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的发展中的大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当前中国GDP总值世界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第一。当中国正处在史无前例的快速变迁与转型时期。这些因素决定了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必有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中国现时代需要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现时代也有能力滋养壮健中国社会科学。我以为，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经历一个革命性的阶段，将主要来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建立基于中国经验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是当前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学科的使命。总体来说，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缺少这样一种使命感，尤其是高校这一社会科学主力军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语境下，越来越倾向将社会科学研究重心转向与国际接轨，甚至将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论文当做了主要目标，忽视了社会科学所具有的时空条件与时代背景。
当前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与结构，经历数百年发展的西方社会科学也已经比较成熟，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和相对成熟的西方社会科学，使得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小修小补。革命性的社会科学大厦已经建立了，带有补遗性质的各种具体理论和研究方法，将西方社会科学装修的更加精致完善。当然，西方社会科学派系众多，诸家之言相互竞争，而非有一个完全一统的西方社会科学。不过，西方社会科学相互竞争的诸家之言都有诸多不言自明的共识、前提和预设，这些不言自明的共识、前提和预设与西方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与西方国家所处特殊时代条件和时空定位紧密相关。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一个“高大上”的标志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主流期刊发表论文。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各学科，过去几乎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在美国主流期刊发表论文，最近十多年情况大为好转，尤其是经济学家频频在美国最好的经济学主流期刊发表论文，大陆社会学和政治学学者也开始有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论文的好消息。而中国各高校在评价教师研究水平时，以及在世界一流大学评价时，SSCI期刊就自然成为最为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了。
能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论文当然很重要，也很好。但是不够。因为要在西方社会科学主流期刊发表论文，就必须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共识、前提和预设，就必须进入到西方社会科学语境里面。经验可以是中国的，要回应的问题却是西方的。有人形象地打比方，要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论文，就得在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建成的大厦里面找有无哪个窗户还有一块玻璃没有按上，若有没有按上的玻璃，就写论文去按玻璃。尤其是有了中国经验，进入到西方社会科学大厦里面，就容易找到哪些窗户还没有按上玻璃，就可以用中国经验去安装这块玻璃，就可以进一步完善西方社会科学的大厦。一块玻璃安装好了，再找还有哪块玻璃没有安上，就再去按玻璃。写了一篇论文，然后再另找点子来写论文，来弥补西方社会科学的欠缺。
由于在西方社会科学主流期刊发表论文很不容易，代表了高水平，因此也就认为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应该用力的方向。只是毕竟在西方主流期刊发表论文太不容易，国内所谓“高水平”的主流期刊就按美国主流期刊的标准来评审论文和发表论文，引导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和写作方式与国际接轨。这样接轨的论文或研究，一定是要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是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出发，在既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找到问题，再用经验来对话理论，从而丰富和完善理论。这些理论也是各种既有的假说，这些假说主要是依据现有的一般理论，当然主要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来的。
这样一种在西方社会科学大厦中补玻璃，或在中国目前仍然支离破碎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进行对话，从理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研究，必须对既有研究进行全面疏理与审视，然后从中找到对话点，再来完善理论。这样的研究一定要细致，要精心组织经验来对话理论。好的经验材料有助于修补或完善所对话的理论，不好的经验材料在与理论对话中只可能是两张皮，因而无法对话。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极大问题是，绝大多数研究，理论与经验是两张皮，无法构成对话，从而无法修补完善已有理论，更谈不上发展现有社会科学了。
