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民国错恋（1）——西南联大神话

　　近些年来，文风渐紧，意控趋严，公开的三反言论不再疯狂。然而，恋旧仇新的那帮公知精英并不死心，他们开始把“民国”当作一种洗脑工具，让国人在旧文中续染“民国遗风”，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教育，从民生到国防。文人笔下的“民国”近乎处处优于新中国。

　　本来，我是不太在乎旧风的，历史总往前走，你再怎么恋旧，终归不能回去，怕它做甚!不过，某些讨厌的虱子叮得头皮直痒，不理还不行。恋旧也就罢了，他们非要在旧恋中夹杂些丑化或讽刺毛泽东的情节，并且形成了统一格调：只反毛，不碰共产党其他大人物。也就是讲，他们要集中笔力把毛泽东彻底给否定掉。

　　在这样的一股大潮下，不能沉默，不能随潮逐流，我会陆续写些东西反击。

　　今天，我选择一般人都不愿意碰触的“西南联大神话”。西南联大，因为被吹得太高，加之有清华、北大和南开这样的航母级高校做支撑，很多人不敢碰，怕惹来一身骚味。

　　光害怕不行，还应当有客观探讨。

　　西南联大，从教育本身的视野看，我对它的评价也是极高的，国难时刻，一大批人执着教育，西南联大是值得景仰的。无论从办学还是从民族精神看，我认为西南联大都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一个写照。

　　然而，我不赞成这样一个评价：“西南联大”的成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它远远胜过哈佛和耶鲁。

　　为什么会给出这么高的历史性和国际性评价?他们列出了这样的理由：在建校8年中，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成就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100多位人文大师。

　　下面，我想就西南联大的成功聊一些自己的看法，供朋友们参考。

　　 人才是西南联大的基因

　　在那个文盲占有率高达95%的时代，能读书、能考大学并能考到北大、清华和南开的孩子，一般家庭出身都是顶尖的，至少是比较优越的，即便是家道中落之家，起码会比平常之家要殷实。也就是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在智力、修养、能力、见识及对世道的观察方面都处于时代的顶峰位置，他们具备了成功的自身基础。

　　在论述后面的观点之前，我还想初步界定一下“大师”的概念。大师，本没有确切定义，大概只能用“普遍公认”这样一个方法。那什么才算普遍公认呢?我认为必须具有国际性，尤其是在知名度方面具有国际性。不要说世俗，即算是宗教中人，被誉为大师者，也必在同世界闻名。以此参照，“西南大师名单”无论是科技人才还人文大师，恐怕都不具备国际知名度，尤其是那些人文大师，没有一个人有国际范。你讲爱因斯坦、费米、门捷列夫是大师，国际上没人反对，你讲杨振宁是大师，恐怕认可度不高。你讲莎士比亚、海明威、萧伯纳、托尔斯泰、劳伦斯是文学大师，人家公认，你讲胡适、梁实秋、陈寅恪是大师，外人会笑话，他们连康梁都未超越，何成大师?国内视野下的“突出成就”不等于国际上公认的“大师”，没有一部作品闻名于世，何称大师?

　　 时势是西南联大的马鞭

　　当今中国的某些精英极喜欢夸张式渲染苦难，不愿意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那就是“时势造英雄”。抗击侵略，对民族、对国家当然是苦难。但是，任何在与苦难做斗争的过程都人类潜力得到最大化挖掘的过程，“一战”和“二战”，虽然都是人类大灾难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却又是人类科技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近代物理学在此期间取得了空前的大突破和大应用，爱因斯坦、普朗克、居里、卢瑟福、玻尔、费米、费曼、德布罗意、海森堡、泡利、狄拉克、奥本海默等等，他们的主要成就都诞生在那个时代。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其实并没有跟上那个科学黄金时代的节奏，更没有取得欧美同行的同等成就，怎么能自吹“前无来者”?怎能讲超越哈佛耶鲁?从正义性上讲，德、日法西斯是可耻的，但两国科技界当时取得的成就却是惊人的。美、苏两国的科技工作者当时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佩服，常规武器、核力量、电子技术等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突破，尖端技术的应用绝大部分都出自他们之手。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南联大的科学工作者也是落后的，他们并没有在长期抗战中为国防建设提供适得其名的智力支撑和技术支撑。抗战时势给西南联大最狠的一鞭是：学生都醒了，知道自己肩上的责任，知道奋发图强。

　　美、苏、欧是西南联大成功的点睛者

　　在大家引以自豪的那个“大名单”中，几乎绝大部分人都在大学之后的岁月留学美国、苏联和欧洲。西南联大，在当时的艰苦环境下，无论从教学条件还是科研条件，都不足以支撑最新理论研究和最新应用研究，即使是普通的教学活动都还要面临日寇飞机的经常干扰，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应该是西南联大的目标。大家都讲西南联大“培养了2位诺奖得主”，“培养”二字可能并不很准确，两位得主在西南联大学习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基础培养，但他们获奖的成果客观讲应该归功于美国，杨振宁和李政道的诺奖级成就从学术渊源讲只能属于美国。另外，说“西南联大远超哈佛、耶鲁”就更离谱了，哈佛，共培养了151位诺奖得主，几乎每届学生中都有诺奖获得者，并且都是在美国做出的学问，这岂是西南联大所能比的?在神化西南联大的文章中，作者列出了很多西南名师编写的书籍，看书名，也挺高大上，但这些书籍的内容都是西方科学的国语化，并不是“大师”的创新，编这些书的老师都有留洋经历。从这个意义上讲，欧美是中国近代教育的老师，我们的“大师”其实也只是西方的学生，因为民国科学研究和理论研究并没有产生一项世界级成果，哪怕供自己应用的显著成果也没有。

