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能说“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吗？

　　2017年是十月革命100周年，关于十月革命的议论多了起来。老实说，自十月革命胜利之日起，对十月革命的议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不过于今尤烈。不同阶级有不同的看法，这也很好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个事件牵涉到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对于世界资产阶级来说，十月革命是一场噩梦，标志着他们灭亡的开始。他们拼命诬蔑、攻击十月革命，这是必然的。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则对十月革命欢欣鼓舞，他们从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看到了摆脱剥削和压迫、当家作主的希望。早在1926年毛泽东就说：十月革命“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1937年他又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用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通过的《莫斯科宣言》中的话来说，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社会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时代。

　　一贬一褒，界线十分鲜明。这是由阶级立场决定的，毫不奇怪。

　　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怀有深厚的感情。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能人志士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人们都向西方学习，想通过资本主义道路来救中国。但到处碰壁，始终不能成功。正当人们迷茫、彷徨，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启发我们，还存在另外一条光明大道，即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49年全国解放，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国家?应该走什么道路?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说：总结我们党28年的经验，必须“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换句话说，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十月革命的道路，决不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后来，我们党的八大再一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事业看作是十月革命的继续。这表明了我们党对十月革命的看法。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我国有的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学者)看法变了。他们患上了“低潮综合症”，怀疑马克思主义灵还是不灵，社会主义有没有前途。他们开始不赞成社会主义道路，希望走英美的资本主义道路，于是否定、攻击十月革命的言论多了起来。

　　我在《上海思想界》上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一个典型。这篇文章打着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号，完全否定十月革命道路，提出“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它不仅涉及如何评价十月革命本身，而且涉及如何评价我国革命已经走过的道路，以及未来应该向哪儿走。假如十月革命道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行不通的，那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接受的思想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我国革命和建设一直是在错误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我们一直走在错误的、“行不通的”道路上。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一步延伸的结论必然是：必须改变我们的指导思想，另觅出路。

　　否定十月革命道路，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它同国内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一脉相承。苏联亡党亡国，就是这股历史虚无主义造成的恶果。听任这股错误思潮在我国泛滥，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十月革命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俄国的实现，它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讨论十月革命问题，首先要界定十月革命道路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他们是从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来阐述社会主义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它还只是科学的预见，是一种理想。十月革命则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俄国大地上付诸实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实际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现实。十月革命道路就是实现科学社主义基本原则的道路，它的本质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只要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科学的、正确的，就必然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遵循十月革命道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实质上就是否定科学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都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特点赋予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坚持了十月革命道路，仍然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继续。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共同规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子，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必然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者是怎么说十月革命道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呢?他的理由是，俄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当时只能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搞社会主义革命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其实是一个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并不是作者的“创见”。

　　十月革命前后一直到现在，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不断攻击十月革命是少数激进分子发动的政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的，即使一时取得胜利，也不可能持久，早晚要垮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也断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后，列宁提出了“四月提纲”，制订了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方针和策略，当时普列汉诺夫等人就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得到高度发展为理由，指责列宁的“四月提纲”是“布朗基主义”、是“说梦话”，只会以酿成社会灾难而告终。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考茨基出版了《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认为“只有靠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发展，只有靠资本主义创造的并且集中在资本家阶级手里的巨额财富，社会主义……才会成为可能。”他断言，俄国的社会主义是早产儿，是没有生命力的。作者无非是拾了考茨基之流的牙慧。列宁、斯大林曾经从理论上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并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回答了那些疑问和责难。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发展遇到一些困难，又有人提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认为社会主义搞早了，甚至把这一点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种种困难的“原罪”，要求“补资本主义的课”。苏东剧变以后，更有人(例如原保加利亚共产党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在反思剧变的原因时，把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遭到颠覆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超越了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这一阶段，忘记了“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才能取得胜利”。这种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早产论”，在我国也沉渣泛起，一度颇为盛行。对此，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批判，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和命运：如果真是搞早了，十月革命道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应该退回去，补资本主义课。

