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人与自然

　　一位哲学副教授在微信圈转发了一篇哲学教授的署名文章，该文重点是责怪国家对哲学研究的支持力度不够，没有给予足够的科研立项，导致中国长期不能产出哲学家。

　　看完之后，我是这样在副教授微信圈回复的：你对这篇文章的认同，注定你也永远成不了哲学家，给你再多钱都是浪费，因为你仅仅只能教哲学课，你和你的同行都已经拒绝了自然，你们都完全听不到自然的回音，你们都忘记了什么是哲学的本源。

　　没有国家立项，就产不出哲学家?哲学家是项目立出来的?

　　坦率地讲，只有“课题成果”靠国家先立项才能诞生，伟大思想不是从立项中来的，但凡立项的哲学课题注定出不了伟大思想。

　　各行各业的人，什么也不爱，就只爱钱，即便是搞哲学的人，谈来谈去，也就只能谈有关钱的哲学，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的内在规律或者说杂乱性其实是很难被庸俗哲学者真正认识清楚的。哲学工作者的头脑，一边被钱拴着，一边被权拴着，身上既不会有人格力量，也不会有非人格力量，抛弃对自然精神的探索兴趣，哲学工作者一定比常人更低俗，他们只有在退休前或死亡前练就一身世俗的钻洞力量。

　　过去，我多次讲自己是半个懦夫，这是基于本人潜意识中经常有恐惧的表现，害怕自己会被某种力量扔进山里过猴子生活。慢慢地，寒风越刮越大，风力波及之处极速漫延，同界人士集体猥琐的情景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先前令我无比敬佩的所谓有“独立人格”的一群高人非常低调地把自己扔进了懦夫垃圾桶，他们都愿意与我为伍。

　　一个人脆弱，未必可怕，一群人，一类人，一桶人，都患上神经脆弱症，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它不可能是自然界的病毒性瘟疫，它是非自然文明的灾害。

　　一旦人的精神变得脆弱，社会性反应不是选择人格独立，而是尽可能学着柳絮随风飘。象苏格拉底、尼采和卢梭这样愿意选择独立的思想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能出现，精神闪光的人常常必须忍受“活着痛苦，死后光荣”的无奈规律，醉心于“用经费让自己庸俗思维浮夸伟大”的哲学环境绝无可能产生出一个哲学家，如果有，那一定是厚黑家的儿子。

　　很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有关思想自由的文章，对整个文明世界给予人类大脑自主权的松绑是有所期待的。但是，现在发现，缺少精神独立的拜物教正开始在很大范围内迎来新的历史兴盛周期，思想自由度与物质文明发展呈线性反比关系，无论多快速的科技突变都无法填补文明倒退所留下的空白。

　　作为精神脆弱者系统的一分子，我经常会思考人类的原始态，原始年代，按今天的看法是不存在道德一说的。但是，如果从人类的自然权利和自然道德角度讲，可认为人类有原始道德的存在，最大的原始道德是维持人与人之间的相对独立而且相对平等。

　　是文明，是文明破坏了这个原始道德，“文明”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相互剥夺”的进化过程，因为有剥夺，且这个过程会随着文明的推进而变得更加残酷，进而产生了所谓的文明道德——强者剥夺的合理性。有剥夺的合理性，人的独立性就不复存在，文明的道德必须维护强弱权益界限合理性，文明道德的其它闪光部分都必须服务于这个“合理性”。

　　科学，是精神活力展示的结果，它最大的用处是解放生产力，最大的副作用是更进一步约束人的自然精神独立。这种矛盾性产生的根源在哪里呢?答案是：在级差文明时代，科技文明永远只能是制度文明的婢女。科技解放出来的生产力掌握在某咱力量手上，而这种力量必须给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套上枷锁，直接的受害者是享受物质解放的普通人，精神总是一步一步沦为物质扩张的阶下囚，如果在科学身上再人为赋上“神秘性”，那么，荒谬的衍生物又可以制造出许多神话，进而更有效地束缚绝大多数人不太够用的逻辑能力。

