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磊：AI正在危及人类的就业机会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摘要

　　随着自然力逐渐取代人力，人类社会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失业压力，这是AI(人工智能)普及化必然带来的结果。通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分析了人工智能发展与就业机会消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失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近现代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并不存在失业;新需求和新产业能够减缓失业，但无法对冲失业;生产力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不是更多的工作岗位。因此，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需要以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自由时间为前提，还需要以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为条件。

一、问题的由来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英文缩写：AI)这一术语，是由“人工智能之父”，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认知科学家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于1955 年首先提出来的。在经历了 60 多年的发展之后，人工智能正在给当代社会造成一种危机感：人类的就业机会正在被挤压吗?有一种观点认为：生产力越发达，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因此，随着人工智能取代人力，将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人类没有必要担心失业会越来越严重。比如，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首席执行官史维学(vishal sikka)不久前宣称：“举例来说，20 世纪初时有 38%的美国人在农场工作，随后机械化提高了产量，同时减少了雇员人数。现在农场雇佣工人占美国劳动力不足1%，但整体就业岗位已大幅增加。农场工作被电信、医疗、制造业、金融服务等新行业工作取代。现在有些行业是1900年代的农民无法想象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洪小文预言：“三年之内，AI(人工智能) 一定会被普及化”，但是“AI 结合 HI，会造就更多工作机会”。

　　虽然研究这个问题的专业学者大都比较谨慎，但对于未来似乎也并不太悲观。比如，人类学家本杰明·舍斯塔科夫斯基(Benjamin Shestakofsky)，最近在美国人类学协会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的一次会议上断言：“软件自动化可以取代劳动力，但它也会产生新的人机互补”，企业“正创造新的工作种类”。另一位人类学家施里哈什·克尔卡(Shreeharsh Kelkar)在教育行业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况。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数字教学工具的出现将让人类教师的重要性降低。但在实际观察教育者的过程中，克尔卡发现，人类教师正利用这些数字工具提高效率。他认为，问题不是电脑自动化正让工作消失，而是“人类与电脑正在合作”。对此，《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莲·邰蒂似乎有点纠结：一方面，“确实，机器正消灭一些人类的工作，但人们还在新的岗位上与机器人合作。这种更乐观的情况往往不那么直观，但应获得更多关注”;但另一方面，“人们也不知道这些人类与机器的新‘合作’是否会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来抵消自动化导致的就业损失”。

　　毫无疑问，随着分工的不断深化，生产力的发展的确会创造出新的产业和新的职业。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呢?对此，笔者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农业社会有没有失业?失业是哪个社会的专有术语?新需求和新产业能对冲失业吗?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还是更多的工作岗位?“全面自由发展”何以可能?

二、农业社会有没有失业?

　　按照“生产力越发展，就业岗位就越多”的逻辑，如果不考虑其他变量(比如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减)，那么，生产力发展水平应该与就业率成正比关系，与失业率成反比关系，即：生产力越发展，失业率就越低;生产力越落后，失业率就越高。换言之，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的失业率，将大大高于资本主义以来工业社会的失业率。然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失业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即前资本主义社会)，严格说，并没有经济学定义的失业现象，或者说，并没有类似于工业社会那样的“显性”失业。这种情形与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有着深刻的关联。在原始社会，人类的主要生产工具是石器。生产力如此落后，以至于人人都必须参加打猎和采集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只有累死的，没有闲死的。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要求：必须把全体社会成员的人力都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即使酋长也不例外。

　　在奴隶社会，人类驾驭的生产力中有了金属生产工具。但是科技不发达，人力的重要性大大高于自然力的重要性。所以，在生产力的诸要素中，人力本身是极为重要的生产力。在公元前 2000 年的古埃及，人类的工作有 90%以上是依靠人力来完成的，其余的则依靠动物来完成。“科技不够，人力来凑”，所以，“人多力量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识。埃及金字塔使用的人力和时间之巨，足以说明当时人力的重要性。进入奴隶社会以来，战争中抓来的俘虏不再被杀掉，而是充当奴隶，为主人干活。只有累死病死的奴隶，没有失业的奴隶。奴隶是牲口，也就是牛马。在现代社会，从事运输的牛马基本上“失业”了;但在古代社会，牛马是不会“失业”的。奴隶不会失业，就如同牛马不会失业一样。奴隶主没有现代化的机器设备，耕种没有拖拉机，生活没有洗衣机，出行没有小汽车。主人的生产生活以及享受必须依赖大量人力：干农活需要人力，洗衣服需要人力，做家务需要人力，出行需要人力，吃穿住行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有那么多“活”等着人力来做，能允许劳动者“失业”吗?

