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 |大变革信号：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历史，不重蹈美英覆辙？

　　第四部分：我认为这就是中国通向光明未来的合理路径

　　如果新自由主义的这些药方，中国都服下了，中国不仅仅变成资本的国家，而且还是西方资本当太上皇、买办资本当家做主的国家。

　　俄罗斯因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差点变成大号的沙特，而中国是变不成俄罗斯的，而是更可能成为一个大号的乌克兰。因为俄罗斯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中国是没有的。乌克兰守着欧洲最大的粮仓，继承原苏联的尖端工业，现在混的比俄罗斯还惨。乌克兰可以作为一个警示中国警惕新自由主义的现实标本。而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提醒中国牢记前车之鉴的历史标本。

　　新自由主义之所以这么有威胁性，是因为它的两个最为核心的主张，即经济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能够突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两道防线，也就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资本项目的管制。

　　第一道经济防线，已经部分失守，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比如贫富悬殊问题，这个问题又引发了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后者又是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原因(我们后面再展开分析)。意识形态的形势严峻，也跟经济基础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社会意识最终是要反映社会存在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要反映在意识形态上，马克思主义的被边缘化和西方各种资本主义理论成为主流声音，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经济层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重建，社会主义的声音也不太可能压倒支持资本主义的声音。

　　好在中国的公有制比重虽然已经不具有主体地位，但国企还控制着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如金融、能源、电信、铁路等等，经济的比重虽然不高，但控制力还是比较强。所以，中国并没有被资本逼到墙角。

　　第二道经济防线，已经松动。好在，还没有彻底放开资本项目，距离资本项目的彻底自由兑换还有几个重要阀门还没有打开。所以，在人民币汇率承受巨大压力，而外汇储备快速减少的时候，资本外流的速度还没有完全失控。虽然代价大了一点，但毕竟还没有大到不可承受。

　　当然，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坚持住不搞政治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两个最重要的政治防线，政治优势因此没有被消解，中国因为金融放开和经济的私有化，已经具备一场金融危机的条件(这个也放到后面详述)。

　　研究其他国家经济的崩溃，问题就出在，私有化和资本集中产生了寡头化资本，自由化让政府失去制约寡头化资本的能力。资本自由任性的尽头是一次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是一个国家和人民的灾难，但却经常是最有实力的经济寡头的盛宴(当然一部分经济寡头也会倒下，但这会成就其他寡头的进一步集中和垄断)。

　　而在中国，政治的优势在手，只要政府有态度，寡头化的资本，还是得收敛自己。中国因此也可以通过行政力量把风险控制在危机不爆发的程度。

　　这是中国的优势，国家能够控制资本，所以资本不能任性到经济危机爆发。中国的快速崛起，一个重要条件是中国虽然遇到过各种经济挑战，但却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对此，中国应该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让美国满意，没有让美国培养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满意。虽然中国因此经常处于他们的舆论指责当中，这恰恰说明中国没有迷失到失去自我。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有轻松感。因为面对的问题不解决，早晚还会变成不可收拾的颠覆性风险。

　　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既然我们的诊断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头疼的问题，追根溯源，基本都能归结到经济过度私有化和市场(主要是金融)过度自由化上面。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出大问题，是因为中国经济还没有彻底私有化和自由化。那么，我们对症的药方，最重要的就是两个：增加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加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一句话，就是逆新自由主义而动，让新自由主义者继续不高兴。

　　还在2013年的时候，中办就有一个文件，把新自由主义列为几种要警惕的错误思潮之一，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权实在太大了，他们通过各种概念和理论的变种，继续影响着中国的决策和改革路径。而中国虽然也一直存在着对新自由主义的警惕和抵抗力，但是用行动向新自由主义说不，却是从去年开始对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反复强调和建立房地产的稳定长效机制开始。

　　当然，也可以认为是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

　　这些重大举措的积极一面首先在于，迷信市场的作用，虽然在学界依然是主流声音，但在政府层面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些措施，都是在用政府的力量，解决市场自发作用带来的问题。这是用干预主义，向自由市场经济划清界限。

　　同时，也是在党的正式文件确定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和政府不能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构建起一个日渐清晰的边界。