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即使认真与既有研究对话，可以修补完善现有社会科学，现有社会科学本身却可能是未经批判性地在中国经验中进行的讨论，与既有理论对话的经验是被切割的经验。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具体观点上面或结论上面与经验展开的对话，而不是借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方法。当前中国社会科学也许还需要一个运用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经验或实践进行深耕的阶段，即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也许需要有一个由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阶段。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运用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和一般方法来理解经验，在理解经验的过程中形成逐步的提炼，最终形成对中国若干具体实践具有解释力的逻辑自洽的概念体系。正是从实践(经验)到理论，然后，再回到实践(经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基于实践(经验)的不同于从理论(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结论)到经验再到理论的循环。前面一个循环是一个大循环，后面一个循环是小循环。大循环是前提，小循环应以大循环为基础。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到实践中去找问题，不是停留在书斋中和书本上。如何理解当前正在中国开展的各种实践，如何真正呼啸着走向田野，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得以开展的基本条件。走向田野及理解实践，当然是要运用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方法，但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提出主要来自实践和经验，并且社会科学的对话也是基于实践和经验。这里的经验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是被各种社会科学具体观点所切割的支离破碎的经验。
我以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有一个以理解中国实践为目标、在理解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对中国实践具有解释力的概念体系的阶段。这个阶段必须是相对粗糙的，大胆假设的，甚至野蛮成长的，在理解实践的过程中形成各种解释体系，建立众多理论框架，各种解释体系与理论框架相互竞争，也相互补充和启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终形成若干逻辑自洽，相对简明且对实践具有较好解释力的中层理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基于中国实践、从中国实践中来又在中国实践中进行检验的一般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乃至方法。唯如此，中国社会科学才会具有主体性，才能在理解中国经验中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中那些不言自明的预设、共识和前提清理出来，从而让中国社会科学可以更好地解释中国经验，为中国实践服务。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要真正做到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大循环，就要打好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训练，这个基础很重要，尤其是社会科学逻辑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的训练很重要。只有真正理解了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我们才可以较好地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中国经验。当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撰写论文所尤其重视的西方社会科具体研究文献中的具体观点与结论反而不是很重要。
另外一个基础是呼啸着走向田野，真正进入到中国经验的整体中去。经验本身的一个特点是其暧昧性、模糊性、全息性，深入到经验中，必须要花费大量时间去体验去品味，去访谈，将丰富的厚重的经验不断地纳入到自己的视野。长期的反复的经验训练，就会形成“经验的质感”，就会形成从经验中进行思考的能力，就会形成对经验的整体性认识，就会具有对经验的特殊敏感性，就会形成从经验进行思考问题的习惯，就可以相对抛弃从概念和价值立场得出结论的恶习。形成“经验质感”的不二办法是“饱和经验法”，所谓“饱和经验法”就是反复地不断地到经验中去，积累多了，经验就会自然而然地析出，就会在既有理论训练基础上形成超过经验的一般性的认识与概括，就会从经验中产生各种大大小小的学术发现甚至提出中层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如果都可以凭借良好的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论与方法训练和“饱和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经验质感”这两个基础，再来进行具体研究，就一定可以形成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研究循环，就一定可以有所发现。当前中国高校有60多万个人文社会科学教研岗位，这60多万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都来进行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研究循环，则几乎所有，中国实践都一定可以得到众多研究者的研究，从而就可以形成不计其数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对话、学术批评、学术交流和学术积累，中国社会科学具体研究就一定可以突飞猛进，中国实践就一定可以得到更加深刻客观的理解与解释，社会科学也就可以为中国实践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预测甚至提出更加可靠的政策意见。这个过程中，更加深刻更加一般的中国社会科学自然而然就会产生。
中国社会科学必须经过一个大破大立的阶段，才可能真正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西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当前阶段中国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使命是真正地全方位地与中国经验结合起来。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不是要守成，因为无成可守，而只要革命要创新，要大胆假设野蛮成长。要强调“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要强调做研究而不是写文章，要强调创新而不是不犯错误，要真正做脑力劳动而不能变成专注修辞的体力劳动。
与此相关的就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期刊发表论文，要重点推介大胆创新的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研究成果，要引导中国社会科学学者真正到中国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提出问题，形成初步理论认识，再回到实践中检验，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学术批评与学术积累。要允许犯错，允许相对粗糙当具有潜力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还需要有二十年左右呼啸着走向田野基础上的大破大立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一定是相对野蛮的、鱼目混珠的英雄主义时代。这是一个出大师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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