　　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没有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就不会有工人阶级，更不会有工人阶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的。封建社会里的农民起义只能在封建制度范围内改朝换代，建不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当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需要的那种性质的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越来越具有了社会的性质，但生产资料仍归资本家私人占有，因而出现了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存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生产方式必然起来反对占有方式，客观上要求用与生产力的社会性质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的物质条件。在沙皇俄国，尽管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展，但已经有了一定规模的机器大工业，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队伍。在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因此，应该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具备了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只有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恰恰相反，他们曾预见，在特定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阶段)是可以跨越的。

　　否认在经济虽然落后但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发展的国家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实质上是一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庸俗生产力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分子、俄国的孟什维克以及中国的某些人就是用这种错误理论来反对俄国和中国的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严厉批判了庸俗生产力论。邓小平指出：“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庸俗生产力论时讲，落后的国家也可以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也是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当时中国有了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政党，有了初步的资本主义经济，加上国际条件，所以在一个很不发达的中国能搞社会主义。这和列宁讲的反对庸俗的生产力论一样。”至于说到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还需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那完全可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完成这项任务，而决不是一定要等到实现了工业化、现代化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针对像普列汉诺夫、苏哈诺夫这样的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为由反对十月革命的人，列宁问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的改变呢?”

　　作者说十月革命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不过是革命导师早就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泛起的沉渣。

　　那么，为什么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像俄国、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里而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建立起来的呢?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建立，而社会主义革命除了需要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即具有社会性质的生产力)外，还需要有其他的主客观条件。必须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条件与充分条件区分开来。拥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工业、出现相当数量的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物质条件，但具备这一条件的地方并不会自然而然地爆发革命。“革命是政治行为”，它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如果把它的爆发简单地归结为经济，那么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任何政治事件的解释就像解一个一次方程式那样简单了。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胜利，需要有革命的形势。列宁总结了俄国20世纪三次革命的基本规律，指出“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但单有这种客观形势还是不够的。革命的胜利在这种形势下并不会自行到来，还需要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去准备和争取。可见，只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集合点，在既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拥有客观的革命形势和成熟的革命领导力量，多种因素构成一种合力的地方，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制度才得以建立。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帝国主义统治链条比较薄弱的环节才能出现。“薄弱环节”往往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为旧制度发展得越充分、越成熟、越完善，统治阶级的统治经验越是丰富，统治地位也越是巩固，新制度突破它也就越是困难。

　　可见，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及后来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创举，应该充分肯定。说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否定十月革命的种种言论是错误的。

二、必须科学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

　　作者断定，“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根据是什么呢?能够证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的“实践”是什么呢?按照他的论述，根据有两个。一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二是苏联东欧发生了剧变，原罪就是十月革命道路。我们分别说一下这两个问题。

　　讨论十月革命道路问题，必然联系到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问题，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个结晶。如果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不成功的，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那么必然得出结论：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行不通的”。作者就是这样的思路。

　　围绕着如何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有两次高潮。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全世界反苏反共的浪潮，一时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声音占了上风;另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于是，说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了的声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种声音延续至今，尚未停息。作者也加入了这个大合唱。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在批评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实质上就是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因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斯大林参与创立，并在斯大林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与斯大林的名字分不开的，它有时就称之为“斯大林模式”)的错误时，针对世界上流行的反苏反共浪潮，提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要“三七开”的著名论断，指出苏联的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流，错误是第二位的，是支流。他明确指出：

　　【“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

　　“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应该指出，这并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看法，而是政治局一致赞同的观点。现在有人对“三七开”的结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又不加论证，这至少是一种不慎重、不严肃的态度。

　　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一直坚持这一评价。例如，在苏东剧变以后的1993年7月5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在省市委政研室主任会议上说：

　　【“前苏联的乱，实质是先把思想搞乱了。他们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前苏联对斯大林的否定引起了全面的思想混乱。”】

　　“功大于过”，基本意思仍然是“三七开”。他指出，全盘否定斯大林，才导致苏联的动乱。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形势下，再一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一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新进中央委员的培训班上谈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明确指出：

　　【“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军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多次谈到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危害，指出，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一路否下去，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夜之间。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虚无主义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我们党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和判断是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是三七开，成绩是第一位的，问题是第二位的，反对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采取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毛泽东是怎样得出“三七开”的判断的呢?经过政治局多次讨论，然后在他主持下写作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谈到了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原则，即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区分为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再论》指出：