　　在三中全会公告和决议出来之后，中国的自由派就利用话语权，第一时间抢占解释权，而且他们的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点，只选择性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提“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只强调市场“无形的手”的自发作用，而选择性忽略政府这只“有形的手”的宏观调控作用，要把“两只手”变成“一只手”，模糊了政府调控下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与自由市场的边界。一些部门喊着金融市场化，却实际导向金融自由化的原因，就是模糊了这个边界。

　　自由市场，是建立在“市场经济才是资源配置效率最好的经济体制”这个未经理论证明和事实验证的假设上。西方经济学把假设当不证自明的公理来使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如果要让这句话成立，那就必须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一定的限定条件，至少包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可以通过政府调控限制市场自身的缺陷。认为不带限制条件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体制，其实是“历史终结论”的经济版。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已经被历史的实际发展进程否定，福山自己也承认“历史终结论”有问题，历史没有终结在西方的自由市场和多党政治，而“历史终结论”已经被现实终结。“历史终结论”的经济版，也一样站不住脚，但它却依然成为主流经济学界不容置疑的信条，实际成为一种迷信和教条。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一文中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教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

　　更进一步讲，新自由主义的立论建立在自发的市场能够实现自动均衡、最优配置或者配置效率最高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是挑战事实而被事实反复证伪的。他们用理论构建的自由市场实现自动均衡是一种市场乌托邦，是一种神化过的市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救市的整个过程，都宣布了新自由主义在政策层面的神话破产。2008年1月22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刊发的题为《经济史拐点》的文章，直接指出，世界经济正在步入一个拐点，即全球主流经济政策正在由自由放任转向政府干预。

　　但是在中国，新自由主义的话语权竟然没有受到什么削弱，新自由主义还在对决策有着很大的影响力，直接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们之前建立的优势太过明显，又能抱团取暖有很大关系，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背后有已经强大起来的资本力量。

　　新自由主义者，尤其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对市场的作用不允许有一点怀疑，他们从不认为市场会犯错。当事实证明市场也会犯错时，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逻辑是最可靠的，事实是不可靠的，因为对事实，不同的人看法也不同。对于用逻辑推导出的结果，如果他人用事实证明结果是错的，奥地利学派是不承认的”。所谓逻辑，就是他们自己的逻辑，凡是不符合他们逻辑的事实，他们是采取不承认的办法，来维护市场永远正确的教条。教条到这个程度，和宗教的距离还有多远？

　　这帮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不但用逻辑挑战事实，排斥实践的检验，而且对劳动者也特别冷血，比如在富*士康跳楼问题上，这帮人说出了让人震颤、震惊、震撼的话：“没有资本家，你连跳的楼都没有”。

　　新自由主义者，对资本家有多忠心，对劳动者就有多冷血。同理，当国家利益和资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也会站在国家的对立面。

　　坚持市场永远不会犯错教条的背后，是一颗维护资本利益至上的坚硬的心。就连同在右翼阵营的儒家宪政主义学者秋风都忍不住说：“在中国，有这样一群经济学家或者经济学爱好者，他们似乎是投资人聘请的专业辩护士”。

　　就是这样一群人，构成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圈，掌握着比其他任何流派都大得多的话语权，这真是中国的不幸。

　　而中国不幸中的幸运，是新自由主义者虽然掌握了最大的经济学术、媒体话语权，却没有变成官方压倒一切的排他性决策。中国始终没有放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职能，中国的经济因此没有成为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所以，中国没有拉美化。

　　但因为新自由主义话语的强势，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目前更多被理解为“先让市场决定，市场决定不了或不宜决定的，政府再发挥弥补的作用”。这是把政府发挥作用的置于消极的角色，重点放在事后的调控和补救，而这样做的代价会很高。这种定位很明显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对政府“守夜人”的职能定位的影响。

　　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应该把政府的角色设计的更为积极。在公有制失去主体地位而引导作用下降的情况下，政府积极发挥对市场经济的调控作用，更为必要。当然，这种必要性跟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和挑战有关。

　　当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下降为30%左右，而非公有制经济比重上升为70%左右的时候，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变得尖锐起来。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资本为利润而扩大生产与贫富悬殊引起的市场狭窄之间的矛盾，中国现在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挑战都是从这个矛盾展开的。