　　在封建社会，生产力依然十分落后。光是农业生产就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才能养活整个社会的人口。在当代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今天只有 3%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封建社会的农业部门吸纳了近 90%以上的人力，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常态。“男耕女织”是封建时代“充分就业”的反映。至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情形说的是土地这种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而并非指农业社会的“失业”状况。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农民失去的不是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的土地。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农民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但农民并没有失去为地主的土地干活这个“工作岗位”。对于大量被兼并的土地而言，地主不会自己种，需要失去土地的农民来租种。于是，失地农民便成为佃户。问题是，既然农民并没有因为失去土地而失去“工作岗位”，为什么还会“卖儿卖女”“流离失所”“聚啸山林”“揭竿而起”呢?个中原因，并非地主不需要农民租种土地了，而是因为“天灾人祸”导致农民的劳动根本养活不了自己。这些天灾人祸包括：战争，灾荒，封建剥削。由于生产力极度落后，一旦战乱和灾荒，农民投入再多的人力和劳力也是白搭，根本无法养家糊口。

　　需要强调的是，农业社会没有失业问题，并不等于农业社会劳动者的生存比工业社会劳动者有保障，生活水平比工业社会劳动者高;工业社会存在失业问题，并不等于工业社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如农业社会劳动者。事实上，工业社会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远远高于农业社会劳动者;在没有失业问题的农业社会，贫困问题以及生存问题比工业社会要严重得多。所以，在没有失业的农业社会，劳动者难以“安居乐业”往往是社会常态。总之，社会失业问题与社会贫困问题有关系，但并不是一回事。这个问题已经超出本文范围，容另文讨论。

三、失业是工业社会的专有术语

　　失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近现代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在经济学的词典中，失业是把握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失业之所以成为工业社会所关注的问题，这与工业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有关。工业革命以来，以机器为载体的自然力越来越广泛地取代人力的耗费，人类工作中人力所占比重迅速下降。在欧洲，直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公元 1700 年，70%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依靠人力来完成的。然而，随着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以及自动化、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今天，人力所占比重的下降速度更是空前惊人。业内专家普遍预测：机器人未来 30 年内将几乎完全取代人力，可能危及数千万个工作机会。

　　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前，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接受技术进步的基本逻辑，认为“自然力替代人力”就是一个空想而已。2005 年，笔者在《学术月刊》发表论文《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使命》，论述了“自然力取代人力”的必然性，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几年前，笔者在给博士生上课讲到这个观点时，他们也是一脸茫然，好像在听一个神话故事。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接受了这个逻辑，比如，中央电视台第 9 频道纪实片《互联网时代》第三集“能量”中有这样一个案例：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桑内特预测：“金融业、房地产业、保险业，这些岗位将在 5 年之内被计算机所取代”。据《彭博社》2017 年年初的报道，华尔街第一大投行摩根大通最近开发了一款金融合同解析软件 COIN，几秒钟就能完成原先律师和贷款人员每年需要 360 000 小时才能完成的工作，预计 70%以上的股票分析师将会失业。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新近出版的《2016OECD 国家社会概览报告》：从 2007 年到 2015 年，30岁以下的青年就业岗位减少了10%，其中，西班牙、希腊和爱尔兰的青年就业数量减少了将近一半。2016 年，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尤瓦尔·赫拉利撰写的全球畅销书《未来简史：从智人到神人》预测：人工智能和算法(Algorithm)将战胜人类，99%的人将沦为无用阶层!

　　从逻辑上看，科技水平越是提高、机器和自动化越是普及，人力耗费就越是减少。然而，在机器和自动化日益普及的条件下，为什么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以及工人的劳动强度反而增加了呢?这不是机器的过错，而是“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

　　马克思讲的 100 多年前的情况，在当前人工智能普及的背景下依然如此。以至于当代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过去人们尚可以在工作时间之外享受自由，现在工作时间和自由时间的界限模糊了，大量的自由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时间。马克思的时代，人在家里尚有不当‘机器奴隶’的自由。但是在信息时代，机器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

　　需要强调的是，机器的运用只是从生产力层面造成了失业的可能性，失业要成为现实，必须借助于与机器大工业这种生产力相匹配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从理论上讲，如果社会生产是在宏观经济有计划的背景下展开，那么就不会出现整个社会的失业问题。但是，在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逐利的内部冲动和竞争的外部压力驱使下，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必然造成社会的失业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常识，不赘述。

四、新需求和新产业能对冲失业吗?