　　【“关于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就它们的国际意义说来，有几种不同的情况。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此外，苏联还有一些错误的、失败的经验。错误和失败，尽管在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上各有不同，却是任何时期都不能完全避免的。而苏联由于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它的一些错误和失败更加难于避免。这些错误和失败，对于所有共产主义者都是极其有益的教训。因此，苏联的全部经验，包括某些错误和失败的经验在内，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而它的成功的基本经验尤其重要。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

　　《再论》把苏联的基本经验概括为五条，即：一、“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论》指出：“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撇开它在当时当地所表现的具体形式来说，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些基本经验实际上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后来，邓小平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又把它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用词不大一样，意思是一样的。老实说，我国一些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矛盾所向，正是这些基本原则。

　　对于那些错误的经验，《再论》并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而是从总结经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分析了它产生的根源，指出克服错误的办法。《再论》指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错误，“不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问题在于，“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前鉴，他们是在探索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出现一些错误也是难免的。转换成我们现在通常用的概念来说，那就是：苏联的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但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存在弊病。所犯的错误不是由基本制度产生的，而是在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环节上产生的。因此，克服这些错误，并不需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只是需要对具体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而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克服了一个矛盾，又会出现新的矛盾，又需要通过改革予以解决。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就作出这样的分析，不能不佩服他的睿智和远见。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是正确的，具体经验有对有错，综合起来那就是“三七开”了。全盘否定，显然是错误的。今天，我们分析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成败得失，仍然需要坚持当年毛泽东提出的方法论原则。

　　我们具体分析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吧。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分析任何问题都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能凭想象就得出结论。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但是在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强调这一点还是必要的，因为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过程中，编造的谎言实在太多。例如，据美国学者格雷弗的考证，赫鲁晓夫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就是由61个谎言拼凑而成的。这个报告谎话连篇，我们党在《关于斯大林问题》一文中早就揭露过。在苏联问题上造谣造得最厉害的，莫过于肃反过程中冤杀的人数了。由于苏联在肃反问题上确实犯了错误，错杀了一些人，而错杀人最能俘获人的同情心。于是敌对势力就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夸大肃反错杀的人数。最常见的说法是，肃反杀了5000万人。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最早也许是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里讲的，但他并没有提出什么根据。只是当时从反共、反斯大林的狂热出发编造出来的。当然这个数字最符合西方的需要了，所以一出来，就被他们利用了，到处添油加醋地宣传，美国国家安全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把它说成“五千万冤魂”。这位大人物一说，就算定论了。作者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最大的依据也是肃反扩大化，不过他引用的数据小一些，只说错杀了2000万。然而这个说法也太离谱了，违背了常识。在30年代初，苏联人口是1.6亿，如果冤杀了5000万人的话，那3个多人中就有1个人被杀，即使按作者的说法，错杀了2000万人，每8个人中间有一个人被冤杀，这能做得到吗?即使最大的想象力，也做不到。按照这个说法，苏联战前人口也就只剩下1亿左右，或1亿4千万了。可是战争爆发前夜的苏联人口是1.9亿人，这多出的几千万人是从哪儿来的呢?谁也不说了，当然也没法回答。可见，所谓“五千万冤魂”或2000万冤魂纯属虚构。然而我国某些人为了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却不断散布这个谎言，据此把苏联贬之为“疯子国家”。发改委的《改革内参》就是这样干的。作者也是这样干的。编造谣言，煽动群众，以便颠覆社会主义，是敌对势力惯用的手法。

　　究竟苏联肃反扩大化错杀了多少人，至今没有权威的统计。事隔多年，恐怕也很难统计了。但我们可以从肃反总的数据看出大体的轮廓。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在1921年至1954年期间，因反革命罪判处了3，777，380人，其中判处死刑的642，980人，判处25年以下劳改和监禁的2，369，220人，判处流放和驱逐出境的765，180人。被判反革命罪的人，多少是罪有应得，多少是错判的，该报告没有分析。戈尔巴乔上台后又成立了先后以索洛缅采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清查委员会进行复查，最后确定，从1917年到1990年因反革命罪而判刑的为3，853，900人，其中被处死刑的827，995人。想来，作为戈尔巴乔夫得力助手、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雅科夫列夫是不会有意缩小这一数字的。

