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论金融危机（12）： 资本主义冬季之后是社会主义的春天

　　编者按：本文是思想火炬独家推出的“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系列文章的第十二篇，是一篇《国外社会科学》杂志对李慎明老师的专访稿，原文刊登在《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在这次专访中，李慎明老师对他近十来年的相关思考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表述，是他多年来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本文主要讨论了三方面的重要问题：（1）在金融危机持续恶化和演变的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格局的演变问题。认为未来世界局势有两种可能：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法在其国内生产关系的范畴中进行各种最大程度的改良与调节，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成功调整和革新，获得新的发展。若如是，美国经济就会有新的强劲反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二是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国强国应对正确，美国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深化，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也必然会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2）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洲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认为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3）面对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激进左翼面临的困境、创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认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新一轮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必然蓬勃兴起。21世纪中叶前后，极可能是全球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次复兴。新的社会主义思潮乃至运动如顶着尚留余威的凛冽寒风，在冰封的大地上拱出了新的嫩芽。虽然极可能还有几次“倒春寒”，但社会主义的春天却必将、必然到来。

　　“资本主义冬季之后是社会主义的春天”

　　——李慎明对当今世界格局及发展趋势的深度剖析

　　访谈专家李慎明  访谈人张莉

　　前言：非常高兴李慎明副院长能接受《国外社会科学》的采访!今天的访谈以历史和理论的脉络为线索，李副院长主要讨论三个重要问题：（1）在金融危机持续恶化和演变的背景下，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格局的演变问题；（2）在此背景下，美国和欧洲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机；（3）面对危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激进左翼面临的困境、创新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以及中国国际战略的调整方向。

　　张莉：早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您就曾提出过美国经济潜伏着严重的危机，极有可能已步入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自2008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走势进行各种预测，您又提出了“VL”型发展趋势。目前，在金融危机持续恶化、演变为欧美各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之时，我想请您先谈谈国际金融危机恶化、演变的原因。您对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势有哪些更深刻的思考?

　　李慎明：从2001年3月起，美国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拐点，承接了1967年进入“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下降阶段的遗产，重新步入了长周期中的衰退轨道。具体来说，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破灭，美国为挽救其经济颓势，将美元利息降到1%，并规定可以用房屋增值部分到银行进行再抵押，美国房市因此大涨，其后5年上涨了60%以上。美国居民每年从房地产增值中总计获利近万亿美元，消费也因此旺盛，储蓄率到2006年7月跌破-1.5%。由于财政和对外贸易连续数年的高额双赤字，美国亟须引入外资填充。所以，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利率从1%升至5.25%。利率的调高，直接打击了房地产行业，导致大批借贷人无力偿还贷款，大银行和金融机构相继宣告破产。2007年8月，美国房贷危机爆发后，通过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向全球传导，最终演化为对国际金融稳定、世界经济增长造成极大冲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

　　但从根本上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仍然是生产社会化乃至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美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实行以经济金融化、金融虚拟化和泡沫化、金融资本流动及金融运作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掠夺性金融体制，导致引发次级房贷泡沫破裂的恶果。

　　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走势，我认为，各国政府都采取重大举措共同应对目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但由于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急遽拉大，绝大部分弱势群体有效需求不足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还有加剧之势;各国巨额的金融衍生品“有毒资产”没有得到根本性、制度性的消除，全球经济在近三两年内稍有反弹之后有可能重新步入更深的低谷。我曾使用VL这个英文字母来表达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L的下划线上，可能是充满锯齿状的小幅度的“衰退”与“复苏”动荡波纹。如果美国企图再次打断步入“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中的衰退轨道，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可能会是重复上世纪90年代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来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其他大国或强国。

　　张莉：国际金融危机进入第五年，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在今年初答记者问时说：“今天的问题是，在失控和可能仅为少数人自私地谋取好处的金融体系下，在缺乏任何有效框架来给予我们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情况下，民主是否还能繁荣，这还真是一个问题。”参加世界社会论坛的一些知名学者认为：“欧洲民主已经被贪婪的金融市场绑架，而且这个没有底线的市场现在已经威胁到了人权和政治权。”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

　　李慎明：目前这场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对美国这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特别是金融霸权肆意泛滥的“报复”，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理论的有力清算，更是对美国所谓“民主制度”的根本挑战。不论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布热津斯基，还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学者，都认识到资本主义民主存在严重的危机，但他们仍然无法认清西方“民主”的本质。