　　当然，新的需求和产业的出现，可以部分吸收被机器排挤出来的过剩人口，马克思对此早有洞察。他说：机器的运用和生产力的提高，“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所以，马克思调侃到：“采用机器的一个真正美妙的结果，就是把工人阶级的相当一部分，妇女和男人，变成了仆人”。

　　今天，包括服务行业在内的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为马克思的这个调侃提供了一个现代性的注脚。正因为有第三产业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似乎并不担心机器人排挤人力所造成的严重失业。比如，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哲学和信息伦理学教授卢恰诺·弗洛里迪说：“机器人取代人类劳动者。重新培训失业人员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随着科技造成的扰乱如此迅速蔓延、影响广泛和不可预测，这变得更具挑战性。在信息空间的其他角落将出现许多新的就业形式———想想有多少人在 eBay 上开了虚拟商店。但人们将需要新的、不同的技能。增加教育机会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或许可以缓解机器人对劳动市场的影响。”

　　当然，新的就业形式比如服务行业的拓展可以吸纳被人工智能排挤出来的人力，问题在于，如果将来人工智能普遍替代了服务行业的人力，那么服务行业中的人力又将被用于何处?这个提问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如果我们将这个提问“进行到底”，那么逻辑的结论必然是：科技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永无止境，自然力替代人力的过程将一直会进行下去，直至有一天“自然力”喧宾夺主，最终全面取代人类在各行各业的劳动。这样的情形正在展开：“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至 2010 年，有 560 万个美国制造业岗位消失，几乎十分之九是因为自动化，而非贸易。情况还可能更糟：咨询公司麦肯锡(McKinsey)估计，随着自动化模式扩大到服务业，在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工作中，有45%可能会实现自动化。这相当于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和 2 万亿美元的年薪。”

　　其实，弗洛里迪有关增加教育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或许可以缓解”就业压力的建议，也只是谨慎乐观而已。之所以说是“谨慎”，是因为弗洛里迪的乐观要面对两个问题：其一，“增加教育机会”能否跟上知识更新的速度，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越来越困难，难道仅仅是知识更新的问题吗?社会总不能让大学生都去送快递、做家政吧?问题是，“增加教育机会”只能局部缓解，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其二，“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本质上是一种“免费午餐”。问题是，“免费午餐”与私有制如何相容?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面讨论。

五、生产力发展的要义：更多的自由时间，而非更多的工作岗位

　　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会创造出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岗位。但是，创造“新的产业”和“新的就业岗位”，是否等于增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是否意味着劳动者的就业环境越来越稳定?答案并不一定就是肯定的。因为：(1)一般而言，新增就业岗位会增加就业岗位总量。但是，就业岗位总量的增加不等于就业率的增加。事实上，就业总量的增加与就业率的下降并存，恰恰是当代世界(包括当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2)在新增就业岗位中，稳定的就业岗位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是不稳定的，零时工作、兼职工作、非固定工作，正在成为当今就业的新趋势。(3)就业岗位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力的增加，新增就业岗位中有不少增加的是“机器人”(自然力)的就业，而不是“劳动者”(人力)的就业。(4)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是新产业、新职业的出现，另一方面则是旧产业、旧职业的消亡。而伴随着产业和职业此消彼长进程的是人力耗费的不断下降和自然力贡献的不断增加。

　　比较一下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情况，我们不难看到，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以及人工智能的普及，生产力发展所创造出来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岗位，比它消灭掉的需要人力的工作岗位要多得多。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所说：“有一些担忧则是理由充分的：自动化吞噬工作岗位的速度太快，工人们因未对此作充分准备而无法适应;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在最近几年分配不均。在几乎所有富裕经济体中，劳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高收入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是主要的受益者。”

　　从生产力的维度考察，农业社会的劳动者之所以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不是因为他们很懒惰，而是因为生产力太落后，以至于一有“天灾人祸”的扰动，现有的人力投入很难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战乱和灾荒期间的“人相食”，在中国史书中的记载屡见不鲜);工业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力之所以被“闲置”不用，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能力，而是因为生产力太发达了，以至于一旦机器和人工智能普及，自然力就会排挤掉大量人力的就业岗位。

　　从生产关系的维度考察，农业社会的劳动者之所以会“卖儿卖女，流离失所”，不是因为他们好吃懒做，而是因为残酷的封建剥削和严酷的天灾人祸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埃及金字塔、秦长城、始皇陵征发的人力几乎耗竭了整个社会的生产能力);工业社会以来，劳动者之所以因“失业”而流落街头，成为无用的“废物”，不是因为社会生产力养不起这些“闲人”了，而是因为对于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目的来讲，大量的劳动者只能“流落街头”!