　　应该对斯大林的肃反问题进行科学的分析，从中吸取教训，而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我们党就是这样做的。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赫鲁晓夫借肃反问题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曾经指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激烈，苏联肃反是完全必要的。卫国战争中苏联国内基本上没有出现“第五纵队”，德占区也没有出现伪政权，除了少数被俘变节人员外，基本上没有俄奸(这一点同我国抗日战争中的情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承认这是肃反的成绩。但“斯大林的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一部分社会主义法制。由于斯大林在许多工作中严重地脱离群众，个人专断地决定许多重大政策，因而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斯大林在肃反工作中，在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基本完成了这条战线上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却冤枉了许多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一分析是符合实际的。

　　仅仅从事实出发，还不够，还需要有正确的分析方法。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你可以为任何论点找到任何数量的事实和材料。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充满了矛盾。为了正确评价整个社会主义实践，必须根据基础性的、本质性的材料来作出判断。在讨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时，有人喜欢讲“真相”，从档案里面找点材料，仿佛这就把人镇住了。其实这并不能说明问题，很可能是“瞎子摸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片面性。

　　那么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基础性、本质性材料是什么呢?毛泽东提了两条：一是建设了社会主义，二是打败了法西斯德国。

　　沙俄是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1913年(沙俄经济最好的一年)俄国工业总产值仅为美国的6.9%，英国的22%，位列世界第五位。经过60多年的的社会主义建设，到1983年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美国的80%，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强大的工业国。而这一成就，是在恶劣的战争环境中取得的：两次世界大战，苏联的领土都是主要战场，苏联的经济遭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工业生产下降36%，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业生产下降22%。而美国非但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还发了战争财，战争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在坏境顺逆迥然不同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就，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这一成就，连一贯反共的丘吉尔也不得不佩服。他在斯大林去世的时候说，斯大林接手的时候，苏联是马拉犁的落后的农业国，而他离开的时候，苏联是拥有原子弹的强大的工业国。这个不争的事实，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主要方面。这一事实，作者也无法否定。但他一方面承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却又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这不自相矛盾了吗?失败的模式怎么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呢?对此，作者也不作一点解释。

　　另一个事实是，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挟大半个欧洲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进攻苏联，当时苏联在基本上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主义制度，团结全体人民，英勇奋战，打败了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扭转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这很好地说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拥护的本质。如果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苏联人民生活在恐怖制度下，成天提心吊胆，战战兢兢，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呢?

　　我们并不否认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过许多错误，社会主义制度也存在许多弊病。但要对这些失误、弊病做具体分析。第一，要摆正这些失误、弊病在整个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位置。它们是处于第二位的，次要的。正像毛泽东强调的那样，它们“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摆正成绩与失误的位置，分清主流、支流，这对判断问题的性质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要分析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毛泽东在分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出，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他们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句话，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些是完全正确的。基本制度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符合经济基础的需要，必须充分肯定。但苏联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具体制度，也就是具体的体制、运行机制，确实存在许多弊病，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方针、政策，工作作风以及思想方法，确实有许多失误。问题是在这个环节上发生的。第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既然基本制度是正确的，问题是在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的环节发生的，那么，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不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不符合经济基础需要的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调整具体的方针、政策，转变工作作风。出现的失误、存在的弊病，只是证明改革(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必要性，而不能证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失败的，不能成为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理由。

　　还必须指出，出现失误、弊病，一定程度上也是难以避免的。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情况复杂，国际环境又十分险恶。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谁也无法保证不犯错误。加上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没有前人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国情相结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既然是探索，就难免犯错误。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样崭新、艰难和伟大的事业中，缺点、错误和失误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怎样对待这些错误呢?列宁强烈地批评了那种“对这些缺点采取讥笑(或幸灾乐祸)态度”的人，说他们是“除了维护资本主义的人以外，就只有那些毫无头脑的人了。”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的教训，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宝贵的财富，都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革命和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借鉴材料。毛泽东一再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犯一些错误，是谁也不能避免的。人们的主观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同客观实际完全一致。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在前人的基础上纠正错误，继续前进。利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失误就轻易地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验贬之为“失败”，予以否定和咒骂，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郑重的态度。