　　怎样认清西方“民主”的真实面目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口号平等下的实质不平等。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多党制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民主表现形式、权力分配方式与所谓“普世民主”的点缀而已。在美国，仅仅是数万甚至是数千富有的人或是他们的代理人在管理着美国。例如，在美国共和党的背后，主要是军工、石油、制造等“传统商业”的支撑，而民主党的背后主要是金融、电信、传媒等“新兴商业”的支撑。第二，形式平等下的内容不平等。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那种一人一票选举制的平等，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所谓平等。现在美国大选的参选率往往仅有一半多一点，这实质上是剥夺了近半数人的参选资格。此外，美国的联邦法律规定实行普选制，但又通过“选举人”制和州法律的“胜利者得全票”制即通吃制暗度陈仓，改变和相当程度地削弱了普选制。第三，金钱政治的本质。在现代西方社会，垄断资本往往通过金钱和所谓的公关公司、游说集团等控制立法、行政、司法机构，通过控制各种新闻媒介控制社会舆论和民众意识。民众的所谓权力与自由，只不过是在他们事先设定好的资本统治集团内部少数不同代理人甚至仅在两人之间进行选择罢了。第四，金钱操纵的主流价值观。美国投入大量金钱兴办各类媒体，在世界上大肆宣扬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念，拼命诋毁它们企图颠覆的国家的执政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丧尽自尊，无颜自立;然后，使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新自由主义”等价值观念和政治法律制度及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畅通无阻，这种话语霸权既达到了西方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剥削、掠夺的目的，同时又能用这些巧妙动听的语言掩饰它们残酷剥削压迫的实质。第五，在对内“仁慈”的表面下，美国政府对人民来说，实质上没有民主，而本质上是赤裸裸的专政。

　　张莉：您对此问题分析得非常深刻。曾经为资本主义高唱凯歌的美国学者福山最近也针对美国的政治秩序，质疑美国是否已从一个民主政体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美国民主已经瘫痪。很多国内外学者认为，西方民主政治被金融资本绑架，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引发了更加严重的民主危机，尤其表现为极右派和民粹主义运动的复兴。他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民主?西方式的民主只有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当然程序也是很重要的)，却只让少数人发大财，而不能带给大多数人幸福，这种民主是合法的吗?

　　李慎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一些大投资银行关门了事，它们出售的“有毒”资产的收益作为利润已进入金融寡头的口袋。对它们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却拿纳税人的血汗钱去拯救华尔街一批贪婪的金融大亨——赦免其债务和犯罪行为，向其输送巨大利益，但另一方面却不断削减直接关乎大众福利的卫生、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开支。这极大地刺痛、激怒了民众。在民众看来，美国政府救市实际上是以挽救危机为借口掠夺民众财富的金融战争，金钱力量已深深操纵和扭曲了美国民主政治过程与政策制定。愤怒的抗议者发起了反对主宰着美国经济的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明确要求从根本上改变金钱操纵政治的虚假民主模式。这给世界上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

　　张莉：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以“金融市场的专制霸权”为基础，由强有力的跨国机构投资者和大型国际银行所操控。我们看到，这样的金融资本越来越贪婪、越来越无耻地刮取绝对利润，越来越不负责任和腐败，把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据为己有。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不断增长，股东越来越富有，雇佣劳动者越来越贫困;企业高管在离职时能享受丰厚保障，而工人却被任意解雇，政府还要支付巨额援助资金帮助金融资本家。哈贝马斯说：“制度失灵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对最脆弱的社会群体的打击最为无情。”由金融危机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也越来越激化，您能谈谈对此的看法吗?

　　李慎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进行反扑，大肆推行新自由主义(包括私有化、市场化、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等)。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它是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行全球扩张、攫取超额利润而将人们置于不顾任何社会、生态和政治后果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制度下生活的一种工具，它造成工人大量失业、贫富两极分化、政府垮台、社会动乱等严重社会问题，尤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更是造成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推行的非调控化，方便了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引起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就业危机，使工人阶级遭受比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的剥削。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持续恶化，西方国家工人罢工此起彼伏，挪威发生死伤惨重的枪击爆炸案，英国爆发几十年未见的大规模街头骚乱,“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全美和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作为资本主义的痼疾和通病，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今天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贫困及犯罪、暴力、恐怖活动威胁着西方的民主价值，同时也催生着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及运动，同时，在特定条件下，也成为新法西斯主义滋生的温床。整个社会从经济上不断分裂、失去安全感的人们把社会主义、排外仇恨、分裂主义和与世界市场隔绝作为政治药方。还出现了“精英的反叛”——富人们正把人群按种族和财力分隔开来，实施贫富隔离计划。里夫金在《劳动的终结：全球劳动力的衰落与后市场时代的发端》一书中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失业加剧与贫富分化的增大，正是为社会动荡和近代所未见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创造前提条件。犯罪、暴力与小规模冲突正在扩大，并且发出了清楚的信号，表明在未来的年代将会日愈加剧的趋势。一种新形式的野蛮在现代世界的墙垒外面等待着我们”。英国《金融时报》将2011年称为“全球愤怒之年”。其实，这仅仅是开始。在未来，全球愤怒将逐渐呈现燎原之势。

