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疫苗”之错，错在哪里？

　　前按：本来不打算就此事写评论，但网友留言很多，希望能听听更多的看法，故改变主意写个短评。

　　2018年，我们中国，又发生了涉几十万支疫苗的负面事件，仍然不是疫苗中可以接受的概率性问题，还是大批量成规模的质量问题，公众愤怒和恐慌的原因也在此。就事后处理来看，政府最高层又发话了，起到了安慰和稳定的作用。

　　我们必须提到2016年3月份曝光的“疫苗事件”，大量问题疫苗经不合法途径流向贫困地区，恶性影响不只在国内，还引起了国际重视。事后，高层发话：一定要调查到底，严惩责任人，决不姑息。

　　对比两起大规模疫苗事件，我们可总结出三条信息：

　　其一、不管合法经营还是非法经营，两条路径都不能让人放心，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也都不能令人放心。

　　其二、领导虽然重视，但大家都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严惩”的对象到底有多高，也就是讲，监管体系未得到触动，监管责任人并不担心帽子问题。

　　其三、负面信息的瞬时性越来越明显，即使信息公开很快，媒体监督也有失效的趋势，公众出现麻木化。

　　从上述三条信息，我们可以分析出“疫苗事件”频发的三大错：

　　第一错、政府没有坚定明确疫苗接种是纯公益事业还是市场行为。

　　从现实看，部分疫苗是免费接种，部分疫苗是自费接种，但不管哪一类行为，疫苗都是通过市场行为进入终端环节，也就是讲，政府把公益事业做成了市场化产品。这种做法，不只是支出成本上耗费较大，最最重大的问题是政府监管机构习惯性失位。

　　每次事件出来以后，部分人士总把问题疫苗指向私企，其实，国企的疫苗问题也情况类似。现在，我们讲国企，可能只是性质上的区别，政府并不直接管理它的市场经营活动，市场上出现的不规范经营和违法活动，它们都知道涉入。所以，我们不能简单把疫苗事件看成是公私问题。

　　如果政府能把疫苗接种提到全民公益事业的高度上，那么，政府监管机构就必须承担起质量把关的全过程责任，不管疫苗来自国企还是私企，国内还是国外，产品流到哪个省，就由哪个省把关，然后再由省级主管机构免费调拨，不设中间商业流通环节，保证疫苗接种实现省级垂直管理。

　　为保证疫苗的合理安全节约使用，建议在发给每一个新生儿童接种疫苗登记本时，每个人分配一条独立的条码并贴在登记本上，每次接种时都进行扫码，这样就能确保终端环节与产品使用存在对应关系。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中国财政能不能保证疫苗接种成为全民公益事业？“三公消费”里面能不能挤出这笔钱？彩票发行的巨额资金里面能不能挤出这笔钱？五花八门的彩票业，哪一年哪一家对人民公布过账本？钱都去哪儿了？

　　第二错、“严惩”的规范和结果令人失望。

　　按道理讲，上一次“疫苗事件”给中国的形象造成了重大的负面影响，要求严惩的表态级别也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但公众却并没有感受到“严”在哪里，没有引起震动。

　　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两个：一是政府问责不够规范化，问责的层级不明确;二是法律对于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违法犯罪处理过于轻巧。按理讲，两次“疫苗事件”，其影响都带有全国性甚至是世界性，部长级人物主动辞职并不过分，或者说任内两次出现同样带有全民影响的事件发生，总该有部长第一时间辞职。然而，不要说部长，如此抹黑国家形象的事件发生，省级卫计部门负责人都不用担责，责在哪里?法律，在经济活动领域近乎是完全失位的，发生这样的重大事件，仍然只是自查、督查、整顿、整改之类的表达，即便有所谓的“立案调查”，多数结果还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对谁立案?刑法上有哪条可治他?上一次“疫苗事件”让谁倾家荡产了?让哪些重要人物坐牢了?

　　第三错、媒体监督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

　　媒体监督是对公权监督的一种最有效补充，如果能得到鼓励和保护，其作用是相当明显的。然而，这条路走得并不顺利。曾经的地沟油曝光记者就没有善终。越影响巨大的事件，曝光记者即使安全无大碍，最后都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他们成不了明星，为什么?

　　每一起举国事件发生后，公众都是愤怒的，都是激情的。然而，过不了多久，大家就全忘记了，又重新回复到“唯我独赢”的狂热中。本次“疫苗事件”曝光之后，我把上一次事件的文章拿出来，居然没有人知道有这回事，可悲!可叹!

　　为什么公众很健忘?因为没有媒体持续跟踪，更没有一层层的问责问罪报道，必然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我们总是在同一处跌倒，同一处爬起，又在同一处跌倒，就是不感到痛，也可能是痛麻木了。

　　政府如果不能真正把“公益事业”与“市场行为”从自己的职责中做好长远安排，还会有新的“疫苗事件”，要么还会出现“医疗事件”、“饮水事件”、“食品事件”等等。本想对比一下中外媒体监督和问责差异，但一对比就会让人产生联想，只能作罢，望中国能在此处醒来。

　　写于2018年7月23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