　　有人说，这是为苏联辩护，苏联都垮了，你们还要辩护?仿佛一句话就把我们的分析驳倒了。我们倒要反问一句：为苏联的正确方面辩护，有什么错?上世纪50年代中期，满世界都在批判“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已经成为不言而喻的贬义词。当时我们党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为斯大林辩护。毛泽东在政治局开会时说，在斯大林的一生中，犯过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同他的伟大功绩相比较，毕竟是第二位的。科学地评价斯大林，肯定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这是他一生的主要方面)，也就是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党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明确表态说：“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今天，在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氛围下，我们应该像当年毛泽东捍卫斯大林正确方面那样，理直气壮地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方面(这是基本的方面)进行辩护，这并没有什么输理。

三、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恰恰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的恶果，它不能证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

　　作者证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的另一个根据是，苏联沿着十月革命道路走了70年，最后垮台了。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原因是什么?是坚持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还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如果是坚持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那么它证明十月革命道路行不通;如果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那恰恰从反面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正确的，必须坚持，放弃不得。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党是怎样分析苏联演变的原因的。

　　1991年12月，苏联政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就指出：

　　【“苏联东欧国家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内因，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

　　1993年8月，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尘埃已经落地，他在使节会议上又讲：

　　【“东欧演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出了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1998年12月，他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再一次指出：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是高的，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啊!”】

　　2001年4月2日，江泽民在全国社会治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垮台，最后苏联也解体了。除了这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经济、政治、社会矛盾和西方国际长期进行‘西化’、‘分化’战略这个原因外，关键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出了问题，危机时刻党内在政治上发生重大分歧，导致政治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重要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1991年5月，我去苏联访问见到戈尔巴乔夫，我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他笑起来了。他的意思是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说这一套。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是难逃历史责任的。由于苏共放弃了上述对社会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东西，苏联就被葬送了。”】

　　他得出结论：

　　【“苏联东欧的变化，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这一系列讲话，把苏联向资本主演变的决定性原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苏联演变不能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苏联演变正是背弃十月革命道路导致的。

　　进一步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社会主义怎样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的呢?这就涉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了。他一上台就到处讲改革，俨然是以改革家自居。改革，谁能够反对呢。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前发展。不改革，社会主义就停滞了、僵化了，那样的社会是没有出路的。所以邓小平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对的，关键是按照什么样路线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讲不改革是死路一条的同时，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也是死路一条。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就是葬送在戈尔巴乔夫的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改革手里的。

　　那么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怎么葬送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呢?这里只能简单地说一下。首先他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他的改革的前提。他提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遭到了战略性的失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弊病是存在“三垄断”：政治上，共产党领导，党对政权的霸占，排除了其他政党通过竞争掌握政权的可能，这是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消灭私有制，排除了公民选择其他所有制的权利，这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居于指导地位，指导思想一元化，排除了人们吸收其他先进文化的权利，这是精神垄断。这些垄断导致了各个领域出现异化现象，政治上共产党对政权的霸占，导致人与政治、与政权的异化;经济上公有制的统治，导致人与财产、与所有制的异化;思想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改革的任务就是克服垄断，消除异化。说白了，他的改革就是要彻底颠覆社会主义制度。

　　他是怎样进行改革的呢?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他的改革，第一，在政治上，放弃共产党领导，实行多党制，凭选票轮流执政。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实行多党制，接着修改宪法，删除第六条(即规定共产领导地位的那一条)，当时我们党中央就向全党发出通知，断定苏联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路。第二，经济上，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开始时笼统地主张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紧接着就提出对国有经济实行非国有化，很快就提出全面私有化，彻底消灭公有制经济，恢复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统治，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第三，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实际上把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倡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当作指导思想。这一套改革主张付诸实施，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迅速瓦解，很快资本主义制度就复辟了。

　　很明显，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苏联的演变，不是十月革命道路错了，而是抛弃、否定十月革命道路造成的恶果。它从反面证明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我们的结论是，十月革命道路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任何国家都必须走十月革命道路。历史的正反两面的经验证明，坚持十月革命道路，革命和建设才能取得胜利;否定、抛弃十月革命道路，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垮台、资本主义的复辟。

　　【周新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本文原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06期。】