　　张莉：从以上的谈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总结：金融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也引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道德等深度的全面危机、全球性危机?

　　李慎明：具体地说，一是从经济上看，新自由主义鼓吹贸易、金融、投资自由化、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其根本目的就是维护当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国际垄断集团的利益和国际金融寡头的利益，而让其他发展中国家任凭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去盘剥、掠夺和占有全世界的资源，从而加剧了全球经济动荡，重创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严重损害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安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制“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的结果，是大规模民族财富被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无情地掳掠，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国家操纵，民族工业遭到致命打击，人民生活陷入贫困和绝望之中。二是从政治上看，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极力维护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极力反对公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新自由主义推行彻底的私有制，反对公有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主权，为国际垄断资本控制、掠夺和盘剥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推行霸权扫清障碍。三是从意识形态上看，作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是维护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对本国劳动人民以及广大发展中家国进行剥削和压迫的工具。

　　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高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趋向激化。这些矛盾与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进一步加剧。

　　张莉：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经济的持续恶化，反资本主义情绪风起云涌。在美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公众的反抗情绪达到了新的高点。欧洲的社会运动始于2009年春天的希腊罢工、2010年秋持续时间漫长的法国反对养老金改革运动，意大利和英国的大学生走上街头，直到“阿拉伯之春”、“伦敦之夏”、“美国之秋”，再到“俄罗斯之冬”，反资本主义情绪席卷了全球各地，这次金融危机使历史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有人说如果要想摆脱全球危机“就必须作出反资本主义的全球性回应”。您怎么看这种反资本主义情绪的高涨呢?

　　李慎明：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发达国家内部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十分惊人。就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是历年最低的美国，最底层的4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仅占美国全部财富的区区0.2%。这就必然会造就一批又一批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并进而发展壮大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可想而知的了。今天，从西雅图到伦敦，从科隆到东京，从马尼拉到利马，从汉城到魁北克，从巴塞罗那到热那亚、纽约、卡尔加里……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以及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群众示威游行已逐步发展壮大。

　　张莉：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马克思被评为21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2011年4月，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特里•伊格尔顿的新著《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争议。马克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再次回归，人们惊呼“马克思主义复兴”了。事实证明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错误性，也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王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理论的真理性。李副院长，您能否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来分析、鉴别和评价当前马克思主义热这一现象?

　　李慎明：大多数西方学者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经济管理学或公众心理学的角度，力图探寻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原因，但都无法讲清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才能讲清其根源。这也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重获青睐的缘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合著、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借用伊赛亚•柏林的话承认：“19世纪的思想家中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08年以来，马克思的《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大纲》等政治经济学著作销量一路激增。随后，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法国马迪尔的《共产主义猜想》等成为非常畅销的政治书籍。而马克思的头像被印在深陷债务的开姆尼茨的德国储蓄银行发行的信用卡上面，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在全球资本主义陷入危机时，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产生了极大兴趣，尤其是西方的年青一代。因为马克思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尤其是像目前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刺激了全球性反美情绪的高涨。在欧洲许多地方，甚至在美国，群众力量强烈要求大规模的改革和政府干预，反对华尔街金融富豪对世界的统治。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工和城市社会运动的结合，隐约暗示着一种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出现，人们对马克思的思想的重新关注也日益升温。近年来，国际上，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的心脏，多次举行规模盛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会。比如，1996年在美国纽约举办有数千人参加的“社会主义再展望”国际学术会议;同年在英国云集6000余人举办声势浩大的“96伦敦马克思大会”;1998年5月在巴黎召开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国际大会，有6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大会主持者说：“《共产党宣言》不是一般的书，它不是冰，而是炭，放在锅里能使水沸腾起来。我们为什么不让历史重新沸腾起来呢?”法国一家大报为此发表“马克思死了吗?”“在全球化形势下回归马克思”的社论。今年，英国《卫报》发表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一文。近年来，巴黎和纽约又多次举办马克思和社会主义大会。另外，希腊共产党发起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比利时工人党负责组织的“国际共产党党员研讨会”、与达沃斯经济论坛相并列的“世界社会论坛”等等频繁召开。还有各国、各地区一年一度的国际社会主义研讨会、经济全球化论坛等。思潮、理论复兴是运动、制度复兴的前提、基础和先声，这意味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酝酿复兴之中。

　　张莉：全球反对资本主义情绪高涨，马克思的回归和复兴，是不是意味着世界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契机呢?

