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爱读书的中国人能不能好好读书？

　　导读: 面对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我国近年来虽然在增加图书馆室等文化机构数量上有较大投入，但还应该在维持可持续运转、提升服务、满足不同读者的具体需求上更上一个台阶。

　　作为纸张发源地，中国是全世界最早拥有廉价图书的国度，中国人也成为普遍重视文化、读书风气炽烈的民众。近年来，媒体上关于中国人的读书习惯有很多文章，有一类文章的核心观点大致是说中国人每年平均读书数量以及中国人平均拥有公共图书馆的数量都远不及米国或其他发达国家。

　　这种观点作为警示，也是应该的，但不能将其简单作为一贯如此的定论。有些数据令人欣喜。据《光明日报》报道，2001年，我国图书馆流通总人次为2.08亿，2017年达到7.45亿，也就是说，十几年来，中国进入图书馆的读书人次增长了3倍多。这篇报道同时还指出，中国目前公共图书馆的数量为3166家，由此带来图书馆如何面对“读者激增”的问题。因此，另外有媒体报道说深圳某图书馆谢绝14岁以下儿童入馆，也引发很多议论。

　　在屏幕阅读日益普及的今天，中国人进入图书馆的数量也同时增多，当然是件好事。中外比较方面，将差距集中于数量上，往往难以对准焦点。例如有人说米国图书馆多，把米国中小学图书馆也算进去了。而上述中国3000多家图书馆的数字，显然没有包括中国几十万家中小学图书馆或图书室。还有人说米国社区图书馆很多，央视一位著名主持人到米国转了一圈，称赞米国有一万多家社区图书馆。显然，他没有了解从2003年起，中央文明办和几个部委发起了一个阶段性的项目，每年在全国援建超过一万家城乡社区图书室，连续多年，援建的社区图书室累计已经超过10万家。就社区图书室的藏书数量而言，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投入，各地有所不同。上海市近年一项针对100家社区图书馆的调查显示，上海社区图书馆每年采购图书的经费平均约30万元，若按每册图书30元计算，每个社区图书馆每年平均采购图书约一万册左右。而在米国，藏书达到2.5万册就算小型图书馆了。

　　因此，说中国人均图书馆比米国少，应该客观看待。米国自南北战争后，国内就没有打仗，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变成了焦土，都没有打到米国本土。因此，米国持续建设、持续积累的时间较长。相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战乱不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渐入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事情几乎没有多少积累，几乎都是重头再来。有差距，应该承认。如果不看原因，不看变化，这个结论多少就有点夸张。

　　如今，在中国日渐富裕的大势下，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的建设正在加快步伐。当然，差距依然存在，在我看来，主要问题不在数量而在质量。我国的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室在为读者服务方面很多还不够积极主动。媒体报道说，近年来，节假日期间，有些图书馆爆满。事实上，它并不一定意味着我国的图书馆数量太少。前文所说每年7.45亿人次，即便按照3166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计算，每个图书馆每天的读者平均流通量也就600多人次，应该在可承受范围内。当然，这个全国平均数没有包含地区不平衡。之所以有些图书馆拥挤爆满，应该是他们为读者提供了良好的服务，满足了分类读者的特殊需求，读者有了更好的阅读体验，并通过有效的宣传，使得某一区域内的众多读者集中到某个图书馆，从而造成排队、爆满的局面。

　　这个现象一方面说明读者对于图书馆的确有较强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还有大量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室在吸引读者方面还处于“爱来不来”的状态，门可罗雀与人头攒动形成鲜明对照。

　　之于谢绝14岁以下儿童进入，我认为对于不同功能的图书馆室来说，有些专业图书馆室的这种规定未尝不可。吸引少年儿童进入图书馆室，更主要应该是由社区图书馆室发挥作用，未必需要都集中到某个离家较远的大图书馆。当然，这就对已有的社区图书馆室在采购、藏书、摆设、服务项目等方面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此外，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型图书馆也可以通过书刊电子化，与众多小图书馆、社区图书馆室广泛合作，以满足在经费不足、藏书有限的制约下，为更多的民众提供更多的阅读选择。

　　总之，面对中国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我国近年来虽然在增加图书馆室等文化机构数量上有较大投入，但还应该在维持可持续运转、提升服务、满足不同读者的具体需求上更上一个台阶。

　　(本文刊于《环球时报》。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