　　困扰经济的产能过剩问题，既有生产的社会无计划性造成的绝对过剩和结构错配，又有市场相对狭窄造成的相对过剩。前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恐怕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才能强行让生产力与市场容量再次平衡。中国因为政府有比较强大的调控能力，可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消化掉一部分产能，然后通过推动产业升级，让生产和消费的结构的错配得到改善，但又会以为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产生新的产能过剩。

　　光停留在如何防范新自由主义的层面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找到解决问题、通向未来的合理路径。

　　我觉得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更好出路，是在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增强经济的计划性。关于新的计划经济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马云去年11月19日在“2016世界浙商上海论坛”演讲时提到：“昨天在一场交流里，马克思主义讲到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到底哪个好?我认为这个观念我们过去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觉得市场经济非常之好，我个人看法未来三十年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将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数据的获取，我们对一个国家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有可能被我们发现”。

　　现在，通过市场发展起来的，最具有市场创新意识的资本家马云，站出来说计划经济重新又有了可能，对主流经济学家的心理冲击是最大的。不管他是为了自己企业的利润和控制力考虑，还是出于其他的什么动机，他这些话，都不是为了表现特立独行那么简单。

　　曾经的计划经济有很多问题，但绝对不是现在西方经济学者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而且，中国的工业化就是用这套体制建立起来的。二战之后，用市场化的体制，在中国这样规模的农业大国，建设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可能性，比零大不了多少(不能跟依附于美国的韩国比，美国可以允许韩国工业化，但绝对不愿意见到中国工业化)。

　　当然，马云不是主张要恢复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事实上，恢复到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没有可能性和必要性，因为过去的计划经济模式，是属于短缺经济时代或者工业化过程的。而现在我们处于买方市场，处于互联网时代，需要新的计划经济模式。大数据处理技术的成熟，让不具备技术条件的计划经济，在技术上具有了可能性和可行性。

　　我认为，在市场自发作用已经暴露出很大局限性的情况下，在大数据与云计算已经让计划经济具备技术条件的情况下，研究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者基于市场的计划经济，正逢其时。我认为在互联网条件下探索计划经济，才具有根本性的创新价值(更多有关的分析，详见本公号的计划经济系列文章)。

　　等到未来社会主义发展到更高阶段，实现单一的社会所有制，商品和市场存在的条件消失，基于市场的计划经济还可以进一步跃升到产品计划经济阶段。

　　在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探索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或者基于市场的计划经济，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

　　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有利于增强政权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有利于实施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也就解决了市场狭窄与生产扩大的矛盾。探索建立互联网条件下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作为从市场经济到产品计划经济的桥梁。它既是市场经济的升级，又是新的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这种模式的特点、形式，有兴趣的可以参考本公号的计划经济系列文章，在此不展开)。

　　我认为，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互联网条件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中国也就找到了从目前的社会阶段向更高阶段跃升的阶梯，这也是从根本上跳出市场经济圈子以解决经济现实问题的路径。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可以走得通的路，而这条路从现实出发，通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最终走向共产主义。

　　而互联网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为共产主义创造着更接近要求的技术和物质条件。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认识到，互联网的协作和共享精神，催生了共享经济，而共享经济，通向共产主义。

　　不只是互联网，刘强东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让他感觉到共产主义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苦》中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需要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那么，正在发生的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产生的是共产主义的社会。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私有产权的矛盾冲突，也表现的越来越激烈，客观上需要新的生产关系。

　　对人类来说，如果不跳出私有制加市场化的老路，我们就只能困在市场经济的圈子里，绕来绕去，却摆脱不了产生问题的内在矛盾的束缚。

　　第五部分：中国经济怎样才能创造历史，不重蹈美英覆辙？

　　笔者在上一部分提出，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建立基于互联网的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是解决中国经济现实难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很多人肯定对此不以为然，毕竟市场经济的神话宣传进行这么多年了。但是，中国现在面临的经济难题，在市场经济的圈子里是很难得到有效解决的。这是由市场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而且，市场的局限性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还会被放大。