　　李慎明：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以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必然加强垄断资产阶级对劳动者阶级的剥削，加剧中心对边缘的剥削和奴役，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穷国穷人越来越穷、富国富人越来越富的现象。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体肤不断遭受煎熬和心灵不断觉醒，必然引发不同国家、政治派别、种族、宗教势力等在全球范围内各种形式的摩擦和纷争，新一轮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维护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建立真正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必然蓬勃兴起。因此，这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是世界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一步推进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大好时机。各种政治思潮激荡交锋，反西方全球化、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在全球上扬，这就为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走出低谷并引领新的高潮创造了条件。我认为，21世纪中叶前后，极可能是全球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次复兴。

　　但事实上，欧洲中左翼社会党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赢得执政权，共产党的选票也大幅下降。目前，尽管法国社民党在总统选举中蠃得了执政权，但是左翼政党仅仅停留在谴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明显失误，如金融投机、紧缩导致衰退加深等，而没有深入思考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核心——边缘巨大的差异深入欧盟构架和“欧洲一体化”机制的程度，也没有显示出与欧盟包括欧元区现存的主要框架、制度决裂的决心。激进左翼政党所提出的改革建议不可信，更加具有虚幻特性。左翼政党并没有从金融危机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中得到好处。世界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挑战，一是西方国家中左翼政党已经新自由主义化，它们也只能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修补补，根本拿不出彻底改革资本主义私有制弊端的勇气和办法，结果导致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出现了极右翼政治思潮的复兴。而这股极右翼浪潮已汇聚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不仅对左翼、而且对整个西方政坛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二是第三世界愈加贫穷的总趋势在短时期内难以改变，尤其是近些年来第三世界各国间协调一致行动、互相声援、互相支持的凝聚力已经并将继续下降。这种凝聚力本来应是制衡和牵制西方全球化的最根本的力量。这种状况反证了西方全球化势头在短时期内难以受到有力的遏制。

　　张莉：2012年被国内外学者称为“换届年”，除了法国外，美国等多国要进行大选换届，加剧了全球的不稳定和巨大的风险。学者们纷纷提出全球和世界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后美国时代”、“相对大国时代”、“重新划分的时代”、“意识形态新时代”或是未知的“阴郁时代”，您对世界格局及其走势如何判断?

　　李慎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发生了三件分外值得关注的大事：一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二是1991年的苏联解体及苏东剧变；三是2008年9月从美国开始并正在向全球蔓延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这三件大事对世界格局都已产生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影响。美国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动荡仍在全球急剧演进。可以说，从现在开始直到本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历史极有可能会处于一种动荡、激烈变动和跳跃的状态。这种激烈变动发端于世界经济，并由此必然带来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

　　国际局势在两种情况下最危险：一是世界大国之间力量过分悬殊时，二是超级大国处境极端困难时。我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目前仍未见底。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正面临着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困难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在今后一些年内，各种国际力量特别是世界上一些大国和强国，将会围绕金融、能源、粮食与主权等根本性问题，既有合作与竞争，更有博弈和较量。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正处在波诡云谲的剧烈变动的前夜。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我认为未来世界局势有两种可能：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设法在其国内生产关系的范畴中进行各种最大程度的改良与调节，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模式经过成功调整和革新，获得新的发展。若如是，美国经济就会有新的强劲反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二是如果世界上其他大国强国应对正确，美国的经济危机就会进一步深化，从而使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和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也必然会引发全球经济秩序的深刻变化和全球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动。若如是，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叶，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将会得到真正的展示和彰显。

　　张莉：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显现严重危机时，世界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和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欧盟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前主席坦利•科罗西克指出“金融和经济危机加剧了权力由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进程”，中国成为“当前地缘政治转变的核心国家”。金融危机是否会使地域政治力量的对比向东方转移?新兴经济体是否彰显出可独立维持经济增长和足以影响世界秩序的能力?您是否认同这种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中国的国际战略又应该如何进行调整?

