行为了免于自己的破产，便纷纷变卖自己的各种资产置换成美元。这是当前美元坚挺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美国金融、经济出了大的问题，政府采取刺激经济计划，需要投入大量美元，必然要增发货币，大举国债。美国凭借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发行债券，只有保持其汇率的坚挺，其他国家才会心甘情愿地继续购买美国的包括国债在内的各种金融产品。但是，只要美元毫无节制地滥加发行，从中长期来说，美元必然是大幅贬值的结果，这样便等于其他国家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美国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其实质倒可能是美国在操纵其美元汇率坚挺。

　　三、目前这场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何时见底？

　　对此问题，国内外高度关注，并有各种预测。目前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并可以用四种英文字母来表达。一是最乐观的看法，2009年下半年见底，可以用英文字母V来表示。二是次乐观的看法，两、三年后见底，用英文字母U来表示。三是悲乐性。因全球各主要大国都在大幅降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共同应对，全球经济可能会较快走出低谷，但因问题太大，并且此次扩张，有可能使旧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给将来积累新的问题，全球经济在新的一轮扩张之后，还会下滑，下滑之后，各国再共同采取新的举措应对，经济还会出现新的增长，因此用英文字母W表示。四是悲观性，认为此次是全球百年不遇大危机，其真正的严重性才刚刚显现。要真正走出低谷，需要10多年之后，用英文字母L表示。我个人提出第五种看法，不知有无道理？这就是乐悲性。由于各国政府都采取重大举措共同应对目前这场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有可能在最近的两、三年内看似走出低谷。但由于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急遽拉大、绝大部分弱势群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有加剧之势，全球经济在近三、两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步入更大的低谷。因此，仅用一个英文字母无法表达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应该用两个英文字母来作表达，这就是VL。当然，L的下划线上，可能是充满锯齿状的小幅度的“衰退”与“复苏”动荡波纹。以上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悲”和“乐”，仅仅是从全球GDP总量的角度和全球生产力的角度看，还没有从全球生产关系的角度看。若从根本上看，还应分清谁的悲和谁的乐。

　　笔者认为，此次危机的性质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给世界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带来不同程度的危机，各类各个国家几乎无一幸免。这次危机究竟何时走出低谷，主要是看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应对。各国应对之中，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更有较量。世界在互动和博弈之中，所以很难对这场世界性经济危机作出具体的预测。

　　目前这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是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笔者认为目前还不好这么匆忙认定。一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军事等方面还都占有相当的优势，它们在其生产关系的范畴之内还有相当的调节余地。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各方面还都处于相当的弱势地位，特别是由于这些年来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泛滥，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理论上的准备还远远不足，人们认识和发展真理还有相当一个过程。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都是最终要到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坚信不移。正因为这样，我们是最终的革命乐观主义者。同时，我们也是革命的主观能动主义者。我们深知，“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不会自动到来，我们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及时抓住各种大好机遇，正确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排除各种悲观失望等右的错误，不断推动历史顺利向前。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通往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上，充满了荆棘。封建主义在这个世界存在了数千年，资本主义才有三百多年，我们没有理由让资本主义很快寿终正寝。更何况，社会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完全崭新的事业，有着“毕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唯其艰难，方其伟大。只有充分认识其艰难，我们才能始终沉着冷静、坚忍不拔，及时排除各种急躁冒进等“左”的错误，顽强不懈的为社会主义宏伟事业而奋斗。

　　这次经济危机，是不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总危机呢？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使其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2007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刊发了笔者《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已步入40年到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缩期中的衰退》一文，其中说“我个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和新的高科技革命，可能使美国摆脱正常的商业周期危机的影响，但却无法使其摆脱长波周期危机的规律。”“‘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正在美国经济中起作用。美国经济从1967年起，已经进入长波收缩期中的衰退。从1993年3月至2001年3月美国经济长达10年的繁荣，仅仅是美国经济进入长波收缩期衰退中出现的特例。经济周期的运动规律，最终受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也受在经济基础上所产生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冷战结束后，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有长达10年的繁荣，其根本前提，并不是其信息经济的作用，而是其搞垮了苏联”;“如果说美国经济又承接了1967年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的下降阶段的遗产，重新步入长周期中衰退的判断成立，那么美国企图再次打断这一承接链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会不会是重复上个世纪90年代用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来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其中的大国或强国呢?”“假若美国能够达到此目的，那么，美国经济即会有新的反弹”。上述看法如果现在仍然成立，美国经济有新的强劲反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世界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也可能会陷入新的更大的低潮。二是如果世界上其它大国强国应对正确，美国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深化，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从根本上得到动摇，也必然会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若如是，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将会得到真正的展示和彰显，毛泽东1962年1月30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预言的“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12]时代就会真正到来。

　　四、应对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两点建议。

　　一是进一步认真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紧密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从基础理论和宏观、战略、前瞻、全局的高度加强对美国金融危机的研究，以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与指导方针。金融是国民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命脉和血液，金融资本是资本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是资本对人类社会的最高统治。国际金融垄断是帝国主义发展的新的最高阶段。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他们在苏联解体后，已把我国视为最大的潜在对手。鉴于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小，他们一是可能用文化、价值观侵蚀的办法，二是可能用金融手段。因此，研究金融危机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就金融研究金融，也不能仅限于金融领域工作的同志研究此问题，而应该吸收各方人士、有不同意见、不同学术观点，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和从事宏观战略研究的同志参加。二是高度重视我国的分配问题，以进一步启动我国的内需，这是我国应付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占53·4%，2005年下降到41·4%，15年间，下降12%;近几年还在下降。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都要占GDP的60%以上。2007年中国平安保险董事长的税前收入究达6616万元。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同志同其弟弟邓垦谈话讲到，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邓小平同志这次谈话和胡锦涛同志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强调的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意义深远。我认为，从中长期来说，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实现，就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要坚决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国的分配，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而收入的差距目前还在增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包括影响社会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记住第二句话，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配搞不好，最终会制约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学，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同时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定能够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及时抓住机遇，正确应对挑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对此，我们充满信心。

　　[1]《列宁全集》1988年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143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3]《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

　　[4]江泽民：《在2000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界领导人峰会午餐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

　　[5]美国《纽约时报》网站http://www.nytimes.com/2007年3月29日。

　　[6]《美国贫困人口不断增加》：http://www.xinhuanet.com/2008年11月19日。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48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484页。

　　[9]《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03页。

　　[10]《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9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2页。

　　[12]《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2页。

　　（原文刊登于2009年6月15日《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