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在中国读懂马克思（1）人类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揭示的规律中

　　理解中国道路，离不开理解马克思主义。坦率地说，在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处在比较微妙的地位。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载入党章和宪法的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在现实的工作中，马克思主义却面临着种种质疑和挑战。

　　——马克思是200年前出生的人，《资本论》发表至今也快150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主义还能解释今天的社会吗?

　　——马克思是德国人，长期生活在英国，他从来没有来过中国，他的思想怎么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呢?

　　——在学校里，一些讲授政治课的教师，自己都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有的教师为了不被“边缘化”，便“先下手为强”，比西方经济学者更加起劲地否认马克思主义，以便递交“投名状”。

　　——在一些干部心里， “政治意识”缺乏必要的信仰支撑，“政治方向”仅仅是服从命令的结果，他们内心并没有理论信仰，这样的“政治意识”靠得住吗?

　　出现这些现象，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在一些场合却处在边缘化、虚无化的地位，这种“名实不副”的状况，对一个大国来说，是不利于长治久安的。随着中国模式的影响逐步增大，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模式之间建立联系，认真思考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笔遗产，说清楚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模式的关系。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认识：

　　第一，马克思主义是否还能解释今天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当时欧洲刚刚发生工业革命，还处在原始资本主义阶段。而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福利、公共事业、社会公平都比19世纪有很大改善，资本力量也受到一定的抑制。看起来，马克思当年要解决的问题，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今天的西方国家比中国更“社会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

　　第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还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打左灯向右转”)?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理论，用来指导革命是可以的，但并不适用于搞建设。马克思不是“市场经济学”，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学的是西方经济学，不是马克思主义。相反，马克思是反对市场经济的，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一天到晚斗来斗去，哪有功夫发展经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成功，就是因为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现在还在口头上说马克思主义，无非是因为政治需要或者历史的惯性罢了，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口号放弃的。

　　第三，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中国也没有到搞社会主义的时候。这种观点可以叫做“超前论”或者“补课论”。他们认为，马克思说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进入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搞社会主义搞早了，现在应该补资本主义的课，至于社会主义是什么样，这“谁也说不清楚”。这种观点，自建党建国初期就一直存在，在今天也有很大影响。

　　如何看待这些观点，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决定着中国下一步的方向。我们在解读中国模式的基础上，把历史扩展到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就不难发现，人类依然生活在马克思所揭示的规律中，中国的成功正是由于掌握和运用了这个规律，既充分利用和吸收、又努力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国把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转化为实现社会主义的路径，这是中国道路成功的内核和根基。

　　1.人类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揭示的规律中

　　中国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已经形成的情况下，打破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的约束。那么，为什么中国必须走一条新道路，为什么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些问题，正是由马克思揭示的。

　　01

　　利润率下降规律：资本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能否解释今天的世界?可以从这次金融危机说起。金融危机最显著的表现是企业利润率的下降，而“利润率下降规律”正是《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提出来的，而且是全书的核心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用“利润率下降趋势”这一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最终将走向崩溃。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内容并不复杂，其含义是，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随着时间)逐渐下降。

　　从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周期理论：资本对利润的追逐，推动生产规模越来越大;同时，由于资本在分配中占有优势，而劳动者的购买力相对下降(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产品卖不出去，资本周转中断，企业只能被迫闲置生产力，于是经济危机就发生了。

　　历史证明，马克思的分析是正确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地出现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利润下降的危机，每次危机出现，资本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都会通过上述手段弥补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些手段并不是消除危机，而仅仅是拖延危机，一旦这些措施作用发挥到极限，就会发生大崩溃。经济危机通过一种“创造性破坏”的方式，消除过剩的资本，从而为新的增长开辟道路，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周期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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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历史周期律”

　　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危机做出了解释。马克思危机理论同其他学派最根本的区别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并不是偶然发生的“失常”现象，不是对市场均衡状态的暂时偏离，不是由于投机、政策失误、外部冲击等偶然因素导致的，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资本论》发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完全印证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在创造繁荣的每时每刻，也都酝酿着隐患和危机，当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能解决这些危机的时候，危机就会以经济崩溃或战争的方式爆发出来，并引发新的社会革命，进入新的经济周期。这种“从繁荣到危机”的历史周期律，是通过五个步骤进行的

　　第一步：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引起生产力增长，进入繁荣周期。这时市场还没有饱和，大量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处在闲置状态，只要资本进入市场，就能够获得利润，是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春天。

　　第二步：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利润下降规律发挥作用，企业竞争加剧，出现产能和资本过剩。同时，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有效需求不足，酝酿着经济危机，这时好比度过夏天，进入秋天。

　　第三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延缓和对抗利润率下降趋势。途径包括：

　　——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这是维持资本利润最直接的办法，包括打击工会、压低工资、削减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这些措施，从短期和单个企业看，有利于降低劳动力成本、让资本获得更大利润。但从全社会看，却进一步加剧两极分化，让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愈加严重。

　　——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实体经济遇到困难，大量资金进入金融领域，靠攫取实体经济的利润而自我膨胀。192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发生过金融部门过度膨胀的现象。金融行业过度膨胀还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以金融部门为代表的服务业就是产业升级的象征。金融过度膨胀，形成脱离实体经济的体外循环，依靠虚假的信用来维持，一旦实体经济发生波动，就会带来雪崩式的崩溃。