　　李慎明：美国不会坐视金融危机侵蚀其国际地位，这就迫使美国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来挽救其单极全球霸权，必要时可以通过削弱新崛起的大国的实力来维持其霸权，特别是把政策重点放在遏制中国在太平洋的崛起上。若需要暴力出面、并采用“豪夺”战略，这些强国就会毫不犹豫地诉诸战争。现在，美国政府采取制造地区局势紧张的手段，破坏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阻止中国崛起对美国霸权构成的威胁。为了遏制中国，美国加快了重返亚太的布局。美国还积极怂恿菲律宾、越南和日本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要求问题上与中国发生争执，甚至军事冲突，企图以寻找代理人的方法来牵制中国，延缓甚至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我在1999年8月发表的《新世纪之初的世界格局与我国的国际战略》中就指出“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在《2000年美国之行的观察与思考》中，我认为中国应采取这样的国际战略：一是应进一步加强对台斗争的军事、法律和企业管理准备;二是防止美国主导朝鲜半岛的变局并将其纳进遏制中国的整体安排，警惕美军重新逼近我鸭绿江边;三是对我国“进世”要有足够的国际“经济战争”意识。美国对我是接触与遏制两手，我对其也应坚持以两手对两手。如何使用软、硬两手，应审时度势，视具体情况而定。在硕大的国际舞台上，我国应继续坚持正确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既尽量避免不必要的全面对抗，又进一步纵横捭阖，不断加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以更加有效地制约美国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其次，未来5~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数种可能性，建议协调我国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国际战略的综合研究。总之，国际局势仍在深刻变化之中，我们要切实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统一协调、深入研究、准确把握正在继续变化的国际局势，并事先制定各种预案，以备各种可能不测，在变幻莫测的国际风云中，确保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张莉：听您对国际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命运、世界社会主义的机遇、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和中国的国际责任等问题的深刻论述，真是受益匪浅。福山指出，美国要摆脱当前的瘫痪状态，“不仅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而且需要改革体制规则”。由此引起我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如何改革才能走出这场严重的危机?您认为是否存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佳替代方案?如果有，那是什么?

　　李慎明：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且在深化。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正在酝酿与积聚。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纷纷采取了包括金融稳定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各种产业促进政策在内的一系列反危机措施，在短期内避免了更多金融机构破产倒闭，在稳定各国金融市场和全球金融体系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反危机措施的缺陷和负面影响同样是不容忽视的：(1)金融救助和稳定政策难以有效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防范风险的能力，西方国家尚未有效处置巨额有毒金融衍生品及其他有毒金融资产，各国政府救市并没有拿出有效解决金融监管问题的实质性方案;(2)扩张性货币政策难以拉动经济复苏，却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抬头;(3)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且导致巨额财政赤字。总之，各国政府救市未能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具体矛盾，也就无法消除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和矛盾。

　　社会主义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必然的内在要求和共同归宿。正如古巴主席卡斯特罗于1998年7月3日在哈瓦那举行的经济年会上所说：“惟一可以代替‘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是‘社会主义全球化’”。我坚信，在21世纪社会主义是另一种全球化的替代与选择。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充分表明新自由主义神话的破产、欧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和金钱操纵的民主政治的残畸。这有助于人们对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及其资本积累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寻找崭新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赤裸裸的自身利益、残酷无情的‘现金支付’的市场体系的矛盾，也就是剥削和‘无休止积累’的体系的矛盾，可能永远无法解决。在某个时候，在一系列的变革和结构改革中，这种基本上不稳定的体系的发展将导致一种再也不能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情况。”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巨大冲击，而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一是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苏东剧变后顶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正在积极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特别是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二是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马克思热”，马克思主义的重新传播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三是在一些原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力量正在重新集聚。四是亚洲、非洲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在饱尝新自由主义的苦果之后，左翼政府纷纷上台执政。我们深知，社会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另一种全球化的最终替代绝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斗争——失败——再斗争，高潮——低潮——更高潮，这是社会主义全球化实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替代的必经历程。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无疑有着异常艰难和曲折的历程，但可以预言，这种趋势不可遏制。新的社会主义思潮乃至运动如顶着尚留余威的凛冽寒风，在冰封的大地上拱出了新的嫩芽。虽然极可能还有几次“倒春寒”，社会主义的春天却必将、必然到来。

　　（原文刊登于《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访谈人：张莉，博士后，副研究员，《国外社会科学》编辑；

　　访谈专家，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原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