　　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分析：如果不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能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难题？

　　中国现在的经济难题，不仅仅是金融积累的风险问题和房地产的泡沫问题，还有生产过剩和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同一个根源：资本私有制下的市场自由化倾向。

　　前几章，我们讲到了生产过剩的问题。私有制导致贫富分化，贫富分化引起有支付能力的市场规模的狭窄问题，后者又引起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市场机制，无法克服生产的社会无组织性、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又引起生产的绝对过剩问题。

　　这个逻辑链条到这里还没结束：生产过剩又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降低，资本开始从实体经济向资产市场转移，同时产生了经济脱实向虚的现象。

　　这两年实体经济比较难做，而资产市场那边却表现的非常火爆，这就反映了脱实向虚的趋势确实存在。

　　英国和美国，都先后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当一个国家出现产业空心化，主要靠金融等虚拟经济支撑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开始转向衰弱了。

　　支持一个强大国家的坚实基础，从来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能力，这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

　　对中国来说，现在最具有竞争力的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配套能力和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规模，这是中国崛起最可以依靠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摆在中国面前的问题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后，如何不走英国和美国的老路，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又因为脱实向虚，国力开始走上下坡路。

　　英国是在通过工业革命建立起世界最强的工业体系之后实现的全球第一强国地位。而当英国产业转移到法国、德国、美国之后，工业能力被德国和美国超越之后，英国的地位受到挑战是必然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工业强国之后，才有了美国世界地位的基础。而美国现在的相对衰落，又是跟它失去了世界第一的工业能力有最直接的关系。

　　美国的去工业化在冷战时期就开始了，美国将部分民用产业向欧洲、日本，后来又直接或通过日本转移向亚洲四小龙。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把重点放在发展互联网、房地产和金融方面，而这个时候中国成为世界工业转移的承接人。到了本世纪，中国已经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问题在于，有英国的教训摆在前面，美国怎么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呢？

　　这不是因为美国人自己糊涂，而是自由市场经济下，在资本的流动不受限制的条件下，马克思的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发挥作用，资本总是从利润低的部部门流向利润高的部门，从实体经济再到服务业;在同一个部门内部，也存在着从传统工业到高新技术产业，从低端服务业到中高端服务业的流动;资本也会从利润低(表现为成本高)流向利润高(表现为成本低)的国家。以上构成了产业转移的整个图景，反映了资本在逐利动机驱动下的流向。

　　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如果让市场自发的起决定性作用，资本的这种流动就不会停止，从英国到法德再到美国、日本、亚洲四小龙然后到中国。当然，如果中国也让市场说了算，这种流动也不会止步于中国。

　　如果是资本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体，这种趋势就更明显。私人资本眼中，哪里有利润就去哪里。所以先是英国，后是美国，产业空心化都无法阻挡。如果美国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市场模式，除非，美国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引发新的产业革命，让工业不再依赖于劳动力人口，否则美国的再工业化再也没机会。实际上，特朗普现在是想通过国家干预，也就是税收等手段，让产业资本回流美国，这实际上不仅仅是要逆全球化，而且还是去市场的自由化。

　　中国目前的情况更显复杂：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具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中国还面临着传统工业产能过剩的现实困难以及产业升级的历史任务，还出现了脱实向虚的现象，工业制造企业向其他成本更低国家转移的数量正在增加。金融服务业异常繁荣，大量资金涌向资产市场。流入资产市场的资金推高资产价格之后，又增加了工业制造业相应的成本都有关系。

　　中国在低端产业面临着那些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的竞争，在中高端产业的突破又要面对着欧美日的先发工业和科技优势的压制，可谓前有堵截，后有追兵。

　　中国要想不步英美的后尘，让“世界市场”的地位得而复失，那就必须克服资本私有制企业的利润动机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内在冲突，这个冲突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力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前面分析过，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无解。