　　自然权利被文明约束之后便形成了两个分枝，“一般人”被认定为“生存权是其最大的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则称为“非一般人”，他们以“精神权”为基本人权，“非一般人”的地位高于“一般人”，“非一般人”规定“一般人”的权利范围。

　　当社会发生动乱或者说处于非常无政府主义状态时，“非一般人”将失去对“一般人”的控制，一大批自然直觉或者具有天赋本能的思想者便会出现，他们会用自己的智慧思考自然赋予给人类的一切合理精神，并且会动员大众反对固有的政治文明，呼唤大家释放天性，这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混乱，直到有新的“英雄”出现，再转向另一个所谓的治世。这一由乱到治的过程，最容易诞生哲学家和革命家，同时也会诞生新的精神依附和文明枷锁。

　　太平时期的精神依附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所谓传统文化的回归，这会有助于恢复秩序;二是对现实威权的认同或者恐惧。认同，你会依附，恐惧，你也会被动依附。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既不愿意附着在传统身上，更不愿意屈服于威权，他们寻找另一种特殊的寄托——宗教麻药。任何有社会精神障碍的人，只要认可了宗教信条，他就会忘记一切现实障碍，因为宗教障碍已经成为他无法参透的更大障碍，宗教障碍可以让人几乎所有的信条都居于宗教信条之下，这是一种可以陪伴到终生的麻醉品。

　　如果用“有无精神依附”的准则来对比一下人与动物，也许会有比较令人意外的结论。作为人的我们，通常是这样区分自己与动物的：人有精神思想，动物没有。但是，“有精神”比“没精神”到底又优越多少呢?“有精神”的人听命于同类并且被戴枷锁的时间总和是不是要高于“没精神”的动物?动物，除了家养类，其它动物几乎是不受同类精神控制的。如果把人类同整个动物世界进行自由性对比，你会发现，人的奴性远高于动物，人的痛苦指数远高于其它动物，人的自然精神是在随着文明进步而退化，人的行动偏离自己主观意志的时间远高于动物。

　　当然，有人会坚持不要把社会人当成自然人去跟动物进行对比，尽管社会人受到了相当程度的精神约束，但是却享受远远高于动物的物质进步，人可以从玩手机、看电视中得到快乐，而猪牛狗就不可以有玩手机的快乐感。这可能是人的单方面想法，快感，动物与人的追求未必一样，把猪和狗装进笼子，看不出它快乐与否，一旦把笼子门打开，它们飞似地往外跑，这可以看出它们的快感就是自由。人，最早也是动物，不难想象，人的最大快感可能也是自由。过去，没有手机的时代，人过得更自在，多了手机，实质上是多一种约束，手机对人的作用更多是让人更好地适应社会，多数时间并不是享受快乐，而是增添烦恼。

　　社会人，最终还是无法逃避社会判断，对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判断最直接的第一依据是历史经验，从古今中外的陈例中找答案，只有极少人会跳过这一惯性寻找新的真理，遗憾的是，几乎所有有完全不同于时代思想的人结局都不甚如意，真正思想者的思想是隔世的，他们只能用灵魂辅导后世。

　　如果灵魂真的不死，真的存在，几万年下来，自然空间可能已积累了数万万亿的灵魂存在，倘或灵魂也是物质，那么，我们生活的空间是不是被灵魂挤得很紧?在这样拥护的空间里，再伟大的灵魂恐怕也不是很舒服。

　　人，真正的精神追求在短暂的自然生命周期，失去这一段，是相当可惜的。

　　人，被赋予一个短暂的生命周期是非常合理的，过长的生命会让人类对自然造成更大的破坏。

　　生命，都只有一次机会，这是造物神给出的最好安排，尤其之于人，如果有多世，人类会更加贱待自己。

　　写于2017年10月20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