　　新中国的新局面成就了西南联大的人才

　　前面，我提到过“时势造英雄”，抗战，是一种时势，它造就了“西南联大”这样一个迁徙式教育传奇，新中国，是另一种时势，它让人才最大挖掘自己的潜力造就了另一个传奇。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对比一下就知道。西南联大的很大一部分学生不是去了国外，就是到了台湾，去了国外的，有回大陆的，有回台湾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非常鲜明：凡属专心服务于新中国的，大都取得了人生辉煌，跑到台湾的，都没有取得为国家、为民族、为科技有重要贡献的成就。“两弹一星”功勋者，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两院院士，都是新中国建设中诞生的科学家和称号。台湾也有发展，但台湾是单一代工式繁荣，没有完整的科研链和产业链。没有大发展的时势，就没有大成果的问世。人才，有合适的环境，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才能结出累累硕果。归根结底一句话：没有新中国的新局面，就没有“元勋、最高奖、院士”的长串名单。

　　  “100多位人文大师”不应成为西南联大的骄傲

　　大师，不是随便封的，尤其是人文大师不能随便封。大师，需要有大学问做支撑。如果用世界性眼光看，诺贝尔奖当然是参照物，民国大师中没有获奖者。如果用国内的视野看，民国大师也没有超越古代中国文人的水准，所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说法站不住脚。大家要看清楚，100多位“大师”的大部分在西南联大建校之前就已经名声在外，他们都是北大、清华和南开的才子，他们之前都很活跃，并不是西南联大把他们培养成“大师”的。

　　今天的人为什么喜欢把那批文人喻成“大师”?客观地讲，一方面，这批人确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他们受到了非常严格的旧国学培养和修炼，如果用今人的文学功底去回味当年的作品，确实有相当大的距离感。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剧变时代的产物，“新文化运动”以后，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在强大的政治形势推动下走向了革命前台和文化论战的前台，他们用自己的才学诉说国民的主张，他们用自己的态度表达自己的情怀，如果再配上一些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就更容易成为历史咀嚼的大餐。大家还应该再注意另外一个倾向：凡亲共的才子都被排除在“大师”之外，凡跟蒋走的才子方算“大师”。鲁迅、老舍、茅盾、丁玲、巴金在某些精英的眼里都不人性，都不配大师称号，只有风花雪月的人性学者方成“大师”。然而，包括胡适、梁实秋等在内的哪一位文人心中没有自己的“政治”?

　　 当代公知为什么要制造“西南联大神话”？

　　开篇时，我就强调过西南联大的历史成就，这个立场是稳定的。但是，我并不接受当代公知有意把西南联大制造成神，更不接受他们借此嘲讽、敌视新中国，不接受他们借此攻击毛泽东和新中国。

　　当代公知目的不纯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无视这些人才成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背景，无视他们在新中国取得成功的客观事实。如果成功者的大学不在民国读，他们就强调中学在民国，如果中学不在民国，他们就强调小学在民国，反正新中国就捡人才。屠呦呦的成功，他们说得益于中小学读在民国。

　　“后无来者”这样的说法不只是说法，他们明确无误地指出，新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事实是这样吗?我看不是。不妨从两个阶段看问题：第一阶段就是新中国前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热潮期，那个时代涌现的科技人才和文艺人才可以说直接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新文化和新国家实力，至今我们还依靠着它，那个时代诞生的成果就是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成功的最好明证，它不需要别人来验证，更不需要用人性去考察。第二个阶段就是近四十年，这个时段，虽然没有“两弹一星”那样伟大奋斗的辉煌，但却有另一个辉煌——经济上的突飞猛进。这次进步同样伴随着其它各项事业的同步跟进，所有的进步都需要人才，今天的现代化局面，既有引进的功劳，更有中国自身人才的支撑。人才来自哪里?不是中国大学培养的吗?是谁在支撑社会主义科研事业?没有足够庞大的人才基础，美国何必当中国是“竞争对手”?近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能全由教育去背负责任。记住！美国不是怕中国人口多，是怕中国人才多。

　　当代公知抹杀新中国教育成果的共同愿望是：破坏掉新中国相对公平的大众教育，重新走历史上的精英教育，他们幻想再造一个“西南联大”。

　　然而，历史永远不会倒退，历史也没有第二次重复，欧洲教育对近代科学的贡献可以认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欧洲即使回到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不同时代的教学模式，也不可能再重现一次欧洲科学的相似辉煌，哈佛虽然“诺奖”众多，但未来也不可能再造相同的百年辉煌，何况西南联大?

　　迷恋“西南联大再世”是一剂迷魂药，它会让很多人吃着中毒;神化“西南联大奇迹”是一种病，它的诉求是否定新中国。对西南联大的矫情式迷恋，实质上是一种复仇思想的变种，或者说叫“民国错恋”。

　　大家要清醒一点，中华民国，守个台湾都守不住了，迷恋这种政权有多大意义?国民党，连个象样的组织都已经聚不好，你还想依靠它来振兴中华民族?这得是痴呆到何种程度的人才会甘于吃下当代公知这副迷魂药?

　　“西南联大”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符号，“西南联大”不能成为公知手上的恋旧工具。未来中国，要办更好的教育，得取决于更多人的智慧集成和畅言建议，取决于全民族有向前看的精神。

　　可以瞻仰“西南联大”的华丽史册，不必哭哭啼啼地呐喊回归，你心中还恋着“民国”，它却在低头凿刻自己的墓碑，早已经无暇顾你。教育之气，在新非故，五千年积淀，尚遭凌辱，“联大”一节，能作何依？向前吧！莫回头！

　　写于2018年2月13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