　　——海外扩张。资本主义早期，欧洲国家通过奴隶贸易和对外殖民，克服欧洲本土资源、劳动力和市场的不足。20世纪全球殖民地独立浪潮兴起，西方国家转而通过金融和军事霸权，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本和产品、廉价占有资源。这样虽然对西方国家暂时缓解危机有利，但后果是南北差距扩大、全球经济失衡。

　　——货币或债务扩张。在经济下行压力下，通过发行货币、鼓励政府和个人负债消费，制造虚幻的消费能力。这一办法在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美国家普遍采用，最终导致国家成为债务国家，个人成为“负资产阶级”，债台高筑、甚至终身负债。

　　可见，上述几种办法，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在其制度范围内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从而缓解危机。但是，这种缓解是暂时的，这些趋势好比给病人吃激素，只治标不治本，一方面能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从长期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危机，而是仅仅把危机转移、稀释和延迟了。因此，一旦这些措施的效果发挥完毕之后，危机仍然会发生。

　　第四步：全面危机或战争的爆发。一旦上述手段穷尽，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并引发社会危机，表现为经济下降、泡沫破裂、需求萎缩、社会两极分化。资本主义为了救赎自身利润所采取的那些手段，无一不是为危机的总爆发火上浇油——压低工资和福利，扩大了社会两极分化，更加制约了劳动者的购买力;通过经济金融化(包括房地产化)消化过剩产能，做大了资产泡沫，大量资产的实际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仅仅是靠预期来维持虚高的价格，一旦其中一个环节出现资金链断裂，就会传导到整个体系，导致雪崩式的倒塌;通过发债和制造通货膨胀来救市，实际上拯救的是大资产阶级，反而扩大了利益集团的能量;通过对外扩张，反而加剧了国际上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南北矛盾，也把发展中国家推向革命的边缘。这些都不是拯救危机，而是让濒临危机的资本主义战车越跑越疯狂，为最终的危机爆发创造条件。

　　第五步：危机和战争引起社会改革或革命，为新的繁荣创造条件，实现“创造性破坏”。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最高形式，危机和战争导致泡沫的破灭、产能的销毁、资本的贬值、利益集团的削弱，同时，战争往往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能够遏制利益集团、重新构建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基础，相当于进行了新的社会革命。当然，这种革命伴随着巨大的代价。而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国家”，经济危机和战争往往导致列宁所说的“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情况，两次世界大战都引发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正是一种历史辩证法的体现。

　　03

　　资本主义已经自我拯救了吗?

　　读者会问，你上面说的这些，都是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情况。最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不存在尖锐的劳资矛盾了，两极分化已经缩小，社会已经非常和谐。马克思曾经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但现在资本主义还好好的呀!列宁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至今还“垂而不死”、还有强大生命力?

　　答案很简单。西方国家并没有解决危机，仅仅是把危机转移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少数发达国家通过掠夺全世界的资源，在国内建设“福利社会”，缓解社会矛盾，其代价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尖锐的两极分化中，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则从来没有解决。

　　的确，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了改良，采取了一些措施限制资本特权、改善社会公平、提高劳动者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比如，发达国家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缓解了贫富两极分化，实行宏观调控和国家干预，使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大为减小，还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对此，20世纪20世纪5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工党的理论家麦克莱伦认为，二战之后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已经有了显著差别，表现在资本不再具有支配一切的特权、知识经济让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界限模糊、政府职能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等，从而他认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在欧洲出现了。我国很多人也据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拯救资本主义的“良药”，并不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和共产党执政，就能够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了。

　　那么能否据此就认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不再有效、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其内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实现“趋同”了呢?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改良”，是建立在一系列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这些历史条件包括：

　　首先，是“二战”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年来积累的过剩资本、资产泡沫进行了消耗，也削弱了过去的垄断资本集团，从而让二战之后的政府有条件采取措施约束资本、改善社会公平。

　　其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竞争的外部压力。苏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民就业、劳动者有保障的国家，工人阶级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西方国家为了应对苏联的竞争，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不得不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工人运动，支持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也给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了压力。但是，到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种外部压力逐步减弱和消失，西方国家的资本特权迅速膨胀，资本的力量大大超越制约资本的力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就再度出现了。这就证明，西方国家20世纪50-20世纪70年代短暂出现的资本和劳动处于均势的局面(被一些学者称为“凯恩斯妥协”)，只是一系列条件下出现的偶然现象，而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能够解决其内在的矛盾。

　　再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模式，是建立在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上的。这样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历史形成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走这条路没有条件。资本主义制度解决了少数国家发达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大多数国家如何实现发展的问题。资本主义并没有消灭危机，而仅仅是转移了危机。如果没有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西方的福利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的。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

　　从来就没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上面的分析证明，资本主义以来200多年的发展，并没有超出马克思的预料。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导致利润率周期性下降的规律，迄今为止并未改变。

　　20世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继续向外扩张，形成了全球“三足鼎立”的分工格局：非洲和南美提供原料，东亚提供劳动力，欧美靠信贷扩张消费，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这种全球分工的不平等，引爆了全球经济危机。这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本身不能消除周期性的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经济泡沫，因此必须向边缘国家转嫁危机。这也决定了，“边缘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像西方发达国家当年那样，突破本国传统社会结构(如封建土地制度)等的突破，而且还要突破帝国主义对现代化的抑制，也就是“反帝、反封建”，这是一个比少数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艰巨得多的课题。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合法性来源，这就是革命和建设不可割裂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