　　而且，脱实向虚的问题，还不是现在中国面对的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国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现在我们就讲到了金融系统性风险的问题，金融系统性风险，也跟中国经济的脱实向虚有关。脱实向虚问题的另一面表现，就是金融服务业的比重上升，金融服务业对实体经济利润的侵蚀严重。早在2012年，中国最大的5家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收入总额6.2%，利润占35.6%。268家制造企业创造利润还不及五大银行利润总和的57%。2013年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依次为6.51%、6.92%、7.25%、8.44%和8.35%;同期工业增加值占比为38.66%、37.35%、36.31%、34.5%和33.31%。从利润角度更为明显，2016年麦肯锡发布的《中国的选择：抓住5万亿美元的生产力机遇》报告也显示，金融业的经济利润占中国经济整体利润的比例超过80%。根据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平均利润率为5.59%，而金融业的平均净利润达到30%。

　　中国现在还没有站在当年英美工业在世界的高度，就出现了经济金融化趋势。2016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达到8%，超过美国的7%和欧日的5%，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而同时，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以一线城市为例，已经不低于东京的价格。“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上，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发言时认为，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超过八十年代末地产泡沫时代的东京了，他提醒：“需要注意到的是日本的住宅专业金融机构，是从银行获得贷款，然后再次转贷的，银行向住宅发放贷款的时候，这些贷款都是被写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得到反应的。而中国的影子银行是完全独立于银行之外的，不反应在银行帐户上的贷款。如果真正中国的影子银行出问题，出现了违约的情况的话，很可能会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比日本当时更大的冲击”。

　　《中国一线城市可买半个美国?》一文的调研数据也表明：“20多年前，日本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爆，卖掉东京的土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城市“贵”得也可以买下整个美国了。根据我们的测算，仅仅卖掉中国北上广深建成区的土地，就可以买下半个美国”。

　　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调查，2013年中国住房空置率高达22.4%，一线城市也达到21.2%，远远高于美国(2.5%)、中国香港(4.7%)、欧盟(9.5%)、日本(13.1%)、中国台湾(17.6%)等国家和地区。而根据2015年腾讯网、腾讯房产研究院与中国房地产报、《腾讯智慧》联合调查的数据，一线城市住房空置率22%，二线城市24%，三、四线城市26%，依然偏高。

　　这些都说明居民购房行为存在比较明显的投资甚至投机成分，房地产的额泡沫就来自这些投资和投机资本。

　　房价的根本动力还是来自货币超发，房价泡沫的实质主要是货币超发。

　　中国房地产价格也主要是货币现象。有人研究过，从1990年到2013年的24年里，中国实际GDP平均涨幅为9.9%，CPI平均涨幅为4.6%，房价(全国房地产销售额除以销售面积)平均涨幅为10.7%，M2平均涨幅为21.0%。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速的一倍还多，显然是存在明显的货币超发现象。而且，货币供应量(M2)涨幅约等于实际GDP增长率与房价平均涨幅之和。这也就是说，中国超发的货币，基本都被房价吸收，超发的货币基本都去了房市。

　　按照黄奇帆的统计，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产生的GDP是7%，占用的资金量是百分之二十七八。2016年，工农中建交等主要银行，新增贷款的百分之七八十是房地产，全国而言，到去年年底，全国新增贷款量的46%是房地产。

　　房地产和金融的风险就这样捆绑在一起了。一方面，货币超发推动房地产价格暴涨，既酝酿了金融系统的高风险，也推高了中国制造业的土地成本，是造成经济脱实向虚的推动力之一。

　　房地产的价格泡沫如果破灭，就足以把银行在内的金融系统打爆。房地产的价格不仅仅是资金堆起来的，而且还是杠杆吹起来的。购房有杠杆，首付款一般在30%，这还是一般的情况。有些金融机构推出首付贷，这样杠杆就又增加了很多倍。供应端的房地产开发商开发项目也是高度依赖杠杆。黄奇帆认为，保守估计，房地产的自有资金量与融资量的比值是1：9，也就是房地产商自有资金一千万，就可以开发一个亿的项目。

　　高层为什么在强调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总是要强调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原因就在于此。

　　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直接来源，虽然是金融自由化的创新通过不断加杠杆造成的，但是金融创新的理由，却是为了解决经济的增长性问题。一谈到这个问题，又要回到我们前面分析过的生产过剩、脱实向虚、资本平均利润率降低等问题，追根溯源，又回到了资本私有制和市场自由化等原因。(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