　　一言以蔽之，认为“生产力越发达，创造的就业岗位就越多”的观点，既不符合自然力取代人力的逻辑，也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趋势。其实，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不是为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是为人们创造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所以，“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在未来社会，“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马克思的定义中，“自由时间”是这样一种时间：“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像劳动那样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的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只有在“自由时间”的前提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有可能。

　　关于“自由时间”的例子，回忆一下农业社会中的家务劳动就清楚了：今天城市里的孩子们有很多游戏和学习的时间，可是农村孩子很小就必须干各种繁重的农活(砍柴、放牛、打猪草、挑水、做饭等)。所以马克思说：“如果把资本创造的生产力的发展考虑在内，那么，社会在 6 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这 6 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 12 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有的人都会有 6 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也就是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引，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马克思所描述的“广阔天地”，正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基本平台。

六、“全面自由发展”何以可能?

　　生产力发展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使得人类可以不必用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谋生劳动，而选择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乐生活动(比如艺术创作和修身养性)。可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有一个基本法则：没有工作岗位，就没有消费权利。换言之，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的生产功能，却不能代替人的消费功能。不参加谋生的劳动，劳动者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劳动者就没有消费资格。没有消费资格，谈何“全面发展”?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全面自由发展”何以可能?

　　京东集团的 CEO 刘强东最近指出：“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两三年我们的技术布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所有的工作做了，已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人类可以享受，或者可以做点艺术性的、哲学上的东西。国家可以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笔者注意到，刘强东所说的“国家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而且没有穷人和富人之分”，这种情况在私有制的背景下，显然是不可能的。从逻辑上讲，只有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的背景下，这种情况才有可能实现。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公有制必然会取代私有制?其中的道理在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已阐明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今天，这个矛盾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全面自由发展”如何相容?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困境：人类可以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生产，但是，人类却不能让智能机器人来代替自己消费。问题的要害在于：生产活动中的人力正在逐渐地被自然力所取代，这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自然力取代人力进行生产，并不意味着自然力同时也取代人力进行消费。所以彼得·富雷兹所说：“人类作为生产的元素已经是多余的，但是作为消费者依然是必要的。”

　　于是问题出来了：既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当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雇佣”)的时候，他们的消费又何以可能呢?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迎面而来：在人类已经不是“生产元素”的“后匮乏时代”，如何保证每个人的消费权利?这个问题说穿了，也就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市场经济，如何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面对越来越普及的人工智能，难怪有人发出如此感叹：没有就业岗位，几个亿的劳动人口都去哪里?都做服务业吗?都去百度吗?还是都做公务员吗?其实，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公有制。

　　资产阶级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困境，但是他们根本摆脱不了“经济人”假设的逻辑框架。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科·福山的看法就颇有代表性。当记者问到“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有什么有效办法”的时候，他说：“没有，我没有找到任何办法。因为我认为这在根本上是由技术推动的，是因为‘智能机器’有能力代替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力劳动。传统的解决办法是再分配，我认为需要这么做。某种程度上，需要拥有一个社会保障体系，需要保护人民，但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在根本上帮助不大。它将破坏工作的热忱，而且最终可能无法真正填补其中的一些缺口。经济学家们常常主张的另外一种解决方法就是更好的教育，但我还是不确定这能真正解决问题。首先，改革教育体系并不是那么容易;其次，即使教育工作做得再好，我们还是不清楚是不是每个人实际上都能通过训练而各有所用。”

　　福山看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是由技术推动”所造成的。但是，坚信普世价值的福山理解不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解不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他“没有找到任何办法”。福山的困惑是必然的：一方面是“需要再分配”，另一方面是“再分配将破坏工作的热忱”;一方面是“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是“教育会使每个人都能各有所用吗?”福山为什么如此纠结?因为，一旦锁定在“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里，福山既没有办法找到解决困境的出路，也理解不了解决困境的马克思主义逻辑。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证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不仅需要具备生产力高度发展所提供的自由时间，还需要生产关系层面的相应制度变革。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自由六问》以及《世界处在巨变前夜》中，已经做了分析，不赘述。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以“自由人联合体”为核心的公有制的要求必将成为时代的呼声。对此，我们有着坚定的理论自信。

七、结语

　　随着自然力逐渐取代人力，人类社会将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失业压力，这是( AI人工智能)普及化必然带来的困惑。针对这个困惑，笔者居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得出了以下结论：(1)失业是一个历史范畴，在生产力落后的农业社会并不存在失业;(2)失业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近现代以后出现的社会现象;(3)新需求和新产业能够减缓失业，但无法对冲失业;(4)生产力发展创造出了更多的自由时间，而不是更多的工作岗位;(5)“全面自由发展”不仅需要具备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自由时间，还需要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AI的普及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容回避的挑战———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不再被生产过程所需要(雇佣) 的时候，如何保证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因此，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必然为马克思主义逻辑强行开辟道路，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换言之，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新时代正在向我们招手。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本文首发《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